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 言
精神分析是一种独特的心理治疗，是一种关于心理机能、人类发展与精神病理学的模式。一直以来，都没有一种统一的精神分析治疗理论，相反，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不同的国家，在一大群不同的精神分析理论家和从业者的作品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治疗模式。尽管没有统一的观点，但我们还是可以笼统地谈一谈一些适用于不同精神分析观点的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包括：①假定所有人都会受到部分欲望、幻想或意识之外的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这里指的是潜意识动机（unconscious motivation）]的激发；②感兴趣于促进对潜意识动机的觉察， 并因此而增加选择；③强调探索人们用以避免痛苦的或具有威胁性的感觉、幻想以及思维的方法；④假定人们对于改变都有矛盾的心理，并强调探究这种矛盾心理的重要性；⑤强调将治疗关系用作探究来访者自我挫败之心理过程与行为（既包括有意识也包括潜意识的心理过程与行为）的领域；⑥强调将治疗关系当作一种重要的改变媒介；⑦强调帮助来访者理解其自身建构的过去与当前的方式在保持其自我挫败之模式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在精神分析的早期，来访者通常一个星期要见弗洛伊德和他的同事四到六次，而且，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治疗持续的时间相对较短。通常的情况是，一次治疗要持续六个星期到两个月。随着精神分析的目标从症状缓解（symptom reduction）发展为更为根本的人格机能的改变，精神分析的平均时间也逐渐地增加，直至一次分析的时间通常要持续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许多当代的精神分析学家至今依然认为，长程密集型治疗是一种有着许多重要优势的治疗方法。 就像实证研究证据所表明的那样，尽管表面的症状通过短程的、不那么密集的治疗便可以发生改变，但人格机能及潜在心理结构之更为根本的改变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生改变（例如，Howard, Kopta, Krause & Orlinsky，1986）。此外，鉴于来访者—治疗师关系往往被视为主要的改变机制（从许多方面看都是如此，这些方面我将在后面加以讨论），因此，该理论坚持认为，持续时间更长的密集型治疗是使得这种关系得以发展并发挥转变作用的必要条件。不过，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即长程密集型治疗并非一直可行，或者可以说并非合乎需要（这取决于来访者的问题或者目标的性质）。因此，在当代精神分析实践中，治疗师以短程为基础，往往一个星期见来访者一到两次。
精神分析是第一个现代西方心理治疗体系，其他大多数治疗形式都从精神分析发展而来，它们都受到了精神分析的强烈影响，或者其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精神分析所作出的反应。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这个术语最初是维也纳的一位神经病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提出的，他和许多杰出的同事 [ 例如，威廉•斯特克尔（Wilhelm Stekel），保罗•费德恩（Paul Federn），马克斯•伊廷顿（Max Etington），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 奥托•兰克（Otto Rank），卡尔•亚伯拉罕 (Karl Abraham)，卡•荣格（CarlJung），桑多尔•费伦奇（Sandor Ferenczi），欧内斯特•琼斯（ErnestJones）] 一起，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将一种心理治疗形式与一个关于心理机能、人类发展和改变理论的模式结合到了一起。这门学科的出现受到了当时精神病学、神经病学、心理学、哲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等领域内发生的各种发展的影响。精神分析的发展还受到了当时正在出现的各种与之匹敌的治疗形式以及精神病理学之间的互动的影响。此外，弗洛伊德为应对精神分析领域之外的学者所提出的理论挑战和批判，以及他自己的学生和同事所提出的不同的观点和思想而作出之尝试也影响了这一学科（Gay，1988；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理论观点和观点，在其整个生命历程中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尽管人们往往认为他的思想展现了一个统一的、连贯的思想体系，但阅读他的文章和著作更像是在阅读一部不断发展的巨作，而不是一个系统的、统一的理论。许多其他有影响力的精神分析理论家也是这种写作风格，其中包括梅兰妮•克莱茵（Melanie Klein，1955/2002a，1975/2002b）、罗纳德•费尔贝恩（Ronald Fairbairn，1952，1994）、唐纳德•温尼克特（Donald Winnicott，1958，1965）、雅克•拉康（JacquesLacan，1975/1988a，1978/1988b）。
