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镜子阶段作为我们在精神分析经验中揭示出来的“我”的功能之构成者
译者：李新雨
1949年7月17日在苏黎世的第十六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作的报告。
十三年前我在我们上届大会上引入的镜子阶段的概念[1]，虽然此后曾或多或少地受到法国群体的使用，但是在我看来它并非不值得重新唤起你们的注意：特别是现在对于它在精神分析就此提供给我们的经验中澄清的“我”的功能来说。对此必须说明的是这种经验使我们反对一切直接源自“我思”（cogito）的哲学[2]。
或许你们当中有人还记得我们从其出发的那个由比较心理学事实阐明的行为特征：小孩子在某个年龄上有一段短暂的时间，不过还是有那么段时间，他在工具智力上不及黑猩猩，然而却已经能在镜子中如此识别出自己的形象[3]。这种识别是由“顿悟”（Aha-Erlebnis）的启蒙性模仿标明的，这在柯勒（Köhler）[4]看来表达了情境统觉（aperception situationnelle）这一智力行为的关键时期。
事实上，此一行为，非但没有像在猴子身上那样消耗殆尽于从这个形象的虚幻中一次性获得的控制，而且立即在孩子身上重新唤起了一连串的动作，他从中顽皮地体验着这一形象承担（assumer）[5]的种种运动与其映照出的环境的关系，以及这个复杂的虚像与他将其双倍化的现实的关系，即与他自己的身体，与他身边的人乃至物体的关系。
自鲍德温（Baldwin）[6]以来，我们就知道该事件从六个月大起便可能发生，而且它的重复常常使我们的沉思驻留在镜子前面的乳儿这一扣人心弦的场面上，他还没有掌握走路甚至站立，被整个地环抱于某种人为的或人工的支撑（在法国我们把这叫作“宝宝学步”——trotte-bébé），但是他却在一阵狂喜的扑腾中克服了此种倚靠的羁绊，以便把他的姿态悬置在一种多少有点倾斜的姿势上，以便再现这一形象的某个瞬间的模样，从而将其固定下来。
这种活动在我们看来一直到十八个月大都保持着我们赋予它的那种意义——它不旦揭示了一种迄今仍有争议的力比多动力，而且揭示了一种人类世界的本体论结构，该结构是融入在我们关于偏执狂的认识[7]的众多思考中的。
在此只需将镜子阶段在分析赋予该术语的充分意义上理解为一种“认同”即可：即当主体承担（assumer）一个形象时在他身上造成的转化——“意象”（imago）这一古老术语在理论中的使用便足以表明该形象注定要经受此种时期效应。
处在此“幼儿”阶段的小孩子仍然沉浸在运动无能及对喂养的依赖之中，这家伙对其镜像的狂喜的接受（assomption）从而在我们看来是在一种典型情境中表现“我”在其中沉淀（précipiter）[8]于一种原始形式的象征矩阵（matrice），此后他才在与小他者认同的辩证法中得以客观化并且语言才在普遍性中为他恢复其主体功能。
此外，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一形式归入一个已知的登记，则可将其指定为“理想我”（je-idéal）①，在此意义上它也将是那些次级认同的根源，从中我们在这个术语下认出了力比多正常化的诸多功能。但是重点在于这一形式将“自我”机构先于其社会规定而安置在一条对于单个个体而言将永远不可缩减的虚构线路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只会渐进地接合于主体的生成，而不管他必须借以作为“我”来解决他与其自身现实的不一致的那些辩证合题[9]的成功与否。
这是因为主体借以在一个幻象中超出其能力成熟的身体的完整形式只是作为“格式塔”提供给他的，也就是说是在一种外在性中，当然此形式在其中是构成性的而不是被构成的，况且它是在将其凝固的一种身材高低之中并在将其颠倒的一种对称性之下显示给他的，这与主体感到他将其激活的运动紊乱恰好相反。如此这个“格式塔”——其完整倾向（prégnance）必须看作是与物种相联系的，尽管其运动式样仍然是难以识别的——便经由其显现的这两种特征象征着“我”的精神永久性，同时也预示着其异化的终点；它还富有着把这个“我”与人将自身投射于其上的雕像，与那些操纵他的幽灵，最后与他制造的世界趋向在一种歧义的关系里完成于其中的机器人（automate）结合起来的种种对应。
事实上，对于这些“意象”而言，我们的特权是在我们的日常经验和象征效力②的半影（pénombre）中看到它们的那些遮上面纱的脸孔显出其轮廓——镜像似乎是可见世界的门槛，假如我们信赖“自己身体的意象”在幻觉中和在梦中呈现的镜中布局[10]，那么就涉及到其个体特征，甚至是其缺陷或其客体的投射，或者假如我们注意到镜子装置在那些“双重”（double）显现中的作用，那些异质的精神现实就从中表现出来。
一个“格式塔”可具有一些对于机体的构成效果，这一事实是由一个生物学实验证明的，其本身与精神因果性思想是如此的相异以至于它无法导致将其这样表达出来。不过它从中确认了雌鸽的性腺成熟是以看到一个同类为必要条件的，其性别则不那么重要——该条件是如此的充分，以至于只将个体安置于一面镜子的反射范围也可得到这样的效果。同样，迁徙的蝗虫在世系中从独居形式到群居形式的过渡也是通过在某个阶段上使个体暴露在可见于一个类似形象的排外行动中而获得的，只要它是由一种与其种属的那些特征充分接近的风格的种种运动所激活的[11]。这些事实都登记在作为构成性并且作为爱若性的美的意义问题包裹着的一个同形认同秩序中。
但是那些被设想成异形认同的拟态的事实，就它们提出了空间对于活体的意义问题而言，并非没有在此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比起试图将它们缩减到所谓适应的首要法则的那些可笑的努力，心理学的概念未必更不适合于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只需回想起罗杰·凯卢瓦（Roger Caillois）的思想（他当时还年轻并且刚刚与曾培养过他的社会学派决裂）在此问题上曾发出的那些昙花一现的闪光，以“传奇性神经衰弱”这个术语，他将形态的模拟归入在其去现实化的效果中的一种空间的强迫[12]。
我们自己也曾指出在将人的认识作为偏执狂来结构的社会辩证法③中，关于欲望的力量领域人的认识比动物的认识更加自主的原因所在，但是它同样将人的认识限定在超现实主义者的不满显露于其中的那一“少许现实”[13]里。这些思考促使我们在镜子阶段表现的空间的捕获（captation）中认出了其自然现实的器质性不足——甚至先于此一辩证法——在人身上的效果，假设我们能给“自然”这一术语赋予某种意义的话。
镜子阶段的功能从而在我们看来是作为意象功能的一个特例表现出来的，该功能在于建立机体及其现实的关系——或者，如大家所说的那样，在于建立“内部世界”（Innenwelt）与“外部世界”（Umwelt）的关系。
但是这种与自然的关系在人身上由于机体在其内部的某种开裂[14]，由于新生儿头几个月的不适征象和运动失调流露出的一种原始不和谐（Discord）[15]而受到了改变。椎体系统与母亲机体的体液残存的解剖学未完成的客观观念，证实了我们将其作为人身上的一种名副其实的“出生的特异性早熟”的论据而提出的那种见解。
我们顺便指出，该论据是由胚胎学家们在“胎化”（fœtalisation）[16]这个术语下确认的，以便确定中枢神经系统的那些所谓高级器官特别是精神外科手术引导我们将其设想为机体内镜（miroir intraorganique）的皮层的优越性。
此种发展是作为一种将个体的形成断然投射于历史中的时间辩证法而经历的——“镜子阶段”是一出戏，其内在推力从不足突进（précipiter）到预期——而对于捕获在空间认同之圈套（leurre）中的主体而言，它谋划了从身体的破碎形象到我们称作其整体的矫形（orthopédique）[17]的那种形式相继而来的种种幻想——最后化为由异化身份披着（assumer）的盔甲，它将以其坚固的结构标记出他的整个心理发展。由此从“内部世界”到“外部世界”的循环（cercle）的断裂便造成了“自我”清查的无穷积分（quadrature）[18]。
当分析的运动触及到某一个体强烈崩解（désintégration agressive）的水平时，这个破碎的身体——我同样将该术语纳入到我们的理论参照体系——便时常在梦中出现。它因而是在分离的肢体和显形于外视镜中的器官的形式下出现的，它们长出翅膀拿起武器，这些体内的迫害在其十五世纪登上的现代人想象的巅峰上由幻想家杰洛姆·波希（Jérôme Bosch）[19]的绘画永远地固定了下来。但是此一形式也确实显示在机体自身的水平上，在界定了表现于分裂症或痉挛、癔症症状的幻想的解剖学的那些脆化（fragilisation）线路中。
相应的，“我”的形成是通过一个有堡垒保护的营地甚至一个竞技场而在梦中得以象征的——从内场到其围墙，到其四周的瓦砾和泥沼，分布着两个敌对的阵营，主体在那陷入了对高耸且遥远的内部城堡[20]的寻找，其形式（有时并置在同一剧本中）以惊人的方式象征着“它我”（ça）。同样，在此处的精神层面上，我们发现了一些筑有防御工事的结构——其隐喻突然自发地出现，就好像源自于主体的症状本身——来命名倒错、孤立、重复、撤消、移置等强迫性神经症的诸多机制。
但是假如建立在这些仅有的主观材料上，尽管我们很少把它们从使我们将其看作一种语言技术的经验条件中解放出来，我们的这些理论尝试就可能仍然因投射于一个不可设想的绝对主体而遭受指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基于客观材料协助的这一假设中寻找一种“象征缩减法”的指导坐标。
它在种种“自我防御”中建立了一个与安娜·弗洛伊德小姐在其大作的第一部分中表达的愿望相符合的发生学次序——并将癔症性的压抑及其返回（与一种经常表达的偏见相反）确定在比强迫性倒错及其孤立过程更古老的一个阶段上，而后者是始于镜像“我”转变成社会“我”的偏执狂异化的先决条件。
镜子阶段在其中得以完成的这个时刻，经由认同于相似者的“意象”和原始嫉妒的悲剧（这是由夏洛特·布勒[21]学派在儿童“互易感觉”[transitivisme]的事实中很好地揭示出来的），开创了由此将“我”联系于既定社会情境的辩证法。
正是这一时刻使得人的一切知识断然翻倒在小他者欲望的中介中，经由他人的竞争而将其对象构作在一种抽象等价中，并把“我”变成这样一个装置，本能的一切推力对此都将是一个危险，即使这一推力符合于一种自然成熟——此一成熟的正常化本身从而在人身上取决于某种文化的介入：正如俄狄浦斯情结之于性对象那样。
我们的学说用“原初自恋”来指称这一时刻特有的力比多投资，按照我们的观念，该术语在其创造者们那里揭示了关于语义学的潜在的最为深刻的看法（sentiment）。但是它同样阐明了他们在援引破坏本能甚至死本能时找来界定此种力比多与性力比多的动力学对立，以便说明自恋力比多与“我”的异化功能，与在跟小他者的一切关系中甚至在最为乐善好施的帮助关系中得出的侵凌性之间的明显关系。
事实上他们触及到了存在的否定性，其现实受到了存在与虚无的当代哲学的强力推动[22]。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哲学只在意识的自足的界限内来把握存在的否定性，由于铭刻在它的那些前提中，这种意识的自足便将其依仗的自主性的假象与“自我”的种种构成性误认（méconnaissance）链接了起来。这种智力游戏，虽然特别沉浸于分析经验的借入，但是却在要确保一种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的自命不凡中达到了顶点[23]。
