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思维:群体会阻碍还是促进好的决策
(Kenny注:这回是名符其实的抄书了!为了写群体思维,翻了翻书,然后发现还是抄书更省力气,要我写的话,一小时内可写不出这样水平的……)
什么情况下群体影响会阻碍好的决策?什么情况下群体会促进好的决策?以 我们应该怎样引导群体做出最好的决策?
研究背后的故事:贾尼斯对群体思维的研究
当我阅读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描述关于肯尼迪政府如何决定袭击猪湾的内容时,我萌发了群体思维的念头。一开始,我很困惑:像肯尼迪及其顾问那样聪明雄辩的人怎么会卷入由CIA愚蠢拼凑起来的计划中呢?我开始关注其间是否涉及一些心理学因素,例如社会从众或是我在团结的小型群体中所观察到的寻求一致。进一步的研究(开始是我受女儿夏洛特高中论文的启发)使我相信一些微妙的群体过程阻碍了他们仔细地评估风险和讨论问题。接着当我分析了其他的美国外交失误以及水门事件后,我发现了这样不利的群体过程。
Janis, 1918-1990)
——欧文•贾尼斯(Irving
我们在前8章所讨论的社会心理学现象是否同样会发生在公司董事会或者总统内阁这样复杂的群体中呢?他们是否会出现自我合理化行为?或者自我服务偏见?那种有凝聚力的“我们的感受”是否会唤起从众或是拒绝异议的行为?社会心理学家贾尼斯(Irving Janis)想知道这些是否能够帮助解释20世纪的美国总统及其顾问怎样做出好的或坏的群体决策。为此,他分析了几次大的失败决策的过程:
- 珍珠港。1941年12月的珍珠港被龙事件使美国也加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事件发生之前的几个星期,夏威夷的军事指挥收到了一条可靠的消息:日本计划袭击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某个地方。之后军事情报失去了与日本航空母舰的无线电联系,那时航空母舰正径直朝夏威夷前进。空中侦察队本来应该能侦察出航空母舰的位置或者至少发出几分钟的警报。但是自以为是的司令们完全无动于衷。结果是:直到日军开始对这个毫无防备的基地发动袭击,警报才被拉响。袭击后美军损失了:18艘舰艇、170架飞机,以及2400条生命。
- 入侵猪湾。1961年,总统肯尼迪及其顾问们试图用1400名由CIA训练过的古巴流放者来袭击古巴,以此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几乎所有的袭击者都被杀或抓获,美国颜面尽失,而且古巴与前苏联更为团结了。在得知后果以后,肯尼迪大呼:我们怎么做出了如此愚蠢的事呢?
- 越南战争。在1964到1967年之间,由总统约翰逊及其政治顾问组成的“周二午餐团”决定扩大对越南的战争,因为他们预测美国的空中轰炸、空降以及搜索捣毁任务会迫使北越南接受和谈,而南越南人民出于感激也会支持和谈。尽管政府的情报专家以及所有美国的盟国都对他们提出警告,但他们还是继续将战争扩大化。这场空难使58000多美国人和100万越南人丧生,开卷有益国人变得极端化,总统被迫下台,庞大的财政赤字加速了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
贾尼斯认为酿成这些大错的原因是由于在群体决策中人们为了维护群体和颜面而压制异议,他把这种现象称为群体思维(groupthink)。在群体工作中,同志式的友情可以提高生产力(Mullen & Copper, 1994)。而且,团队精神有助于鼓舞士气。但是在决策时,紧密团结的群体可能反而不利。贾尼斯认为友善的、凝聚力强的群体,对异议的相对排斥,以及从自己的喜好出发做决策的支配型领导都恰是培养群体思维的温床。
在计划那次不幸的猪湾袭击时,刚刚当选的骨尼迪总统和他的顾问们高兴地组成了一个极有团队精神的队伍。而对这次计划十分关键的观点都被压制或是排除了,总结本人很快就对这次袭击表示了认同。
群体思维的症状表现
从历史记录以及参与者和观察者的回忆来看,贾尼斯列出了八条群体思维的症状表现。这些症状集中反映了对异议的排除,表面上看来就是群体成员在遇到威胁时,会努力保持他们的积级群体感(Turner & others, 1992, 1994)。
前两条群体思维症状表现往往导致群体成员高估群体的力量和权利
无懈可击的错觉:贾尼斯所研究的群体都表现得过分自信,以至蒙蔽了眼睛,看不到危险警报。当珍珠港的海军总指挥基梅尔(Admiral Kimmel)得知他们已经与日本航空母舰的无线电失去联系后,还开玩笑说或许日本人打算绕檀香山转一圈。事实上日本人确实这样做了,但基梅尔对这种想法的嘲讽使人们认为这不可能是事实。
对群体道义无可质疑:群体成员接受了其所在群体内在的道义,却忽略了伦理和道义上的其它问题。肯尼迪等人知道基辛格顾问和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议员对于袭击一个小小的邻国在道义上持保留态度,但整个群体从没有接纳或讨论过这些道义上的疑虑。
群体成员还会在想法上越来越接近
合理化。群体以集体将决策合理化的方式来减少挑战。比起自省和重新考虑以前的决定,约翰逊总统的周五午餐团花了更多的时间来使扩大战争的决策合理化(对其进行解释和找出合理的理由)。每个行为都 变成了掩饰和合理化。
对对手的刻板印象。陷于群体思维的人们往往会认为自己的对手不是太难于协商就是太弱小愚蠢以于难以抵制他们的计划。肯尼迪等人自认为卡斯特罗的军事力量很薄弱,其支持势力也很弱,因此仅仅一个旅就能推翻他的政权。
最后,群体会受制于追求一致性的压力
从众压力:群体成员会抵制那些对群体的设想和计划提出疑问的人,而且有时候这种抵制并不是通过讨论而是针对个人的嘲讽。有一次,当约翰逊总统的助理莫伊斯抵达会场时,总统嘲笑他说:“噢,‘阻止爆炸的先生’来了呀!”面对这样的讥讽,很多人都选择了从众。
自我审查压力:由于异议往往会令人不舒服,而且整个群体似乎表现出一致性,所以人们往往会将自己的疑虑压制下来。在猪湾袭击之后的几个月,施莱辛格自我谴责说,他在“内阁进行的那些重要会义中保持了沉默。即使提出反对意见也无济于事,我仍将被人们厌恶,这样的念头压倒了我的愧疚感”。
人们自由地进行讨论时,并不一定能正确地解决问题——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