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精神分析复杂性——（几乎）全然关乎态度
每个忠于理论传统的人都虔诚地投身于特定的理论，无法好好坐下来说清楚各自行为基于的假设。
——斯蒂芬·米切尔（Stephen Mitchell）
评估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方法，是在脑海中想象一位持该理论的心理治疗师，并描绘他放入精神分析过程的具体画面会是什么。
——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iedman）
当你读完这句话的一半时（就是这里），你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复杂系统（当然，你将带入自身独特的、基于社会—文化—历史情境条件而产生的态度）。想象接听新患者的第一通电话：就在听见他声音的那一刻—说话的内容、语音语调的细微差别，等等—你已经参与构建了一个崭新的、复杂的关系系统，这会改变你的体验世界中的某些部分，当然也会改变他的体验世界的某些部分。
你是如何改变他的体验世界的呢？他听到了你的电话留言。不管他是否有所留意，留言的内容、语音语调、时间等，已经透露了你个人的历史、当下的情绪生活、想象的未来以及其他无数的情境要素，这些体验和意义已经为他所形成。接下来的问题是：你多久才能给他回电话？时间在复杂系统中是很重要的要素，因为时间不可逆转地向前迈进。你会使用什么样的语气？细微差别也很重要。另外，初始条件也很重要（Poincaré and Guillaume，1900）。就像在建立新关系时往往会发生的那样，影响后续关系进展的问题会浮现出来，开启关系中新的冒险：这对我会有帮助吗？会改变我吗？会改变我的情绪和临床敏感力吗？我从你那里想要得到什么，期待什么？你想从这本书中，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以狄更斯的说法，这些问题都会浮出水面。
我们都想知道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中什么在起作用，当然也想知道什么不起作用。当想到当代治疗行为和改变过程，我脑中浮现出的画面是一个原始人在夜晚围着篝火，向部落的其他成员惟妙惟肖地演绎当天下午他如何猎杀猛虎。他手舞足蹈，挥舞着矛刺入地面，又拔出转身划过篝火，火花四溅，部落成员投来充满敬佩的目光。而实际情况可能是，猎人被吓得半死，试图虎口逃生，而老虎意外地跌倒在猎人的矛上，一命呜呼。当一切尘埃落定，心跳恢复正常，我们开始着手构建一个连贯的故事，诠释事情是如何发生，治疗为何有效。通常，这些故事不会是那些让人又意外又困惑的神秘故事，我们倾向于给出有洞见的、合理的诠释，甚至有时对坏的结果也给出有洞见的合理诠释。我们想要理解事物，弄明白前因后果，这是人之常情。这说明了我们对理解和诠释怀有孜孜不倦的必然渴望，会使用推测、假设、理论化、抽象化等方式，在普遍意义上试图理解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
讲故事是一种主要的理解事物的途径（Brooks，1994）。许多人都喜欢好的故事，尤其是“临床故事”。在短时间内，我们能通过故事感同身受地体验或心平气和地观察其他治疗师做了什么，如何进行治疗，甚至陷入怎样的水深火热。尽管我们对新理论一直怀有渴望和痴迷，主流精神分析似乎仍有一个“好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热切地见证了人们通过探究痛苦而重获（熟悉的、也有时是不诚实的）幸福结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希望捕捉那些下次还管用的内容，用其来指导自己做出诠释、促发活现或度过逆境。我们当然想知道什么是有效的，因为当下的临床工作充满了神秘、不确定和困惑。我们应该不只是为了追寻冒险的体验，尽管那对许多人来说也是有趣的要素。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促进有益的改变，与此同时能够涵容困惑和未知，就像忍受生活中不尽人意的地方。
精神卫生领域痴迷于统计学认证下的循证治疗，想要给出关于心理健康的性质的规范定论，而不考虑其所源自的社会—文化—历史情境条件（Cushman，1994；Frie，2003，2011），这都是重要的实例，体现出了我们对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不适（Brothers，2002），不愿意放下理论及现有的对真理和现实的结论（Orange， 1995）。还有其他许多能体现系统化和标准化倾向的耳熟能详的例子，促使我们以通用的方法治疗精神病理问题。事实上，我们由文化构成，精神病理也只能通过文化方式构建。认识论中有个更讽刺的例子，反映在“告诉我该怎么做，我不想自己思考”的偏好中。当代精神分析师和心理治疗师希望避开任何可能渗入还原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基于每个个体及系统的体验，抽取出那些能够被发现和见证的部分。