在一个社会为了不再承认实用性之外的其他功能而作出的历史性举措之后，在个体面对其出现看似补偿了这一努力的集中营式的社会联结而产生的焦虑之中，存在主义基于其给出的那些实际上是由此产生的主体性僵局的辩白而对自己作出了评价：一种只有在监狱的高墙下才如此真实地显示出来的自由，一种表达了纯粹意识超越任何情境之无能的介入要求，一种性关系的偷窥狂—施虐狂的理想化，一种只在自杀中得以实现的人格，一种只有通过黑格尔式的谋杀才获得满足的他者的意识。
我们的整个经验都是与这些观念相对立的，因为它使我们离开了将“自我”设想成是以“知觉—意识系统”为中心的，设想成是由“现实原则”组织起来的，与认识的辩证法截然相反的科学主义的偏见便表达在该原则中——以向我们指出要从将其刻画在安娜·弗洛伊德小姐极力肯定的所有结构中的误认功能出发：因为如果“否定”（Verneinung）表现了其显在的形式，那么其效果就仍然大部分是潜在的，只要它们没有在它我表现于其中的命定水平上为某种反光照亮。
由此“我”的诸多形成特有的这一惰性便得到了理解，我们可从中看到神经症的最为宽泛的定义：主体经由情境的捕获给出了疯狂的最普遍的表述，即那种存在于疯人院围墙中的疯狂，以及那种以其噪音及其狂怒震慑大地的疯狂。
神经症和精神病的痛苦对我们而言是灵魂的激情[24]的操练，就好像精神分析天平的秤杆——当我们计算其威胁在整个共同体上的倾斜时——为我们给出了城市的激情的减缓指数。
在当代人类学固执地勘探的这一自然与文化的结点上，精神分析独自认出了那个爱必须永远将其拆解或斩断的想象的束缚之结。
对于这样一项工作，利他主义的情操在看穿了慈善家、空想家、教育家甚至改革家行为背后的侵凌性的我们看来是没有前途的，
在我们保持的主体对主体的救助中，精神分析能够陪伴病人直抵“你即如此”（tu es cela）的狂喜的限度，在那里给他揭示出其必死的命数，但是将他带到真正的旅途开始的那个时刻却不在我们作为实践者仅有的能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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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注：
① 我们将其独特性留给我们在这篇文章中采用的对弗洛伊德的“理想自我”（Ideal Ich）的翻译，而不再就此给出理由，再说我们此后便没有坚持这个翻译了。
② 参见：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象征效力》，载于《宗教史杂志》1949年1月—3月号。
③ 在这点上，请参阅后面的文本，第111页与第180页。
译注：
[1] “镜子阶段”是拉康正式贡献给精神分析理论的第一个主题，也是他在精神分析领域中的首度创新，此概念构成了贯穿于拉康全部著作中的一个持续的参照点。拉康在此提醒大家，早在1936年举办于马里安巴的上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他就提出了这一概念。然而，1936年的文本从未正式发布，当时的发言稿也为拉康自己所遗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镜子阶段》是拉康重写于1949年的版本。
[2] 即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现代哲学传统。由于这些哲学强调意识优先而泯灭了无意识，故拉康说精神分析经验与“我思”哲学是截然对立的。
[3] 拉康在此影射的是法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亨利·瓦隆（Henri Wallon）的镜子试验，该实验比较了儿童与黑猩猩在照镜子时的不同行为反应，其研究结果发表于1931-1934年间（参见：亨利·瓦隆，《自己身体的观念是如何在儿童身上发展出来的》，载于《心理学期刊》1931年11月-12月号；以及《儿童性格的起源》，巴黎：博文出版社，1934）。拉康没有在此提及瓦隆实验在镜子阶段概念上的贡献，而是在后文中将这一实验的发现归功于鲍德温，这绝非是他一时大意忘了学术规矩，而是要表明他与瓦隆所见相去甚远。瓦隆关注的是儿童和动物的生理与意识过程，但在拉康看来，镜子阶段则表现的是人类主体结构的想象维度，并因而具有历史和结构的双重价值：首先，它标志着儿童智力发展中的一个关键转折期；其次，它代表着主体与其身体形象间的一种本质的力比多关系。由此，拉康从这个心理学实验中翻转出了一套关于想象秩序的结构理论。
[4] 沃尔夫冈·柯勒（Wolfgang Köhler，1887-1967），德裔美国心理学家，格式塔心理学派创始人之一，由他提出的“顿悟说”可见于其代表作《猿的心智》。
[5] 法语assumer一词具有“承担”、“接受”、“采纳”、“披着”、“假定”与“升入天堂”等多重含义，而其相应的名词assomption则包含了伦理学的“承担”，哲学的“假定”与神学的“圣母升天”等意思，故在翻译上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通常我将assumer译作“承担”而将assomption译作“接受”，并在括号内附上法语原文。
[6] 詹姆斯·马克·鲍德温（James Mark Baldwin，1861-1934），美国著名哲学家与发展心理学家。
[7] 拉康在此以“偏执狂的认识”指涉的是萨尔瓦多·达利。他早年曾阅读达利的《烂驴》，随即要求会见达利。在这篇文章中，达利描述自己在偏执狂发作的状态下工作，以期在画作中创造出某种能同时再现两种事物的“双重视境”，这两种事物既不因扭曲而变形，也不是不正常的东西。此一创作过程之所以如偏执狂一般，是因为其再现得无微不至的现象界可借此双象升至某种执著，从而深度掌控观者与艺术家的知觉。拉康1932年的博士论文《论偏执狂及其与人格的关系》，达利阅读后大加赞赏，虽然他未曾引用过达利的著作，但是其博士论文仍可能或多或少受到了达利的影响。瓦隆的镜子实验，拉康在阅读时也是透过达利的“偏执狂的认识”来处理的。孩子眼中的镜像不仅是其快乐的来源，而且对孩子而言也是一个超现实的形象，正是在此异化形象的捕获中，“我”得以构成。因此，拉康说镜子阶段揭示出的本体论结构符合于他对偏执狂的认识的思考。
[8] 法语动词précipiter具有“猛冲”、“陷入”“加速”、“急促”、“沉淀”等多重含义，褚孝泉先生将其译作“突进”，我在此将其理解为“主体的沉淀”。
[9] 此处指涉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即正题、反题与合题的三段式。
[10] 镜中布局（disposition en miroir）指的是镜像的左右颠倒的特征。
[11] 关于雌鸽的性腺成熟，见：哈里森·马修斯（L. Harrison Mattews）的《视觉刺激与雌鸽的排卵》，载于《皇家学会学报》系列B（生物科学）第126卷（1939）：第557-560页。关于迁徙蝗虫的发展，见舒万（R. Chauvin）的文章，载于《法国昆虫学会年鉴》（1941年第3季）：第133页，第272页。拉康在《论精神因果性》一文中提供了这些参考（Ecrits, 189-191）。
[12] 参见：罗杰·凯卢瓦，《拟态与传奇性神经衰弱》，载于《米诺陶》第VII卷（1935）。
[13] “少许现实”（peu de réalité）一词出自超现实主义者安德雷·布勒东（André Breton）。
[14] 在拉康使用的众多生物学隐喻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植物荚角的“开裂”（déhiscence）。当植物成熟时，其结构自然会生长出裂缝，诸如豆荚和袍子突然开裂的情况。同样，孩子幻想出的完整的自我也注定要经历某种开裂。
[15] 此处的“不和谐”似乎影射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和谐说”。
[16] 指新生儿身上某些胎象的残留。
[17] 在语源学上，ortho是“ 直”的意思，而pédique则源自希腊语“pais”，即“儿童”之意，两者合在一起便是“刚直的儿童”。拉康以此文字游戏寓意儿童自我结构的坚固其实脆弱不堪。
[18] 此句中的cercle和quadrature若合在一起就是quadrature du cercle，即数学上的“化为等（面）积正方形”或“化圆为方问题”，转义为无法解决的问题。
[19] 杰洛姆·波希（Jérôme Bosch，1450-1516），尼德兰画家，其画作以诡异怪诞著称。
[20] “身体城堡”乃文艺复兴时期常见的文学主题，拉康概况一探，目的在于借题抒发自己的寓言性论述。
[21] 夏洛特·布勒（Charlotte Bühler，1889-1974），德裔美国心理学家，早年曾师从桑代克，从事儿童发展心理学研究，晚年加入心理学“第三势力”，与马斯洛、罗杰斯、弗兰克尔一起创立了人本主义心理学会。拉康在此指涉的是其早年著作《从出生到成熟：儿童发展心理学大纲》。
[22] 拉康在此指涉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
[23] 此处为拉康对萨特提出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的批评。
[24] 拉康在此映射的是笛卡尔的哲学著作《论灵魂的激情》。关于“灵魂的激情”，参见《笛卡尔哲学著作》，剑桥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331-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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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Le stade du miroir comme formateur de la fonction du je, telle qu’elle nous est révélée
Jacques Lacan
Communication faite au XV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psychanalyse, à Zurich le 17-07-1949.
La conception du stade du miroir que j’ai introduite à notre dernier congrès, il y a treize ans, pour être depuis plus ou moins passée dans l’usage du groupe français, ne m’a pas paru indigne d’être rappelée à votre attention : aujourd’hui spécialement quant aux lumières qu’elle apporte sur la fonction du je dans l’expérience que nous en donne la psychanalyse. Expérience dont il faut dire qu’elle nous oppose radicalement à toute philosophie issue du Cogito.
