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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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森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05

 

第三节

“时间老人”的形象在印度是女性的。世界是一种心中的空间;如果说弗洛伊德曾委婉责备过罗曼?罗兰“汪洋澎湃的激情”,一种被世界包围、嵌入和裹挟的感觉 那么这种激情就使罗兰(还有赫尔曼?海赛)成为至少上是更为自觉的印度时空感的西方代言人。每个人的内心生活都是由现在和过往、逻辑和荒谬、妥当和激情混合而成。但是,我相信印度人比大多数别的民族同时生活在更多的世纪中;我也相信,每一位印度人,尽管他可能教育有素、态度务实,同样生活在一个母性的时空中(这种时空就处在“此地”的深处,“此时”的中心)。他不是从手段到目的的线性进程的旁观者,而是万流综汇的生活激流的参与者,其“目的”在于愈行愈辽阔,而不在完成与结束。在世界上哪里还有其他地方承诺立即“完成”某事,却又带着如此神奇的托词。它常常只是佯装要排除万难,走向最终目标,实际上却在不惜代价地推延着这一目标的到来。(在今天的美国,hopefully一词可能恰好对应着这种失败主义,它常常意指某人即使强烈感到事情毫无希望,也要继续走完全程。)对此,印度人颇为了解。另外,媒体上的卡通画也绝妙地讽刺了一个民族做势要克服自己的矛盾之处时却又将之混淆处理。所有这些使得今日真正科学务实的印度人徒显得曲高和寡,并常常带有悲剧色彩。

从历史角度来讲,这一切可能与保护母性神的印度抵制所有侵略者、抵制他们的父性神及其历史逻辑的古老而固执的倾向有关。母性神的力量很可能赋予印度一种基本的双性特征,至少对于英国占领者来说,这种双性特征是可鄙的,从字义上来讲是离奇的和不可抵制的。因此,甘地好像在努力使自己成为结合了男性的专制和女性的包容的那种双性特征的代表。因此,他可能成功地把信徒们以及大众生活中散碎朦胧的东西汇集起来。此后(我开始认识到),甘地努力营造了一个建立在激进的事实、严格的时机掌握和绝对的负责基础上的堡垒,而所有这些都处于一个他称之为真的意义深远的潮流中。这样一来,他使得凡是见过他的人都难以忘怀生命中同他的重大遭遇。他好像足以成为任何人的对手。如此的融合导向一种沉浸,这种沉浸现在由甘地改造为终生的承诺以及服务的能力(这种能力以前被认为属于那些优选之人)。无论如何,对于那些于命运攸关的1918年在阿赫梅达巴投入甘地麾下的人来说,这似乎是真的(同时也值得我们继续探究)。第三章难以捉摸的事件

既然了解了这种场景,在我看来,1918年的罢工事件不但具有戏剧效果和精神分析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我的这种感觉虽然愈发强烈,但碰到的证据却相当之少。实际上,只有一本很薄的平装小册子描述了那次罢工;那本小册子不到一百页,价值35美分。Mahadev Desai,A Righteous Struggle,Ahmedabad;Navajivan, 1951 而那次事件的目击者所能告诉我的东西也非常零碎。在甘地的若干传记、甚至在他的自传中,这第一次绝食甚至被当做某种错误,虽然也可说是锋芒初试,但却输于道义。这种失败绝不能消减一位临床心理医生的兴趣:甘地是如何一开始就陷入这种境地的?如果他是真的失败了,他为什么会失败,或者说他为什么这么想?他的追随者说他是“被拽进去”的,但是我却怀疑:这个足智多谋的小个子怎么会被拖进一个不是出于他本人长远打算的决定?

