荣格分析心理学导论

> 荣格分析心理学导论

威廉·麦圭尔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9

引言 索努·沙姆达萨尼

1925年3月24日,卡莉·拜恩斯写道:

新秩序从昨天开始,也就是说,昨天我们进行了讲座的第1讲。讲座就像学校的教科书中描述的远古战争,都有着它们直接和遥远的原因,而直接原因都可以在荣格的信函中看到。据说当科瑞小姐收到说明信的时候,她感觉像是自己的父亲去世了一样。“四风”(Four Winds)虽然给忠实的听众带来哀痛,但也带去了愉悦。由于在12月的第一次分析之后我只有两个小时的分析,因此这似乎是一个黄金机会。

我们在周一和周四的下午4:30~6:00在自治大街(Gemeinde Strasse)的教室里听讲座。昨天参加的人有:萧博士、凯博士(大约28岁,来自澳大利亚,我第一次看到他,他的笔记做得很精美)、萨金特小姐、克里斯汀·曼、沃德博士、高顿博士、贝克威思(他看上去像被蜜蜂蜇过一样,相信参加荣格的讲座就意味着减少接受荣格分析的时间,事实并非如此,而是他的阿尼玛使他确信分析的时间越久越好)、莫瑞 (他大约32岁,不久前刚从英国剑桥来到这里,但有时候也从美国过来,带着他的60个问题。他能够理解类型理论,比我做得还无可挑剔。他以药剂师为业,在佛蒙特州拥有一片荒野,他希望荣格能到那里开会。在谈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时候,他说那里不合适,因为那个地方日新月异,如果将会议地址定在那儿,说不定两周之内就会建起一座公寓,而佛蒙特州则不同,佛蒙特州在之后的80年都会一直保持原样。我觉得这个估量过于保守了,他应该说800年)、奥德里奇、邓纳姆小姐(芝加哥)、我、辛克斯小姐和科瑞小姐。我们按照顺序靠着墙坐下来,感觉很不错。荣格讲,他会从对分析心理学的历史回顾开始,然后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就像我们在康沃尔的讲座中那样,之后他会筛选一些合适的问题进行讨论。我提醒他说我们一致同意听一个一般的主题(移情),并问他是否愿意选择这个主题。他说他不会,他更愿意谈论我们在个人分析中感兴趣的话题。萧博士说她想了解更多关于对立转化原则的内容,而非只局限在关于席勒的章节中。荣格说,可以讲那个以及它产生的效应,但需

卡莉·拜恩斯对这愉快的系列讲座的生动记录在这里中断。很明显,听众并没有弄清荣格将要讲什么。但是,在此之前,我们需要看看荣格在1925年的状况。

1925年的荣格

《心理类型》(Psychological Types)在1921年出版,并广受好评。英译本在1923年面世,也获得大量的好评。在《纽约时报》图书评论的两页内容中,马克·伊沙姆写道:“这部作品非常严肃、积极、令人深思、经典,而且非常有启发性。它带来能量、解放和创意。作者对内倾思维类型表现出惊人的同情,对其他类型也是如此……荣格非常巧妙地揭示出灵魂的内在王国,并发现幻想的显著价值。他的作品有多重维度和理解方式,并能够从多个维度上进行评论。”就出版而言,从《心理类型》出版之后直到现在举办讲座的这段时期是荣格职业生涯最安静的一段时间。1921年,他为英国心理协会举办的会议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宣泄”的心理治疗价值问题》; 1922年,他出版了在苏黎世德语语言和文学协会的一篇讲稿,即《分析心理学与文学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与他往日的特点不符的是,他在1923年和1924年没有发表新的作品。这或许和他母亲在1923年1月去世有关系。他在1925年发表了两篇文章,包括在1923年瑞士泰里特的国际会议上报告的总结“心理类型”的文章,以及被收入赫尔曼·凯泽林伯爵所编讨论婚姻的文集中的文章《作为一种心理关系的婚姻》。当时荣格的创造性重心明显在别处,也就是誊抄《红书》,同时开始建造在苏黎世湖畔的波林根塔楼。

接下来笔者简要概括一下这部作品的起源。在1913年冬季,荣格刻意释放自己的幻想思维,并记录浮现的内容。他后来将这个过程称为“主动想象”。他将这些幻想写到《黑书》(Black Books)中,这些并非是他的个人日记,而是自我实验的记录。形成主动想象的对话,可以看作思维的戏剧化形式。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荣格认为他的很多幻想能够预测这个事件。这促使他开始创作《红书》的第一稿,其中包括对《黑书》中主要幻想的誊抄,还有诠释性评论以及抒情性的阐述。荣格在这里试图从这些幻想中推导出一般的心理学原理,并理解幻想中刻画的事件在多大程度上以象征的形式呈现出现实世界中的事态发展过程。虽然荣格想要出版这部作品,但他在生前一直未能将其付梓。这部作品的整体主题是荣格如何重新找回自己的灵魂,并克服当代精神异化造成的心神不安。最终,通过使新的上帝意象在他灵魂中再生,以及以心理学和神学的宇宙学形式发展出新的世界观,他达成了这个目标。《红书》呈现的是荣格的个体化过程这一概念的模型。