Peut-être y en a-t-il parmi vous qui se souviennent de l’aspect de comportement dont nous partons, éclairé d’un fait de psychologie comparée : le petit d’homme à un age où il est pour un temps court, mais encore dépassé en intelligence instrumentale par le chimpanzé, reconnaît pourtant déjà son image dans le miroir comme telle. Reconnaissance signalée par la mimique illuminative du Aha-Erlebnis, où pour Köhler s’exprime l’aperception situationnelle, temps essentiel de l’acte d’intelligence.
Cet acte, en effet, loin de s’épuiser comme chez le singe dans le contrôle une fois acquis de l’inanité de l’image, rebondit aussitôt chez l’enfant en une série de gestes où il éprouve ludiquement la relation des mouvements assumés de l’image à son environnement reflété, et de ce complexe virtuel à la réalité qu’il redouble, soit à son propre corps et aux personnes, voire aux objets qui se tiennent à ses côtés.
Cet événement peut se produire, on le sait depuis Baldwin, depuis l’age de six mois, et sa répétition a souvent arrêté notre méditation devant le spectacle saisissant d’un nourrisson devant le miroir, qui n’a pas encore la maîtrise de la marche, voire de la station debout, mais qui, tout embrassé qu’il est par quelque soutien humain ou artificiel (ce que nous appelons en France un trotte-bébé), surmonte en un affairement jubilatoire les entraves de cet appui, pour suspendre son attitude en une position plus ou moins penchée, et ramener, pour le fixer, un aspect instantané de l’image.
Cette activité conserve pour nous jusqu’à l’age de dix-huit mois le sens que nous lui donnons, – et qui n’est pas moins révélateur d’un dynamisme libidinal, resté problématique jusqu’alors, que d’une structure ontologique du monde humain qui s’insère dans nos réflexions sur la connaissance paranoïaque.
Il y suffit de comprendre le stade du miroir comme une identification au sens plein que l’analyse donne à ce terme : à savoir la transformation produite chez le sujet, quand il assume une image, – dont la prédestination à cet effet de phase est suffisamment indiquée par l’usage dans la théorie, du terme antique d’imago.
L’assomption jubilatoire de son image spéculaire par l’être encore plongé dans l’impuissance motrice et la dépendance du nourrissage qu’est le petit homme à ce stade infans, nous paraîtra dès lors manifester en une situation exemplaire la matrice symbolique où le je se précipite en une forme primordiale, avant qu’il ne s’objective dans la dialectique de l’identification à l’autre et que le langage ne lui restitue dans l’universel sa fonction de sujet.
Cette forme serait plutôt au reste à désigner comme je-idéal, si nous voulions la faire rentrer dans un registre connu, en ce sens qu’elle sera aussi la souche des identifications secondaires, dont nous reconnaissons sous ce terme les fonctions de normalisation libidinale. Mais le point important est que cette forme situe l’instance du moi, dès avant sa détermination sociale, dans une ligne de fiction, à jamais irréductible pour le seul individu, – ou plutôt, qui ne rejoindra qu’asymptotiquement le devenir du sujet, quel que soit le succès des synthèses dialectiques par quoi il doit résoudre en tant que je sa discordance d’avec sa propre réalité.
C’est que la forme totale du corps par quoi le sujet devance dans un mirage la maturation de sa puissance, ne lui est donnée que comme Gestalt, c’est-à-dire dans une extériorité où certes cette forme est-elle plus constituante que constituée, mais où surtout elle lui apparaît dans un relief de stature qui la fige et sous une symétrie qui l’inverse, en opposition à la turbulence de mouvements dont il s’éprouve l’animer. Ainsi cette Gestalt dont la prégnance doi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liée à l’espèce, bien que son style moteur soit encore méconnaissable, – par ces deux aspects de son apparition symbolise la permanence mentale du je en même temps qu’elle préfigure sa destination aliénante ; elle est grosse encore des correspondances qui unissent le je à la statue où l’homme se projette comme aux fantômes qui le dominent, à l’automate enfin où dans un rapport ambigu tend à s’achever le monde de sa fabrication.
Pour les imagos en effet, dont c’est notre privilège que de voir se profiler, dans notre expérience quotidienne et la pénombre de l’efficacité symbolique , les visages voilés, – l’image spéculaire semble être le seuil du monde visible, si nous nous fions à la disposition en miroir que présente dans l’hallucination et dans le rêve l’imago du corps propre, qu’il s’agisse de ses traits individuels, voire de ses infirmités ou de ses projections objectales, ou si nous remarquons le rôle de l’appareil du miroir dans les apparitions du double où se manifestent des réalités psychiques, d’ailleurs hétérogènes.
