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殿堂:对人类和生活命运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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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杜兰特
金城出版社 2016-6
9787515509419
108.00

一、 道德的相对性

道德规范一向变化缓慢,如今却像疾风前的云朵变幻莫测。比人类的记忆还古老的习俗与规矩在我们的眼前消逝,如同刚刚习得的虚浮表面的习惯一样易于遗忘。尼采所认同的“一个人怎么对女性殷勤都不过分”的骑士精神,修为高妙,行为优雅,也没能在女性解放运动中幸存下来;男人们接受了权利平等的挑战,却发现很难崇拜一个如此不正当地以模仿方式奉承他们的性别。贞洁和谦顺,作为曾诱使情人做出英雄壮举的美德,赋予强壮者以双倍的力量,已经失去它们的好名声。而年轻的女性如此慷慨地向她们的对手献媚,使得好奇心已经不再有助于婚姻。城市生活聚集了几百万个贪婪的雄性动物,以便于快感批发商进行规模开发;这个时期可与王政复辟时代的直白相比,现代文学也变得跟古代虔敬信徒一样从事生殖器崇拜。婚姻,曾经是所有肉体的生活方式,并在早期起到稳定人类生活和行为的作用,如今已不再流行;男人们开始认为可以不用付出就能得到婚姻的好处;婚姻从两端缩水了,一边是不正常的晚婚,另一边则是离婚的喧闹。家庭,曾经是道德的保姆和社会秩序的珍爱基础,已经为城市工业的个人主义让出地盘,在一代人之内就分崩离析;为了庇护子女而自我牺牲建立起的家变得寂然清冷,孩子们晃荡于各种行当,父母亲则孤独地伴着凄冷空屋,每一张椅子都空了,每个房间都回荡着熟稔而消逝的声响。

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个我们正在经历的伟大转变是怎样逮住并改变了我们的道德的。

在今天的心理学上这也是个微妙的问题:年轻人是不是在他们趾高气扬的罪恶中获得的快感比他们的前辈在对他们的谴责中获得的快感要多?从道德的角度来看,生活被分成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我们放纵;第二个时期,我们劝诫。热情变成了慎重,欲望之流则成了演说的旋风;生活的节拍放缓,情调改变,衰老的季节发现很难原谅青春时节的罪过。“真理”在这些问题中成了年龄的职能,“不道德”是另一些人的道德。

我们中的那些经历了年轻后就冷静了下来而又没有凝聚入年老的人,可能可以有点儿成功机会尝试理解我们的后代。正确的方向是历史性的;我们必须思考善(the Good) 的多样性,道德的易变相对性;我们必须看到道德观念里尘世的、可谬的来源,以及它们对人类生活可变基础的依赖。

道德(morals),在词源学和历史学里,起源于风俗惯例(mores);道德准则,从起源来讲,与那些被认为对健康和集体的生存来说是根本性的风俗惯例相关联。一些风俗惯例仅仅是一些习俗,比如在餐桌上使用刀叉的规矩,没有任何道德因素;用刀来切割沙拉并不是一种罪恶,尽管这种行为会受到比通奸更严厉的惩罚。但是有些惯例,比如一夫一妻制或多配偶制,近亲结婚或非近亲结婚,严禁族内谋杀和鼓励族外杀戮等,都一直被当作公共善的关键;它们发展成“绝对命令”,是不容置疑的要求,并且被狂热的清规戒律、宗教劝诫和逐出教会的威胁等所维护。习俗是实践多于劝诫的风俗;道德则是被劝诫多于实践的风俗。它们都是我们要求别人应尽的义务。

令人惊讶的是道德规范因时间而异,因地点而异。圣•奥古斯丁被亚伯拉罕的多配偶制弄得心烦意乱,但是正确地指出古代犹太人为拥有多个妻子付出代价,并不是“不道德的”,因为这是当时的惯例,而且不被认为有害于族群。实际上,在战争时期,多配偶制会成为一种美德,因为这样就有幸多子多福。在社会秩序取代族群间周期性纷争之前,男性人口死亡率远远超过女性,多配偶制也就是一度处于弱势的性别占数量优势的自然结果;一个女人宁愿拥有一点儿男人而不是一点儿都没有。一夫一妻制是对部落和平的一种惩罚。

