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伦理:拉康思想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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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塔莉·沙鸥
漓江出版社 2013-2
9787540761738
22.00

文摘

1.“重返弗洛伊德

按雅克•拉康(1901—1981)自己的话来说,他就是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改造成“法国式花园”的人。在这座花园中,人们既可以沿着理性化的道路惬意地散步,也可能在花园的迷宫里迷失方向,或者在小树丛中找到一些从未被发现的东西。这一比喻体现了拉康引以为豪的、以笛卡尔主义和启蒙运动为代表的法国思想的特点。而事实上,拉

的作品却给世人留下艰深晦涩的印象,以至于我们在读拉的作品之前必须做一些预备工作,并做好吃苦受累的思想准备。就像拉康在《文集》(crits)的引言中说的那样,他的写作风格要求读者在阅读时付出努力。

今天,拉康被认为是弗洛伊德最重要的继承者,所有的精神分析学派都在参考拉康的学说,并在拉康的影响下重新审视精神分析关系是什么这一基础,即一种话语(parole)关系,他质询言说(dire)想要说(parler)什么。拉康在当时语言学的基础上,提出“重返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将无意识定义为言说的结果,拉康重新诠释了弗洛伊德的这一定义。我们永远无法说出所有我们想说的东西,无意识就是无法爆发,被压抑,停留在朦胧中,只有通过“它说”

a parle,弗洛伊德的“本我”在法文中被翻译为a,这里的“a”(它)即是此意。——译者注才涌现出来,而主体却对“它说”没有任何认识。由此看来,在拉康那里,无意识就像语言那样被构成。这种语言离不开我们日常生活的语言,但更重要的是,真正对这一语言起决定作用的是另一种语言:并作一个词的“呀呀言语”(lalangue)。

Lalangue(呀呀言语),拉康将定冠词la与langue连写成一个词,此种情况在汉语很难表达。——译者注。拉康之所以发明这个新的词汇,就是为了说明这种决定我们无意识的语言有这样的特质:“呀呀言语”只属于我们自己。

“法国式花园”,“重返弗洛伊德”,“它说”,“无意识像语言那样构成”,这些表述都体现了拉康学说的特点。拉康有着将思想压缩成词汇或短句的技巧,他甚至将思想用代数形式表现出来。拉康把这种方法称为“数学型”(mathèmes),如同锚点一般的“数学型”很有用,它们都表明了精神分析理论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里需要注意一点,尽管拉康采用了现代形式逻辑的模式,但这一做法并不是出于认识论的目的,而是出于伦理学的需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将精神分析学视为数学化的科学。

拉康不仅是弗洛伊德之后最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他同时还是思想家。凭借着分析家的经验,他和所有时代的哲学家们对话,讨论一些关于主体与世界关系的基本问题,如何正确地获得认识,如何在存在中表现。拉康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正如我已经提过的那样,他在论述伦理问题时,多次引用了中国思想家,尤其是孟子的观点。1959年至1960年间,拉康用了一年时间讲授精神分析伦理,这是唯一一门他希望亲自整理的讲座,可见伦理问题对他来说是多么地重要。但这一计划最终没能实现,和其他讲座一样,依然是J.A.Miller。

J.A.Miller(雅克阿兰•米勒),拉康的学术继承人,也是拉康的女婿。——译者注整理的讲稿。这是拉康去世后Miller整理的第一部讲稿,因为Miller知道拉康本人再也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了。

在此提到拉康的辞世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为了纪念拉康去世三十周年,法国出版了若干相关书籍,由于时间有限,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拉康的欲望伦理。这个学说围绕着实在(réel)这一问题展开,虽然言语和语言在现实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是实在却无法被词汇、复现表象(représentations)、能指(signifiants)或图像所表现。

2.伦理区别于日常道德:实在(réel)的维度

从斯宾诺莎到列维斯特劳斯

青少年时代开始,拉康就开始阅读斯宾诺莎(1632—1677)的《伦理学》。他将这部作品的提纲挂在卧室的墙上,并在上面标示出箭头,以体现斯宾诺莎所设想的几何架构。斯宾诺莎通过欧氏几何的形式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将“善”和“理性”等同起来,而社会性自我则是认识的障碍。在斯宾诺莎看来,唯一有用的事物就是能够提升我们的欲望和思想能力的事物,这些事物同时带给我们幸福感;悲伤是恶,而愉悦只存在于认识的进步中。拉康稍后说悲伤是道德上的懦弱,联接着人类基本的激情(passion)之一,即“无知”的激情。