Qu’une Gestalt soit capable d’effets formatifs sur l’organisme est attesté par une expérimentation biologique, elle-même si étrangère à l’idée de causalité psychique qu’elle ne peut se résoudre à la formuler comme telle. Elle n’en reconnaît pas moins que la maturation de la gonade chez la pigeonne a pour condition nécessaire la vue d’un congénère, peu important son sexe, – et si suffisante, que l’effet en est obtenu par la seule mise à portée de l’individu du champ de réflexion d’un miroir. De même le passage, dans la lignée, du Criquet pèlerin de la forme solitaire à la forme grégaire est obtenu en exposant l’individu, à un certain stade, à l’action exclusivement visuelle d’une image similaire, pourvu qu’elle soit animée de mouvements d’un style suffisamment proche de ceux propres à son espèce. Faits qui s’inscrivent dans un ordre d’identification homéomorphique qu’envelopperait la question du sens de la beauté comme formative et comme érogène.
Mais les faits de mimétisme, conçus comme d’identification hétéromorphique, ne nous intéressent pas moins ici, pour autant qu’ils posent le problème de la signification de l’espace pour l’organisme vivant, – de même que les concepts psychologiques pourraient y apporter quelque lumière, pas moindre assurément que les efforts ridicules tentés en vue de les réduire à la loi prétendue maîtresse de l’adaptation. Rappelons seulement les éclairs qu’y fit luire la pensée (jeune alors et en fraîche rupture du ban sociologique où elle s’était formée) d’un Roger Caillois, quand sous le terme de psychasthénie légendaire, il subsumait le mimétisme morphologique à une obsession de l’espace dans son effet déréalisant.
Nous avons nous-mêmes montré dans la dialectique sociale qui structure comme paranoïaque la connaissance humaine, la raison qui la rend plus autonome que celle de l’animal, du champ de forces du désir, mais aussi qui la détermine dans ce « peu de réalité » qu’y dénonce l’insatisfaction surréaliste. Et ces réflexions nous incitent à reconnaître dans la captation spatiale que manifeste le stade du miroir l’effet chez l’homme, prémanent même à cette dialectique, d’une insuffisance organique de sa réalité naturelle, si tant est que nous donnions un sens au terme de nature.
La fonction du stade du miroir s’avère pour nous dès lors comme un cas particulier de la fonction de l’imago qui est d’établir une relation de l’organisme à sa réalité, – ou, comme on dit, de l’Innenwelt à l’Umwelt.
Mais cette relation à la nature est altérée chez l’homme par une certaine déhiscence de l’organisme en son sein, par une Discorde primordiale que trahissent les signes de malaise et l’incoordination motrice des mois néonataux. La notion objective de l’inachèvement anatomique du système pyramidal comme de telles rémanences humorales de l’organisme maternel, confirme cette vue que nous formulons comme la donnée d’une véritable prématuration spécifique de la naissance chez l’homme.
Remarquons en passant que cette donnée est reconnue comme telle par les embryologistes, sous le terme de fœtalisation, pour déterminer la prévalence des appareils dits supérieurs du névraxe et spécialement de ce cortex, que les interventions psycho-chirurgicales nous mèneront à concevoir comme le miroir intra-organique.
Ce développement est vécu comme une dialectique temporelle qui décisivement projette en histoire la formation de l’individu : le stade du miroir est un drame dont la poussée interne se précipite de l’insuffisance à l’anticipation, – et qui pour le sujet, pris au leurre de l’identification spatiale, machine les fantasmes qui se succèdent d’une image morcelée du corps à une forme que nous appellerons orthopédique de sa totalité, – à l’armure enfin assumée d’une identité aliénante, qui va marquer de sa structure rigide tout son développement mental. Ainsi la rupture du cercle de l’Innenwelt à l’Umwelt engendre-t-elle la quadrature inépuisable des récolements du moi.
Ce corps morcelé, dont j’ai fait aussi recevoir le terme dans notre système de références théoriques, se montre régulièrement dans les rêves, quand la motion de l’analyse touche à un certain niveau de désintégration agressive de l’individu. Il apparaît alors sous la forme de membres disjoints et de ces organes figurés en exoscopie, qui s’ailent et s’arment pour les persécutions intestines, qu’à jamais a fixées par la peinture le visionnaire Jérôme Bosch, dans leur montée au siècle quinzième au zénith imaginaire de l’homme moderne. Mais cette forme se révèle tangible sur le plan organique lui-même, dans les lignes de fragilisation qui définissent l’anatomie fantasmatique, manifeste dans les symptômes de schize ou de spasme, de l’hystérie.
Corrélativement la formation du je se symbolise oniriquement par un camp retranché, voire un stade, – distribuant de l’arène intérieure à son enceinte, aux gravats et aux marécages de son pourtour, deux champs de lutte opposés où le sujet s’empêtre dans sa quête de l’altier et lointain chateau intérieur, dont la forme (parfois juxtaposée dans le même scénario) symbolise le ça de façon saisissante. Et de même, ici sur le plan mental, trouvons-nous réalisées ces structures d’ouvrage fortifié dont la métaphore surgit spontanément, et comme issue des symptômes eux-mêmes du sujet, pour désigner les mécanismes d’inversion, d’isolation, de réduplication, d’annulation, de déplacement, de la névrose obsessionnelle.
Mais à batir sur ces seules données subjectives, et pour si peu que nous les émancipions de la condition d’expérience qui nous les fait tenir d’une technique de langage, nos tentatives théoriques resteraient exposées au reproche de se projeter dans l’impensable d’un sujet absolu : c’est pourquoi nous avons cherché dans l’hypothèse ici fondée sur un concours de données objectives, la grille directrice d’une méthode de réduction symbolique.
Elle instaure dans les défenses du moi un ordre génétique qui répond au vœu formulé par Mademoiselle Anna Freud dans la première partie de son grand ouvrage, – et situe (contre un préjugé souvent exprimé) le refoulement hystérique et ses retours, à un stade plus archaïque que l’inversion obsessionnelle et ses procès isolants, et ceux-ci mêmes comme préalables à l’aliénation paranoïaque qui date du virage du je spéculaire en je social.
Ce moment où s’achève le stade du miroir inaugure, par l’identification à l’imago du semblable et le drame de la jalousie primordiale (si bien mis en valeur par l’école de Charlotte Bühler dans les faits de transitivisme enfantin), la dialectique qui dès lors lie le je à des situations socialement élaborées.
C’est ce moment qui décisivement fait basculer tout le savoir humain dans la médiatisation par le désir de l’autre, constitue ses objets dans une équivalence abstraite par la concurrence d’autrui, et fait du je cet appareil pour lequel toute poussée des instincts sera un danger, répondît-elle à une maturation naturelle, – la normalisation même de cette maturation dépendant dès lors chez l’homme d’un truchement culturel : comme il se voit pour l’objet sexuel dans le complexe d’Œdipe.
Le terme de narcissisme primaire par quoi la doctrine désigne l’investissement libidinal propre à ce moment, révèle chez ses inventeurs, au jour de notre conception, le plus profond sentiment des latences de la sémantique. Mais elle éclaire aussi l’opposition dynamique qu’ils ont cherché à définir, de cette libido à la libido sexuelle, quand ils ont invoqué des instincts de destruction, voire de mort, pour expliquer la relation évidente de la libido narcissique à la fonction aliénante du je, à l’agressivité qui s’en dégage dans toute relation à l’autre, fût-ce celle de l’aide la plus samaritaine.
C’est qu’ils ont touché à cette négativité existentielle, dont la réalité est si vivement promue par la philosophie contemporaine de l’être et du néant.
Mais cette philosophie ne la saisit malheureusement que dans les limites d’une self-suffisance de la conscience, qui, pour être inscrite dans ses prémisses, enchaîne aux méconnaissances constitutives du moi l’illusion d’autonomie où elle se confie. Jeu de l’esprit qui, pour se nourrir singulièrement d’emprunts à l’expérience analytique, culmine dans la prétention à assurer une psychanalyse existentielle.
Au bout de l’entreprise historique d’une société pour ne plus se reconnaître d’autre fonction qu’utilitaire, et dans l’angoisse de l’individu devant la forme concentrationnaire du lien social dont le surgissement semble récompenser cet effort, – l’existentialisme se juge aux justifications qu’il donne des impasses subjectives qui en résultent en effet : une liberté qui ne s’affirme jamais si authentique que dans les murs d’une prison, une exigence d’engagement où s’exprime l’impuissance de la pure conscience à surmonter aucune situation, une idéalisation voyeuriste-sadique du rapport sexuel, une personnalité qui ne se réalise que dans le suicide, une conscience de l’autre qui ne se satisfait que par le meurtre hégélien.
à ces propos toute notre expérience s’oppose pour autant qu’elle nous détourne de concevoir le moi comme centré sur le système perception-conscience, comme organisé par le « principe de réalité » où se formule le préjugé scientiste le plus contraire à la dialectique de la connaissance, – pour nous indiquer de partir de la fonction de méconnaissance qui le caractérise dans toutes les structures si fortement articulées par Mademoiselle Anna Freud : car si la Verneinung en représente la forme patente, latent pour la plus grande part en resteront les effets tant qu’ils ne seront pas éclairés par quelque lumière réfléchie sur le plan de fatalité, où se manifeste le ça.