让我们回忆一些道德相对性的例子。东方人盖住他们的头以示尊重;西方人却裸露头部。一个日本女人(尽管跟很多现象一样,可能现在已经不再是事实了)不会注意一个工人的裸体,而且她会像普里西拉•迪安那样朴素。对于一个阿拉伯女人来说,露出她的脸就是“色情的”(文学上说是“登台曝光”——指阿里斯托芬的古代喜剧式的轻浮) ,或者对于一个中国女人来说露出她的脚也一样;任何隐藏都会唤起想象和欲望,并且有利于种族的延续! 美拉尼西亚人把他们的病者和老者活活埋葬,还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处理废物的方式。拉伯克说,在中国一个棺材是(或曾经是? )被认为是给一个上了年纪的亲人的合适礼物,特别是这个亲人如果健康状况不好的话。在新不列颠岛上,萨姆纳说: “人肉在商店里出售,像肉贩子卖的肉一样在人们中贩卖。至少在一些所罗门群岛之中的岛屿上,人类(尤其是女人)就像喂猪似的喂肥。”可以轻易地列举更多类似的例子,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和当地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而在另一个时代或另一个地方却被认为是“道德”的。一个古希腊的思想家说过,如果你把在某处被认为是神圣的和道德的习俗堆成一堆,然后根据另一个地方的标准把其中不敬和不道德的习俗拿掉,结果就会什么也不剩。

二、农业时代的道德规范

很明显,道德规范会改变;但是什么在改变它们?为什么一种行为在某时某地被认为是好的,到了另一个时代或地点却可能被认为是坏的?

很可能正是生活中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道德的变化。历史上曾经有两个这样 的深刻变革;其一是从狩猎变成农业,其二是从农业转变成工业。这两个是人类发 展中的核心事件,所有其他重大事件和进程围绕着它们而变。在每一次转变期间,在旧生活模式中为集体谋利的道德规范,被发现已经不再适应新生活,并在新的政体下发生缓慢而混乱的变迁。 

几乎所有的人类种族都经历过狩猎阶段,猎杀动物,当时直接切碎动物身体并当场吃掉,通常是生吃,直到填饱猎手的肚子。就当时的经济活动仅仅是保障食物供应和安全而言,文明尚未出现,那时,贪吃就是个体生存的必要美德。原始人类跟现在的狗一样,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儿;没保障乃贪吃之母,正如残忍乃恐惧之子。我们现在的残忍和贪婪,为了生存而采取的暴力,以及时不时对战争产生的渴望,是多么深刻地来源于狩猎时代!听听这个人对饭店服务员的耳语: “给我半生的肉。”他还处在狩猎时代。

每一种恶习都曾经是一种美德,而且会再次变得受人尊敬,就像仇恨在战场上是可敬的一样。残忍和贪婪曾是生存竞争的必需品,而在现今则成了愚蠢的返祖现象;人类的罪恶不是他堕落的结果,而是他进步过程中遗下的渣滓。为了选择我们的冲动来顺应现行的准则,父母、邻居和传道士们向我们大量采用表扬和批评手法,就像我们为了训练狗而给它们糖吃或者鞭子抽一样;某些天生的性格特征过于谦逊,就会在这里受到鼓励,其他特征我们又过于擅长,超出了当前的社会需要,就会受到某些形式的劝阻和制约,比如放学后留校或者电椅惩罚等。如果一种在现今受到责备或表扬的行为模式减少或发展到过分的程度——到了危及群体的程度——则责备或表扬就会渐渐变为鼓励或指责。所以对于美国,由于它只是需要开发内部资源而不需要保护自己免受外部侵略,它就怀抱掠夺性冲动而不喜爱军事势力;现在对内开发的需要少了,而(据说)外在保护的需要多了;百万富翁变得随处可见,不值一提,而我们的军队则大红大紫。道德像商品一样也有供需关系;如果需求在某一方面产生剩余比在另一方面产生剩余要缓慢得多,是因为心灵比土地要微妙和难以驯服。但是它们两者都能播种多种多样的种子,结出甜美或苦涩的果实。

我们不知道人类什么时候或如何从狩猎阶段演变到耕种阶段的;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这个伟大的演变创造了对新美德的需求,同时很多昔日的美德在稳定和宁静的农场日常生活中成了罪恶。现在勤劳比勇敢更重要,节俭比暴力更受人尊敬,和平比战争更有利可图。总的来说,妇女的地位改变了;她曾在田地里显示出比狩猎场上更多的价值,但现在她通过在家中操持做不完的家务,来赢得十倍的生活必需品。雇佣一个女人来做这些繁琐家务的成本太高昂了,而跟她结婚的成本则低得多。而且,妻子生下的每个孩子都能很快成为帮手,价值远超过他们的衣食花费。孩子们为他们的父母在农场工作,直到青春期结束;不需要为他们支付教育费用;甚至女孩都可以顶部分劳力。因此,母亲的身份是神圣的,节育是不道德的,拥有大家庭是对上帝的供奉。

正是在乡村环境里,我们遗传的道德准则才得以成型。在农场上一个男人很早就成熟了——心智上和自给上都成熟了。他20岁对生活的理解跟他在40岁时的理解差不多;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犁和结实肯干的臂膀,以及留意天气变化的眼睛。所以他结婚早,几乎跟性成熟同步,因而不会因为婚前的道德约束而有过多烦恼;禁欲的要求,即使当他有所违背时,也显得合情合理。对于女人来说,贞洁是必需的,因为它的丧失可能会导致她们成为不受保护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