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创伤后压力失调
重点提要
由于创伤后压力失调（PTSD）的界定标准过于宽松，导致越来越多的误诊，这标准也因此受到质疑。因为PTSD的概念有瑕疵，美国士兵在战争后回归平民生活的自然调适过程，可能被误认为是精神失调。遭到误诊的美国士兵接受了错误的治疗，但身处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慢性失能照护系统，他们也一筹莫展。
撰文多布斯（David Dobbs）翻译黄钰敏
科学人 2009
在2006年伊拉克战争最惨烈的时期，美国佛蒙特国民兵部队的史蒂文斯上尉退伍了，他从伊拉克拉玛迪返美，但不久后就出现「创伤后压力失调」（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的问题。
史蒂文斯的问题并不在于他有PTSD，而是他开始质疑PTSD：病情够真实，但是就诊断上来讲，他看到PTSD被随意、甚至危险地过度引用。史蒂文斯曾领导医护人员照顾一个有800位士兵的装甲旅，他的团队几乎每天都在照料受伤的美国士兵与伊拉克百姓，他也因此看到许多怵目惊心的景象。一回到家，他说自己也开始「多次在半夜里醒来，而且很清楚自己无法再入睡。」
他不感到惊讶，「我想人们回家后，将会有一段时间一直做噩梦。」但随着他开始追踪他的团队回到美国后的情况，他看到这些成员面对的大环境与医疗文化（尤其是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似乎反射性地把不好的回忆、噩梦以及其他忧虑苦恼等迹象当成是PTSD的指标。
史蒂文斯指出：「医生并未将那几个确实罹患PTSD的人，与其他正经历抑郁、焦虑、社交障碍、重新融入社会等问题，或是只需要一些时间恢复的人区别开来。」他担心有很多人正被拉进一个与残障福利的体制，而陷入脑袋被重组、心灵被永久纠缠的自我景象当中。
史蒂文斯现在是位医生助理，同时也是后备役的少校军官。他不是唯一忧心PTSD涵盖范围太广的人。在过去五年，长久以来对PTSD的基础概念与发生率的学术争辩越演越烈，这些争辩让创伤心理学的工作分歧，也搅乱了军事文化。起初由军事历史学家与一些心理学家提出的评论，现在则有不同领域的专家来推动，包括心理学、精神病学与流行病学界的大人物，在这当中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史毕哲（Robert L. Spitzer）与佛斯特（Michael B. First），他们曾参与审订美国精神医学协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第三与第四版，还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精神病学系的前任系主任麦克修（Paul McHugh）、密西根州立大学的流行病学家布瑞斯劳（Naomi Breslau），以及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麦克纳利（Richard J. McNally），他是记忆与创伤动力学的权威，可能也是这些评论家当中最具说服力的一位。他们主张：PTSD的诊断标准有缺陷且过时，而这个架构被过度引用，所以习惯将抑郁、焦虑，甚至正常的调适过程，都误诊为一个独特且格外顽强的疾病。
苦恼可能是对痛苦或伤亡的正常反应，也可能是心灵创伤无法完全痊愈的征兆。对PTSD诊断标准提出批评的人（包括许多士兵）认为，退伍军人的自然调适过程，经常被误贴上失能的标签。
重新界定PTSD的定义及适用范围，将影响数十亿美元的经费、精神病学的诊断架构，以及大规模提供治疗与残障福利的效能，更重要的是，这将会对美国数十万名退伍军人及其他PTSD患者的心理健康与未来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这项改革的阻力来自传统观念、顽固的文化抗拒，以及创伤心理学的基本概念。然而，就如史毕哲最近强调的，该是「将PTSD从自身拯救出来」的时候了。
撒下一张较大的网
士兵中的PTSD发生率之所以常常被夸大，原因包括诊断标准不够明确，以及对评估调查的问题（与答案）所做的解释也非常容易因人而异。例如针对1990年的「美国越战退伍军人再调适调查」所获得的资料，进行较严谨的分析后发现，PTSD的发生率只有原本研究结果的1/3。
