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而學之，學而知之
書序作者：林克明
四十多年前進入臺大醫院神經精神科擔任住院醫師的時候，我對精神醫學這個領域所知其實非常有限。當時的心情，一方面是無盡的憧憬，同時也有更為深沈的惶恐。高中、大學時代之所以經常搜尋、涉獵心理學書籍，與其說是「為學問而學問」，不如說是源於對人生意義的茫然，源於對為人處世、日常生活的種種不安與惶惑。但是當時所能找到的有關心理學、心理治療學乃至精神分析學的著作，不論是原著還是轉述，都常不免讓人有莫測高深的感覺。大師們的自傳或傳記（如《佛洛伊德傳》、《榮格自傳─回憶‧夢‧省思》等），又總是讓人只能感覺到他們的才氣縱橫與他們堅忍不拔的驚人毅力。他們怎麼看怎麼像「超人」兼「完人」，把守著通往那神秘心靈世界的秘密鑰匙。為了要擺脫自己心靈的貧乏、走向富裕，我渴望著要去瞭解他們，尋求他們的秘密。
但是那也正是精神醫學轉型的年代。我在一九七四年轉赴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繼續進修時，原為精神分析師的舊主任剛下台不久，新的主任注重行為科學及生物精神醫學，反映的正是全美國乃至整個世界的走向。第三版精神醫學診斷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Third Edition 〔DSM-III〕）在一九八零年出爐之後，精神動力學（psychodynamics）的概念遂逐漸爲「描述性」（”descriptive”）學說所取代。因而在我接受住院醫師的訓練過程裡，精神分析學乃至其他種種心裡治療學正在逐漸淡出精神醫學界。在這樣的氛圍下，存身於大學臨床學術機構的我，擺盪於精神藥理學、社區精神醫學與文化精神醫學之間，精神分析與心理治療遂成了茶餘飯後助興的話題。當代掌權的「新克雷培林學派」（Neo-Kraepelinian）把「心靈」當成「黑箱」、「黑洞」，相信跳過這個黑箱，我們反而會更有餘裕去探討腦神經科學乃至分子基因學與行為、思考、情緒的關係。訓練結束後，我一直留在大學教學醫院與研究機構，三十年間忙於爲發展個人小小的學術事業而奔波，凝視心靈「黑箱」的時間，自然大減，但是對二十世紀初以來我們這個行業裡勇於探索人心的「祖師爺」們的人生際遇與心路歷程，則還是一直充滿好奇。
這期間有幸接觸到一些大師們的傳記，內容生動、考證詳實。經由作者們抽絲剝繭的敘述，我才真正體會，大師們的人生其實過得很辛苦。他們的童年常有嚴重的創傷；他們的成長過程充滿挫折；他們「懷才不遇」，事業發展一波三折。在傳統的「偉人」傳記裡，這樣的事跡通常會被用來做為反襯、彰顯偉人之所以成其為偉人的人格特質：堅毅、進取、自信、百折不撓。但是新一代的傳記，則比較容易不再那麼地「為賢者諱」。在這些作者的筆下，傳主面對人生苦難時的徬徨、沮喪、舉止失措，歷歷在目；傳主面對阻礙與爭議時表現出來的憤怒、激情乃至勾心鬥角的場面，也都無所遁形。這樣的書寫，當然有可能淪於流言蜚語的嫌疑。坊間有些書籍，的確明顯表露門戶之見，對異己者口誅筆伐、不遺餘力。但是真正嚴肅的「史家」在披陳傳主的癖性、弱點、缺失的時候，總是帶著淡淡的「哀矜勿喜」的態度。他們這種具體的「揭露」，其目的是要讓我們較有可能去貼近傳主，讓他們不再只是樣板，而是有血有肉、是非禍福懸於一念之間的人。也唯有經由這種貼近到幾乎可以感覺其呼吸的瞭解，我們才較有可能深刻體會大師們「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的歷程。
二零零九年我終於下定決心完全離開「學術機構」，重拾當初進入精神醫學領域時的初志，用餘生去尋求直接與人心交會的時光。而貼近人心，於我來說，就是兩條路徑：其一是去做個盡責的臨床精神科醫師，期待「病人」容許我走入他們的內心世界；其二是延續我從小對歷史人事的喜好，以古人為友，用我半生累積的知識與歷練去體會他們的人生抉擇，哀憐他們的無奈與困頓，讚賞他們的生命力、原創力，也由此開展我對寫作的熱情。
也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我在醫學生時代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學長、同學們共同集資創辦的《當代醫學》月刊，在走過三十餘年輝煌的歷史後，面臨因時代變遷等因素造成的瓶頸。同仁們幾經思考之後，決心將之持續至四十週年時圓滿閉幕。為了共襄盛舉，也為了一償去國多年、未曾為雜誌撰稿的歉疚，我於兩年前開闢了一個專欄，就取名爲「受傷的醫者」，每期介紹一位精神醫學界或心理學界的開拓者。當時最先想到的，自然是色彩最鮮豔、故事性最高，也或許就是爭議性最嚴重的幾位，如榮格（Carl G. Jung；1875-1961）、艾瑞克森（Erik H. Erikson；1902-1994）等，原先並沒有一個確切的名單，只是想能寫幾篇就是幾篇。沒想到幾個月下來，每一個「主角」的背景資料牽引出許多我原所不知的、他們的同行者或敵對者（例如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 ]之於榮格）的「秘密」，於是乎有如原子爐的連鎖反應，名單越來越長，取捨居然成了問題。匆匆就是兩個寒暑，這個專欄，在見證《當代醫學》四十週年的慶祝盛典、圓滿謝幕後，也就畫下了句點。這期間勤跑圖書館，借閱書籍動輒十數百本，包括塵封多年的古稀珍本。有時為了求證解疑，幸運找到了專家學者或事件見證人的聯絡方式，居然還常得到善意的回應。大師們曲折豐富的人生，讓我有機會再度品嚐「做學問」的樂趣，也磨練說故事的能力，想來心裡就充滿感激。
