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既是对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工作的批判，又可作为学生或研究人员的概念手册。在这部引发争论的著作中。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一位杰出的神经科学家扼要地说明了处于认知神经科学核心的各种概念问题。
作者从科学和哲学的广博视角，对当代神经科学和心理学诸多理论中遇到的概念难题作了全面的批判性述评，其中包括布莱克奠尔（Blakemore）、克里克（Crick）、达马西奥（Damasio）、埃德尔曼（Edelman）、加扎尼加（Gazzaniga）、坎德尔（Kandel）、科斯林（Kosslyn）、勒杜（LeDoux）、彭罗斯（Penrose）和魏斯克兰茨（Weiskrantz）等人的理论。作者指出，关于心脑关系的概念混淆影响了神经科学家所开展的研究的可理解性，包括他们要提的问题、对结果的描述和解释以及他们得出的结论。
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
作者: （澳）贝内特，（英）哈克 著；张立 等译译者: 张立
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09
页数: 497
定价: 68
丛书: 语言与认知译丛
作者简介
《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贝内特（M.R.Bennett）悉尼大学生理学教授。他在神经科学领域写过许多论文和专著，包括《意识的观念》（The Idea of Consciousness）（1997）和《神经突触史》（A History of the Synapse）（2001）。他是国际自主神经科学学会会长、澳大利亚神经科学学会前会长。他曾因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而荣获许多奖项，包括神经科学奖章、拉曼乔蒂（Ramaciotti）奖章和麦克法兰?伯内特（Macfarlane Burnet）奖章。
哈克（P.M.S.Hacker）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研究员。他写过许多关于心智哲学和语言哲学的专著和论文，他还是研究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权威。在他出版的诸多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布莱克威尔（Blackwell）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注析》（Analyrical Commentary on Wittgenstein's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及其后记《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分析哲学中的地位》（Wittgenstein's Place in Twentieth Century Analytic Philosophy）（前两卷与贝克（G..P.Baker）合著）。
最新评论
距离C.P.斯诺在剑桥里德讲座上的呐喊已经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而早在1964年再版的《两种文化：一次回眸》一书中，斯诺已经开始反思“两种文化”这种非此即彼的提法，并且大胆地预见未来可能会出现了“第三种文化”（The Third Culture），“虽然现在谈第三种文化已经存在可能为时尚早。但是我现在确信它将到来。当它出现的时候，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一些交流困难最终将被克服。”时值今天，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隔阂不仅故我，甚在加剧。欣喜的是，在近期由著名神经科学家M.R.贝内特和哲学家P.M.S.哈克共著的《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一书中，笔者终于嗅到了一丝斯诺意义上“第三种文化”的气息。
人类的意识何来？与物质起源、生命起源与宇宙起源并称世界四大科学难题。正如著名认知神经科学家A.达玛西奥感慨的那样：“还有什么比知道如何知道更困难的事情呢？正因为我们有意识，才使我们能够，甚至不可避免地要对意识提出疑问，还有什么比认识到这一点更让人惊异和迷乱的呢？”而伴随后三个难题逐渐澄明，解开意识这一“世界之结”的重任就落在了认知科学家的肩膀之上。著名认知心理学家G.A.米勒（2003）将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定义为由哲学、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等为主体的六大分支组成。这其中前三者均为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科学，后两者则显示出自然科学性质，而心理学则兼具人文与科学性质于一身。《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一书正是在认知科学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从本书的书名和作者的身份中，我们就能强烈地感受到当前认知科学研究中对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关怀。
