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1937c)
可终止与不可终止的分析
弗洛伊德著
班鸠译
陈伟审校
一
经验已经教明我们，精神分析治疗——某人从他的神经症症状、压制和性格的畸形中的脱离——是一项耗费时间的工作。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努力缩短分析的持续时间。这样的努力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们要求以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与最有利的权衡考虑作为根据。但是，早期的医学科学把神经症当作是没有必要治疗的和看不到的伤害的结果，所以在这些努力之中，可能也仍旧有一些急躁的轻视的迹象在起作用。如果到现在，神经症治疗已经是必要的，那么，它至少应该被尽快地处理。
在这个方向上，一些特别积极的努力是由奥托·兰克付出的，根据他的书《出生的创伤》（The Trauma of Birth (1924)）。他认为，神经症的真正的来源是出生的过程，因为这个出生的过程可能导致一个孩子的对他的母亲的原始依恋（primal fixation）没有被超越而是作为一个原始压抑被留存下来。兰克希望，如果这个原始创伤被随后的分析所处理，那么整个的神经症将会被移除。
因此这一小部分的分析的工作，将省去了所有其他的工作的必要性。然后，几个月的时间应该足够去完成这小部分的分析工作。毫无疑问，兰克的论证是大胆和有独创性的；但是它没有经受住批评性检验的考验。而且，它的这个理论是受战后欧洲的悲惨和美国的繁荣之间的对比的驱使之下构想出来的，是那个时代的儿童的一个缩影，它是计划用来使精神分析治疗的节奏适应美国社会生活的匆忙。
我们没有听到很多关于兰克的想法的实现起了作用的个案。可能至多如同：消防部队被叫去处理一个因一个倾倒的油灯点燃的房子，却只满足于从烈火已经开始燃烧的房子中移除那个油灯。毫无疑问，这样的一种方式将会使消防部队的作用大大地缩小。兰克的试验的理论和实践现在都已经过时了的事情了—如同美国的繁荣。
甚至在战争以前，我自己也曾经采用过一种加速精神分析治疗的方法。在那段时间，我曾经接收一个年轻的俄国人的个案，某个被财富宠坏的男子，他在一个私人医生和随从的陪同下，以一种完全不能自立的状态，来到维也纳。
在几年的过程中，本来可以重新让他变得独立起来，也可以唤醒他对生活的兴趣和调整他与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人们的关系。但是，进步突然停止了。
在清除成为后来的疾病的基础的童年的神经症中，我们没能做得更多，并且，很明显，病人发现他现在的位置是非常的舒服而没有愿望去迈出任何前进的脚步，而这些前进的脚步将会带领他更接近治疗的末尾。它是治疗约束它自己的一个案例：正是它部分的成功，使得它处于失败的危险之中的。
在这个困境中，我采取了一个异常胆大的措施——为分析设定一个时间限制。在一年的工作开始时，我通知病人，接下来的一年是他的治疗的最后的一年，不管他在最后留下给他的时间里取得什么样的进步。
起初，他没有相信我，但是，他马上就确信，我是非常地认真的，然后开始渴望改变。他的阻抗缩小了，并且在他的治疗的最后这几个月，他能够使所有的记忆在脑海中重现和发现所有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对于理解他的早期的神经症和控制他的现在的疾病似乎是必要的。当他在1914年盛夏离开我的时候，没有一点怀疑，就如同我们剩下的、取得如此快速的前进的、那段时间里，我相信，他的治愈是彻底的、永久的。
备注：
请看我的在病人同意下出版的论文，《从一个婴儿神经症的历史说起》（From the History of an Infantile Neurosis’ (1918b)）。它没有包含这个年轻男子的成人后的疾病的详细叙述。只有在它的与他的婴儿期的神经症有关联并完全需要的时候，它才被提及。