1990年发表的美国越战退伍军人再调适调查（NVVRS）是PTSD发生率的重要研究，但批评者认为，从研究中的病患人数就可看出PTSD的诊断标准过于宽松。这项调查在1988年结束调查，对象涵盖了1000多位男性越战退伍军人，结果显示，15.4%的人在调查当时有PTSD，31%的人在越战后的某段时间曾有PTSD。自此之后，31%就成为退伍军人PTSD发生率的标准值。
然而在2006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流行病学教授多伦文德（BruceP.Dohrenwend）为了解决与这项研究有关的恼人问题，重新整理了研究数据。当他筛除内容不完整的诊断记录之后，发现在调查当时的PTSD发生率为9%，一生中的发生率则为18%。
麦克纳利和其他人一样对多伦文德的研究相当赞许，但在多伦文德的研究发表后不久，麦克纳利坚称多伦文德的数据还是太高，因为被多伦文德列为PTSD病例的人当中，有些只有轻微症状，并不足以列为PTSD，这些人通常被视为「大致而言精神状态相当良好」。如果只计算那些「在临床上出现严重伤害」（这是大多数心理疾病的诊断及保险给付成立的条件）的人，则PTSD的发生率甚至更低，在研究调查期间为5.4%，一生中的发生率则为11%。这代表并非每三名退伍军人当中就会有一人罹患PTSD，而是每九名退伍军人中才有一人，而且在特定时间内，每18名退伍军人中只有一人罹患PTSD。换言之，NVVRS显然把越战退伍军人的PTSD发生率高估了将近三倍之多。
麦克纳利表示：「无庸置疑的，PTSD确实存在。但在诊断上已变得过于宽松且过度延伸，并成为医疗文化的一部份。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有其他问题被误诊为PTSD，也因此提供了错误的治疗。」
PTSD的诊断标准过于宽松的质疑，似乎与美国军方以及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报告相冲 突（这些报告指出PTSD的鉴别受到阻力，包括诊断结果与残障给付被否决、军医不治疗士兵反而让他们出院，以及中东战争退伍军人的自杀率增加这个令人不安的现象。）不过，两者的趋势却是一致的。2000年以来，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的PTSD病例数已经增加了两倍以上，这主要是因为有些越战退伍军人一直到最近才被诊断出罹患PTSD。对现役军人与刚退伍军人的诊断品质不佳，而且缺乏一定的标准，使得有些人很快就被纳入PTSD的治疗，有些人则受到阻碍或遭到拒绝，这或许是一个负荷过重的医疗系统的失措举动。
批评者认为，仔细检视PTSD的诊断与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的照护系统后，将能确保对真正的PTSD患者以及遭误诊的人提供较佳的照护。可是，这些自许为改革者的人却遭受强烈反对。麦克纳利说：「这个争论很容易真的惹恼某些人。」他收到退伍军人寄来的恐吓电子邮件，还受到同事的指责，认为他有辱退伍军人、枉顾苦难、不重视战争的代价。南卡罗来纳医学大学创伤心理学家暨国际创伤压力研究协会（ISSTS）前主席基尔派翠克（Dean G. Kilpatrick）有一回甚至直接称麦克纳利为骗子。
在目前美国精神医学协会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中，诊断PTSD的第一个标准是经历了创伤事件：
「经历过创伤事件，且当时曾面临以下两种状况：（一）经历、目睹或遭遇一个或一个以上导致死亡或接近死亡、严重受伤，或是曾危及自己或他人身体完整性的事件；（二）产生强烈恐惧、无助或震惊的感觉。」
PTSD的定义为患者出现三类症状，包括因做噩梦或回忆而再次体验创伤事件、麻木或退缩，以及过度反应而明显易怒、失眠、具攻击性或注意力不佳，且时间超过一个月，并因症状严重而「在社交、工作或其他重要功能运作方面，产生临床上严重的苦恼或障碍」。
对这个诊断架构提出批评的人认为，这些症状也可能在许多其他身心失调症上看到，也可能出现在未经历过创伤事件的人身上。
PTSD的定义始见于1980年出版的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这是因应反越战的精神科医生与退伍军人而出现的诊断名词，用以确认他们在越战士兵身上看到的罕见痛苦症状
有问题的诊断
最新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是在1994年出版，其中对PTSD的定义是出现三类症状，包括因为做噩梦或回忆而再次体验过去；藉由麻木或退缩来逃避；以及过度反应而明显易怒、失眠、具攻击性或注意力不佳，这些都是生命安全遭到威胁时会出现的反应（见左上〈PTSD：由起因来界定问题〉）。