书中的材料经过多次誊抄,有多份草稿,接着荣格又将这些内容以花体字的形式誊抄到一部红色皮革卷中,同时他还用图案装饰了每页的首字母,为每页加上装饰边线以及大量的绘画。荣格在1915年完成了《红书》前两部分的手稿,并在1917年完成了第三部分“审视”。此后,他又继续进行细致的誊抄。这些画作最初是书中幻想的插画,后来可以被视为主动想象本身,有时候也指同一时期在荣格的《黑书》中的幻想。荣格在1930年左右停止誊抄。到1921年1月,荣格的花体字卷已经有127页,到1925年8月,他已经写到第156页的末尾。

1920年,荣格在波林根的苏黎世湖畔购置了一些土地,他感到自己要在石头上呈现自己最深的思想,并建造一座完全原始的住所:“波林根对我很重要,因为文字和纸张远远不够。我需要在石头上告解。”塔楼是“个体化的表现”。多年来,他在塔楼的墙上创作壁画和雕刻。因此,塔楼可以被视为《红书》的三维延续:它的“第四部分”。

在1924年和1925年,出版这部作品已经成为荣格脑海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在1924年年初,荣格让卡莉·拜恩斯重新将文本的内容打印出来,并探讨将其出版。卡莉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你让我抄《红书》的内容,你之前已经誊抄过,但那之后你又添加很多材料,因此你想再抄一遍。在我抄写的时候,你会跟我解释其中的内容,因为你几乎了解自己所说的一切。这样,我们能够讨论很多在我的分析中从未出现的东西,我也能从根本上理解你的思想。

同时,荣格也在和自己的同事沃尔夫冈·斯托克迈尔讨论可能的出版形式。 1925年,彼得·拜恩斯将《向死者的七次布道》(Septem Sermones ad Mortuous)翻译成英文,并在英格兰由沃特金斯出版社以非公开形式出版。

在誊抄的过程中,卡莉·拜恩斯催促荣格做一个关于这部作品的讲座。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当我问拜恩斯(彼得·拜恩斯)是否想听一个关于《红书》的讲座时,我只是想知道你在和他做什么。自从我开始读它,我就在想,如果不仅像你所说的那样是我们一起讨论,而是将蒙娜·丽莎包含在内,那么它将成为一个美好的东西。或许她也知道书中的所有内容,而且完全理解它,以至于她对此并不感兴趣,但我想她会……他(彼得·拜恩斯)问我……为什么出版《红书》会成为我的一个问题。我会狠狠地反驳他说,这是因为你呈现它的方式给我造成很大的困难……接着你告诉他你对它的想法,他完全不知所措……当我说我想听到你在外面讲《红书》的时候,你以为我想要搞个社交茶会,我以善意的方式回击你说,如果《红书》没有重要到需要在外面谈论,那么你需要为它做些什么了。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讲座是否举办了。但这些讨论在荣格决定第一次公开谈论自己的自我实验以及《红书》中的某些幻想时很可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此期间,荣格离开了他在1916年创立的心理学俱乐部。 1922年11月25日,他和艾玛·荣格以及托尼·伍尔夫一同离开俱乐部。在荣格离开俱乐部之后,他于1923年在英格兰康沃尔郡的波尔泽斯举办了自己的系列讲座。几年前,分析心理学俱乐部在伦敦已经创立。这次讲座是由彼得·拜恩斯和埃斯特·哈丁组织的,有29个人参加。该讲座有两个主题,即分析的技术和基督教的历史心理效应。在此期间,越来越多的英格兰人和美国人到苏黎世接受荣格的分析,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侨民小组。1922年8月22日,杰米·德·安古洛在写给昌西·古德里奇的信中提出“一个对所有神经症兄弟的挑战——走,兄弟们,去麦加,我说的是苏黎世,去饮生命之泉的水,所有形同行尸走肉的人啊,去寻求新生吧”。

1923年4月30日,尤金·施莱格尔提议俱乐部应该再邀请荣格加入。同年晚些时候,荣格和阿方斯·米德对此事情展开通信讨论,荣格的立场是,只有全体一致明确地渴望和他合作,他才会回归。俱乐部内部也就这件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例如,1923年10月29日,冯·穆拉尔特认为,荣格用俱乐部成员实现他的个人目的,如果成员不接受他的理论就很难与他相处,而他对他人的态度也不是一个分析师应有的,等等。不难想象,当荣格看到依据自己的理念所创立的机构已经“误入歧途”,而他自己则被看作一个故意阻碍别人的大家长时,他会有何反应。1924年2月,汉斯·特吕布不再担任俱乐部的主席,俱乐部给荣格写了一封信请他回到俱乐部,在一个月后,荣格回归了。

同年稍晚一些的时候,荣格举办了一个用德语讲授的关于梦的心理学讲座,该讲座由三部分构成(1924年11月1日、12月8日,以及1925年2月21日),紧接着在1925年5月23日又有一次讨论。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尽管本书中记录的这些英文的讲座是在心理学俱乐部举行的,但他们并非是官方的“俱乐部”讲座,俱乐部纪要和年度报告并没有提及它们,而1925年时的52个成员和3个客座成员中只有一部分参加了这些讲座。相反,这些讲座更像是荣格安排的私人活动,只是恰好在心理学俱乐部举行。而且,那些参加了荣格在波尔泽斯讲座的人和参加这些讲座的人有更大的一致性(讲座小组的人数基本相同)。因此,在那些重新将荣格接纳到他们中间的本地俱乐部成员和荣格英文讲座的更加国际化的听众之间存在着差异,他们也有不同的心理动力。在随后的岁月中,英文在荣格的作品传播中发挥了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