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02年，普林斯顿大学的认知科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凭借与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1996年去世）合作完成的一系列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消息一经从瑞典皇家科学院传出，人们的关注点迅速聚焦于他们在“人类判断与决策的分析”领域的工作。卡尼曼的研究发现了“背离概率基本原则的启发式思维捷径对人类决策过程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激发了一大批经济和金融学者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对人类内在动机进行研究，丰富了经济学理论”。
简而言之，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研究了人类如何做出选择以及如何进行概率评估，并揭示了人类决策时常犯的典型谬误。心理学领域很多高引用、高影响力的论文都来自卡尼曼的课题组，他最终捧得诺贝尔奖可谓实至名归。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工作之所以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原因之一在于他们的研究解决了有关人类理性的深层次问题。诚如诺贝尔颁奖词所说：“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了人们在不确定情境中如何进行决策，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人类理性假设。”二人发现的思维谬误并非是在玩室内益智游戏时所犯的小错误。所谓理性，意味着为了达成人生目标所采取的最佳方式。个体若违反了经卡尼曼和特沃斯基验证的思维规则，所带来的直接实际后果就是生活不如意，错失本应取得的人生成就。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等人研究了人类的基本认知结构为何会让人容易在判断和决策上面犯错误。不过，容易犯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犯错。每个人都可以压制自己犯推理错误的倾向，做出理性行为，人们并非一定会深陷于犯错的泥潭无法自拔。更为重要的是，个人判断和决策的错误倾向其实是存在系统化差异的。我的研究团队就致力于探索能够预测个体差异的诸多因素。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个体的判断和决策能力存在系统的个体差异，这意味着与理性相关的人类认知属性也存在着个体差异，即人们达成人生目标的效率有所不同。然而，十分奇怪的是，智力测验（或是它的衍生品，比如美国的学术能力评估测验）并没有评估这些重要的思维认知属性。之所以说这种现象奇怪，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多数非心理学专业人士认为，智力测验评估的是一个人“善于思考”（good thinking）的程度。科学家和外行普遍认为，所谓“善于思考”包括明智的判断和决策，而明智的判断有助于个人实现目标。事实上，“善于思考”是非常重要的认知属性，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对“善于思考”的研究甚至得到了诺贝尔奖的认可，但在广为流传的智力测验中却没有找到评估“善于思考”的影子。
第二个原因，当人们（包括专家和外行）谈及“智力”二字时，普遍认为智力的概念内涵包括理性。例如，很多智力概念都包含“适应性决策”（adaptive decision making）。适应性决策是理性的精华所在，但是，现行的智力测量工具与理性决策测量却没有丝毫联系。上述两个原因导致一些令人费解的现象，比如，“聪明人也会做蠢事”。如果考虑到人们测量评估智力的方式，这种现象就很容易理解了。如果“聪明”意味着智力测验分数高，“蠢事”指糟糕的决策，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显而易见：智力测验没有评估适应性决策能力。如果你因“智商高却做蠢事”现象而感到惊讶，就说明你骨子里默认所有优秀的心理属性都伴随着高智商一起出现。比如说，理性思维一定与高智商共存。不过，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不断对这个假设提出质疑。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研究发现，理性思维技能与智力测验成绩之间只有小到中等强度的相关性。这种低相关性不足为奇，因为智力测验压根儿没有对理性思维技能进行评估。
在本书中，我将重点讨论智力测验中是否应该同时测量理性。判断和决策技巧，即理性思维能力，其重要性至少与智力测验所评估的那些认知属性不相上下。与智力相似，理性思维技能也关系到现实生活中目标的达成。但是，整个社会对理性的重视程度极为不足，既没有开设相关的教学课程，也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我们一直在使用智力测验的衍生品作为教育机构的选材工具，从学前班到研究生入学考试都是如此。不仅如此，公司和军队也相当重视智商类评估工具。人们在智力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努力（提高智力、赞扬高智商、为低智商而担忧等），但是，如果忽视了另一类能够带来同等社会后果的心理技能，在智力方面投入再多的精力也无济于事。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所研究的思维技能，可转化为直接影响人类幸福和主观满意度的行为，他们与智力测验所评估的认知技能同样重要。作为一种认知功能评估工具，智力测验极为不完整。鉴于智力测验的影响力，它为心理学家和外行界定了何为重要的认知特征，毋庸置疑，现行智力测验所评估的能力固然重要，但是，它也将很多重要能力划出了其测量范围。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寻找那些在非认知领域被智力测验落下的重要能力，比如情绪智力或是社会智力，那样对智力测验未免太过苛责。单单在认知领域中看，智力测验缺失了对判断和决策技能的评估部分，而这些正是理性思维和行为的认知基础。