Ainsi se comprend cette inertie propre aux formations du je où l’on peut voir la définition la plus extensive de la névrose : comme la captation du sujet par la situation donne la formule la plus générale de la folie, de celle qui gît entre les murs des asiles, comme de celle qui assourdit la terre de son bruit et de sa fureur.
Les souffrances de la névrose et de la psychose sont pour nous l’école des passions de l’ame, comme le fléau de la balance psychanalytique, quand nous calculons l’inclinaison de sa menace sur des communautés entières, nous donne l’indice d’amortissement des passions de la cité.
à ce point de jonction de la nature à la culture que l’anthropologie de nos jours scrute obstinément, la psychanalyse seule reconnaît ce nœud de servitude imaginaire que l’amour doit toujours redéfaire ou trancher.
Pour une telle œuvre, le sentiment altruiste est sans promesse pour nous, qui perçons à jour l’agressivité qui sous-tend l’action du philanthrope, de l’idéaliste, du pédagogue, voire du réformateur.
Dans le recours que nous préservons du sujet au sujet, la psychanalyse peut accompagner le patient jusqu’à la limite extatique du « Tu es cela », où se révèle à lui le chiffre de sa destinée mortelle, mais il n’est pas en notre seul pouvoir de praticien de l’amener à ce moment où commence le véritable voyage.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译者：李新雨
1949年7月17日在苏黎世的第十六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作的报告。
十三年前我在我们上届大会上引入的镜子阶段的概念[1]，虽然此后曾或多或少地受到法国群体的使用，但是在我看来它并非不值得重新唤起你们的注意：特别是现在对于它在精神分析就此提供给我们的经验中澄清的“我”的功能来说。对此必须说明的是这种经验使我们反对一切直接源自“我思”（cogito）的哲学[2]。
或许你们当中有人还记得我们从其出发的那个由比较心理学事实阐明的行为特征：小孩子在某个年龄上有一段短暂的时间，不过还是有那么段时间，他在工具智力上不及黑猩猩，然而却已经能在镜子中如此识别出自己的形象[3]。这种识别是由“顿悟”（Aha-Erlebnis）的启蒙性模仿标明的，这在柯勒（Köhler）[4]看来表达了情境统觉（aperception situationnelle）这一智力行为的关键时期。
事实上，此一行为，非但没有像在猴子身上那样消耗殆尽于从这个形象的虚幻中一次性获得的控制，而且立即在孩子身上重新唤起了一连串的动作，他从中顽皮地体验着这一形象承担（assumer）[5]的种种运动与其映照出的环境的关系，以及这个复杂的虚像与他将其双倍化的现实的关系，即与他自己的身体，与他身边的人乃至物体的关系。
自鲍德温（Baldwin）[6]以来，我们就知道该事件从六个月大起便可能发生，而且它的重复常常使我们的沉思驻留在镜子前面的乳儿这一扣人心弦的场面上，他还没有掌握走路甚至站立，被整个地环抱于某种人为的或人工的支撑（在法国我们把这叫作“宝宝学步”——trotte-bébé），但是他却在一阵狂喜的扑腾中克服了此种倚靠的羁绊，以便把他的姿态悬置在一种多少有点倾斜的姿势上，以便再现这一形象的某个瞬间的模样，从而将其固定下来。
这种活动在我们看来一直到十八个月大都保持着我们赋予它的那种意义——它不旦揭示了一种迄今仍有争议的力比多动力，而且揭示了一种人类世界的本体论结构，该结构是融入在我们关于偏执狂的认识[7]的众多思考中的。
在此只需将镜子阶段在分析赋予该术语的充分意义上理解为一种“认同”即可：即当主体承担（assumer）一个形象时在他身上造成的转化——“意象”（imago）这一古老术语在理论中的使用便足以表明该形象注定要经受此种时期效应。
处在此“幼儿”阶段的小孩子仍然沉浸在运动无能及对喂养的依赖之中，这家伙对其镜像的狂喜的接受（assomption）从而在我们看来是在一种典型情境中表现“我”在其中沉淀（précipiter）[8]于一种原始形式的象征矩阵（matrice），此后他才在与小他者认同的辩证法中得以客观化并且语言才在普遍性中为他恢复其主体功能。
此外，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一形式归入一个已知的登记，则可将其指定为“理想我”（je-idéal）①，在此意义上它也将是那些次级认同的根源，从中我们在这个术语下认出了力比多正常化的诸多功能。但是重点在于这一形式将“自我”机构先于其社会规定而安置在一条对于单个个体而言将永远不可缩减的虚构线路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只会渐进地接合于主体的生成，而不管他必须借以作为“我”来解决他与其自身现实的不一致的那些辩证合题[9]的成功与否。
这是因为主体借以在一个幻象中超出其能力成熟的身体的完整形式只是作为“格式塔”提供给他的，也就是说是在一种外在性中，当然此形式在其中是构成性的而不是被构成的，况且它是在将其凝固的一种身材高低之中并在将其颠倒的一种对称性之下显示给他的，这与主体感到他将其激活的运动紊乱恰好相反。如此这个“格式塔”——其完整倾向（prégnance）必须看作是与物种相联系的，尽管其运动式样仍然是难以识别的——便经由其显现的这两种特征象征着“我”的精神永久性，同时也预示着其异化的终点；它还富有着把这个“我”与人将自身投射于其上的雕像，与那些操纵他的幽灵，最后与他制造的世界趋向在一种歧义的关系里完成于其中的机器人（automate）结合起来的种种对应。
事实上，对于这些“意象”而言，我们的特权是在我们的日常经验和象征效力②的半影（pénombre）中看到它们的那些遮上面纱的脸孔显出其轮廓——镜像似乎是可见世界的门槛，假如我们信赖“自己身体的意象”在幻觉中和在梦中呈现的镜中布局[10]，那么就涉及到其个体特征，甚至是其缺陷或其客体的投射，或者假如我们注意到镜子装置在那些“双重”（double）显现中的作用，那些异质的精神现实就从中表现出来。
一个“格式塔”可具有一些对于机体的构成效果，这一事实是由一个生物学实验证明的，其本身与精神因果性思想是如此的相异以至于它无法导致将其这样表达出来。不过它从中确认了雌鸽的性腺成熟是以看到一个同类为必要条件的，其性别则不那么重要——该条件是如此的充分，以至于只将个体安置于一面镜子的反射范围也可得到这样的效果。同样，迁徙的蝗虫在世系中从独居形式到群居形式的过渡也是通过在某个阶段上使个体暴露在可见于一个类似形象的排外行动中而获得的，只要它是由一种与其种属的那些特征充分接近的风格的种种运动所激活的[11]。这些事实都登记在作为构成性并且作为爱若性的美的意义问题包裹着的一个同形认同秩序中。
但是那些被设想成异形认同的拟态的事实，就它们提出了空间对于活体的意义问题而言，并非没有在此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比起试图将它们缩减到所谓适应的首要法则的那些可笑的努力，心理学的概念未必更不适合于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只需回想起罗杰·凯卢瓦（Roger Caillois）的思想（他当时还年轻并且刚刚与曾培养过他的社会学派决裂）在此问题上曾发出的那些昙花一现的闪光，以“传奇性神经衰弱”这个术语，他将形态的模拟归入在其去现实化的效果中的一种空间的强迫[12]。
我们自己也曾指出在将人的认识作为偏执狂来结构的社会辩证法③中，关于欲望的力量领域人的认识比动物的认识更加自主的原因所在，但是它同样将人的认识限定在超现实主义者的不满显露于其中的那一“少许现实”[13]里。这些思考促使我们在镜子阶段表现的空间的捕获（captation）中认出了其自然现实的器质性不足——甚至先于此一辩证法——在人身上的效果，假设我们能给“自然”这一术语赋予某种意义的话。
镜子阶段的功能从而在我们看来是作为意象功能的一个特例表现出来的，该功能在于建立机体及其现实的关系——或者，如大家所说的那样，在于建立“内部世界”（Innenwelt）与“外部世界”（Umwelt）的关系。
但是这种与自然的关系在人身上由于机体在其内部的某种开裂[14]，由于新生儿头几个月的不适征象和运动失调流露出的一种原始不和谐（Discord）[15]而受到了改变。椎体系统与母亲机体的体液残存的解剖学未完成的客观观念，证实了我们将其作为人身上的一种名副其实的“出生的特异性早熟”的论据而提出的那种见解。
我们顺便指出，该论据是由胚胎学家们在“胎化”（fœtalisation）[16]这个术语下确认的，以便确定中枢神经系统的那些所谓高级器官特别是精神外科手术引导我们将其设想为机体内镜（miroir intraorganique）的皮层的优越性。
此种发展是作为一种将个体的形成断然投射于历史中的时间辩证法而经历的——“镜子阶段”是一出戏，其内在推力从不足突进（précipiter）到预期——而对于捕获在空间认同之圈套（leurre）中的主体而言，它谋划了从身体的破碎形象到我们称作其整体的矫形（orthopédique）[17]的那种形式相继而来的种种幻想——最后化为由异化身份披着（assumer）的盔甲，它将以其坚固的结构标记出他的整个心理发展。由此从“内部世界”到“外部世界”的循环（cercle）的断裂便造成了“自我”清查的无穷积分（quadrature）[18]。