指明这一点将是有意思的,我们发现,在斯宾诺莎那里出现的元素,在拉康的著作也能全部发现:

——将认识问题同数学公式联系起来。

——强调欲望和愉悦(joie)的重要性,并将它们视为生命前进的罗盘。

——坚定地用理性反对渴望在另一个世界中获得幸福的盲目信仰。

——这个“理性”属于拉康所定义的符号界领域,它与想象界领域相交会,对符号与想象的区别涵盖了斯宾诺莎所说的在理性和社会性自我之间的区别。在拉康看来,自我是在想象界的一边,“自我”如此主导着“无知”激情之外的,另外两种人类基本激情,即“爱情”与“仇恨”。

——斯宾诺莎将神与自然等同起来,这一理论由于与犹太—天主教中人形化的上帝形象相悖而被视为异端学说,斯宾诺莎也因此被驱逐出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团体。1963年,拉康也被逐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被迫离开圣•安娜医院,离开那个他十多年一直讲学的医院。当研讨班在Ulm街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重开的时候,拉康使用了“被驱逐出教会”(excommunication)一词将自己受排挤的经历与斯宾诺莎的遭遇等同起来。

拉康从列维斯特劳斯那里借用了符号、想象和实在的三分法,这三股“绳索”相互缠绕在一起,并贯穿了拉康的全部学说。我之所以使用“结”“绳索”“编织绳”这类比喻,是因为拉康在学术生涯后期从扭结数学中借用了著名的波罗密欧结。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战争和纠纷促使拉康于1953年真正开始对公众讲演,其标志就是《言语和语言的功能与领域》(Fonction et champ de la parole et du langage)这部奠基之作。我们在此文中可以发现航行的开始,拉康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了RSI(实在、符号、想象)的重要性,并尝试将精神分析学理论化。

“实在”概念有助于我们明确道德和伦理之间的区别

从本质上来说,道德就是禁令,其传统依据是神向摩西传达的,记载于石板上的“十诫”。道德以传统为基础,属于应该被遵守的习俗范畴。在社会生活的正常有序运行上,道德是必不可少的。道德大体上还代表了主体与拉康命名的符号界的大写他者(Autre)之间的关系,相对于想象界关系中的小写他者(autre)。在主体生命的初期,大他者具象化为父亲和母亲的形象,而小他者的位置则连续地被多个小主体占据,主体与这些小主体建立起镜像的关系,这一点拉康在《镜像阶段》(Le Stade du miroir,1936)一文中进行了理论化。我们还可以说,道德,尤其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到财富以及财富带来的“享乐”(jouissance)方式。“享乐”一词是拉康理论中的重要术语,它最初是一个法律术语,指我们有权拥有和传递的东西。面对提取财富带给我们的快乐(plaisir),道德提倡在财富的使用上保持节制,“中庸”的态度。因此,道德同时也建立在对享乐的挫折之上。

伦理维度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伦理拥有比用来识别自我的能指(从大他者中所获取的能栺)更重要的决定权。弗洛伊德将压抑分为两种:原初压抑(Urverdr?ngung),由于原初压抑是由原初享乐的永久丧失引起的,所以我们无法触及它,它处于复现表象之外并在能指网络上打洞;继发性压抑(refoulement secondaire),继发性压抑的出现是由于我们不愿知道(或承认)自身的欲望,继发性压抑一方面受外界禁止的压制,另一方面也受原初压抑的吸引。欲望本身是被在符号界中的打洞这一事实和这一事实的结果不可触及所定向。就精神分析而言,伦理要考虑到欲望被“物”(das Ding)吸引这一事实。物,弗洛伊德如此命名是为了将之类比为与母亲身体之间的永远断绝的原初关系。理想主义道德观将至善作为道德的参照,与此立场相反,弗洛伊德认为没有什么至善,只有“物”,母亲,乱伦的客体,唯一的绝对。这是一个被禁止的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善。