当然，作为情境主义者和系统思考者，我们始终关注于如何因人而异地定义有效的改变，以及如何实现这种改变。因此，我们思考的不仅是什么促成了改变（治疗作用），还包括想要实现的是何种改变。精神分析师和心理治疗师理应在设法实现改变的同时，明确需要改变的内容。追问什么是有效的改变，意味着追问可能采取的治疗行为是什么，也是在追问如何才能让事情有所不同。最终，这一切都只能由治疗中的二元关系决定，其中包含着欲望、渴望、激情、恐惧、思虑，以及一般意义上具有无数来源的情绪体验。这些都不是治疗联盟凭空决定的—尽管有时可能感觉如此，是经由高度复杂、庞大的社会—文化—历史情境条件持久塑造的，而治疗双方始终嵌入其中。如此一来，治疗作用和治愈性的改变对于每一对治疗关系而言都是独特的（Bacal，2006；Bacal & Carlton，2010；Bacal，2011），它们是高度情境化的现象。另外，有关治疗行为和改变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取决于众多的理论、伦理和认识论的范畴，或称之为态度。例如，如果要改变心灵，首先必然得定义心灵是什么不是什么。如果谈及治疗行为，比如言语诠释，我们必然对所言之物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其中包含了对该观点以及如何产生该观点的态度（例如，这是我认为的真相；这就是真相；这是我的推测；这是我的想象；这是我自发的想法；这是我们共同建构的，诸如此类）。更为复杂的是，我们无法在思考时把隐性的、下意识的、前反思的领域排除在外。有学者认为，这些领域正是治疗作用和改变发生之处（Stern，1998）。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最初阶段，往往正是这些领域传达了我们的态度。总而言之，态度对于理解治疗作用和改变至关重要。
复杂性
由于被客观的假设和冷静理性的态度麻痹了，许多精神分析前驱在真正深入了解之前，就怀着一种对问题来龙去脉了然于心的态度，然后逻辑缜密、思路清晰地解决了理论和临床上的难题。这就好比在了解病人之前，就认为自己对病人的心理及其运作了如指掌。而一旦某位“难搞”的病人对分析师提出了“无理”的要求，就已经知道病人是因本能的驱使才变得不可理喻（Breuer & Freud，1893）。你的任务是要让他变得理性，成功将他带回你所持的现实视角，嘱咐他放弃愿望、欲望和渴望—而在我眼里这些正是人类保持生机的根源和动力。在许多情况下，非理性或人类的主观性都可以被理解和诠释，因而也可以被摒弃，用清晰、客观的理性思维取而代之。科学的时代精神迫使已知的真理和现实成为静态的、可由实验重复检验的东西，于是我们可以立足于相对牢固的基础，建立更多的理论，做出合理的临床决策（当今，在致力于塑造人类行为的认知行为和实验心理学方法中，依然可以看到这一观点的踪迹）。然而另一个学术圈中，范式在过去75年间转变了（Kuhn，1962），客观主义从根本上转变为了视角主义，这使我们在“认识论上的傲慢转变为谦逊”（Stolorow，2012），对此我开玩笑地称为认识论上的笨拙。这种转变重新定义了人类的主观性，它不仅与我们如何感知和体验自己及其世界相关，而且还是更具意义地去理解他人并建立联结的主要工具。有趣的是，仔细研究从20世纪初至今有关反移情文献的发展，可以反映人类主观性态度的转变，包括在治疗中如何思考及使用反移情。这种态度也体现在当代关系理论的发展中，多元主体间共时互惠的相互影响是情绪生活、心理修通和积极发展的中介。正如Cooper（2004）所言，“不论喜欢与否，分析师不可否认地首先作为一个人存在，既然如此，何不利用这一点来理解分析过程中发生了什么”。现在，当代思想家们普遍拥抱传统分析师和治疗师避之不及的要素，将之作为促进有效治疗工作的先决条件。
本书的一个方面是关注诠释性框架—即我们尝试理解事物的努力—及伴随其中的隐性、下意识的态度的作用。本书特别强调了一个特定的诠释框架，该框架基于的视角彻底改变了世界及我们当前思考的方式。这种视角不是由某个人或某个团体发明的（也就是说，它不源于任何个体的想象或宝贵的观点），这一点正是其优势所在。它最初也不是为精神分析理论和临床实践而产生，这便是我在过去十五年关注它的原因。这个视角所使用的语言虽然很累赘，但却能唤起共鸣。当然，除开语言，我们也可以使用其概念。我所说的就是复杂性理论，出于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的考虑，我把它称为精神分析复杂性。
在过去三十年中，复杂性理论被引入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式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虽然其中充斥着个体的困惑和怀疑。当然，我没有轻而易举地使用了革命性一词。这个视角具有数不清的面向和重点，也给关于个体的情感产生（及解离）、情绪意义、关系本质等方面的传统假设带来了深远改变。如果对“孤立心灵”的幻想和无情的内在驱力还有任何疑问，对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缺陷还有任何质疑，那么复杂性理论已经彻底推翻了这些疑虑。在临床上，这是非常有益的。过去三十年中范式的转向越来越显而易见，从客观主义转向视角主义（Mitchell，2000; Orange，2008），从笛卡尔主义转向情境主义（Atwood & Stolorow，1984；Stolorow，Atwood，& Orange，2002；Stolorow，Brandchaft，& Atwood，1987）；复杂性理论在具体化和深化这些转向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正是本书关注的核心。