当分析的运动触及到某一个体强烈崩解（désintégration agressive）的水平时，这个破碎的身体——我同样将该术语纳入到我们的理论参照体系——便时常在梦中出现。它因而是在分离的肢体和显形于外视镜中的器官的形式下出现的，它们长出翅膀拿起武器，这些体内的迫害在其十五世纪登上的现代人想象的巅峰上由幻想家杰洛姆·波希（Jérôme Bosch）[19]的绘画永远地固定了下来。但是此一形式也确实显示在机体自身的水平上，在界定了表现于分裂症或痉挛、癔症症状的幻想的解剖学的那些脆化（fragilisation）线路中。
相应的，“我”的形成是通过一个有堡垒保护的营地甚至一个竞技场而在梦中得以象征的——从内场到其围墙，到其四周的瓦砾和泥沼，分布着两个敌对的阵营，主体在那陷入了对高耸且遥远的内部城堡[20]的寻找，其形式（有时并置在同一剧本中）以惊人的方式象征着“它我”（ça）。同样，在此处的精神层面上，我们发现了一些筑有防御工事的结构——其隐喻突然自发地出现，就好像源自于主体的症状本身——来命名倒错、孤立、重复、撤消、移置等强迫性神经症的诸多机制。
但是假如建立在这些仅有的主观材料上，尽管我们很少把它们从使我们将其看作一种语言技术的经验条件中解放出来，我们的这些理论尝试就可能仍然因投射于一个不可设想的绝对主体而遭受指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基于客观材料协助的这一假设中寻找一种“象征缩减法”的指导坐标。
它在种种“自我防御”中建立了一个与安娜·弗洛伊德小姐在其大作的第一部分中表达的愿望相符合的发生学次序——并将癔症性的压抑及其返回（与一种经常表达的偏见相反）确定在比强迫性倒错及其孤立过程更古老的一个阶段上，而后者是始于镜像“我”转变成社会“我”的偏执狂异化的先决条件。
镜子阶段在其中得以完成的这个时刻，经由认同于相似者的“意象”和原始嫉妒的悲剧（这是由夏洛特·布勒[21]学派在儿童“互易感觉”[transitivisme]的事实中很好地揭示出来的），开创了由此将“我”联系于既定社会情境的辩证法。
正是这一时刻使得人的一切知识断然翻倒在小他者欲望的中介中，经由他人的竞争而将其对象构作在一种抽象等价中，并把“我”变成这样一个装置，本能的一切推力对此都将是一个危险，即使这一推力符合于一种自然成熟——此一成熟的正常化本身从而在人身上取决于某种文化的介入：正如俄狄浦斯情结之于性对象那样。
我们的学说用“原初自恋”来指称这一时刻特有的力比多投资，按照我们的观念，该术语在其创造者们那里揭示了关于语义学的潜在的最为深刻的看法（sentiment）。但是它同样阐明了他们在援引破坏本能甚至死本能时找来界定此种力比多与性力比多的动力学对立，以便说明自恋力比多与“我”的异化功能，与在跟小他者的一切关系中甚至在最为乐善好施的帮助关系中得出的侵凌性之间的明显关系。
事实上他们触及到了存在的否定性，其现实受到了存在与虚无的当代哲学的强力推动[22]。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哲学只在意识的自足的界限内来把握存在的否定性，由于铭刻在它的那些前提中，这种意识的自足便将其依仗的自主性的假象与“自我”的种种构成性误认（méconnaissance）链接了起来。这种智力游戏，虽然特别沉浸于分析经验的借入，但是却在要确保一种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的自命不凡中达到了顶点[23]。
在一个社会为了不再承认实用性之外的其他功能而作出的历史性举措之后，在个体面对其出现看似补偿了这一努力的集中营式的社会联结而产生的焦虑之中，存在主义基于其给出的那些实际上是由此产生的主体性僵局的辩白而对自己作出了评价：一种只有在监狱的高墙下才如此真实地显示出来的自由，一种表达了纯粹意识超越任何情境之无能的介入要求，一种性关系的偷窥狂—施虐狂的理想化，一种只在自杀中得以实现的人格，一种只有通过黑格尔式的谋杀才获得满足的他者的意识。
我们的整个经验都是与这些观念相对立的，因为它使我们离开了将“自我”设想成是以“知觉—意识系统”为中心的，设想成是由“现实原则”组织起来的，与认识的辩证法截然相反的科学主义的偏见便表达在该原则中——以向我们指出要从将其刻画在安娜·弗洛伊德小姐极力肯定的所有结构中的误认功能出发：因为如果“否定”（Verneinung）表现了其显在的形式，那么其效果就仍然大部分是潜在的，只要它们没有在它我表现于其中的命定水平上为某种反光照亮。
由此“我”的诸多形成特有的这一惰性便得到了理解，我们可从中看到神经症的最为宽泛的定义：主体经由情境的捕获给出了疯狂的最普遍的表述，即那种存在于疯人院围墙中的疯狂，以及那种以其噪音及其狂怒震慑大地的疯狂。
神经症和精神病的痛苦对我们而言是灵魂的激情[24]的操练，就好像精神分析天平的秤杆——当我们计算其威胁在整个共同体上的倾斜时——为我们给出了城市的激情的减缓指数。
在当代人类学固执地勘探的这一自然与文化的结点上，精神分析独自认出了那个爱必须永远将其拆解或斩断的想象的束缚之结。
对于这样一项工作，利他主义的情操在看穿了慈善家、空想家、教育家甚至改革家行为背后的侵凌性的我们看来是没有前途的，
在我们保持的主体对主体的救助中，精神分析能够陪伴病人直抵“你即如此”（tu es cela）的狂喜的限度，在那里给他揭示出其必死的命数，但是将他带到真正的旅途开始的那个时刻却不在我们作为实践者仅有的能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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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注：
① 我们将其独特性留给我们在这篇文章中采用的对弗洛伊德的“理想自我”（Ideal Ich）的翻译，而不再就此给出理由，再说我们此后便没有坚持这个翻译了。
② 参见：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象征效力》，载于《宗教史杂志》1949年1月—3月号。
③ 在这点上，请参阅后面的文本，第111页与第180页。
译注：
[1] “镜子阶段”是拉康正式贡献给精神分析理论的第一个主题，也是他在精神分析领域中的首度创新，此概念构成了贯穿于拉康全部著作中的一个持续的参照点。拉康在此提醒大家，早在1936年举办于马里安巴的上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他就提出了这一概念。然而，1936年的文本从未正式发布，当时的发言稿也为拉康自己所遗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镜子阶段》是拉康重写于1949年的版本。
[2] 即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现代哲学传统。由于这些哲学强调意识优先而泯灭了无意识，故拉康说精神分析经验与“我思”哲学是截然对立的。
[3] 拉康在此影射的是法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亨利·瓦隆（Henri Wallon）的镜子试验，该实验比较了儿童与黑猩猩在照镜子时的不同行为反应，其研究结果发表于1931-1934年间（参见：亨利·瓦隆，《自己身体的观念是如何在儿童身上发展出来的》，载于《心理学期刊》1931年11月-12月号；以及《儿童性格的起源》，巴黎：博文出版社，1934）。拉康没有在此提及瓦隆实验在镜子阶段概念上的贡献，而是在后文中将这一实验的发现归功于鲍德温，这绝非是他一时大意忘了学术规矩，而是要表明他与瓦隆所见相去甚远。瓦隆关注的是儿童和动物的生理与意识过程，但在拉康看来，镜子阶段则表现的是人类主体结构的想象维度，并因而具有历史和结构的双重价值：首先，它标志着儿童智力发展中的一个关键转折期；其次，它代表着主体与其身体形象间的一种本质的力比多关系。由此，拉康从这个心理学实验中翻转出了一套关于想象秩序的结构理论。
[4] 沃尔夫冈·柯勒（Wolfgang Köhler，1887-1967），德裔美国心理学家，格式塔心理学派创始人之一，由他提出的“顿悟说”可见于其代表作《猿的心智》。
[5] 法语assumer一词具有“承担”、“接受”、“采纳”、“披着”、“假定”与“升入天堂”等多重含义，而其相应的名词assomption则包含了伦理学的“承担”，哲学的“假定”与神学的“圣母升天”等意思，故在翻译上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通常我将assumer译作“承担”而将assomption译作“接受”，并在括号内附上法语原文。
[6] 詹姆斯·马克·鲍德温（James Mark Baldwin，1861-1934），美国著名哲学家与发展心理学家。
[7] 拉康在此以“偏执狂的认识”指涉的是萨尔瓦多·达利。他早年曾阅读达利的《烂驴》，随即要求会见达利。在这篇文章中，达利描述自己在偏执狂发作的状态下工作，以期在画作中创造出某种能同时再现两种事物的“双重视境”，这两种事物既不因扭曲而变形，也不是不正常的东西。此一创作过程之所以如偏执狂一般，是因为其再现得无微不至的现象界可借此双象升至某种执著，从而深度掌控观者与艺术家的知觉。拉康1932年的博士论文《论偏执狂及其与人格的关系》，达利阅读后大加赞赏，虽然他未曾引用过达利的著作，但是其博士论文仍可能或多或少受到了达利的影响。瓦隆的镜子实验，拉康在阅读时也是透过达利的“偏执狂的认识”来处理的。孩子眼中的镜像不仅是其快乐的来源，而且对孩子而言也是一个超现实的形象，正是在此异化形象的捕获中，“我”得以构成。因此，拉康说镜子阶段揭示出的本体论结构符合于他对偏执狂的认识的思考。
[8] 法语动词précipiter具有“猛冲”、“陷入”“加速”、“急促”、“沉淀”等多重含义，褚孝泉先生将其译作“突进”，我在此将其理解为“主体的沉淀”。
[9] 此处指涉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即正题、反题与合题的三段式。
[10] 镜中布局（disposition en miroir）指的是镜像的左右颠倒的特征。
[11] 关于雌鸽的性腺成熟，见：哈里森·马修斯（L. Harrison Mattews）的《视觉刺激与雌鸽的排卵》，载于《皇家学会学报》系列B（生物科学）第126卷（1939）：第557-560页。关于迁徙蝗虫的发展，见舒万（R. Chauvin）的文章，载于《法国昆虫学会年鉴》（1941年第3季）：第133页，第272页。拉康在《论精神因果性》一文中提供了这些参考（Ecrits, 189-191）。
[12] 参见：罗杰·凯卢瓦，《拟态与传奇性神经衰弱》，载于《米诺陶》第VII卷（1935）。
[13] “少许现实”（peu de réalité）一词出自超现实主义者安德雷·布勒东（André Breton）。
[14] 在拉康使用的众多生物学隐喻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植物荚角的“开裂”（déhiscence）。当植物成熟时，其结构自然会生长出裂缝，诸如豆荚和袍子突然开裂的情况。同样，孩子幻想出的完整的自我也注定要经历某种开裂。
