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女娲有体，孰制匠之？……”诗人屈原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天问，道出了人类亘古以来渴求认识大自然及人类世界的强烈愿望。为了探究世界的本原，我们的先人仰观天象，俯察大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前路漫漫，上下求索。与此同时，人们也不懈地探寻着对永恒的基本的人生问题的解答——“我是谁？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应当怎样度过我的人生？”对于人生的永恒问题有神话式的解答、圣经式的解答，以及童话式的解答。英国诗人、评论家、神学家G.K.切斯特顿（Gilber tKeith Chesterton）告诉我们：“我最初的和最终的哲学思想，我坚信不疑的一贯哲学，是我在幼儿园里学到的。……我那时最相信的东西，和我现在最相信的东西，就是那些被称作童话故事的东西。”童话故事体现的是一种使人在遭遇生活的艰难困苦时更为勇敢无畏的生活观。童话故事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在于，“与儿童所能理解的其他类型的故事相比，童话故事能使我们了解到更多的关于人类内心问题的信息，获得更多的正确解决社会中的困境的办法”。以精神分析学为基础的童话心理学通过考察童话世界与人类内心世界的关系，揭示了童话的深层心理意义，丰富了人们对历久弥新的童话魅力和价值的认识。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童话的魅力》就是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童话心理学研究成果，成为世界儿童文学理论名著，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受到一般读者及广大父母的欢迎。
19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人类学和心理学研究的发展，西方学术界对于神话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多种社会科学视野的神话理论应运而生。与此同时，神话研究的理论成果影响和带动了童话文学的学术研究。早期的童话研究是由语言学家和语文学者以及象征主义者和神话研究者展开的，他们采用语言学的历史比较法，把童话理解为某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隐喻。20世纪以来人们从不同理论视野和批评方法研究童话。这些研究代表着对童话及文学童话的各种认识范式，也反映了受时代影响的批评、文化和历史语境。其主要理论范式有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结构主义研究，文学文体学研究，精神分析研究，历史主义、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所有这些认识范式和批评模式都殊途同归，揭示了童话文学厚重的历史积淀和艺术内涵，表明童话文学绝非某种孤立静止的民间文学现象；这些研究成果还向人们揭示了童话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丰富内涵和多元象征意义，表明童话的意义和深度是深邃的，难以穷尽的，同时也表明童话文学的研究应当是开放性的，多样化的。从整体上看，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关注民间童话和文学童话的内在结构特征，注重考察童话语篇本身所产生的意义，如结构要素、语言形式、文体风格、语篇形式特征、叙述方式、文献语料等因素。而以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为中心的批评对童话的历史以及童话与时代及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进行宏观探讨，涉及思想观念、社会背景和读者因素等诸多关系，以及社会、历史及文化语境对童话意义的影响；以杰克·齐普斯的论著为代表的童话社会政治学批评关注童话文本的结构在历史演进中的痕迹，把童话结构置放在童话文学类型的发展史中进行考察。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童话心理学是精神分析学与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的产物，20世纪初，就在心理学家致力于建立一种科学心理学的同时，精神病学作为医学的一个分支也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然而人们不久就发现许多因患有精神疾苦前来看病的人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医药或手术治疗，他们病痛的症结是源自精神的苦闷、烦恼和焦虑不安。对于这些人，精神病医生需要的不是医学领域的有关人体生理机能的纯医学知识，而是需要关于人的心灵，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了解。以实验为依据的科学心理学并不能提供这方面的知识，于是神经学家转变为心理分析学家。正是这些从事临床精神医学实践的专家在20世纪前所未有地沟通了心理学与文学批评及文学创作的联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奥地利精神病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研究不仅开拓了心理学研究的新疆界，拓展了人们认识精神世界的视野，而且促使人们正视人性中的非理性因素，关注人的隐秘内心世界，关注那难以用实验数据来加以量化的心灵世界。
随着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心理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地用以解析民间童话和文学童话中人类共同的某些隐秘的心理信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以精神分析学为基础的童话心理学标志着人们对儿童及传统的儿童观的认识进入了第三个层面。儿童观的第一个认识层面体现在“儿童有别于成人”这一观念的出现。从17世纪到19世纪，人们经历了传统儿童观念的彻底转变。在西方，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的儿童观主要受到清教主义思想的影响。根据原罪论的理念，人们深信，儿童的灵魂亟待拯救，儿童的心灵需要改造，他们的想象力应当加以克制。而在成人眼中，儿童只是作为社会的预备劳动力而存在，是尚未长大的成人。在清教主义观念盛行的年代，约翰·洛克和卢梭等哲学家大声疾呼，冲破了根深蒂固的清教主义观念，拓宽了人们认识儿童和教育儿童的思路，使人们认识到儿童有别于成人。1689年，洛克发表的《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开始改变人们传统的儿童观和对待儿童的固有方式。洛克1693年发表的《教育漫话》主要涉及儿童的道德和人格教育，对于英国18世纪的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正是在洛克思想的影响下，英国出版家约翰·纽伯瑞于1744年在伦敦大规模出版发行儿童图书，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英国儿童文学的开端。