这本书深入讨论了行为科学领域中极具讽刺意味的一桩历史性事件带来的科学和社会性后果，即获得诺贝尔奖认可的认知特征，却被行为科学领域最广为人知的心理评估工具——智力测验完全忽视了。
致谢这本书的撰写欠下了很多智力债，这一点从书末引用的大量参考文献可见一斑。尽管无法一一致谢，但我还是希望借此机会感谢对我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几位学者。几十年前，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的研究激发了我对“理性思维任务”这一当时新兴研究领域的兴趣。之后，在乔纳森·埃文斯（Jonathan Evans）和大卫·奥韦尔（David Over）的研究激励下，我有幸对双重加工理论做出了些许原创性贡献。一直以来，我非常钦佩乔纳森·巴伦使用启发法和偏差研究对公共政策事务进行的分析与阐释，亦感谢大卫·帕金斯（David Perkins）提出了“心智程序”（mindware）的概念，我在本书中多次使用了这一概念。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的研究对我在认知功能个体差异问题上的立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中有好几个章节的核心观点都受到了斯滕伯格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启发。虽然我们在某些观点上存在分歧，不过，我非常感激于他在智力结构领域多年的不懈探索，并于十几年前愿意将我所提出的理性障碍概念融入他的理论中。
感谢我的代理人苏珊·阿雷拉诺（Susan Arellano）的耐心，她帮助我确定了本书的主题。在她的鼎力协助下，我得以确定本书的主题和分论点。感谢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基思·康登（Keith Condon）对本书所倾注的热情，并就本书结构提出了重要建议。感谢苏珊·莱蒂（Susan Laity）对稿件的编辑，以及凯瑟琳·朔伊尔（Katherine Scheuer）完成了优秀的修改编辑工作。
本书是在若干个风光俊美的地方完成的，包括：我那可以俯瞰多伦多市中心和安大略湖的九楼办公室；可以远眺大西洋的康沃尔圣艾夫斯；毗邻太平洋的俄勒冈海岸。在写作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两位挚友亲朋的相伴，他们是理查德·韦斯特（Richard West）和葆拉·斯坦诺维奇（Paula Stanovich）。理查德与我共事30余年，他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不断给予各种反馈。葆拉是本书背后的明星，正因她悉心打点好我们的生活，才使得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
杜伦大学的大卫·奥韦尔、约克大学的玛吉·托普莱克（Maggie Toplak）以及一名匿名评审人阅读了书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感谢三场学术会议让我有机会详细地报告我的观点，它们是：在英国杜伦召开的第四届国际思维大会；由乔纳森·埃文斯和基思·弗兰克斯（Keith Frankish）于英国剑桥组织召开的推理与理性的双重加工理论研讨会；由蒂姆·威尔逊（Tim Wilson）和乔纳森·埃文斯于弗吉尼亚大学组织召开的双重加工理论工作坊。
在本书撰写期间，我所在学校的系主任珍妮特·艾斯汀顿（Janet Astington）和艾斯特·杰瓦（Esther Geva），院长迈克·富兰（Michael Fullan）和简·加斯克尔（Jane Gaskell）为本书提供了诸多行政事务方面的支持。商务文员玛丽·马尔西（Mary Marci）和我的秘书黛安娜·鲁宾逊（Diana Robinson）、马里萨·弗莱雷（Marisa Freire）的努力工作满足了我在技术和后勤方面的需求。本书中讨论的很多实证研究得到了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委员会的支持。玛丽莲·可拓依（Marilyn Kertoy）和安妮·坎宁安（Anne Cunningham）一直担当我私人智囊团的角色。
在斯坦诺维奇-韦斯特实验室（多伦多大学和詹姆斯-麦迪逊大学的联合实验室）过去10年中学习工作过的多数成员都为本书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中的佼佼者已顺利开始了他们的博士后生涯，他们是卡罗琳·霍（Caroline Ho）、罗宾·麦克弗森（Robyn MacPherson）、沃尔特·萨（Walter Sá）和玛吉·托普莱克。我还要感谢玛丽亚·格鲁尼沃尔德（Maria Grunewald）、卡罗尔·凯利（Carol Kelly）、朱迪·考吉斯（Judi Kokis）、埃莉诺·刘（Eleanor Liu）、鲁思·梅泽夫（Ruth Meserve）、劳拉·佩奇（Laura Page）、乔治·波特沃罗沃兹（George Potworowski）、贾森·里斯（Jason Riis）、雷切尔·赖尔森（Rachel Ryerson）、罗宾·西德胡（Robin Sidhu）、罗恩·斯特林格（Ron Stringer）、丽贝卡·韦尔斯-乔普林（Rebecca Wells-Jopling）和琼·沃尔弗斯（Joan Wolfor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