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行为医学
和那些放弃了的同事相反，我却因挫折而燃起了对病因的探究热情。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这些人明明没有生病，却出现各种症状？他们也不是故意装病逃避什么，他们的确感到了痛苦，可原因在哪里呢？
在提出这些问题的同时，我开始留意生活中我自己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那些日子，我对病人的痛苦无能为力，每天结束时都觉得疲惫乏力。而如果我觉得自己能帮上他们，有成就感了，我那天就会精力充沛，活力十足。是的，我的思想影响了我的身体，而我的身体状态又改变了我的思想。
这是我自己临床诊断时的直觉，很快就得到了支持。当时，我接触到了一种新的医学思维方式。大概在20世纪50年代初，一群医学研究员开始提出行为医学这个概念，认为心灵和身体不可分割，紧密依存。从他们的研究中，已经可以看到，传统上，我们将焦虑、生气、抑郁等问题视为心理上的疾病，但其实这些问题都会带来身体的改变，反之同样成立。
这些先锋者们，如赫伯特·班森、肯尼思·佩尔蒂埃、诺曼·卡曾斯、戴维·索贝尔和雷德福·威廉斯，开始提出与身心依存相关的各种问题。比如，杜克医学院的教授雷德福·威廉斯就表示，“生气”的人与“不生气”的人相比，患心脏病的概率更大。而《星期六评论》的前任编辑诺曼·卡曾斯则从自己几次患重病的经历中，认识到了精神状态与病症之间的关系。卡曾斯声称，他是在看了马克斯兄弟的喜剧电影之后，心情大好，病才跟着好起来的。
我看了他们的书后，非常激动，觉得可能发现了通往健康的新治疗方式。但我同时也发现，要把这些观点和见解运用在具体某一位病人身上，还是很有难度的。这些身心依存的理念为我们搭建起了一个平台，却无法在平时的实践中运用，在我的包里没有合适的工具，虽然装备了新理论，我却无法帮到病人。
我已经学到了冥思能让人放松，也有人用它来提升意识，但这都不够。我们需要的是借此迁移至一个新的地点，建立全新的、更和谐、更健康的心灵与身体，对此我毫无头绪。
所以，这就是我的现状，经过10年医科训练与教育，牢记各类知识，装备了各种技术，却对大部分病人都束手无策。
也就是在那时，我在研究班上遇到了芭芭拉，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让我愈加迷惘，很明显精神与身体相互关联，但确立这个想法之后，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要通过什么办法来帮助病人战胜他们的痛苦呢？
像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的那样，当我终于提出了正确的那个问题，答案也就呼之欲出。我意识到，答案其实一直就在那里，只是我未曾看见而已，在下一章里，我会对此做进一步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