尽管弗洛伊德毫无疑问是开创精神分析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不过，其他许多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也在精神分析的最初发展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他们的有些观点使得弗洛伊德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反思， 有些观点被弗洛伊德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吸收并进行了修正，还有一些观点虽然没有被弗洛伊德吸收，但到后来对他们自己的学生的思想，以及后来的精神分析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Makari，2008）。虽然精神分析开始于弗洛伊德的作品和演讲，以及维也纳围绕在弗洛伊德周围的一小群同事的早期作品，但到了 1939 年弗洛伊德去世时，精神分析已开始发展成为一种国际运动，在维也纳、苏黎世、柏林、布达佩斯、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拉丁美洲都有重要的中心。在这些中心中，每一个都对精神分析的发展产生
了其特有的影响，从 1939 年起，在不同的国家产生了一大群不同的精神分析流派和理论（Makari，2008）。不同精神分析流派的支持者对弗洛伊德的解读都不同，对于许多主要的前提假设，有些流派持赞同观点，有的持反对态度，而且，对于弗洛伊德理论文集和技术推荐的不同方面，不同流派反对的程度也各不相同。
今日之精神分析
尽管我们可以理解许多评论家将精神分析等同于弗洛伊德的倾向，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精神分析治疗的价值和精神分析理论的正确性与弗洛伊德思想的正确性并没有联系。弗洛伊德只是一个在特定文化的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写了一些东西的人。相比于当代，他的一些观点在最初提出的那个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中更为恰当，而且，有些观点从一开始就有缺陷。正如读者在后面将会看到的，弗洛伊德时代的精神分析与当今北美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精神分析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例如，和弗洛伊德时代相比，当代美国的精神分析更为强调治疗关系的相互性（mutuality）；强调治疗关系中根本的人性；更为强调治疗过程的灵活性、创造性与自发性；对于生命和人性持有一种更为乐观的态度。与常见的误解相反，事实上，有大量的证据（而且，这些证据越来越多）证明了精神分析取向治疗的有效性（例如，Levy，Ablon & Kaechele，待出版；Shedler，2010），以及各种精神分析构想的正确性（参见，例如，Westen，1998；Westen & Gabbard，1999）。而且，还越来越强调以一种与文化共鸣的方式来修正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性（例如，Altman，1995；Gutwill & Hollander，2006；Perez Foster，Moskowitz & Javier，1996；Roland，1989）。
在美国，精神分析在一些美国特有的态度（包括乐观主义倾向和美国平等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已有所发展。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今许多重要的分析学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文化革命期间已经成年——当时，传统的社会规范和权威根源正受到挑战。此外，一些杰出的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思想家向传统精神分析理论中所隐含的许多父权假设提出了挑战，提出了有关治疗关系中权力之动力的重要问题，并重新阐释了关于性别的精神分析思想（例如，Benjamin，1988；Dimen，2003；Harris，2008）。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后现代的敏感性（postmodern sensibility），它向认为人可以客观地认识现实这样一个假设提出了质疑，对普遍真理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并强调理论多元化的重要性。最后一个影响因素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大量临床心理学家涌入了精神分析培训研究所。这给传统上由精神病学占据统治地位的学科带来了显著的思想方面的有趣变化。
不幸的是，更为广泛的心理健康领域中的许多人以及普通大众都没有察觉到精神分析领域内的这些变化，并且，他们还在精神分析理论、实践、态度中那些不再重要的方面的基础上，对传统作出了偏颇的或夸张的理解。尽管对于过去以及现在的精神分析，有许多批评都是恰当的，但我还是认为，精神分析在当前的边缘化，部分原因在于当代的一些文化偏见（这些文化偏见显然不利于健康），尤其在美国， 更是如此。 这些偏见包括对乐观主义、 速度、 实用主义、工具性（instrumentality）以及不能忍受含糊不清的强调。尽管所强调的这些要点无疑都有其价值，但它们也可能会与一种朴素的观点联系到一起，这种朴素的观点往往会低估人性的复杂性和改变过程的难度。美国文化传统上倾向于掩饰生活中更为悲惨的方面，坚持这样一种信念，即只要我们付出足够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得到幸福，并且由于想要获得一种 “快速心理” （quick fix mentality） 而遭受偏见。
精神分析产生于欧洲大陆——那是一种曾经经历过几个世纪贫穷的文化；人民大众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压迫；宗教冲突与压迫持续不断；世代的战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顶峰，这两次世界大战不管从规模、破坏程度，还是从悲惨程度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
尽管与欧洲的精神分析相比，美国的精神分析倾向于持一种更为乐观、实用的态度，但它还是保留了传统精神分析的许多价值观，例如对人类复杂性的正确评价，认识到满足（contentment）并不必然像“幸福”的二维观一样，并且认为改变的发生并非一直都是容
