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的黑袋子只装了一半（1）
大约20年前的一个春日上午，我坐在酒店的会议室里，与另外200个人一起参加主题为“个人转变”的研讨班。当时我在心里想，参加这个班真是我人生中做出的最错误的决定之一。可是就在几分钟之后，我的所见所闻竟动摇了我从医以来的所有认知。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研讨班的老师叫欧文，是一个矮矮胖胖的秃头男子，他花了近十分钟的时间，用他那雷鸣般的声音在我们耳边滔滔不绝地念着叫做“基本规则”的东西。那其实是一个清单，列出了严禁与会人员进行的事项，比如不许在房间里吃饭、喝水，每两小时才能上一次卫生间，不可与班上同学交谈，等等。
我听着欧文在那里喋喋不休，也许用咆哮更恰当，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天啊，我的周末就这么泡汤了！其实在来这上班之前，我就已经在怀疑自己到底该不该来。我好歹也是哈佛医学院的教授，全国一流的健康维护机构的内科医生，或者至少也是个头脑清醒、理智的人。为什么我竟然会坐在这里，准备听一些会被那些哈佛医学院同事们嗤之以鼻的观点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当时的我，已经陷入了绝望。我觉得自己不是个合格的医生，对大部分由压力或者身心失调引起（据我当时天真的理解）病症的病人束手无策。我想尽各种办法，让他们服用抗焦虑药、止痛片，全都收效甚微。帮不上他们的忙，我很苦恼，甚至想，不如做外科医生好了，起码能给病人带来一点“实质性的帮助”。
如果不是那天和小舒吃午饭，我估计就这么做了。小舒是一家医院的管理人员，我们是老朋友了。她吃沙拉吃得正欢，我在一旁大倒苦水，她抬头说：“我最近刚结束一个训练项目，叫EST，你试试看，应该挺有用的。”她说的这个训练，我听过，印象并不太好，听说是一个百科全书销售员发明的，训练时很专制，咄咄逼人，我在心里嘀咕：小舒怎么也会上当呢？
于是我说：“算了吧，那能有什么用？”
“相信我吧，”小舒一边朝我挥舞着沙拉叉子，一边说，“你会发现，它真的很有用。”我犹豫了，算起来认识她也好几年了，她一直是我很喜欢、很欣赏的朋友，因为她很有主意，办事利索。反正也不知何去何从，我决定听她的，于是就报了周末训练班。
而此时，欧文还在我们耳边继续念着他的“几个不准”，我觉得当初的直觉真是再正确不过了！看看表，才早上8点10分，新的一天刚刚开始，我却连一分钟都觉得难熬。好笑的是，欧文念的下一条规则就是：不准携带钟表。我只好和其他20多个人一起，把手表都放到一个大箱子里去。
我对自己说，从今以后，再好的朋友的劝告我也不听了。可是没想到，过了几分钟，小舒的话却成了现实。
在过道的另一边，坐着一个外貌清秀的女人，从上课到现在，一直咳个没完。我瞄了下她的名字牌，上面写着芭芭拉。她大概二十六七岁，很有几分姿色，穿着白T恤和蓝色牛仔裤，脚上是当时很流行的厚底鞋。一头红色长发懒懒地散在腰间。
第一章 我的黑袋子只装了一半（2）
突然，她咳得更加厉害，开始喘起来。我知道她是哮喘发作了，得这种病的人，呼吸会变得很困难，有时相当危险，甚至会致人死亡。她现在的呼吸听起来就像一个气球被扎了个洞，然后空气扑哧扑哧地往外冒。
我赶紧站起来去帮忙，脑袋里闪过无数个可能的原因：她很可能是对什么东西过敏了，早餐的食物？大厅里的某幅画？地毯？还是空调里的霉菌？
我还没走到她跟前，她就从位子上跳起来，公然挑战欧文的规则“先举手，等叫到名字后才能说话”。她只来得及叫了声：“不要教我怎么做！”就昏天黑地地咳起来。这时，欧文朝她走去，我已经走到她身边了，我大声说：“她得的是哮喘。”欧文挥挥手，让我退后，然后他站在她面前，说：“你听见我说的规则了吗？只有当我叫你名字的时候，你才能讲话，而我并没有叫你。”
芭芭拉又是一阵激烈的咳嗽，她浑身都在发抖，越来越痛苦。欧文蹲下去，距离她的脸不过半米，看着她，坚定而温柔地说：“看着我，我并不是你爸爸。”这句话让我确信他已经疯了。
芭芭拉气得呼吸更加困难了，我也很愤怒，打算叫欧文走开，我要给她看病。欧文接着说道：“芭芭拉，看看我的右耳。”这个要求好奇怪，芭芭拉也不由得朝他耳朵看了一眼。欧文依然盯着她，问道：“这不是你爸爸的耳朵吧？”“当然不是。”芭芭拉答。同样的问题欧文又问了鼻子、眼睛、嘴巴和头，芭芭拉不耐烦地统统答不是。
欧文接着说：“我不是你爸爸，对吗？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呢？举手吧，等我叫你以后，才说话。”他很温柔，语调充满了感情。
接下来几分钟发生的事情让我目瞪口呆，芭芭拉突然哭了起来，不是那种礼貌的抽泣，是狠狠地、悲伤地、浑身颤抖地放声大哭。终于她抬起头说：“对，你不是我爸爸，可是我觉得你很像很像。”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身体明显放松了。过了几分钟，她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呼吸，在那里嘤嘤地小声抽泣。
现在轮到我呼吸困难了，眼前的景象已经彻底颠覆了我的世界观。按我的理解，哮喘是身体对某种物质过敏引起的生理反应，这是连医科新生也知道的道理。要是以前有人告诉我发生在芭芭拉身上的这件事，我一定会觉得很好笑，打死也不信。问题是，现在不是别人告诉我的，也不是我从哪里读到的，而是我眼睁睁看着它发生在我面前。没有任何呼吸方面的药物治疗，她的咳嗽就好了，凭着和欧文的一问一答，像变魔术一样。作为一个医生，我在疾病、过敏、治疗方面的全部知识和理解都没办法帮我弄明白这个现象。
事实上，从芭芭拉说欧文不是她爸爸，到最后哭起来，我目睹了她身体变化的全过程：脸上紧张而害怕的表情不见了，肩膀也不再因紧张而绷紧，呼吸畅快多了。
我的脑袋里闪过无数个问题：发生了什么？这到底是什么状况？在我治疗病人的时候，漏了些什么？有什么是欧文知道而我不知道的？现代医学一直以来缺少了些什么？为什么欧文的只言片语就能改变芭芭拉的身体状况？
我坐在酒店会议室里，百思不得其解，同时我也发现，治病的问题不再那么困扰我了。现在我遇到了一整套全新的问题，足够我思考好几年。当时我就已经意识到，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会成为我终生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