儿童观的第二个认识层面来自心理学与哲学的发现。20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突飞猛进，人们对儿童心智发展的认识更加科学和深入。皮亚杰提出发生认识论，从儿童心理成熟的过程揭示了儿童的认知规律，对于认识原始思维与儿童文学审美创造，儿童思维特征与儿童文学审美意识结构的深层因素，都具有很大启迪作用。当代社会的学校教育十分注重知识因素，但在现实生活中，成人为少年儿童灌输知识的同时可能消蔽他们的智慧。美国哲学家马修斯认为这是一个两难问题：幼童必须学习常识（知识与经验）。但常识作为前人成熟化的认识结果，对它的汲取正可能遮蔽和消解幼童的思维智慧。马修斯探讨了儿童与生俱来的哲学思维，有助于人们从哲学层面去认识儿童。幼童的思维处于稚拙而神秘的“原始性思维”状态，难于用概念的语言来表现，只能用意象，用他们有意识和无意识心理能理解的特殊话语来表达、沟通。它的运作完全不受常识的支配和干扰，从而使天赋的智能处于无拘无束的自由飞翔中，产生独特的指向，获取独特的发现。
儿童内心无意识领域的开拓是儿童观认识的第三个层面，它来自精神分析学及无意识理论的发现。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历史进程中发生的种种社会巨变，人类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灾难性危机，特别是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这些巨变催生了各种人文思潮，体现了人们对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信念的怀疑。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使当代文学家和批评家们自觉不自觉地关注人的无意识领域。人们对儿童及儿童文学的认识也随之进入心理学与无意识层面。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童话心理学，其理论基础就是弗洛伊德创立的作为人格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学。事实上，J.R.R.托尔金是20世纪较早地从心理层面探索文学童话之功能的先行者。他的贡献在于从心理层面探讨童话功能的因素、可能性和愿望的满足性，以及人类几种最基本愿望的满足。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精神分析学为基础的童话心理学研究取得了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其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童话的魅力》（1976）。这部专著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题为“解开魔袋”，阐述了作者的写作目的、研究方法和主要理论概念，内容包括童话与寓言、神话在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比较，以及通过阐述一些经典童话故事的心理意义而提出了富于启迪的理论洞见；第二部分题为“走进奇境”，是对一些著名经典童话的详尽阐释。作者提出，童话以象征的语言传达出人类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智慧，揭示了许多有关人生和人心的基本真理。作者“对许多旨在发展儿童心智与个性的文学作品极为不满，因为这些作品不能激发和培育儿童靠自身去应对那些内心困扰”。为此，他探讨了童话故事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因为“与儿童所能理解的任何其他类型的故事相比，从童话故事中我们能了解到更多的关于人类内心问题的信息，更多的正确解决他们在任何社会中的困境的办法”。在我们看来，这实际上正是我们认识童话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另外作者具有长期与心理障碍儿童打交道的经历，正是这一经历使他在探究心理健康和儿童人格教育问题的过程中从童话故事中寻求解答。由于深知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深知心理疾病比之身体疾病危害更大，也更能体会到童话文学对于儿童心理和人格教育的重要性。
该书发表后激起了很大反响，有热烈赞扬的，有激烈批评的，见仁见智，回响延续至今。人们对精神分析学童话研究的批评在于，它们在对特定童话故事进行分析时采用的特定解读范式忽略了对童话故事最初产生，以及当今人们对它们进行再创作的文化及社会语境的考察。而这正是历史主义、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批评所关注的重点。这也恰恰说明了童话文学的研究不仅是开放的、多元的，而且是互补的。以精神分析学为基础的童话研究关注的是童话故事本身从产生到流传的漫长岁月里揭示出的心理信息。它尤其注重揭开那些被日常话语遮蔽起来的、恰恰能在童话故事中得到最充分表现的无意识信息。这些个人无意识的内容大多与各种心理情结有关，只不过因为被遗忘或者受到压抑，从常识性的意识中消失了。童话心理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极大地拓宽了童话研究的领域，使人们曲径通幽，细处观大，从心理层面去领悟和鉴赏童话的丰富意义，发掘童话的艺术价值和教育价值：童话故事揭示的这些无意识的心理意义可能对现在的儿童产生什么意义？它们对儿童的人格心理发展具有什么价值？它们能为父母，为儿童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为儿童教育工作者提供什么重要信息？
