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工资这件事看一个社会的心态
人们对工资的考量中，最重要的是相关性。绝对数量本身不会赐给他们身份地位，而你比别人多多少才是关键。这就是为什么薪酬变成了一个贪得无厌的问题：重要的不是获取足够的数据，而是获取更多。“我可以告诉你50 多岁的亿万富翁仍然在忙碌，因为他们不甘落后。他们非常害怕失败，他们想要每天醒来都追求胜利，就像运动员那样。”
通过观察强者和弱者之间的距离，你可以对文化做很多描述，不管它是公司文化，还是国家文化，都是如此。距离总会付出代价，距离越远，社会成本就越高。
20 世纪70 年代，迈克尔•马尔莫（Michael Marmot）针对1 万多名英国公务员开展了一项著名的研究，他证明了那些在“啄序”下层的人压力最大，因而健康状况较差。工作等级最低的男性，比如信使和看门人，其死亡率是那些处于最高位男性的三倍。尽管一些差异后来被解释成生活方式的选择，比如饮食或吸烟，但这些独立的因素无法解释超过1/3 的底层工作人员患有心脏病。权力距离对他们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权力确实在身体方面保护了有权有势者，而权力距离让无权无势者身体脆弱，易受疾病的攻击。我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自己设计的一个强制循环中：社会竞争越激烈，管理层级的台阶就会越陡峭，不平等就会越严重，反过来又使得竞争更加激烈。
地位、薪酬和权力创造出一种不受影响的感觉，这正是安东尼•萨尔斯（Anthony Salz）调查巴克莱银行之后的发现：“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以及在泡沫期间）雇用最优秀的人才……薪酬促使少数人认为他们是不受普通规则限制的。少数投资银行家似乎失去了分寸感和谦卑感。”世界上一些最成功的公司都会尽其所能审慎地创建最为扁平的管理层级。有些企业会这样做，乃是因为其创始人相信这会推动更高水平的创新和协作；在其他人看来，对于权力的排斥是基于一种认识：知识和洞察力常常更多地存在于组织内部，而非高管。但这样的企业并不多，许多人无奈地困在了企业里，他们觉得别无选择，只有通过竞争求生存。很多时候反而证明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存在：能在这种环境中待这么久，证明他们很厉害。毕竟你通过一个高度竞争的系统爬到了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