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强力推动家庭治疗的团体之一是位于加利福尼亚洲帕洛阿尔托的Gregory Bateson。作为一个传统的科学家，Bateson研究动物的行为、学习理论、进化、生态以及临床精神病治疗法。他和Margaret Mead在巴里和新几内亚合作后，开始对控制论产生兴趣，他置信给Naven，与其合作将人类学的数据和控制论的观点综合起来。Bateson从此进入了精神病治疗的领域。他与Jurgen Ruesch一起开设Langley Porter 诊所，并著书《沟通：精神病学的社会矩阵》（ Communication ： The Social Matrix o f Psychiatry）。 1962 年，Bateson 转而研究动物的沟通。从1963年一直到他1980年去世，Bateson都在夏威夷海洋学研究所工作。
帕洛阿尔托项目始于1952年夏天，Bateson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基金，去研究不同层次沟通的本质。Bateson（1915）写道：所有的沟通都有两种不同层次或功能———报告和命令。每条信息都有一个表述出来的内容，例如，“洗手去，该吃饭了”，但除此之外，这个信息还包含要怎样去做。在这个例子中，另一信息就是说话者做主。另一信息———元沟通（meta communication）———是隐蔽的而且是不被人注意的。如果一个妻子责备丈夫洗碗机只放了半满就开始洗。他虽答应说，“好的”，但转头后重蹈覆辙。妻子可能很生气因为他没有听她的话。这里，妻子指的是信息，但是丈夫不喜欢的可能是元信息。或许丈夫不喜欢妻子告诉他应该怎样做，好像她是他的母亲。
1953年，Jay Haley和John Weakland加入帕洛阿尔托。Haley的主要兴趣在对幻想的社会和心理的分析；Weakland是个化工工程师，对文化人类学有兴趣。不久之后，精神科医生William Fry加入他们的研究，他的主要兴趣是研究幽默。这一综合天才和天主教的团体不仅研究游戏中的水獭，训练带路犬，还探讨幽默的使用和意义、娱乐电影的社会和心理意义、精神病患者的说话方式。Bateson给项目成员以充分的自由，尽管他们研究不同种类复杂的人类和动物的行为，但所有他们的研习都针对信息和使具有资格的信息之间可能的冲突。
1954年，Bateson得到Macy基金会两年资金资助以研究精神分裂症者的沟通。随后不久，Don Jackson加入这一团体，他是位杰出的精神科医生，担当临床顾问和心理治疗的督导。
这个团体的兴趣转向发展可能解释精神分裂症行为起源和本质的沟通理论，特别是在家庭的情境下。需要提及的是，在项目开始的最初，他们中并没有人想要去实地观察精神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庭。
Bateson和他的同事们假设家庭稳定通过规定家庭和成员行为的反馈来获得。不论何时家庭系统受到威胁———被打扰———它还是要维持稳定或者动态平衡。于是，表面上令人困惑的行为可能变得可以理解———如果它被认为是动态平衡机制。例如，如果不论何时父母发生争执，有一孩子就出现症状行为，症状可能会成为打断父母的争执使得他们联合起来关注这个问题的方式。于是，症状行为承担了维持家庭平衡的功能。不幸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家庭成员可能不得不承担“目标病人”（identified patient）的角色。
假设精神分裂症可能是家庭互动的产物，Bateson团体试图去辨别可能造成症状的沟通的顺序。一旦他们同意精神分裂症的沟通必然是从家庭学习来的结果，团体寻找可能导致受混淆或者使混淆说话方式的环境。1956年，Bateson和他的同事发表了著名的报告———“针对精神分裂症的理论”，其中介绍了这样一个概念：双向束缚（double bind）。这一概念假设精神病患者的行为在病态的家庭沟通中可能就是有意义的。病人不会自己一个人就发狂，他们是疯狂家庭环境的合理延伸。假设某人身处于一个重要的关系中，逃也不可能，不回答又不行，如果他或她收到两个相关的、但在不同层次上相互矛盾的信息，且意识到很难发现或评价不一致的地方（Bateson，1956），于是此人就处于双向束缚中。
因为这个艰涩的概念常常被误用为自相矛盾或简单矛盾信息的同义词，所以，值得仔细回顾作者列出的双向束缚的每一个特征。双向束缚有六个特征：