在1923年被添加到这位病人的个案史的一个脚注中，我已经说明，我曾经想错了。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他以一个流亡者和赤贫者的身份，返回维也纳，我不得不帮助他控制一部分他还没有解决的移情。
移情是在几个月后得以解决，这样，我才能够以这样的状态结束我的脚注：“从那时起，这位病人就一直感觉正常并且言行举止无可非议，尽管战争夺去了他的家，他的财产和他的所有的家庭关系。
从那时起到现在，15年已经过去了，没有什么证据反驳这个结论的真实；但是我们有必要把某些信息保存下来。这个病人一直停留在维也纳，并且在社会中得以立足，尽管他并未取得太大的成就。
但是，在这期间，有几次，他的良好的健康状况被疾病的攻击所打断，而这个疾病只能被解释为他多年来的神经症的衍生物。多亏我的学生Dr. Ruth Mack Brunswick的一个努力，一个短期的治疗过程使得一切都得以回归正轨。我希望，Dr. Ruth Mack Brunswick以后会对这些情况作简短的报告。
在这些攻击中，其中一些仍旧与移情的剩下部分相关；并且在出现这样的情况时，尽管这些移情成分存在的时间短暂，它们仍旧表现出了一种明显偏执的特点。
然而，在其他的攻击中，然而，致病的材料构成了病人的童年经历的碎片，而当我在分析他的时候，这个内容还没有显现出来，而是现在冒出来—这个比较是不可避免的—像一个手术之后的缝合线，或者坏死的骨头的小碎片。我已经发现，这位病人的痊愈的历史几乎和他的疾病的历史一样令人感兴趣。
后来，我也在其他的个案中采用这种固定时间的治疗，并且我也考虑了其他的分析家的经验。关于这个恐吓的策略的价值有且仅有一个结论：倘若我们恰好撞到对治疗合适的时间，它就会有效。但它不能确保完整地完成这个任务。
相反，我们可能确定，一部分材料在威胁的压力之下将能够获得，但同时，另一部分材料会被阻止，并因此而被埋藏，如果事情是这样，那我们治疗的努力就是失败的。
这一次，分析家已经固定了时间的期限，他不能再扩展期限，否则病人会对他失去所有的信任。最有效的解决方式，是病人与另一个分析家继续他的治疗，虽然我们知道，这样一个改变面临着需要耗费一段新的时间来开始和对已经取得的工作成果的抛弃。关于借助强制的技术的策略确定适当的时间，也没有制定一个通用的规则；这个决定必须由分析家的老练来确定。因为一个错误的估计是不能矫正的。“老虎只跳出一次”，这句谚语非常适合这里。
关于怎样加快一个分析的缓慢进程的技术问题的讨论把我们引到了另一个更让人深感兴趣的问题：是否会有一个东西作为一个分析自然的结尾--是否有可能，所有的分析都能有这样一个结尾？根据分析家的普遍说法，它似乎是这样的，
当他们为一些普通人身上所熟知的不完美而深感遗憾，或者对此辩解时，我们经常听他们说，“他的分析还没有完成”或者“他没有接受分析到结尾”。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分析的结束”这个模糊的短语的含义是什么。从实践的观点看，它是很容易回答的。当分析家和病人他们不再因分析而见面时，一个分析就结束了。
当两个条件都大概满足时，这个结束才会发生：首先，是病人应该不再遭受他的症状的痛苦，并且应该已经克服了他的焦虑和压抑；其次，是分析家应该判断，如此多的、被压抑的材料被意识到，如此多的费解的材料被解释了，并且如此多的内部的阻抗被克服了，病人就没有必要害怕一个与致病的过程有关的重复。
如果我们被外部的困难阻止而没能达到这个目标，最好把它称作一个不完整的分析，而不是一个未完成的分析。
分析的“结束”的同样意味着是需要更大的雄心壮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要追问的是，是否分析家已对病人产生了一个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假如我们继续他的分析，不再期待在他的身上会有进一步的改变发生。就好像，通过分析可以达到绝对的心理正常水平--一种水平，而且，是一种我们能够感觉自信的水平，能够保持稳定，如同，我们可能已经成功地解决了病人的每一个压抑，并成功地填补了他记忆中的所有的缺口。我们可能首先查阅我们的经验，以了解是否这样的东西确实发生了，然后借助我们的理论来发现它们是否有一些发生的可能性。