[15] 此处的“不和谐”似乎影射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和谐说”。
[16] 指新生儿身上某些胎象的残留。
[17] 在语源学上，ortho是“ 直”的意思，而pédique则源自希腊语“pais”，即“儿童”之意，两者合在一起便是“刚直的儿童”。拉康以此文字游戏寓意儿童自我结构的坚固其实脆弱不堪。
[18] 此句中的cercle和quadrature若合在一起就是quadrature du cercle，即数学上的“化为等（面）积正方形”或“化圆为方问题”，转义为无法解决的问题。
[19] 杰洛姆·波希（Jérôme Bosch，1450-1516），尼德兰画家，其画作以诡异怪诞著称。
[20] “身体城堡”乃文艺复兴时期常见的文学主题，拉康概况一探，目的在于借题抒发自己的寓言性论述。
[21] 夏洛特·布勒（Charlotte Bühler，1889-1974），德裔美国心理学家，早年曾师从桑代克，从事儿童发展心理学研究，晚年加入心理学“第三势力”，与马斯洛、罗杰斯、弗兰克尔一起创立了人本主义心理学会。拉康在此指涉的是其早年著作《从出生到成熟：儿童发展心理学大纲》。
[22] 拉康在此指涉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
[23] 此处为拉康对萨特提出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的批评。
[24] 拉康在此映射的是笛卡尔的哲学著作《论灵魂的激情》。关于“灵魂的激情”，参见《笛卡尔哲学著作》，剑桥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331-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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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Le stade du miroir comme formateur de la fonction du je, telle qu’elle nous est révélée
Jacques Lacan
Communication faite au XV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psychanalyse, à Zurich le 17-07-1949.
La conception du stade du miroir que j’ai introduite à notre dernier congrès, il y a treize ans, pour être depuis plus ou moins passée dans l’usage du groupe français, ne m’a pas paru indigne d’être rappelée à votre attention : aujourd’hui spécialement quant aux lumières qu’elle apporte sur la fonction du je dans l’expérience que nous en donne la psychanalyse. Expérience dont il faut dire qu’elle nous oppose radicalement à toute philosophie issue du Cogito.
Peut-être y en a-t-il parmi vous qui se souviennent de l’aspect de comportement dont nous partons, éclairé d’un fait de psychologie comparée : le petit d’homme à un age où il est pour un temps court, mais encore dépassé en intelligence instrumentale par le chimpanzé, reconnaît pourtant déjà son image dans le miroir comme telle. Reconnaissance signalée par la mimique illuminative du Aha-Erlebnis, où pour Köhler s’exprime l’aperception situationnelle, temps essentiel de l’acte d’intelligence.
Cet acte, en effet, loin de s’épuiser comme chez le singe dans le contrôle une fois acquis de l’inanité de l’image, rebondit aussitôt chez l’enfant en une série de gestes où il éprouve ludiquement la relation des mouvements assumés de l’image à son environnement reflété, et de ce complexe virtuel à la réalité qu’il redouble, soit à son propre corps et aux personnes, voire aux objets qui se tiennent à ses côtés.
Cet événement peut se produire, on le sait depuis Baldwin, depuis l’age de six mois, et sa répétition a souvent arrêté notre méditation devant le spectacle saisissant d’un nourrisson devant le miroir, qui n’a pas encore la maîtrise de la marche, voire de la station debout, mais qui, tout embrassé qu’il est par quelque soutien humain ou artificiel (ce que nous appelons en France un trotte-bébé), surmonte en un affairement jubilatoire les entraves de cet appui, pour suspendre son attitude en une position plus ou moins penchée, et ramener, pour le fixer, un aspect instantané de l’image.
Cette activité conserve pour nous jusqu’à l’age de dix-huit mois le sens que nous lui donnons, – et qui n’est pas moins révélateur d’un dynamisme libidinal, resté problématique jusqu’alors, que d’une structure ontologique du monde humain qui s’insère dans nos réflexions sur la connaissance paranoïaque.
Il y suffit de comprendre le stade du miroir comme une identification au sens plein que l’analyse donne à ce terme : à savoir la transformation produite chez le sujet, quand il assume une image, – dont la prédestination à cet effet de phase est suffisamment indiquée par l’usage dans la théorie, du terme antique d’imago.
L’assomption jubilatoire de son image spéculaire par l’être encore plongé dans l’impuissance motrice et la dépendance du nourrissage qu’est le petit homme à ce stade infans, nous paraîtra dès lors manifester en une situation exemplaire la matrice symbolique où le je se précipite en une forme primordiale, avant qu’il ne s’objective dans la dialectique de l’identification à l’autre et que le langage ne lui restitue dans l’universel sa fonction de sujet.
Cette forme serait plutôt au reste à désigner comme je-idéal, si nous voulions la faire rentrer dans un registre connu, en ce sens qu’elle sera aussi la souche des identifications secondaires, dont nous reconnaissons sous ce terme les fonctions de normalisation libidinale. Mais le point important est que cette forme situe l’instance du moi, dès avant sa détermination sociale, dans une ligne de fiction, à jamais irréductible pour le seul individu, – ou plutôt, qui ne rejoindra qu’asymptotiquement le devenir du sujet, quel que soit le succès des synthèses dialectiques par quoi il doit résoudre en tant que je sa discordance d’avec sa propre réalité.