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童话（尤其是民间童话）存在着大量看似毫无道理的武断条件：例如在格林童话《小矮怪“啷波儿斯迪尔钦”》中，那个穷磨坊主，在偶然见到国王时居然随意夸下海口，说他的女儿能把麦秸纺成金子。明明知道他女儿根本就没有这个本事，但磨坊主为什么要说女儿能把“麦秸纺成金子”呢？而不是做别的什么事呢？再看那个具有魔力的小矮怪连续三次替磨坊主女儿把麦秸纺成金子，不仅挽救了姑娘的性命，而且使她成为王后；然而小矮怪在索取王后生下的第一个公主而遭遇王后的痛哭时，为什么又要提出这样一个奇怪的条件呢：王后如果能在三天内打听到小矮怪的真实名字，就可以保住孩子。童话中大量出现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随意的；这一现象的后面一定存在着深层次的心理结构。此外，童话故事通常都包含着各种神奇因素和奇幻因素，往往显得非常怪诞，而且不合常识和逻辑，因此从心理学的视角去探讨和认识童话必然有独到之处，可以极大地开拓人们对童话文本的深层认知。此外，童话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童话与儿童的人格教育和心理教育联系起来，所以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童话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童话与儿童的人格教育和心理教育紧密相关，具有独特的价值和现实意义。此外，童话故事可以激发和培育儿童最需要的情感资源使他有能力去应对那些他们难以言状的棘手的内心困扰。
处于21世纪的我们现在回望20世纪70年代的童话心理学研究专著，应当是一种重新发现。贝特尔海姆对20世纪童话研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对童话案例的具体分析和评判，而在于他采用的心理学分析和评判的方式；正如弗洛伊德对于人们理解文学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他本人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对某些文学作品作出了什么具体评论，而在于他提出了有关人类心灵本质和无意识特征的学说。贝特尔海姆的童话心理学研究尽管存在不足和偏颇之处，例如对现当代文学童话的忽略。事实上，贝特尔海姆用以说明问题的童话基本上是包括斯特拉帕罗拉的故事（《欢乐之夜》）、巴西耳的故事（《五日谈》）、贝洛童话和格林童话等在内的民间文学童话。不过这也难怪，因为贝特尔海姆要探寻的就是这些经过岁月沉淀形成的经典童话的心理意义和价值，为人们提供一种认识上的参照系。尽管有各种争议和批评，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发现贝特尔海姆对当代童话文学研究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正如《牛津英国文学词典》在“童话故事”条目中指出的：“20世纪见证了由弗洛伊德、荣格、弗雷泽以及其他人对传说、神话和童话所进行的精神分析和人类学研究的兴起，而且产生了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经典著作《童话的魅力》，它提出，童话故事为孩子们的心理成长和心理调节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工具。”
1985年秋，原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著名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专家丁乃通先生回国讲学。讲学期间丁先生特意将贝特尔海姆的名著《童话的魅力》赠送给国内爱好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朋友们。丁先生希望将它译成中文，以此奉献给那些关心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与创作的人，奉献给广大的儿童教育工作者。在时任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民间文学专家彭维金教授的直接关注和督促下，正在攻读研究生的我们利用紧张学习和工作的空余时间开始了这部书的翻译。然而书尚未译成，丁乃通先生在返回美国后不久因病辞别人世。就在病榻之中，丁先生还频频来信询问翻译进展情况，期待企盼之心溢于言表。聊以告慰丁乃通先生的是，1991年底，译稿在某家出版社沉睡了数年之后，终于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郭昌瑜先生的支持下出版了。不久，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王泉根教授将其列为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儿童文学研究生的理论参考书籍之一，后来又列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理论参考书籍之一。由于当时存在的主观和客观原因，这个译本存在着诸多不足，译者一直期盼能够对译文进行全面修改。令人欣喜的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祝得彬先生经过努力获得该书的版权，使译者的这一愿望得以实现，我们在此表示特别的谢忱！同时还要感谢本书责任编辑刘娟老师付出的辛勤努力！
本书译文的初稿是我们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完成的。随后由舒伟负责对初稿进行统稿、修改和定稿。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书中的注释部分除标有“译注”的均为原书注释。
再次借用初版译本之“译后记”的结束语：就本书而言，只要有人类，有儿童，有关心儿童的人，那么就有探索和认识；那么这童话就流传，这魅力就不泯，这价值就永存。
舒伟
2014年10月30日
记于天津理工大学
外国儿童与青少年文学翻译研究中心
致谢
有许多人参与了童话故事的创作。有许多人对本书的写作作出了贡献。首先是孩子们，他们的反响和呼应使我意识到童话故事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性；而精神分析学使我得以理解童话故事的深层意义。我的母亲为我洞开了通往神奇的童话世界的窗口，没有她的影响，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有许多热情的朋友关注着我的努力，我得到了来自这些朋友们的极富启迪的建议。对于他们的建议，我深表谢意，感谢玛乔丽和阿尔·弗拉塞姆、弗朗西斯·吉托尔逊、伊丽莎白·戈尔德、罗伯特·戈特利布、乔伊斯·杰克、保罗·克雷默、鲁斯·马奎斯、杰奎·桑德斯、林莉尔·韦卡，以及许多其他朋友的帮助。
乔伊斯·杰克为我编辑了文稿；我要感谢她的耐心、她的敏感性和她付出的努力，这才使本书具有了现在的形式。遇到不可多得的出版家罗伯特·戈特利布是我的幸运，他富有洞见的理解为我提供了最有力的鼓舞，这样的理解与卓越的批评态度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这使他成为任何一个作者所希望能遇到的最理想的终稿编辑。
最后，而且同样是最重要的，我希望表达对于斯宾塞基金会（Spencer Foundation）的感激之情。它为我提供了慷慨的资助，使我得以进行这本书的写作。基金会主席托马斯·詹姆士的富于同情心的理解和友谊，为我的写作提供了特别值得称道的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