每一个分析家都将会治疗一些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的个案。他成功地清除了病人的神经症困扰，并且，这些困扰没有再回来，也没有被其他这样的困扰替代。没有对这些成功的决定因素的洞察，我们也不会取得成功。
病人的自我并没有明显地改变，而他的困扰的病因本质上是创伤。毕竟，每一个神经症的病因都是一个混合的创伤。两个本能中的任何一个变得过分强烈，这都是一个问题—那就是说，通过自我对改良的反抗—或者早期不成熟的自我所不能控制的创伤的影响。
这样说来，就有两个因素的混合，一个本质的和一个偶然的。本质的因素越强，创伤就越容易导致一个固着和留下一种发展的困扰；创伤越强烈，即使本能的情况是正常，它的有害的影响当然也就越明显。
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造成创伤的病因为分析提供了更为有利的领域。只有一个个案遭受到来自创伤因素的主要影响时，他才有可能在无比艰难的分析中成功。由于病人的自我已经增强，也只有病人成功后，他才会用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在他的早期生活中做出的不适当的决定。
只有在这样的一些个案中，我们才能称一个分析已经确切地结束了。在它们中，分析已经做了所有它应该做的，它不需要继续了。确实，如果以这种方式恢复了健康的病人不再产生另一个需要分析的疾病，我们不知道他的免疫力有多少是由于我们为他除去了太严酷的考验的仁慈命运。
在被扰乱和受到限制的程度来自本能的原始力量与自我的不利的转变需要它们进行防御性斗争—这些因素对分析的效果是不利的，它可能使它的分析无法终止。
我们也倾向于认为，这个首要的因素--本能的力量—也是第二个因素—自我的改变—的出现的原因；但是，后者似乎有它自己的一个病因。而且，我们确实必须承认，至今，我们对这些事情的了解是不够充分的。
只有现在，他们才成为分析研究的主题。在这个领域，分析家的兴趣，在我看来，似乎是被完全错误地引导。不去探究至于是如何通过分析达到的，我认为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充分阐述），真正的问题应该是，阻碍这样一个治愈的障碍物是什么。
因此我希望通过下面的例子表明，它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直接起源于分析实践的问题。某一位男子，他自己曾经在分钟取得很大的成功，他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他对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对作为他的竞争者的男人和对他所爱的女人，并没有摆脱神经症的阻碍；并且通过他认为比他优越的其他人，他使他自己成为分析的主题。
这个他自己对自我的批评性结论得到了一个十分成功的结果。他和他所爱的女人结了婚，并变成了被他当做对手的朋友和老师。他和他的前任分析家也保持这一种界限分明的关系，就以这样的方式，很多年过去了。
但在之后，麻烦出现。在没有任何可确定的外部原因之下，这个曾经接受过分析的男子对他的分析家变成敌对的了，他责怪他没能给他一个完整的分析。他说，分析家本应该已经知道并且应该已经考虑这个事实：一种移情关系不可能是完全积极的；他早应该注意到一个负性移情出现的可能性。
分析家为他自己辩解说，在分析的那段时间，不存在负性移情的迹象。但是，即使他没有能够察觉到负性移情的一些模糊的迹象—鉴于在那些早期的日子里，分析的有限的视野，这是不能完全排除的—它仍旧是可疑的，他认为，仅仅把这种负性移情的可能存在指出，是否能够使病人身上当前一个处于沉寂状态的主题（或者，按我们的说法，一个“情结”）激活。