但贝内特和哈克的工作又有别于一般意义上针对认知科学中某一具体领域的合作探索，而是希望“从科学和哲学的广博视角，对当代神经科学和心理学诸多理论中遇到的概念性难题作出全面的批判性述评”。就此意义上而言，他们旨在为近五十年来认知科学领域内有关意识现象的所有重要的理论假说、模型、概念与论据进一行一次全面的梳理。书中涉及的重要理论包括：克里克的神经还原主义，埃德尔曼的神经达尔文主义，达玛西奥的躯体标识说，丘奇兰德的取消主义、丹尼特的异质现象学和塞尔的意识自然主义等；概念包括：觉知、视觉意象、意识经验、感受质、自我、自由意志等。这些努力尝试为认知科学摆脱T.库恩所谓的前范式阶段（Pre-Paradigm），早日成为一门规范的、系统化的学科做好准备。那么为什么说意识研究需要一种斯诺意义上的第三种文化呢？答案虽然略显沮丧，但却简单得很：那就是目前我们关于意识本质尚且知之甚少。在面对意识这一最顽固的堡垒时，就算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愿意屏弃前嫌，去通力合作，将人类已有的全部知识整合起来尚惟恐力有不逮，还怎敢再相互贬低和抵触呢？
具体而言，人文社会科学对意识研究的意义在哪里？早在现代科学诞生之前，人类意识起源和本质问题的探讨一直是哲学家们的专利。“绝对的孤寂是灵魂无法躲避的命运，唯有我们的躯体才能彼此相见。”——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就曾为意识研究设下一个巨大的陷阱。这种基于思辨的逻辑推理气质一直延续到当代英美心灵哲学那里。我们都知道脑是意识起源的物质载体，不管是广义相对论，还是量子力学，物理现象再复杂，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智慧大脑来研究它，但是我们又怎样使用大脑研究它本身呢？这的确在认知科学研究的起点上便给了“当头棒喝”，又有哪位科学家敢于无视这样的反思呢？但幸好地是，更多的哲学家采取的是更温和的立场，先将这个问题悬置了起来。从《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一书中，我们发现在当代认知科学的每一次重大研究发现和论证过程中，都少不了哲学家们忙碌的背影。思想实验便是哲学家在意识研究一直惯用的方法，如J.塞尔反对“图林测试”（Turing Test）的“中文屋论证”（Chinese Room Argument）。认知科学的综合科学化（Integrative Science）取向，也愈发强调即对数据（data）、理论（theory）和阐释（narrative）进行有机综合，而哲学家在后两个要素的思考上显然具有先天的优势。
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以后，伴随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意识逐渐成为了自然科学研究的热门对象。意识过程的大脑活动“黑箱”，正在被正电子断层扫描术（PET）、脑电图（EEG）、脑磁图（MEG）、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先进科学技术所打开。哲学家们所持有的许多观点和理论假设，也正在被科学家们用上述技术手段予以直接检验。比如在传统哲学命题中，自由意志（free will）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我们是否具有自主决定某一行为的能力？如果有，这种能力又是通过何种具体机制实现的？神经科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探索。本书介绍了神经科学家B.李比特的研究及其引发的争论，他的实验结果显示大脑准备电位（preparatory brain activity）的出现比人有意识的选择运动要早几百毫秒。李比特进而大脑预言“自由意志只是一个错觉”。本书还就某些严重困绕认知科学发展的重要概念进行了审慎的分析与批判，如感受性（Qualia）——即感受到蓝色意味着一种怎样的特殊心理体验。作者仔细追溯了感受性问题的来源，以及各种支持感受性观点的论证过程，并一一指出其混淆、含糊与谬误所在，而不是简单地予以反对和抛弃。虽然笔者并不赞同他们的立场“只有将影响深远的概念混淆的阴影彻底驱逐，神经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或许意识本身的复杂性就决定我们无法简单的追求精密化，这也是心物的疆界之所在。但这毫不影响我们欣赏他们的论证态度：那种带有康德所谓“批判性反驳”的风韵——也是继承了自芝诺以来西方学术界就一个命题的“论证过程”重于命题本身的优良传统。在此种科学与人文互动的张力中，第三种文化正逐渐在认知科学的浪潮中浮现出来。
本文作者：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博士研究生陈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