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母体:客体关系与精神分析对话

> 心灵的母体:客体关系与精神分析对话

托马斯·H.奥格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6-12
9787567556867
28.00
序言

中文版序

我在本书中讨论的这些理念,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以至于它们成了我的一部分,正如我所用的语言是我的一部分一样。我还记得第一次阅读克莱因、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著作时所体会到的那种兴奋感,这些作者的著作是本书讨论的焦点。他们的理念代表了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创造性阐释。弗洛伊德关注的是梦的象征意义(the symbolic meaning of dreams),而温尼科特关注的则是做梦的体验(the experience of dreaming)。克莱因的偏执—分裂心位和抑郁心位概念提供了关于极早期生命(最初的几个月)发展的理念,这是在人类经验中,弗洛伊德著作几乎完全未曾涉及的部分。比昂对克莱因的投射性认同理念的阐释,革命性地改变了临床实践,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方式来理解: 两个人——最开始是母亲和婴儿——如何可以一起思考那些其中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思考的内容。费尔贝恩提出的关于内部客体关系的理论构想,对于我们在当代思考我们每个人带入到自己在外部世界经验中的多重自我,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个人首先必须从书本和老师那里学习精神分析理念,然后,在十年左右的精神分析实践之后,他必须忘掉自己过去所学,以便发展出属于他自己的与病人工作的方式。做这件事不能太匆忙,因为这相当于重新发明一个无法运作的轮子。在积累了大量分析经验之后,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师或许有可能形成自己的方式,来与病人一起创造出真诚的个人化的对话,一种开放的、诚实的、唯有这两个人之间才能产生的对话。如果要问我哪一个精神分析实践的原则是至高无上的,那么我认为这个原则就是: 分析师必须与他的每个病人一起重新发明精神分析。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我和我的每个病人以不同的方式谈话,采用不同的声调,以及音高、音量、语音节奏、句法和用词的不同组合,以此来传达不能够以其他任何方式,对其他任何人表达的内涵。这对我来说毫不奇怪,我有两个成年子女,我不会用与其中一个说话的方式,来对另一个说话;在我人生的任何阶段,我都不会用与我母亲说话的方式,来对我父亲说话;我对我妻子说话的方式,不同于我和其他任何人说话的方式。每个我与之进入亲密交流的人都拉扯我,而我也拉扯他/她,于是我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不同的人,并且与他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交流。越是亲密的交流,就越是如此。我和我的病人们的谈话,是我生命中最亲密的交流之一。

我发现自己必须持续处在“重新发现”我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的过程中。精神分析理念——即便是诸如“潜意识”和“移情”这样的基本概念——作为关于心灵运作的隐喻,如果不能随着一个人作为精神分析取向治疗师的发展而演进,那么这些概念将会变得陈腐。

我现在很少使用诸如投射性认同、潜意识、移情这样的术语,或者其他任何技术术语,在这个译本的序言中这样说,或许显得有些奇怪。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概念对我来说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在我对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进行思考时,这些术语是不可或缺的。我不再使用这些技术术语的原因是,我知道自己使用这些术语时指的是什么,但别人不知道,他们也没有理由知道。他们知道的是,那个术语对他们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尝试用日常语言替代技术术语,来描述我要讨论的临床现象和理论观点。我希望,读者或许会发现,这是对他/她在与自己或同行讨论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时有用的方式。

关于这本书,经常被问及的一个问题是: “哪里是克莱因、温尼科特或费尔贝恩的思想终止,我的思想开始的分界点?”我对此的回答是: 一切重要理念都处在持续变化中。在本书中,我不仅描述了我对他人理念的理解(make of),还描述了我和他人理念的交流(make with),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可以区分,在哪里他人的理念终止,而我的理念开始。在这一点上,任何对于精神分析的“新”贡献,或者在其他任何领域,都是如此。

我希望,在本书中讨论的这些理念能为读者提供一些素材,在与这些素材的交流中,读者得以产生他/她自己的理念。因为,毕竟,一个理念有多好,取决于它能够被他人利用的程度。

托马斯•奥格登

于加州旧金山

2016年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