这个定义的架构是问题所在。首先，在根据外因来定义的复杂精神疾病诊断中，PTSD因为与创伤事件连结而显得独特，这也让PTSD特别难解，因为它实际上与人们对事件的记忆有关。当PTSD在1980年首次被纳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时，对创伤的记忆被合理地认为是对真实事件的忠实记录。但是在那之后的研究一再显示，记忆其实并不可靠甚且可以捏造。我们习惯在记忆中增减人物、细节、场景与行动，还会合并、创造与编辑。
PTSD确实存在，这是无庸置疑的。但就临床上而言，诊断标准过于宽松且过度延伸，这种情形已成为医疗文化的一部份。可以肯定的是，有其他身心失调症的患者被误诊为罹患PTSD，并因此接受错误的治疗。
华盛顿大学的记忆研究学者罗夫塔斯（Elizabeth F. Loftus）领导的一项研究显示，告诉成人受试者他们小时候曾经在购物商场中走失，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人相信那是真的，甚至在真相揭穿之后，仍有一些人坚持「走失事件」真的发生过。之后的众多研究证实，这类不真实的记忆是很普遍的。
对于这样的倾向，士兵也未能幸免。一份1990年的研究，以康乃狄格州新哈芬市荣民医院里的59位波斯湾战争退伍军人为对象，分别在他们回到美国的一个月后以及两年后询问他们的经历。研究者问到大约19种可能造成创伤压力的特定事件，诸如目击死亡、失去朋友以及看见人们的肢体支离破碎。在两年后的访谈中，70%的军人指出自己至少经历了一个创伤事件（但他们在返国后的一个月内并未提到这些事件），24%的人则首度指出自己经历了其中至少三个创伤事件。而列举出最多「新记忆」的退伍军人，也出现了最多的PTSD症状。
对麦克纳利而言，这类结果显示某些经历了「晚发性」PTSD的退伍军人，可能把抑郁、焦虑或其他细微的精神异常症状，归因于被仔细构筑且给予新重要性、或什至是无意识杜撰出来的记忆。
美国哈佛大学的麦克纳利
麦克纳利表示：「这与玩弄或操弄体制、还是刻意寻求同情无关。我们都是这么做的：以我们了解生命的叙事方式来刻划我们的生命。一名生活困苦的退伍军人可能记得某个可能有、也可能没有让他实际受创的事件，而且记忆中的所有情节都很合理。」
为了让PTSD的诊断更严谨，有些人建议使用血液化学、脑造影或其他可能测试出PTSD生理特征的方法。一些研究针对几群PTSD患者进行压力激素的测试，结果显示，患者与正常受试者之间的确有差异，但因为相同之处也很多，因此个人档案对诊断毫无助益。脑造影也有类似的限制，因为PTSD出现异常变动的脑区，与沮丧和焦虑出现异常变动的脑区也有太多重叠之处。
由于记忆不什可靠，生物标记又捉摸不定，因此必须仰赖临床症状来诊断。但如同2007年一份研究报告所凸显的，PTSD的症状与可能的生物标记一样不可靠。哈佛大学医学院附设麦克连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博德金（J. Alexander Bodkin）针对90位患有忧郁症的病人，分别进行PTSD与创伤的筛选，然后比较结果。首先，博德金与同事使用了标准的筛选面谈来评估症状。接着，再由两位诊断PTSD的专家在不知道先前评估结果的情况下，透过另一种标准面谈方式，来判断哪位患者经历过符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所述的创伤。
如果PTSD是由创伤所引起，出现症状的患者应该会有遭受创伤的经历，而在有创伤经验的患者当中，则应该有更多人患有PTSD，但情况并非如此。尽管在这90位患者当中，症状筛选诊断出70人患有PTSD，但真正遭受过创伤的却只有54人。也就是说，被诊断出PTSD的病例比实际经历过创伤事件的人还要多。在博德金进行一对一的诊断比较时，情况更糟。如果PTSD必须有创伤背景，那么在70位有PTSD的患者中，大多数应是那54位曾遭受创伤的患者，但事实上，有PTSD症状的患者却平均分散在有创伤经验与无创伤经验的两群人当中，也就是说，PTSD的检出率与创伤经验的比例无关。博德金指出：「这在科学上是无法接受的。」
比较切合实际的做法，是如同麦克纳利所说的：「在给予最好的治疗之前，先有正确的诊断。」
针对症状来自创伤经验的患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经历式的认知行为治疗法，藉由让患者反覆在控制之下经历创伤经验，努力改变患者对特定创伤记忆的反应。麦克纳利表示：「这个方法真的有效，若确实患有PTSD的人找到一位很会进行这项治疗的人，好转的机会就很大。」相反地，认知行为治疗法在治疗抑郁时，则是教导患者去辨识出思考与情绪的不良回路，并对当下的正常事件做出新的反应。麦克纳利说：「一个抑郁的人如果被诊断为PTSD，并接受了经历式认知行为治疗，将会错失良机，把时间花在追逐这个记忆上，却未能及时处理对事件的曲解。」