拉康将实在的范畴定义为无法抵达能指的领域。因此,这个范畴是伦理的中心,因为善的领域正是围绕着这个完全不能触及而又具有吸引力的中心组织起来。问题在于,要将实在作为“空”来认识理解,并通过欲望和时间的辩证法来思考实在。

3.逻辑时间

拉康的思想充满紧迫感,这让拉康看似傲慢无礼。但他很快就被圈里人视为大师,斗争和敌意也随之而来,我们或许可以用想象界中与小他者的关系解释这些斗争。

拉康很早就在《逻辑时间和预先肯定的判断》(Le temps logique et l’assertion de certitude anticipée,1945年)一文中探讨过时间、思想的节奏以及紧迫感等问题。他在文章中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牢头向三个囚犯提出一种安排:他向三人出示了三张白色纸片和两张黑色纸片,然后,他在每个人后背贴一张纸片,这时囚犯们就不能再交谈了,而那个最先发现自己背后纸片颜色(黑或白)的人将被释放。于是牢头将三张白色纸片分别贴在每个囚犯的背后,此时,每个人只能看到另外两人身上的纸片(两张白色纸片)。一段时间过后,三个人,在同一时间,急切地说出了自己纸片的颜色——白色。他们是如何做到的?问题的答案揭示了三个时间段:

看的时间:每个人看到另外两人背上的白色纸片。

理解时间:如果我背上的纸片是黑色的,对方二人都会看到一张白色纸片和一张黑色纸片,于是这两个人便会这样想:如果我的纸片也是黑色的,那么对方就应该立刻指出自己的纸片是白色的。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这样做,可见我的纸片不是黑色的。

结论的时间:我的纸片是白色的。

然而,上述思考过程建立的是智者诡辩,因为离开的时刻也可能被三人之一分析为之前的时刻(即这个离开的人看到的是一黑一白),三个主体的主观时间不会相同:我们说的不是时钟时间,而是三个主观时间并不一定要同步。拉康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只有通过集体的努力才能达到真理,如果一个人出了错误,那么他就会导致其他人犯错误。在战后的当时,这一提倡相互认同和认为真理可以被共同拥有的逻辑很受法国共产党的推崇,法国共产党一直都非常支持拉康。

在这个故事中,每个人出去得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一旦以预测的方式获得了确定答案(因为正确答案只能在三人同时出去时才能被确定),就要立刻出去。因此这个紧迫感的功能是根本的。在不真正知道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的情况下就匆忙完成行动这一时刻,终究是一种后天,在拉康看来,它表明了在一个行动中,总是会存在某种逃离主体的东西,它是在控制之外的。相反,肯定性只能在行动中、在事后才能获得,就像故事所描述的那样。

囚犯们被获得自由的欲望所带动,这让我们看到欲望与焦虑之间的相似性:对死亡的焦虑与对自由的欲望共同起作用。猜错的可能性一直存在着,一个失误或错误行为都会成为引发灾难的元素,让三人一同受难。故事的美满结局不仅要求主体要有同样的理解时间,而且也要求主体不能受灾难冲动的控制。二十世纪的战争充分证明了弗洛伊德提出的死亡冲动理论。死亡冲动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无意识有时会与我们的利益背道而驰,为什么令人不悦的甚至悲惨的情形如宿命一般,总会在生活中重复出现。这个“重复的自动性”(弗洛伊德)被拉康重新定义为能指链条的规律性,能指链条围绕一个复现表象的虚空中心,这个虚空中心就是对应着弗洛伊德之“物”的实在点。

在讨论精神分析伦理中“物”(das Ding)的问题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拉康在他的伦理学研讨班中所强调的哲学思想。拉康经常以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来开始他的研讨班,他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作为伦理研讨班的开端。在这部作品中,亚里士多德将至善与具体的善、很好地完成某件事的善及手工业者熟练操作的善相区分开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善是一种习惯,是良好的教育所培养出的好习惯;对善的欲望是自然欲望,因为这一欲望与行为活动的预定目标相符,这样一来,快乐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当然,这里的快乐不包括属于动物范围的性欲望。