一方面，要认识到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及其意义之间的根本区别；另一方面，要治疗性地诠释体验和意义的来源，这是理论家和临床工作者把握精神分析复杂性的重要前提。我们知道朝什么方向思考，知道什么是合适的说话时机，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是在描述鲜活的情绪体验（在现象层面），还是在为理解该体验提出理论性的诠释（在诠释层面）？如果缺乏这些方面的认识，在概念上就依然是含糊困惑的。本书的目的就是澄清这类困惑。
此外，我们认为自我和世界总是按照自己感知的方式运作（或被诠释），但只有把自己从这样的假设中释放出来，才能终止“把鲜活的情绪体验抽象化”的这一长达世纪之久的倾向，从而呈现多维度的诠释。例如体验世界是彼此融合的，过去、现在以及想象的未来是相互贯通的（Loewald，1972）。理论家和临床工作者永远都面临着无所不在的张力，一方面假设个体具有无休止地嵌入于社会—文化—历史情境条件下的彼此关联性，另一方面假设个体寻求个体性、自主性、自治性、自立性和真实性的体验（Frie & Coburn，2011）。这种张力间的冲突产生了关于情感生活的混合理解模型（有时是矛盾的），其中一些模型嫁接在另一些模型上。精神分析复杂性理论消除了出于诠释目的采用矛盾模型的需要，因此，有关个体心灵内部的理论或个体内在世界的概念，成了现象学描述的丰富来源，而不再是那些用于理解鲜活情感体验的富有逻辑的诠释框架。
不是所有复杂理论家都对这一范式的所有方面抱有同样的兴趣，每个人似乎都摸到了复杂性这头众所周知的大象的不同部分。有些人强调自我批判、涌现和非线性等概念；另一些人侧重不可还原性、自我催化等概念；还有一些人偏好再循环、新颖性、扰动等概念（后面的章节会突出强调某些概念）。这些是这一视角的诸多面向，每个方面都非常独特、引人入胜、各有所用。总体而言，不管采用该理论的哪个方面，复杂性理论历来都被用作一种重要的回顾性工具，诠释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的生物系统是如何自我组织以创造出新的生命？宇宙间的天体是如何形成如此特殊而复杂的运行模式？情感生活，包括意义生成过程，是如何从一开始就贯穿整个人生过程？在咨询室中，理想化的改变是如何在两人或多人之间发生？而且，正如前面提到的，什么是理想化的改变？由谁决定？我们也许能够以有趣的、回顾性（尽管也是推测性的）的方式回答其中的一些问题，但是作为永远面对临床中的当下和未来的临床工作者（尤其是正在考虑运用更多当代观点的临床工作者），我们更想知道如何以有用的方式应用新的观点和概念，如何实现积极的改变。因此，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涉及如何应用当代复杂性理论，更准确地说，如何通过广义的隐性态度这一强大的中介作用来应用复杂性理论，如何把它巧妙地渗透到临床工作中，最终实现治疗效用和积极改变。这涉及在临床中前瞻性地应用回顾性诠释框架，这个框架必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在此时此地发生了什么，以及决定治疗目标和行为—也就是我们接下来可能做什么。本书从根本上探讨了一种精神分析复杂性模型、该模型中自然产生的临床态度，以及这种理论和临床敏感力将如何改变情感生活及其对应的关系。
当前，复杂性理论是一个用来理解系统运作的跨领域诠释框架。它在众多领域中有着丰富而悠久的历史，例如物理学、分子生物学、气象学，还有之前提到过的微观菌群研究。近来，该理论更多地应用于心理系统中，尤其对于精神分析而言，复杂性理论将我们对人类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理解扩展到了更为激动人心、富有挑战的方向。它更清晰地揭示了情境在理解情绪生活和意义生成过程中起到的持久而核心的作用。我们的观念从教导病人（Freud，1919）转变为向病人学习（Casement，1992；Ferenczi，1928；Kohut，1984），现在又进一步转变为向动态的、流动的、不可预测的、自身作为组成部分的系统学习。如果说在所有这些相互贯穿的心理系统中，我们对个人的情境性没有新的认识（Frie，2011），那么至少可以确定的是，从根本上说我们在认识论上是笨拙的：我们永远无法弄清楚特定的情绪体验和意义为何产生，尽管偶尔也能瞥见真理和现实的浮光掠影，但它总是瞬息万变的。具有对精神分析复杂性的敏感力，就意味着能以谦逊的姿态对个体的复杂性、对每一对治疗关系、对让我们刻骨铭心的知识的局限抱有深深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