最近的研究显示，常见于伊拉克服役的士兵、因炸弹爆炸而造成创伤性脑损伤的症状，几乎难与PTSD区分开来。这下子又多出了一组相同的症状，让事情变得更为复杂。
华盛顿大学的精神病学家罗森（Gerald M. Rosen）长期密切接触PTSD患者，他表示：「我非常担心这个症状相同的问题。我们必须问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必须问：『我们从这个诊断中得到了什么？』」
残障的条件
罗森提出「得到」这个问题时，心里想的是医生这方面。但退伍军人究竟可以从PTSD诊断中得到什么？我们当然希望这将使患者得到有效的治疗与支持，但是这个期望并未成真。在不具军人身分的人当中，2/3的PTSD患者接受治疗后有所起色。然而，1990年代早期到2006年间在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进行PTSD研究与诊治的心理学家弗勒（Christopher Frueh）指出：「在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对退伍军人所进行的两份最大型研究中，都未显示出治疗效果。从退伍军人管理局那里获得治疗的退伍军人，不会比那些靠自己的退伍军人更可能好转。」
2009年1月，美国国防部宣布将不会颁赠紫心勋章给诊断出有PTSD的退役军人。这项决定部份基于生理伤害能被客观评估，而心灵创伤则通常来自主观认定。大众对这项决定所出现的分歧反应，凸显出这个诊断在情绪与文化上的重大意义，以及PTSD的诊断架构问题。
另一方面，近来的神经科学清楚指出，当病患出现严重的精神异常，若非确实遭受创伤事件，就是脑部的机能失常。因此，像考量生理伤害一样地把战争所造成的心灵伤害都纳入考量，看来才是公平的。同时，由于在PTSD与其他抑郁或焦虑症之间缺乏明确界线，再加上有力证据显示PTSD被过度诊断，因此在PTSD的本质获得澄清，并在科学家确认出一些不具争议性的生物标记前，颁赠勋章给PTSD者的提议将变得非常有问题。
弗勒认为，原因在于反覆无常的PTSD诊断架构与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残障福利制度相牴触，而每一项福利似乎都阻碍了患者的复原。
第一个福利是健康照护。在所有心理健康的诊断当中，PTSD显然是最容易宣称与「执行公务有关」的一种，这个名词通常意味着若不是「很少或完全没有健康照护」，就是「广泛而持续的健康照护保障」。与执行公务有关，让退伍军人得以领取每个月最多3000美元的残障给付。
这可能解释，为什么在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大部份获得PTSD治疗的退伍军人症状都恶化了，直到他们被认定是百分之百残障，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对退伍军人管理局心理健康服务的使用也减少了82%；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因为创伤事件而罹患PTSD的风险会随着时间而降低，然而申请PTSD残障给付的越战退伍军人的数目，却在1999~2004年增加了几乎两倍，使得美国每年对PTSD残障给付的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
最不幸的可能是，只有在你生病时才会得到这些给付。不像失去一条腿的退伍军人，患有PTSD的退伍军人只要复原或开始工作，就会失去残障给付。这个体制的设计看来就像是在鼓励长期失能。弗勒表示：「在我任职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的PTSD诊所那几年里，我想不出任何因为病情好转而停止治疗的PTSD病人。但问题并不在退伍军人身上，问题在于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这套残障福利制度已经用了60年，其设计并未考量到我们对于恢复力、期望的力量、诱因与阻力等影响治疗的一切研究。有时候，我认为他们应该推翻这个制度，然后重新开始。」但从哪里开始？
在派驻伊拉克的士兵当中，经常可见因为炸弹攻击而造成的创伤性脑损伤，最近的研究显示，它所产生的症状与PTSD几乎无法分辨。
