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谈及弗洛伊德，似乎总是不免会使人泛起一系列僵直刻板的联想，诸如他的“冰山假说”和“泛性论”的心性发展与症状解释学，以及“弑父恋母”的俄狄浦斯情结等等，仿佛他的思想皆是无需赘言即已自明的，是惹人嫌恶的，甚至是业已过时而需遭淘汰的。然而，每每阅读弗洛伊德，却又总是不免会耽美于其案例报告的扣人心弦，叹服于其学术论证的逻辑严密，乃至沉醉于他那有如侦探般的深刻非凡的洞察力。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纵然是你对弗洛伊德的“既定”结论早已了然于胸，阅读他的过程也总是会在不同的方向上为你开启一些“全新”理解的可能！也正因如此，弗洛伊德的思想才可谓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短短一百年间即已渗透于社会文化乃至私人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甚至于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挥之不去的“幽灵”，以至于当代学术界的无数思想家都抵不住诱惑想要从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掘取点儿灵感。
作为一部带有导读性质的通俗读本，此书的目的无非有三：其一是旨在以清晰的笔触给读者呈现出弗洛伊德概念的思想内涵，其二是旨在以丰富的参考文献使读者领略到精神分析理论的文化外延，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则是旨在以欲望的先导把读者带回到对于弗洛伊德原典的阅读与重读中去。前两点所涉及的理论问题，限于篇幅，故此不再作赘述，有待于读者自行考究。至于第三点的“回到弗洛伊德”之议题，牵涉到弗洛伊德文本的翻译问题，作为译者，且作为一个常年浸染于精神分析的文献之中的读者，在此不禁想要特书几句。
首先，要说弗洛伊德著作的版权早在1989年便已届期开放，从而为翻译出版的事业大开了方便之门，然仅从中文的译介来看，尽管近两年也有个别反潮之作，但我国本土的弗洛伊德研究在总体上却仍旧呈现出“重理论而轻应用”之势，加之多年来“后弗洛伊德主义”的各家学派（自我派、克莱因派、对象关系派、整合派、依恋派、自体派、主体间派、拉康派……）在国内精神分析领地的一连串后殖民式的狂轰乱炸，更是致使弗洛伊德式的“经典精神分析”愈发沦陷为自家的“失地”和废弃的“遗址”而无人问津。
其次，我国弗洛伊德文集的翻译又大多都依托于斯特雷奇（JamesStrachey）编汇的24卷英文《标准版》，而鲜少从弗洛伊德的德文原典直接入手。且不论译本的质量参差、术语混乱以及对其文意理解的谬误重重，单是略过原始文本而选择从二手译本来着手翻译这一项就犯了学术大忌。再者，一套英文译作的权威性何以会超过弗洛伊德的德语原文？熟悉他的读者或许知道，弗洛伊德当年曾是歌德文学奖的得主，乃当之无愧的文体大家，他的文风亦是兼具科学之严谨与散文之优美，且处处透露着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情怀。据国外的评论家指出，就阅读的体验和感受而言，用德语阅读弗洛伊德的原著与用英语阅读弗洛伊德的译本可谓大相径庭。话说弗洛伊德在用德语写作之时，往往运用的都是平实易懂且意义多重的贴近日常生活经验的语言，其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隐喻和反讽的修辞。他假定读者愿意参与其中，能够欣赏那些未经调和的意义，领略文中的言外之意，而从不以任何设限的方式去描述一个未定的概念。读者因而能够在“悦读”文本之时展开丰富的自由联想，从而与自身的经验形成某种对照，甚至是达成某种“共鸣”。换句话说，弗洛伊德的作品本身是向着解释“开放”的，而且他的“多重方法学”也允许了不同视角下的阅读。
相形之下，斯特雷奇的《标准版》就远不如弗洛伊德本身对于无意识生活的描绘来得多姿多彩，他的翻译皆着力于把原文中的“歧义”变得“清晰”，把“多元”化作“单一”，譬如把弗洛伊德文辞生动的“现在时”改成刻板生硬的“过去时”，且其中充斥着“专门化”与“技术化”的语言。如此导致弗洛伊德读来变得诘屈聱牙、枯燥乏味不说，更是封闭了其文本自身所固有的意义的“开放性”，这就好比说斯特雷奇是唯一正确的弗洛伊德解读，其中的霸权意识形态也就昭然若揭了。
在此，我们仅举几例作为说明，比如弗洛伊德用于描述精神能量活动的“Besetzung”，斯特雷奇将其译作拉丁文化的“cathexis”（中文照此译作“贯注”），因为这是一个外来的专有名词，所以后者不会使一般的英文读者产生任何联想，而弗洛伊德的原词却是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常语汇，有着强烈的军事意涵（亦即“攻占”或“占领”），从而容易令人联想到弗洛伊德最喜欢的隐喻之一便是军队的行进和撤退。再如，斯特雷奇为了顺应当时心理学研究中的生物学取径，令人匪夷所思地把弗洛伊德带有神话色彩的“冲动”（Trieb）概念统统译作“本能”（Instinkt），从而导致了英语世界对于“死亡本能”概念的长期拒绝。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更有甚者，国外也有学者指出，我们熟知的“结构理论”——即“它我”、“自我”与“超我”——就其机械化和概要化而言，完全就是出自斯特雷奇的“伪托”，它更像是斯特雷奇的发明，而非是弗洛伊德的创造。倘若当真如此，其结果的影响必定是难以估量的，因为后世的分析家均被教导将结构理论视作弗洛伊德理论模型建构的重大成就，后来的诸多理论也都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特别是注重防御冲突的自我心理学派；另一方面，结构理论的反对者也曾指出其与人类实际发展及临床经验相距甚远，以至于产生了一些激进的修改，例如费尔贝恩（Fairbairn）强调对象关系的首要性，以及科胡特（Kohut）强调自体经验的重要性，但是如果说弗洛伊德从未停止过描述“自体”（self）的经验，而完全没有以抽象概念的“自我”（ego）来取代更加贴近经验层面的“自体”，自我心理学家和对象关系论者还会如此激进地背离弗洛伊德吗？总之，套用斯特雷奇自己的话说，他的目标是旨在把弗洛伊德作为一位十九世纪科学家的思想，呈现作是为了同是科学领域的人而写作的。或许，我们可以公允地说，斯特雷奇的贡献仅仅是在于他提供了一种严格教条化“版本”的弗洛伊德，而非是一个“原本”的弗洛伊德，针对他的主要批评也主要是在于他把弗洛伊德置入了“自然科学”的范畴，而使其远离了他真正所属的“人文科学”。
行文至此，无非是想呼吁我国精神分析研究的同道们在理论与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能够在博采众长的同时也不忘回眸顾及一下那位早在灯火阑珊处翘首等待着我们去阅读与重读的弗洛伊德。不得不说，翻译弗洛伊德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此仍需感谢无数前辈所付出的辛勤和努力。弗洛伊德曾把“统治”、“教育”与“分析”列作三种不可能的事业，或许我们也可以恰当地为这份名单再增添新的一项：“翻译”之为不可能的事业，如此也就应了弗洛伊德惯常引述的那句箴言式的意大利谚语：“翻译者即背叛者”（traduttore-traditore）！
以上陋见，如有失偏颇，望以海涵。
最后，我想要特别感谢现时远在巴黎求学的潘恒兄弟为此书另作他序，也特别感谢重庆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邹荣先生在本书翻译过程中给予我的充分信任与宽容。至于译作中难免留存的疏漏与错误之处，于此也恳请诸位读者与方家朋友的不吝指正！
是以为记。
李新雨
二零一五年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