１．两个或更多的人在重要的关系中；
２．重复的经验；
３．一个基本的负面的指令，就是说“不许做什么，否则我就要惩罚你”；
４．第二个指令在更抽象的层面与上一个冲突，同时用惩罚和威胁的口气来强化；
５．第三个负面指令是禁止逃跑并要求回答。没有这个限制，“受害者”不会觉得被束缚；
６．最后，一旦受害者认为这个世界是双向束缚的，所有这些因素就不再需要了，任何一点小动静都足够引发惊慌或者愤怒。
文献中大多数双向束缚的例子都不充分，因为它们没有包括上述所有关键的因素。例如Robin Skynner（1976）说“男生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要女孩子气”，同时又说“不要那么粗鲁———不许对妈妈粗鲁”。令人困惑？是的。冲突？或许。但是这两条信息不能构成双向束缚；它们仅仅是矛盾。面对这两个说法，孩子可以自由选择遵守其中一个，或者抱怨这个矛盾。这个和许多类似的例子都忽略了两条信息是在不同层次上传递的特殊性。
一个较好的例子选自Bateson、Jackson、Haley和Weakland（1956）等人原创的文章。一个年轻人在医院进行精神分裂症康复治疗，母亲来探访。当他拥抱她时，她很僵硬。但是当他退却的时候，母亲又问：“你不再爱我了？”他脸红了。她说：“亲爱的，你必须不那么容易尴尬和害怕你自己的感情。”这段交流之后，病人开始沮丧。探访结束之后，病人袭击了医生的助手并被关到隔离室。
注意观察，在这一次的交流中，双向束缚的所有六个因素都有，而且年轻男子也明显受困。如果对象不受限制，就没有束缚可言。这个概念是互动的。
另一双向束缚的例子是一个老师催促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但实际上学生问问题或者发言打断他的时候，他就显得很不耐烦。于是，令人不理解的事情就发生了。因为一些奇怪的原因，这些科学家还没有能解释。当他们的发言被忽略或者嘲笑时，同学们倾向于在课堂上不说话。当一个教授最后来上课，提问但没有任何应答时，他就很愤怒，“这些学生太被动！”如果有一个学生莽撞地批评教授缺乏接纳性，他会变得更愤怒。于是，这个学生可能会受到惩罚，就是因为他认为老师都只是想让自己的想法被听到、被欣赏（当然，这个例子是编造的）。
我们都偶尔受困于双向束缚，但精神病患者却要经常应对它———结果就是变疯。不能对这样的困境作出反应，精神病患者常常采取防御，或者仅仅直接、表面地给出隐晦的回答或者比喻。最后，精神病患者就像妄想症患者那样，会认为每一句话都有隐藏的涵义。
发现精神病患症状在某些家庭中有意义可能是个科学的进步，但同时又带有道德和政治的暗示。这些观察者不仅将自己视为杀死家庭怪兽解救“目标病人”的骑士，也将自己视为圣战中的战士来反抗精神病学的基础。面对众多敌对的批评，家庭治疗的拥护者挑战着认为精神病是生理疾病的传统假定，各地的心理治疗师们群起欢呼。不幸的是，他们错了。
对精神病患的行为观察似乎适合一些家庭，但并不意味着家庭造成了精神病。从逻辑的角度来说，这种推论过于轻率。令人悲伤的是，有精神病患成员的家庭长期以来苦于这一假定，他们还要为孩子的心理疾病灾难而受到责备。
在有关双向束缚的论文发表之后，很多项目开始一起访谈父母和他们的精神病患子女。这些会谈的探索性多于治疗性，但是确实代表了一个主要的发展：实际去观察家庭的互动而不是只去猜测。这些联合家庭会谈促进了家庭治疗运动的开始，我们将在下一个部分讨论它们揭示了什么。
Bateson团体的所有发现都结合在一个点上：家庭作为一个组织的沟通中心。他们总结认为，是病态的沟通使得家庭呈现病态。他们所不同意的是所观察到的模糊行为的潜在动机。Haley相信偷偷摸摸地争夺人际控制是造成双向束缚的推动力；Bateson和Weakland认为最急迫的是要揭示不能接受的感受。但是他们都认为即使不健康的行为也可能适应于家庭环境。这个天才团队的两个最重大的发现分别是：（1）沟通的多种层次；（2）关系的破坏性模式可以保存在家庭互动的自我调节之中。■
帕洛阿尔托心理研究所 The M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Palo Alto http://www.m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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