本書記述的十五位傳主，每個人的成長、「成名」過程都極其艱辛，他們也多長期為種種身心症狀所苦（如果用現代的診斷標準來看，他們就正是名符其實的精神科病人）。就我所知，因篇幅所限，未包含在本書中的許多其他「先行者」，也多有類似的經歷。那麼是不是就可以說，我們出名的先輩，多半曾為明顯的精神疾患所苦呢？這個問題並不是本書所想要或有可能解答的：因為故事性的考量及個人的偏好，我的取樣絕對不會是客觀公正的。但是我相信的是，人生苦難、適應困難及由此氾生的情緒、行為問題，必然曾是大師們創見、洞見的一個重要源頭。就此一意義而言，他們原來就都是「受傷的醫者」，他們「救人」先是為了「救己」。就如孔子自述，「我非生而知之者」，他們也不應該是天生的聖哲。因為「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所以他們的學問才會是彌足珍貴的「生命之學」。而我們後人，接踵其步，也必得「困而學之」，不止從書本與師長，更重要的是從他人（病人）及自身的煩惱、苦難中學習，才有可能終於「學而知之」。
這些陸續寫成的文章，其初並無預先擬定的章目或順序，大體以我當時對傳主熟悉的程度及手頭是否已有足夠資料為考量。在開始考慮成書時，重新排序成了一個難題。幸好心靈工坊的王桂花總編輯一聽之下，馬上想出了一個清楚的架構：將這本書分為兩輯。第一輯《「盛世」維也納》將重點放在佛洛伊德及他在「精神分析運動」初萌芽時最重要的夥伴兼宿敵 - 榮格與阿得勒（Alfred Adler；1870-1937） - 身上，試圖描畫他們各自的掙扎躓仆，他們一生的糾纏、恩怨，以及他們驚人的耐力與原創力。這一輯也包括幾位持續開展廣義定義下的「精神分析運動」的「第二代」俊傑之士，包括與佛洛伊德多年「情逾父子」的蘭克（Otto Rank；1884-1939）、企圖結合精神分析與馬克思主義而終至崩潰的賴克（Wilhelm Reich；1897-1957）、將精神分析學帶入英語世界的瓊思（A. Ernest Jones；1879-1958）、自認為是佛洛伊德正宗傳人的「客體關係理論」鼻祖克萊恩（Melanie R. Klein；1882-1960）、以及佛洛伊德聲譽的守護者，也與克萊恩同被尊為「兒童精神分析之母」的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1895-1982）。這一輯以意義治療大師法蘭可（Viktor E. Frankl；1905-1997）壓軸。先後受教於佛洛伊德與阿得勒的法蘭可，後來發現對人性的瞭解不應被侷限於「性」或「權位」，而只能經由「意義」的追尋才能來完成。令人感動的是，經過納粹集中營的劫難，九死一生的法蘭可竟能更加肯定生存的意義。他的身教言教，帶動了戰後迄今「存在/人本主義」（Existential-Humanistic ）心理學的發展。
相對於第一輯完全以歐洲為主的事實（九位傳主裡有七位來自維也納，其他兩位分別來自瑞士與英國），第二輯《從大洋到大洋》（從大西洋到太平洋之意）的重心則全在美國，六位傳主之中有四位生於美國，其他兩位的事業則在移民美國之後才得以開展。他們之中，萊克曼（Frieda Fromm-Reichman；1889-1957）、蘇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1892-1949）與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就正是「人際關係精神分析學」（Interpersonal Psychoanalysis）及 「新佛洛伊德學派」（Neo-Freudians）的中堅份子。而這兩個學說的發展，反映的正是精神分析學及相關心理治療學說在從歐陸移植到「新世界」沃土的過程中，學者在新的文化環境下重新省思人心人性的成果。相較於上一代歐陸的學者，他們關注的重點，不再只是「內心世界」，而毋寧是個人與其環境，尤其是家庭、社會、文化環境之間的關係。建基於美式的樂觀與實用傾向，他們主張人性不是命定的，人的心理健康可以由環境的改造來促成。這樣的主張，一方面鼓動了全球推動社區心理衛生運動的風潮，同時也助長了如佛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萊克蔓之夫）等學者對當代社會剝奪人性自由的深刻批判。
