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笛卡尔的世界
阿姆斯特-威廉姆斯校际足球赛后的第4年，我开始在医学院念书，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就像我之前说的，医学也和其他文化一样，对事物的认知有自己的一套基础假设，对事物的好坏有一套价值观，以及用于强化文化的结构和奖励系统。
第一年的求学，我用在了消化无穷无尽的基础知识上：解剖学中学了身体的构架；生理学中学了器官的工作原理；生物化学中学了分子系统的工作方式。
我甚至还修读了精神病学。问题是，老师们描述的那些心理过程在我看来都太过“原始”，和身体其他部位完全脱节。我学了很多稀奇古怪的词语，像自我、本我、移情等，将思想描述成与其他身体部位毫无关联的独立单位。我学到了肝对肾的影响，心脏病对肝的影响，却从未听过到任何关于心身依存的对话。那样的对话，是明妮外婆教过我的，杰克逊·赖斯医生显然也深谙其中奥妙。
事实上，在我所处的文化中，精神与身体被视为相互独立的单位。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文化高高在上的精神教父就是17世纪的哲学家笛卡尔。他带给医学界的是对世间万事万物的机械思维方式，其中就包括人体的功能。他提出，情感、价值观、品德、勇气、邪恶等素质都是思想具有的功能，像机器般的受身体的各个独立单位所控制。这样的“真相”，在300年后，依然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当中。
在20世纪现代神经学兴起之前，这种精神与身体的分离一直都是西方医学知识系统的基础理念。它变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真相”。所以，在学医的那几年里，我上了一堂又一堂的课，沉浸在笛卡尔的世界里，对其深信不疑。就如哥伦比亚航行以前，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一样，我逐渐相信人体的各部位是相互独立的。
笛卡尔对医学界思维方式的影响究竟有多深？在我上人体解剖学基础课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有了深刻的体会。举个例子，我们学完了手臂结构的课程后，就到解剖室去解剖一个固定不动的模型。我记得，当时对解剖人体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当然，和其他同学一样，我也把这种感觉深藏在心底，因为我们认为多愁善感不是个医生该有的样子，仿佛当医生就不许拥有这些感情。
从解剖室出来，我就去打乒乓球，淋浴，吃晚餐，晚上消化教科书上当天学到的内容。
一直到入睡前，当我把脑袋靠在枕头上时，白天的事情开始清清楚楚地在眼前展现开来，原来我一整天都在解剖一个真真正正的人的尸体呢！我噌地从床上坐起来，着了魔似地问自己：“我解剖的到底是谁的身体呢？”那天晚上我一气呵成，写了这首一直保存到现在的诗。
可怜的人儿，你究竟是谁？
我好奇地窥探，而你无能为力。
你究竟是谁？
是什么让你微笑？
是谁让你爱恋？
你是否渴望欣赏一轮圆月？
是否有人曾经为你哭泣？
我不曾和人讨论过我的不安，也不曾给谁看过上面的诗句，原因很简单，我要做一名“优秀”的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