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叙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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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伯勒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5

前言

导读

写这本书是11年前对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在巴西圣保罗提出的挑战给予的一种回应。11年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如此有力的挑战一直提醒着我。我希望它永远存在。

我在巴西曾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了那些露宿街头无家可归的人的倡议,他们要求收回他们居住的街道,他们在水道桥下面建立自己的“家”,为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们建立一个协会能更好地从政治上把他们组织起来(瓦兰达,1999年)。那时,巴西无地工人运动正在首都开展游行示威,要求更广泛的社会变革。

这些事件同样重要,但它们并没有促使我去编写这本书。

这个挑战来自与《受压迫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的作者保罗·弗莱雷的一次会面。保罗在巴西流亡了很多年,他是一个不断质疑现状并且邀请他人去做同样梦的名人。

谢里尔·怀特、瓦尔特·瓦兰达(一个巴西同事)和我被一位年轻的女性(我们认为是保罗的一个亲戚)引导着进入了保罗的研究领域。当保罗·弗莱雷找到我们,问道:“你们可以说葡萄牙语吗?”我们这些澳大利亚人摇了摇头,这位年轻的女性转过身很果断地对保罗说:“但是你的英语说得非常好!”

也许这一幕曾经发生过,弗莱雷之后通过我们的巴西同事继续用葡萄牙语讲话。这一点很明确。我们没和当地人说一句话,就找到了他在巴西的家,开始和他谈话。

过了一段时间,他转说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地说了一些方法。他试图通过这些方法把对教育的理解从老师教的个人主义的学术练习分离出来,这个过程就有可能让心理治疗师了解到世界是不同的,从而产生集体性的理念,并引发更广泛的社会变化。

当然,我一直没有机会问是否可以把采访录制下来,所以开始很快在纸上记录我的草稿。随后有了一段停顿,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提问的机会。我尽力问他描述的一些原则是如何与一些无家可归的人联系到一起的。这看起来是一个无伤大雅的问题,但是问题的答案一直遗留到了今天。

他说这个问题他回答不上来,而事实上,我也找错了回答这个问题的对象。他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在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的谈话中找到。

他说他越来越担心这样一种现象,人们习惯性地在错误的地方去寻找方法,当他们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的绝望;然后坚信更广泛的变革是不可能的,这件事不值得去渴求并为之付出行动。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宿命论的新自由主义”,他相信这很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障碍。

这些与“宿命论的新自由主义”和绝望政纲有关的词语,对我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挑战。在我人生的不同时期我对绝望有着不同的认识:关于社会变化的绝望,关于人与人相处方式的绝望。保罗也生活在对绝望有所认识的生活中。他的希望教育学不是简单地从乐观里得出来的,那是一种了解绝望的希望,并比自己的知识更强大。

我们谈话一结束,我就赶往机场登机,飞往我在堪培拉的住所,那儿可以看到很多山。一段时间之后,我回到家中筋疲力尽,直接上床倒头就睡。那天晚上半夜醒来,离天亮还很早,我索性走到桌旁开始考虑此次访谈之事。我把当时做的笔记注释敲进电脑里编辑完毕,然后又继续回到床上睡觉。

几个小时之后我醒来时,阳光透过窗子照了进来,收音机里播着新闻,头条居然是保罗昨晚去世的消息,他在我们下午离开他家后就进了医院。

他对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今天的奋斗不意味着一定会实现变化,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奋斗,未来的后代们会付出更多的努力。”保罗的历史不会结束,将永存。(弗莱雷,1999年)

保罗11年前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影响着本书每一页内容,我们怎样去抵抗“新宿命自由主义”的宿命?我们怎样怀着对更广大社会变革的期冀去思考我们的工作? 我们怎样在正确的地方去寻找这种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