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中国读者对于萨宾娜·斯皮勒林这个名字的熟悉，大概是从电影《危险方法》（A Dangerous Method，2011年上映）及其同名小说（英文书名为A Most Dangerous Method，2013年，译林出版社）开始的，这两部作品反映了萨宾娜、荣格和弗洛伊德之间发生的不乏激情与冲突的故事以及理不清的三角关系，同时也能折射早期精神分析学发展的另一种线索。其实，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它们的创作素材均来自于阿尔多·卡罗德努特（Aldo Carotenuto）和卡尔洛·桐蓓达（Carlo Trombetta）编辑的名为Diaro di una segretta simetria, Sabina Spielrein tra Jung e Freud的书（Astrolabio出版社，1980年，罗马）。这本书汇集了萨宾娜、荣格和弗洛伊德之间的通信，以及萨宾娜的日记，这些一手资料于1977年10月在位于日内瓦威尔逊宫的地下室，也就是心理学学院的原址里被发现，接着立刻被分析、编辑、出版以及翻译成各种外文。
本书的法文版，由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师米歇尔·吉布尔（Michel Guibal）以及历史学家雅克·诺贝古（Jacques Nobécourt）编译。此法文版与上述提及的意大利版本有很大不同。本书除去前言（米歇尔·吉布尔以及雅克·诺贝古所做的“法文版序”）和后记（米歇尔·吉布尔以及雅克·诺贝古各自撰写的两篇关于萨宾娜的文章），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阿尔多·卡罗德努特教授根据他主持整理的萨宾娜的日记手稿以及她与佛洛伊德、荣格之间的通信，根据从其他渠道查阅到的信息，所写的一部萨宾娜的“传记”，其实质等同一篇研究论文，重点放在萨宾娜、荣格与弗洛伊德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和彼此启发，目的是让读者在阅读一手资料之前，对这位女主人公以及她的思想、她的研究成果有一个全面且深刻地了解；第二部分则收录了意大利版本中所有的极为珍贵的一手资料（这些一手资料均是德语，此法语版本是直接从原文翻译，而非从意大利文翻译的），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萨宾娜所著的三篇论文，荣格所写的关于数字游戏的一篇论文，同时法文版编辑米歇尔·吉布尔以及雅克·诺贝古按照时间顺序，对文献做了归纳整理，适当添加了介绍当时时代背景的段落，让读者可以快速地进入这些一手资料阅读中。
上述提及的关于萨宾娜的小说和电影，毕竟只是艺术地表现了这段复杂的情感和相关的学术发展史，在表现手法上会突出其中的情感冲突而忽略更重要的关于一段思想史的细节。但我们所翻译的这本书恰恰是要还原和研究这样一段伟大的学术发展史，它的重要性毋须多言，相信大家读过本书定会理解编译者的用心。本书收录的相关论文可以帮助读者更好的了解当时社会和思想史的背景，尤其重要的是研究者们细致的分析了他们思想之间的碰撞，在这三位精神分析学大师之间的通信或者萨宾娜自己的日记中，梳理出哪些片段和思想火花最终形成了他们各自的哪些重要理论。这种严肃的分析建立在第一手的文献之上，经过专业的论证，具有极大的说服力。而在本书中反映出的人性的脆弱和复杂，情感的激烈和无奈，学术思想与现实的各种冲突，并不比小说或者电影的表达更少，把这本书看作是比文学创作更深入更真实的思想传记，想必没有问题，同样也会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生。
在我看来，本书三位主角命运的粘连，并非是在荣格与弗洛伊德决裂之前——那时萨宾娜已经以病人和合作者的身份进入这两位有着父子般感情的师生的视线，而是在荣格与弗洛伊德决裂之后。萨宾娜经历了情感和思想上的重创后选择去了维也纳，最后返回俄罗斯。在三位主人公分离之后，他们之间仍然有信件来往，依然有思想的碰撞和情感的倾诉。甚至出现这样带有诗意的细节：“这是一封（萨宾娜）写给弗洛伊德的信的草稿，写在荣格寄给S.斯皮勒林的信的背面（1914年4月15日）”。草稿的具体内容不在此讨论，留给对此有兴趣的读者仔细寻味。
本书除巴黎七大心理学博士许丹（第二部分第九章）和巴黎四大文学博士康翀（第二部分第十一章）翻译的部分外，其余部分由我一人翻译完成。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精神分析学专业术语在中法两种文字间的艰难转换，特别是有些专业术语在国内精神分析领域并未有统一译名，在一些富有争议的专业术语翻译上，译者只能采取自己按原文理解的术语翻译，并在后面附有法语原文和相关注解，希望诸位更好的理解一些关键行文的意义。在翻译过程中，我感受到中文和法语两种文字转换的艰难，更体会了两种不同文化思维的碰撞，这种情况既带来痛苦，也带来互相理解的喜悦。当然，我自知翻译错漏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翻译得到成立于巴黎的法中哲学与文化研究协会的大力支持，能够在艰苦的留学生涯中遇到几位研究各有专攻却志同道合的朋友，是我的幸运，再次我要特别感谢刘铭会长的鼓励，感谢赵靓博士和杨嘉彦博士的帮助，尤其要感谢的是李锋博士在精神分析学术语和行文上的理解和校对，使我压力顿减。
另外，福建教育出版社独具慧眼，对本书价值的肯定和对翻译工作的支持，使我非常感动，希望我们的“西方思想文化译丛”能够越做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