事实上，为了激活它，在分析家的部分，确实需要一些不友好的行为。此外，他补充说，在分析期间和分析之后，不是每一个分析家和他的主题之间的好的关系都被当做一种移情；也会有一些友好的关系，它们扎根于现实之中并被证实是可行的。
现在我说出我的第二个例子，这个例子中出现了相同的问题。一个已不再年轻的未婚女人因为在腿部的几处疼痛，不能行走，从青春期开始，就被生活拒之门外了。他的情况明显是带有一种癔病的性质，并且它曾经拒绝过很多种治疗。一个持续了三个季度的分析移除了这个烦恼，并使病人恢复为一个杰出的和可敬的人，也使她找回了分享生活的权利。
在她的恢复之后的几年里，她总是遭遇不幸。她的家庭中发生了一些灾难和财务的损失，并且，随着她渐渐变老，她看着爱情和婚姻之中的所有幸福的期望一点点消失。但是，这个从前的病人，勇敢地面对这个困难，她在困难的时期成为了家庭的支柱。我不记得，是在分析结束的12年后，还是14年后，由于大量出血，她不得不接受一个妇科的检查。
一个肿瘤被发现了，她不得不接受了子宫全部切除的手术。从这个手术的时候开始，这个女人再次病了。她爱上了她的外科医生，沉湎于对内部的可怕改变的、受虐狂式的幻想中—隐藏着她的浪漫的幻想—表现得使分析中的进一步努力下也难以实现。
直到她的生命结束，她都没有回归正常。这个“成功的”分析治疗发生在如此久远的从前，以至于我们不要对它抱有太大的希望；它是我作为一个分析家工作的最早时期。毫无疑问，这位病人的第二次疾病可能产生于与她的第一次已经被成功地克服的疾病相同的根源：它是相同的被压抑的冲动的不同表现，这些被压抑的冲动是分析没有完全解决的。但是，我倾向于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新的创伤，就不会有神经症的新的爆发。
这两个例子，是从大量的相似的例子中特意地挑选出来的，足够用来开展一个我们正在考虑的主题的讨论。怀疑者、乐观者和有雄心者对它们会采用不同的观点。第一种人会说，现在，证据表明，甚至一个成功的分析治疗也不能使一个在那段时间曾经被治愈的病人在后来免除受到其他神经症的侵扰，另外一种神经症是与最初的神经症来自于相同的本能根源—那就是说，是他的旧病复发。
其他人可能认为，上述的结论是不可靠的。他们会反对说，这两个例子分别追溯到二十年和三十年以前的分析早期；并且，从那时到现在，我们获得了更深的洞识和更广知识，而且我们的技术也随着我们的新发现而变更。今天，他们会说，我们可以要求和期待一个分析的治愈应该被证明是永久的，或者，至少，如果一个病人再次患病，他的新疾病不应该是他以前的本能的困扰以新的形式重现。他们将会宣称，我们的经验实际上并没有迫使我们限制这些可以改进我们的治疗方法的要求。
我选择这两个例子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它们存在于如此遥远的过去。显然，越是近期的成功分析，我们所能加以讨论的实用性就越低，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测个案痊愈以后的历史将会怎样。乐观者的预期清晰地推测了许多东西，而这些东西并非不须证实的。
首先，他们总结道，确实存在一个永久的并有待解决的本能冲突（或者，更正确地说，一个自我和本能的冲突）的可能性；其次，当我们治疗他的一个本能冲突时，可以说，我们可以给他注射预防任何其他的这样的冲突的预防针；我们有能力，为了预防的目的，去激起一个这种类型的致病冲突，因为在那段时间这种冲突还没有任何征兆会暴露出来，而且，这么做是明智的。我抛出这些问题，并没有打算现在回答它们。也许，在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对它们给出任何明确的答案。
通过理论的思考，它们可能会被阐明部分。但是另一点已经清楚了：如果我们希望对分析性治疗履行这些更为严格的要求，我们的分析之路将不能把我们带向或通往一个分析时间缩短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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