雖然艾瑞克‧艾瑞克森（Erik Erikson）一生自詡為正宗的佛洛伊德傳人，他的許多摯友（例如米德）其實都是「新佛洛伊德學派」的人。他的人生八階段發展理論，強調的正是個人發展的社會背景，他以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及甘地（Mahatma Gandhi；1896-1948）為主題的鉅著，討論的也是社會、文化對個人認同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或可以說艾瑞克森之所以成名，固然反映了他的才華與創見，但同時也因於他的想法呼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的心理需求。
另一位幾乎同姓的米爾頓‧艾瑞克森（Milton H. Erickson；1901-1980）則更是個來自中西部、身上同時流著維京人（Viking）與印地安人血液的「正宗」美國人。他「殘而不廢」，自信、樂觀、富於幽默。他不相信潛意識是洪水猛獸，而將之視為生機的泉源。也因為他，源遠流長但長期被誤解忽視的催眠療法才得以重見天日。
這一輯以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殿後，其實感覺上對他是有點委屈的。詹姆斯是本書所有傳主之中最年長者，年紀比佛洛伊德還大上一輪。當佛洛伊德與榮格及法朗克齊（Sandor Ferenczi；1873-1933）於1909年首次聯袂訪美時，最響往的就正是能與時已執美國心理學界牛耳的詹姆斯相見，並得到他的加持。詹姆斯雖然對新興的精神分析學不乏好感，他的興趣則始終放在「意識」的層面。他常年苦思人之所以為人的種種嚴肅議題，諸如自我意識的本質、自由意志與命定論（Determinism）並存的弔詭、靈魂與宗教情操的存在與屬性等。雖然伴隨這苦思的是大半生經年累月的極度憂鬱與種種嚴重身心症狀，他還是「甘之若飴」，勇往直前，晚年還與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創立「實用主義」（Pragmatism）與「徹底經驗主義」（Radical Empiricism），流風所及，影響了整個二十世紀世界的面貌。
如前所述，這本書從原初的構想到最後的成型，有說不盡的因緣。在許多關鍵點，如果沒有得到那麼多的支持與鼓勵，恐怕自己不管有多少熱情，也難以為繼。付梓前夕，感激之情，恐難盡述。不過首先最需要致謝的，就是《當代醫學》的編輯與同仁們，放心讓我開闢這個專欄。不僅如此，從一開始，我就有了這麼一群熱誠的「忠實讀者」：廖運範醫師（雜誌發行人）及其夫人黃妙珠醫師、賴其萬醫師（社長）、符傳孝醫師、張天鈞醫師（總編輯）及林欽沂總經理。他們都是筆者年少輕狂時代的老友，現在正處其各自事業、人生的巔峰，可謂名符其實的「日理萬機」，卻總是隨時把手邊的事情放下，用心與你對談。文稿一寄出，即時有回應，細讀、評點、加油打氣，依眉兒往往返返、字句琢磨。能有這樣的朋友，人生何憾！在此同時，也要感謝《當代醫學》的許翠玲小姐。沒有她的按時提醒、勤於催稿、並到最後一分鐘都不放棄，繼續追稿，這些稿件就沒有可能按月刊出、累積成冊。
感謝好友王浩威醫師這幾年對將這些篇章收集成書之構想的熱心回應與襄助；以及心靈工坊王桂花總編輯的企劃慧眼與積極推動。心靈工坊執行編輯陳乃賢小姐及行銷企劃許文薰小姐在本書編輯與出版過程中，竭盡心力。她們敬業與熱誠，我銘感於心。
在這麼多朋友及專業人士的關懷挹注之外，我何幸身邊還有一位「終生主編」的妻子宋文玲。身為臨床心理學博士並有多年執業經驗的文玲，對心理治療學的開創者們自然也都一直趣味盎然。雖然她只具名為本書中幾篇的共同作者，每篇文章從構思到完成，其實都得益於我們的反覆討論。 她也是本書每篇文稿「最初始」的讀者，改正多如牛毛的錯別字、推敲字句、修刪內容。我的為人雖然沈默寡言，為文卻常不免有過於渲染的毛病。凡事力求精準簡約的她，總是不厭其煩地複查資料來源、刪除與主題沒有直接關係的內容，有時大筆一揮，就刪掉好幾段，刪得我心疼，不免就偷偷又把它們放回去了。幾番來回反覆，終於發現，我寫文章就如我的飲食口味，喜歡「加油添醋」，而她習慣的則是「少油少鹽」。這樣的協調雖然難免有點辛苦，但也幸虧有她努力把關，這些成品才不至於如脫繮的野馬、橫衝直撞、失去重心。
本書的構思寫作，都是文玲與我在二零零九年遷居舊金山之後的事。正巧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女兒欣怡不約而同地也決定來此定居，讓我們很快就有了「落地生根」的感覺。我們的姊妹、親友的經常來訪，也更讓我們能安心地在這個城市「安居樂業」，繼續開展我們的新生涯，在此也一併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