甘地在他的自传中M K Gandhi,An Autobiography or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以后引作Autobiography),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in Gujarati by Mahadev Desai, Ahmedabad:Navajivan,1927,p 291 是这样讲述这次事件的。在“与劳工接触”一章Ibid ,p 314 中,他先用一多半的篇幅介绍先前一个运动,在那个运动中“我和我的同事们曾经建立了很多空中楼阁,此刻全都幻灭了”。然后,他又描写了阿赫梅达巴“微妙的情况”,安娜舒耶朋女士不得不同她自己的弟弟安伯拉尔?沙罗白作斗争,并说他与这两个人的关系都很好,这使得“跟他们进行斗争变得更加困难了”。但是他认为工人的理由很充分,因此“只好劝工人们继续罢工”。最后,在不足一页的篇幅里,他只概括地描述了一下那场为期21天的罢工。(当然,一旦我们有充分的根据把这21天发生的事看做处于甘地一生、印度劳工史以及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中心位置,整个事件将会得到非常细致的重述。)可是,就是那一页关于罢工的文字里,还有两处记忆错误,对此我将在后文指出。

然后,圣雄就把所有这些放下了(没有给出事件的最终寓意,甚至没有结局),径直转入了下一章“学院一瞥”。M K Gandhi,n Autobiography,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in Gujarati by Mahadev Desai, Ahmedabad:Navajivan,1927,pp 316,317 他讲到因为发生传染病,真理学院不得不从科赤拉布郊区搬到现在的所在地沙巴玛第河边,远离了喧嚣的城市。他以悠闲自在的抒情笔触描绘了那里的自然环境,对于学院的新址心怀幽默:

此地离沙巴玛第中心监狱不远,对我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坐监狱是“非暴力抵抗者”的正常命运。这个地点我很喜欢。Ibid ,p 316

他们开始住在帐篷里,外带一个铁皮小棚作为厨房。然而,在半数这样的处所中,学院的修行者们常常能碰到蛇,蛇在真理学院遍地皆是。圣雄末了说:

不伤害蛇的规定是我们在凤凰村、托尔斯泰农场和沙巴玛第就基本实行了的。我们刚刚到这些地方的时候,都是一片荒地。然而,谁也没有因为偶尔被蛇咬伤而丧命。 即使完全不杀生,25年内也不会发生任何伤害,这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上帝的恩宠。如果这种想法是迷信,那我仍将拥抱这种迷信。Ibid.,p.317

今天我们能从博物学中找到根据来证明这绝不是迷信;在后面的一章,我们将讨论野兽具有和平习性的另外一些实例。这里的问题是只在叙述完“学院一瞥”后,这位圣雄才又回到罢工上来,继续讲他的第一次绝食及其模糊的结局。他好像觉得,因为绝食,他一方面使正在削弱的工人队伍重新集结起来,同时却敲了工厂主们的竹杠,因此,罢工的相对成功之处被道义上的失败给毁了。可是,不伤害蛇与阿赫梅达巴的罢工有什么关系呢?对甘地与工厂主之间的关系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由此,我开始怀疑,那次罢工和绝食可能代表着人到中年的一位伟人明显的危机,而且非常值得从这方面进行研究。我经常想甘地是通过什么方式、在什么地方“纾解他的认同危机的”。如果有哪个事件能作为标志的话,我想那应该发生在南非的马利兹堡火车站,当时,这位英国培养出的毫无影响但又很倔强的律师被人撵下了火车,因为他坚持要乘坐头等车厢,尽管他是“苦力”,即“有色人种”。此情此景使得甘地毅然放下他回国从事烦人的法律工作的计划。几乎在一夜间,他抛弃了羞怯心理,投入到他将作为领袖出现的政治和宗教使命中去。然而,到了1918年,甘地已经快50岁了。不过,现在活着的当事人那时都在24、25岁到30岁之间,可以想象他们走向甘地时,仍处在认同危机时期。因此,这位中年领导者的危机,我可以通过研究那些当年遇到他时仍在为认同而奋斗的人来把握。

我对甘地和阿赫梅达巴日益浓厚的兴趣,似乎将我自然地带到了甘地生命中的一个“过渡期”,此时,南非的甘地已成为历史并为他赢得了圣雄之称,而甘地吉 全印度圣雄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在向安伯拉尔、安娜舒耶和商克拉尔道别时,我意识到,为了弄清楚这里是否还有故事,我必须重返此地,唯一的目的就是和他们以及与他们年龄相仿、经历相同的人进行交谈。商克拉尔表示非常同意,他让我在离开阿赫梅达巴的前一天,把这个想法在纺织协会每日例行的祈祷会上告诉大家。在我向大家谈及1918年时,我感到我有故事要讲。

离开印度之前,我快速地查阅了一下旧报纸和旧文件。结果非常令人沮丧。《伦敦时报》只是讽刺性地提了几句:

消极抵抗是甘地先生的迷梦,他把它运用到一切问题上。近来,他企图通过绝食胁迫阿赫梅达巴的工厂主把工人的工资提高37%,并发誓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起纠纷最后以小孩玩家家的妥协方式解决了。甘地先生的诚意是公认的,但是和他在一起的某些人却想为难政府。The London Times,April 8, 1918

即使这样,它的内容也比印度报纸所说的要多。《孟买纪事》 孟买邦(那时包括古吉拉特和阿赫梅达巴)的唯一一家英文报纸 只是奇怪为什么M K 甘地先生会在一件地方小事上大动干戈,这件事对他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The Bombay Chronicle,February 28, 1918 。这种态度可以被归为“前史”观点,在甘地进入印度和世界历史之后,容易发生事后的修改。但是,当时有的报道(并未预料人们会去研究它)也透露出全然不能被历史化的弦外之音。对于安伯拉尔为首的那一帮工厂主联合,来自阿赫梅达巴的同一位记者发给《记事》的报道说:

当它的工作结束、插手的任务也完成之时,也就散伙了,没有人会关心它是什么东西,关心它是怎么出现的。Ibid

在寻找其他文献时,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变。不久我发现,我所需要的鲜活证据,好像不是被火烧掉了就是被水冲走了,不是让孤独的蠹虫嚼了就是给繁忙的蚂蚁搬了,不是碰上了纵火犯就是遇到了渎职官,很难找到。阿赫梅达巴的英国行政长官曾下令毁掉新生活杂志财产托管会(Navajivan Trust)(甘地文献的继承者)的所有记录,而他自己的记录也于1946 1947年毁于大火。

我走访了阿赫梅达巴的工厂主协会。爬上一段斜坡,就来到由勒?科布西耶(Le Corbusier)建成的那座城堡,城堡用了大量的混凝土,具有现代印度后莫卧儿的宏伟风格,我发现大厅非常气派,既清凉又通风,但是办公室没有人。只看见和听见一些清洁工在闲聊。最后,在一扇打开的门里,我瞥见了相貌端正的老教授阿卡亚,他以前是梵文教师,现在是工厂主协会的新任秘书,像一尊古罗马参议员的雕像一样坐在写字台边。1918年?没有,没必要看了。这里没有一张“碎纸”是20年代中期以前的,即使是20年代以后的材料,在从阿赫梅达巴城中心搬到这栋靠河的大楼时,也丢失了大部分。

在孟买,继承了大量古吉拉特邦档案的马哈拉斯特拉邦立图书馆,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的查阅请求。但是,德里的印度国家图书馆(它没有像马哈拉斯特拉当局那样,打算把那些材料用于他们的一个主要出版物)毫不迟疑地让我查看了一些在孟买禁止翻阅的资料。最后,我发现在内政部档案的索引中注有:“1918年,B部分,关于阿赫梅达巴工厂主和雇员的纠纷。”但是后面括号中写着“已毁”。

猜想那位行政长官或其他人一定会向伦敦的本部汇报此事,于是我便向伦敦的旧印度事务处图书馆查询,被告知1918年的档案要到1969年才解禁。我接到的通知上说:

政府、地方行政长官等等关于这次罢工所作的任何评论,很可能见于一系列官方记载,比如司法部和公众部的会议记录。因为法律规定官方档案必须封存50年,所以这一系列的档案还不可能向公众开放。能够查询的资料截止到1914年。

一位颇具影响的印度人慷慨地为我提供了帮助,他收到印度文件事务局的以下信息:

我查阅了司法、公众、国税和统计部门的档案注册簿和索引薄,但是我们好像没有保存任何与1918年阿赫梅达巴的罢工事件及甘地的第一次绝食有关的文件。我还查阅了议会出版物和孟买地方报纸报道,也没有收获。图书馆欧洲手稿部的一位人员翻阅了蒙塔古(Montagu)和切姆斯福(Chelmsford)的文集,也没有任何结果。

最后,我发现最友好的朋友是前内务部犯罪情报处的英国特工们。在一些虽然标有“烧掉”字样、但是逃脱了被焚命运的文档里,特工们尽职尽责地报告了他们所侦察到的一切。这些人的侦察非常细致。坐在德里的国家档案馆里,我不禁漂亮地向某位秘密工作人员的记录致敬(使得坐在我旁边伏案阅读的读者感到奇怪),此人在1918年2月的情报里留下这样一段预言:

虽然我并不认为在加尔各答会议上爆发出来的穆罕默德式激情有什么要紧,但我恐怕甘地并非完全在对牛弹琴。甘地的讲话与狂热教徒的热切真诚和修行者的质朴无私结合了起来(甘地正是这样做的),比起这一管区任何别的煽动者,他的话更有可能被人听从。Weekly Reports of the Director,Crimial Intelligence, for the month of February 1918, Home Department, Political Proceedings National Archives, New Delhi

还有一则未被焚毁、日期为一个月后的每周例行报告说:“实际上,工厂主们害怕甘地,并希望粉碎他的权力。”

但是,在所有的公开文献或者1918年印度所有主要报纸的新闻栏目中,我都找不到任何涉及甘地第一次绝食情况的文字。于是,甘地的首次绝食和后来的绝食之间就存在着巨大的历史空白。要知道圣雄后来绝食时,全世界都会屏住呼吸,印度人则窃窃私语,许多人在晚上不点蜡烛或油灯!

甘地后来作为政治行动的公开绝食的磅礴气势,在1918年是任何人也预料不到的 我相信只有他本人除外。事实上,当时他告诉摩诃德夫?德赛(Mahadev Desai)德赛曾经长时间担任甘地的私人秘书,曾将甘地自传译为英文。 译者注,这次绝食是“他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一课”,是他“迄今最为杰出的事功”。Mahadevbbaini Diary, Narhari Parikh, ed , Ahmedabad:Navajivan,1950,Vol IV 最后,在小心但又断然地翻阅若干破损的1918年3月的《孟买纪事》的纸页时,我发现在给编辑的信中有一封签有M K 甘地名字的长信,标题直截了当地写着“甘地的观点”。这封信后来发表在印度政府逐年出版(现在仍然在继续)的甘地作品中,它最后能在新闻界公开应该归功于阿拉哈巴德出版的《领袖》(Leader)一书;参见The Collected Work of Mahatma Gandhi, Delhi:Goernment of India,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 The Publication Division,1958 and following,XIV,pp 283-286。(以后引作CWMG。)信的开头说:

对于本人近来的绝食,我有必要向公众作出解释。一些朋友认为这件事有点可笑,另外一些人认为过于胆怯,还有人认为更糟。

我认为,如果我做出别的举动,那将会对造物主不忠,对我坚持的事业不忠。参见CWMG, Delhi:Government of India,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 The Publication Division,1958 and following,XIV,pp 283-286。

信的结尾写道:

我觉得对我来说,那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我的忠诚放在了铁砧之上,我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向人们宣布,我不能忍受他们违背自己曾经庄严发出的誓言。同时,在他们工资增加35%的要求得到落实或者完全落空之前,我将不接触任何食物。有如神助,集会至今未出现以前那种完全不负责任的现象。Ibid ,p 285

这么说,甘地本人曾经想使那次绝食能立即引起印度主要报纸的注意!可是,唉,它没有什么“新闻价值”。

怀着要研究这些问题和回来访问这次罢工事件的目击者的决心,我离开了印度。有两个原因使我的好奇心大增:

来阿赫梅达巴时,我已经清楚(因为我刚参加了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裁军会议),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再也不能制造有关自己人种或别的人种的“特质”或者有关敌人是“劣种”的幻觉了。而这并非迫于人类发明和制造的武器能够毁灭全球,只能靠超级武器固有的绝对制约才能保持内外和平这一事实。甘地好像是唯一一位曾经设想并示范过一个全面的变通方式的人。