来自澳洲的PTSD研究者暨临床医师布莱恩特（Richard A. Bryant）建议，采用类似澳洲地区现行的残障福利制度。一个在战争中受伤的澳洲士兵，终身可领到每个月300～1200美元的「非经济性残障」给付。如果这个伤害让他无法工作，他将同时收到一份「失能给付」，以及职业训练与就业辅导。最后重点来了：在他回到职场后，他还可以继续领取这些津贴两年，之后失能给付将在五年内逐渐缩减至零，但非经济性残障给付则好比财务上的紫心勋章，将永远持续下去。而且和所有澳洲人一样，退伍士兵也享有终身免费的健康照护。澳洲的退伍军人回家后拥有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支持系统，好似有个鹰架可以支持他们往上爬；美国士兵的支持系统则是一个挂得低低的「安全网」，容易困住掉进去的任何人。
携带步枪的两个方法
一名士兵回到家后，他必须试着调和他的战争经验与参战前的自己、他所回归的社会与家庭，这就是研究PTSD的纽约市布隆克斯荣民医院心理学家耶胡达（Rachel Yehuda）所谓的「再脉络化」，也就是将创伤与正常经验结合的过程。这是我们在分手、失去工作或所爱的人过世时都会做的事，只是程度不同。刚开始时，创伤事件看起来就好像不可能发生的异常状况，然后我们慢慢地接受它是生命复杂脉络中的一部份。
史蒂文斯少校认为这个调适过程需要时间，即使在返家两年后，他还是经常梦到战争里的事物。例如，有时候他梦见自己在做一件完全正常的事，身上却扛着步枪。「有一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和妻子在赏鸟。在我们看见一只鸟的时候，她拿起了她的望远镜，而我则拿起我的步枪，透过准心看着那只鸟。我没有想要把那只鸟射下来，但就是用它来看那只鸟。」
我们很容易把史蒂文斯的梦解读成PTSD的症状，以为它表达了恐惧、过度警戒与逃避。然而，这也可视为史蒂文斯成功将经验再脉络化的证明：将那个曾经使用枪械的人，与那个不再使用枪械的人融为一体。
史毕哲、麦克纳利、弗勒与其他评论家表示，将PTSD的诊断「拯救出来」也需要类似的转换：将大多数的战后焦虑视为正常但痛苦的复原过程，而非精神异常。这个转变首先必须修改PTSD的诊断标准，将记忆的不可靠纳入考虑，并清楚分辨出抑郁、焦虑和恐惧与真正的PTSD有何差异。目前新的PTSD诊断标准正在审查当中，将纳入2012年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心理健康评估也需要类似的修改，如此才能筛检出真正的PTSD患者，而不会让患者硬把创伤叙事放到其他的心理健康问题上。最后，美国国会应该废除退伍军人管理局现行的残障福利制度，以具有证据支持的方案来替代，去除那些阻碍PTSD患者痊愈的因素，以及无论退伍军人是否受伤都给予终身健康照护的制度。
在一个极度抗拒「PTSD不是战争所造成的常见或无法避免的结果」的文化中，是很难去推动这些改变的。大部份的人误把对PTSD的恐惧当成普遍性的证明，而以为PTSD是一种流行病，却忽略了所有显示事实相反的证据。
把PTSD从其自身拯救出来
针对从伊拉克回到美国的士兵所进行的最大型研究，由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的研究人员米利肯（Charles Milliken）所领导，并在2007年发表结果。这份研究似乎肯定了美国民众对于PTSD 应该会有高发生率的预期。这项研究在战斗部队刚由伊拉克回到美国时立即进行，然后在六个月后再调查一次，结果发现20%的士兵出现可能是PTSD的症状，但是这些在第一次调查中表示有症状的士兵，半数在第二次调查时已有改善。然而，许多在第一次调查时表示只有一些或完全没有症状的士兵，在六个月后的调查中却表示有严重的症状出现。在那些早期的「症状」中，有多少只是正常的调适？在稍后出现的那些症状里，又有多少是把创伤叙事放到进其他问题上？
史蒂文斯很确定，那些筛检把许多正在经历正常调适过程的人，误认为可能患有PTSD，以他本身为例，他在工作、家庭与社会中的表现都很正常，但在这两次调查中的结果却都有症状反应；换言之，他是那20%可能罹患PTSD的士兵之一。然而奇怪的是，在那些确实曾经寻求咨商协助的人当中，这两次筛选都漏掉了其中的75%，这个发现为研究的正确性引来许多质疑，可是这个研究结果仍然受到媒体的大力报导，强调PTSD的发生率可能被严重低估了。
数个月后，另一份研究提供了更清楚且一致的状况。这是首次针对所有参与伊拉克及阿富汗战争的美国士兵所进行的大规模追踪研究，由美国海军研究员史密斯（Tyler Smith）领导，在2001～2006年监测五万名美国士兵的心理健康以及在战场中的状况，并发表于《英国医学期刊》。研究者将士兵的症状与暴露的战场类型加以连结时，格外地小心。在大约1万2000名去过伊拉克或阿富汗的士兵中，有4.3%出现了能诊断出PTSD的症状；在曾上战场的士兵中，出现PTSD症状的比例为8%，但在那些未曾上战场的士兵中，则只有2%。