易或快速的。我认为，对当代精神分析之本质的理解越透彻，对总体的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之更有价值的方面的评价越深刻，就越能够丰富心理学家对于如何更好地助人的理解，并将其当作一种手段来矫正我们文化中一些潜在的、有问题的盲点和偏见。最后，正如我在后面将会讨论到的，当代精神分析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旨在恢复文化方面具有颠覆性、社会方面具有进步性、政治方面具有参与性的某种精神（这种精神曾是这门学科的特征所在）的运动。我希望，本书将能够让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了解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中一些较为重要的新进展（这些新进展是他们不甚熟悉的），同时还能够纠正一些关于传统精神分析的误解。
精神分析中顺从派与颠覆派之间的紧张状态
在美国及许多其他国家， 精神分析在精神健康保健系统 （mentalhealth care system）中占据支配地位很多年。不过，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一直到现在，美国的精神分析在健康保健系统和临床培训项目中都变得越来越边缘化了。精神分析之所以出现颓运，原因有很多。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精神分析在其全盛时期，无可厚非地赢得了作为一种保守文化力量的声誉，它有一种信奉正统、孤立偏狭、傲慢自大、精英主义的倾向。它还赢得了这样一种声誉，即它是一门多少有些深奥难懂的学科，对于解决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许多人在其日常生活中经常要处理的）没有什么兴趣，而且，对于影响其生活的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的评价也很有限。相反，它逐渐被许多人视为一种经济宽裕时放纵自我的消遣。
精神分析赢得这样一种声誉的事实，具有讽刺的意味。尽管弗洛伊德最初发展出精神分析是为了治疗那些表现出了其他医生无法治疗的症状的来访者，但他的雄心抱负以及后来的精神分析学家的雄心抱负使得精神分析最终超越了治疗领域，进入了社会理论和文化批判的领域。弗洛伊德和许多早期的分析学家都有医学背景。不过，弗洛伊德逐渐强烈地感觉到，精神分析不应该成为医学的附属专业。而且，事实上，他看重广泛的文化背景和知识面，将不同教育背景和学术兴趣的分析学家都带进了这个领域。早期许多分析学家，包括弗洛伊德在内，都是新兴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中产阶级中的一员，世纪之交奥匈帝国开放的、政治上进步的政策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有可能得以上升，而且，他们也促进了这种文化的发展。
就像社会理论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919）提出的，在世纪之交，不受修道誓约约束的西欧犹太人组成了一个独特的边缘化知识分子团体。他们与传统的犹太教已不相容，而且，尽管他们吸收了欧洲社会的习俗，但还没有被这个社会完全接受，于是，他们发展出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怀疑论。
因此，早期的分析学家往往都是自由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一个传统上受到压迫和被边缘化的群体。他们渴望被社会接受，但同时他们却倾向于用一种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盛行的文化假设。这样一种批判的而且在某些方面具有颠覆性的姿态，与一种进步的社会转型观结合到了一起。精神分析最初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对社会压迫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因对性欲之心理压抑而导致的致病影响的彻底批判而出现的。弗洛伊德对于广泛的社会事务和文化事务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批判各种有关医生特权的制度，一直到生命结束都支撑着免费的精神分析诊所，支持灵活的收费标准，并保护那些没有经过医学培训的专业人士的精神分析实践。早期的许多分析学家都是致力于政治批判和社会公正的进步的社会活动家。弗洛伊德最为亲密的同事桑多尔•费伦奇 （Sandor Ferenczi） 就曾批判过社会上虚伪、墨守成规的现象，他在布达佩斯开了一家免费的诊所，并充满激情地捍卫妇女及同性恋者的权利。20 世纪 20 年代，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恩斯特•西美尔（Ernst Simmel）和马克斯•伊廷顿（Max Etington）在柏林开设了一家公共精神分析诊所，这个诊所后来成了社会与政治进步主义的一个堡垒（参见 Danto，2005）。这些分析学家中有一些受到了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考虑到他们在维也纳和柏林（当时，那些地方的知识分子圈广泛地讨论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处于政治紧张的文化背景时正好进入成年阶段，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非常吃惊。他们把自己视作社会变革的代言人，认为精神分析是对传统政治规范的挑战，认为精神分析更多的是一项社会使命，而不仅仅是一门医学学科。诸如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1941）、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1941）、奥托•费尼切尔（Otto Fenichel，1945）等杰出的分析学家，都由于其献身于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以及将精神分析与社会事务融合到一起而闻名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