还有一个不太体面的原因,我承认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历史人物来写。有什么能比在“青年的路德”后再加上一个“中年的甘地”更为合适(就像我的学生说的那样)的呢?而且我还有证人:有一群当年追随或见过甘地的健在者,他们的生活好像与人们认为的不一样,除了工厂主和他的姐姐,还包括一些现在已经退休的或者还活跃在国家的工业界、联合内阁或议会的当事人。这些人我准备在接下来的印度之行中去一一拜访。第一部分调查如果说历史是通过行动者的行动、记录者的记录和评论者的评论将一系列的事件呈现给我们,那么一位临床心理医生要想解读一个历史事件,必须首先挑明事实真相。但是要完成这项任务,他必须运用自己了解到的东西,即要看到由于行动者、记录者和评论者的动机而使事实带有一定的相对性。在开始想要进行这一研究时,我对自己一些经历的描述全然是印象式的。现在更学究一点说,一个心理史学家希望深入探究的是行动者行动、记录者记录和评论者评论时所处的生命阶段。他想了解这一阶段在所有这些个体的人生周期中所处的位置;想要把他们的人生周期和他们所处社会的历史联系起来。

一般来说,只要资料允许,一位临床心理医生就要进行分析,事实上也是自我分析。这就是说,对于那些相关的无意识动机,只要可以推测,结果有用,就应尽可能多地推测出来。在涉及评论者自我分析的地方,他会完全对自己说实话,在工作范围内对同事或讨论者说实话,以及仅仅在可读性的限制下对读者说实话,我相信读者一定会为此而感激他。因此,本书开头就在必要的地方把我收集资料时的个人参与也描述了出来。现在,我希望我已经很充分地指出:心理史学家对课题的选择通常来自某些早期的理想或判断;在坚持事实确凿、方法无误的同时,承认他可能带有更深的偏见,这一点对他来说显得相当重要。

好啦,关于我就说这么多了。对评论者适用的,对那次事件的记录者也是适用的,不管他们是现在在我的要求下回忆那次事件,还是在过去已经记录了那次事件。然而,对于甘地来说,事件的记录者(自传作者)正是十几年前的行动者。

第一章见证人

1 自传

甘地为什么会抛开或者忘记他本人曾向主要的6家印度报纸通报过那次事件、认为它既有新闻价值又突出代表着他即将拥有的领袖地位这一事实,而在自传中再来思考那次事件,对此的追问使得我们面临下列基本问题:自传是甘地在他生命的哪个时期写的?为什么在那时写?在甘地此前生活的背景下,自传产生了什么意义?自传是为哪个群体写的?这种交流对那个群体的历史产生了什么意义?资料的缺乏(正如我们看到的)并不能说明那次事件在历史上无关紧要,而是体现了那个历史时刻本身的特点,即圣雄突然崛起之前的平静。可是甘地自己为什么会那样对待那次事件呢?如果说这是本书第一个要提的问题,那么它也是本书最后才会回答的问题。说它是第一个要提的问题是因为人们要了解甘地生命的任何部分,都会条件反射般地去看他的自传,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说它是最后才会回答的问题是因为甘地是在本书所要评论的时段的最后才写出自传。不管怎么说,自传将是本书频繁引用的著作;无疑也是甘地写的仅有的一本关于自己的著作,多数读者都读过 或者想要读。

甘地于1925年开始写《甘地自传》或者叫做《我体验真理的故事》。那时,他已经上升到很高的位置了,远比南非的印度人领袖的地位要高,更别说印度地方上的一些农民和工人的领袖了。那时,他其实已经领导过第一次全国性的文明不服从运动。但是在写书时,他处于一个停滞期。1922年阿赫梅达巴的审判把他的第一个领导期缩短了。他在狱中度过的时间远比判决的6年刑期要短,因为他在患上急性阑尾炎时就被转移到了医院,然后就被释放了。但是有理由猜测,从未想过要逃脱什么的甘地,接受6年监禁(对此,他毕竟骄傲地予以坚持)的约束,因此,他自己认为,他在刑满之前仍是英国的一名监外犯人。不管怎么说,在那6年中,他在抨击英国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只是一心致力于改革印度的内部糜烂。还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就确信印度还没有为文明的不服从运动做好准备;实际上,他下令撤销了正在进行中的伟大运动,并招来了双重指责:一方面,他领导人民投入了一场仓促的反抗,另一方面,他在胜败未见分晓之时却抛弃了他们。怪不得在那段时间,圣雄身体虚弱,情绪沮丧。在1921年11月发生了孟买暴乱后,C F 安德鲁曾经形容他“既消瘦又憔悴,就像刚从死亡峡谷里走出来的人”。引自B R Nanda,Mahatma Gandhi,A Biography, Boston:Beacon press,1958,p 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