这些数字大约是米利肯研究结果的1/4，但与英国参与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军人PTSD发生率接近，也接近麦克纳利针对越战退伍军人计算而得的比例。与米利肯的研究相反，再加上与英国研究的结果以及麦克纳利对NVVRS的计算一致，应该会让史密斯的研究成为大新闻。但是美国媒体、退伍军人管理局与创伤心理学界却几乎完全忽略这项研究。麦克纳利表情冷淡地说道：「他们根本就没有反应。」
这样的沉默可能只是因为好消息没有受到注意，但选择性的注意支持了麦克纳利认为美国大众对创伤有文化情结的论点，也支持了军事历史学家兼PTSD评论家谢伯德（Ben Shephard）的观点，亦即美国社会从1970年代后期所产生的PTSD诊断中，获得了一些东西：藉由将战士视为受害者，美国民众看到了战争的代价，让他们宣告自己见识过战争的恐怖，并宽恕自己将这些士兵送到战场，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被骗去支持事后让人感到后悔的战争。我们应该感受士兵的痛苦，但是对一名痛苦的士兵而言，硬要把「他的记忆是无可避免的，而且他缺乏将过去融入未来的力量」这样的想法强加在他身上，是以牺牲这名士兵的方式来强调我们的道德感。
PTSD确实存在，既然存在，就必须加以治疗。但我们对PTSD的文化情结被放大了，这个情结本身最后或许也变成了PTSD，以致长期以来失去条理并遭受集体攻击，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战后精神官能症。
关于译者
黄钰敏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心理与辅导研究所毕业，现旅居英国
关于作者
多布斯在Scientific American Mind担任特约编辑，他也是www.SciAmMind.com网站Mind Matters部落格的创刊编辑。同时也固定在《纽约时报杂志》、Slate.com、《奥杜邦》撰写有关医药、自然、教育与文化的文章。多布斯出版过三本书，分别是《暗礁狂热：达尔文、阿格西斯与珊瑚的意义》、《大海湾：渔夫、科学家与振兴全球最重要渔业所做的奋斗》，以及与欧博（Richard Ober）合着的《北方森林》。多布斯的神经细胞文化部落格网址：http://scienceblogs.com/neuronculture
延伸阅读
A War of Nerves: Soldiers and Psychiatrist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n Sheph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rogress and Controversy in the Study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Richard J. McNally i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54, pages 229–252; 2003.
Saving PTSD from Itself in DSM- V. Robert L. Spitzer, Michael B. First and Jerome C. Wakefield in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Vol. 21, No. 2, pages 233–241; February 2007.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Core Assumptions. Gerald M. Rosen and Scott O. Lilienfeld in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28, No. 5, pages 837–868; Jun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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