弗洛伊德提出了主体被自身无意识分割的颠覆性理论:主体对自己的欲望一无所知,欲望被封闭在复现表象未曾出现的拓扑布局里,它像鼬鼠一般在长长的能指链上奔跑,并且通过一个阻止固着的无可救药的不满意,被一个根本性“不是这个”所标记,于是乎,不再有欲望的自然性(naturalité)。那么在亚里士多德和弗洛伊德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4.现代化运动

无论是被西方古代哲学家理想化的至善,还是被视为人类自然属性的至善(孟子),都不再是现代世界的一个有效的标准。

在上述两种古代哲学取向中,欲望或被解释为某种绝对(柏拉图的至善),或被描述成某种能被教育和好习惯激发的自然禀赋(亚里士多德,孟子)。快乐只是肤浅的追求,而伦理关注的则是幸福。还要注意的是,伦理绝大多数指的是主人的伦理,内行的伦理,不管怎么样,都是作为权力帮凶的精英们的伦理。

弗洛伊德之所以能发展出一套非自然主义的欲望理论,就是因为科学理论引发了哲学的现代化运动,主体被放到了哲学的中心位置,尽管主体在科学中可以被忽略不计。与此同时,自然也从数学化的实在中消失了。

在伦理研讨班中,拉康提到了两位18世纪哲学家,黑格尔和杰瑞米•边沁,他们是这一转折时期的代表。

1933年至1939年间,拉康跟随亚历山大•科热夫(Alexandre kojève),进入对黑格尔的阅读,这门阅读课的线索就是欲望问题。动物的欲望总是被生存、续命的欲望所决定,当欲望脱离了动物欲望,它就成为了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如果价值没有被他人所认可,那么欲望就迷失了方向。欲望一旦被点燃,主体为了得到认可便会铤而走险,甚至在斗争中不惜性命,这场斗争最终引发了主人与奴隶之间的辩证法。

在斗争中先获得承认的人成为主人,而斗争中的另一方则沦为奴隶。——译者注。但辩证的演变最终会导致主人价值的丧失。我们在这里需要注意两点:首先,欲望完全是被认可的欲望,欲望本身需要被如此承认;其次,主人的位置曾遭到了严重的动摇。

拉康借鉴了边沁,这位功利主义哲学家的虚构理论(théorie des fictions)。这个理论可被视为语言学的雏形。一切有用的东西,即使其目的是一个具体的结果,都必须通过词语被表达出来,而引起拉康兴趣的正是以下观点:词语都是虚构,这里的虚构并不是指幻象,而是说词语无法表达现实。边沁认为,经济协议及合同均建立在这一虚构之上。

伴随着科学的发展,现代化运动将主体塑造成有掌控能力的主体,由于主体又是重大技术进步的实现者,主体的掌控能力更加被巩固。主体就像《西纳》(拉辛悲剧)中那句台词说的那样,“我既是自己的主人也是宇宙的主人”。笛卡尔通过“我思”将主体的概念推向极致:抹去一切后天获取的知识,剩下就是纯的思想,即“我思”;从“我思”出发得出一个假设的存在,即“我在”。承认了上帝不会欺骗人类,认识的良性发展便有了保障,主体便可以有意识地获取思想和认识。法语中“意识”(conscience)一词有道德层面和认识层面的双重含义:有“好的意识(良知)”,指在道德方面没有任何需要反省的地方,而当“意识”指对知识的拥有时,则和无意识相对。在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思想中,“意识”的含义并不明确,因为道德正是建立在对知识的掌握和扩展之上的。

弗洛伊德革命(弗洛伊德本人将自己的理论比做哥白尼革命)完全推翻了笛卡尔的理论,他用表示无意识的“它想”(a pense)取代了“我思”。拉康将主体视为“它想”的结果,他依然采用笛卡尔的推理过程,但是这里的主体是在能指范畴下被假设的主体,并且只能被一个能指为了另一个能指而代表。主体是“它说”的结果,“它说”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什么。拉康在第七研讨班,伦理学研讨班。——校者注中尝试着指出了如此翻转的伦理学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