C’est que la forme totale du corps par quoi le sujet devance dans un mirage la maturation de sa puissance, ne lui est donnée que comme Gestalt, c’est-à-dire dans une extériorité où certes cette forme est-elle plus constituante que constituée, mais où surtout elle lui apparaît dans un relief de stature qui la fige et sous une symétrie qui l’inverse, en opposition à la turbulence de mouvements dont il s’éprouve l’animer. Ainsi cette Gestalt dont la prégnance doi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liée à l’espèce, bien que son style moteur soit encore méconnaissable, – par ces deux aspects de son apparition symbolise la permanence mentale du je en même temps qu’elle préfigure sa destination aliénante ; elle est grosse encore des correspondances qui unissent le je à la statue où l’homme se projette comme aux fantômes qui le dominent, à l’automate enfin où dans un rapport ambigu tend à s’achever le monde de sa fabrication.
Pour les imagos en effet, dont c’est notre privilège que de voir se profiler, dans notre expérience quotidienne et la pénombre de l’efficacité symbolique , les visages voilés, – l’image spéculaire semble être le seuil du monde visible, si nous nous fions à la disposition en miroir que présente dans l’hallucination et dans le rêve l’imago du corps propre, qu’il s’agisse de ses traits individuels, voire de ses infirmités ou de ses projections objectales, ou si nous remarquons le rôle de l’appareil du miroir dans les apparitions du double où se manifestent des réalités psychiques, d’ailleurs hétérogènes.
Qu’une Gestalt soit capable d’effets formatifs sur l’organisme est attesté par une expérimentation biologique, elle-même si étrangère à l’idée de causalité psychique qu’elle ne peut se résoudre à la formuler comme telle. Elle n’en reconnaît pas moins que la maturation de la gonade chez la pigeonne a pour condition nécessaire la vue d’un congénère, peu important son sexe, – et si suffisante, que l’effet en est obtenu par la seule mise à portée de l’individu du champ de réflexion d’un miroir. De même le passage, dans la lignée, du Criquet pèlerin de la forme solitaire à la forme grégaire est obtenu en exposant l’individu, à un certain stade, à l’action exclusivement visuelle d’une image similaire, pourvu qu’elle soit animée de mouvements d’un style suffisamment proche de ceux propres à son espèce. Faits qui s’inscrivent dans un ordre d’identification homéomorphique qu’envelopperait la question du sens de la beauté comme formative et comme érogène.
Mais les faits de mimétisme, conçus comme d’identification hétéromorphique, ne nous intéressent pas moins ici, pour autant qu’ils posent le problème de la signification de l’espace pour l’organisme vivant, – de même que les concepts psychologiques pourraient y apporter quelque lumière, pas moindre assurément que les efforts ridicules tentés en vue de les réduire à la loi prétendue maîtresse de l’adaptation. Rappelons seulement les éclairs qu’y fit luire la pensée (jeune alors et en fraîche rupture du ban sociologique où elle s’était formée) d’un Roger Caillois, quand sous le terme de psychasthénie légendaire, il subsumait le mimétisme morphologique à une obsession de l’espace dans son effet déréalisant.
Nous avons nous-mêmes montré dans la dialectique sociale qui structure comme paranoïaque la connaissance humaine, la raison qui la rend plus autonome que celle de l’animal, du champ de forces du désir, mais aussi qui la détermine dans ce « peu de réalité » qu’y dénonce l’insatisfaction surréaliste. Et ces réflexions nous incitent à reconnaître dans la captation spatiale que manifeste le stade du miroir l’effet chez l’homme, prémanent même à cette dialectique, d’une insuffisance organique de sa réalité naturelle, si tant est que nous donnions un sens au terme de nature.
La fonction du stade du miroir s’avère pour nous dès lors comme un cas particulier de la fonction de l’imago qui est d’établir une relation de l’organisme à sa réalité, – ou, comme on dit, de l’Innenwelt à l’Umwelt.
Mais cette relation à la nature est altérée chez l’homme par une certaine déhiscence de l’organisme en son sein, par une Discorde primordiale que trahissent les signes de malaise et l’incoordination motrice des mois néonataux. La notion objective de l’inachèvement anatomique du système pyramidal comme de telles rémanences humorales de l’organisme maternel, confirme cette vue que nous formulons comme la donnée d’une véritable prématuration spécifique de la naissance chez l’homme.
Remarquons en passant que cette donnée est reconnue comme telle par les embryologistes, sous le terme de fœtalisation, pour déterminer la prévalence des appareils dits supérieurs du névraxe et spécialement de ce cortex, que les interventions psycho-chirurgicales nous mèneront à concevoir comme le miroir intra-organique.
Ce développement est vécu comme une dialectique temporelle qui décisivement projette en histoire la formation de l’individu : le stade du miroir est un drame dont la poussée interne se précipite de l’insuffisance à l’anticipation, – et qui pour le sujet, pris au leurre de l’identification spatiale, machine les fantasmes qui se succèdent d’une image morcelée du corps à une forme que nous appellerons orthopédique de sa totalité, – à l’armure enfin assumée d’une identité aliénante, qui va marquer de sa structure rigide tout son développement mental. Ainsi la rupture du cercle de l’Innenwelt à l’Umwelt engendre-t-elle la quadrature inépuisable des récolements du moi.
Ce corps morcelé, dont j’ai fait aussi recevoir le terme dans notre système de références théoriques, se montre régulièrement dans les rêves, quand la motion de l’analyse touche à un certain niveau de désintégration agressive de l’individu. Il apparaît alors sous la forme de membres disjoints et de ces organes figurés en exoscopie, qui s’ailent et s’arment pour les persécutions intestines, qu’à jamais a fixées par la peinture le visionnaire Jérôme Bosch, dans leur montée au siècle quinzième au zénith imaginaire de l’homme moderne. Mais cette forme se révèle tangible sur le plan organique lui-même, dans les lignes de fragilisation qui définissent l’anatomie fantasmatique, manifeste dans les symptômes de schize ou de spasme, de l’hystérie.
Corrélativement la formation du je se symbolise oniriquement par un camp retranché, voire un stade, – distribuant de l’arène intérieure à son enceinte, aux gravats et aux marécages de son pourtour, deux champs de lutte opposés où le sujet s’empêtre dans sa quête de l’altier et lointain chateau intérieur, dont la forme (parfois juxtaposée dans le même scénario) symbolise le ça de façon saisissante. Et de même, ici sur le plan mental, trouvons-nous réalisées ces structures d’ouvrage fortifié dont la métaphore surgit spontanément, et comme issue des symptômes eux-mêmes du sujet, pour désigner les mécanismes d’inversion, d’isolation, de réduplication, d’annulation, de déplacement, de la névrose obsessionnelle.
Mais à batir sur ces seules données subjectives, et pour si peu que nous les émancipions de la condition d’expérience qui nous les fait tenir d’une technique de langage, nos tentatives théoriques resteraient exposées au reproche de se projeter dans l’impensable d’un sujet absolu : c’est pourquoi nous avons cherché dans l’hypothèse ici fondée sur un concours de données objectives, la grille directrice d’une méthode de réduction symbolique.
Elle instaure dans les défenses du moi un ordre génétique qui répond au vœu formulé par Mademoiselle Anna Freud dans la première partie de son grand ouvrage, – et situe (contre un préjugé souvent exprimé) le refoulement hystérique et ses retours, à un stade plus archaïque que l’inversion obsessionnelle et ses procès isolants, et ceux-ci mêmes comme préalables à l’aliénation paranoïaque qui date du virage du je spéculaire en je social.
Ce moment où s’achève le stade du miroir inaugure, par l’identification à l’imago du semblable et le drame de la jalousie primordiale (si bien mis en valeur par l’école de Charlotte Bühler dans les faits de transitivisme enfantin), la dialectique qui dès lors lie le je à des situations socialement élaborées.
C’est ce moment qui décisivement fait basculer tout le savoir humain dans la médiatisation par le désir de l’autre, constitue ses objets dans une équivalence abstraite par la concurrence d’autrui, et fait du je cet appareil pour lequel toute poussée des instincts sera un danger, répondît-elle à une maturation naturelle, – la normalisation même de cette maturation dépendant dès lors chez l’homme d’un truchement culturel : comme il se voit pour l’objet sexuel dans le complexe d’Œdipe.
Le terme de narcissisme primaire par quoi la doctrine désigne l’investissement libidinal propre à ce moment, révèle chez ses inventeurs, au jour de notre conception, le plus profond sentiment des latences de la sémantique. Mais elle éclaire aussi l’opposition dynamique qu’ils ont cherché à définir, de cette libido à la libido sexuelle, quand ils ont invoqué des instincts de destruction, voire de mort, pour expliquer la relation évidente de la libido narcissique à la fonction aliénante du je, à l’agressivité qui s’en dégage dans toute relation à l’autre, fût-ce celle de l’aide la plus samaritaine.
C’est qu’ils ont touché à cette négativité existentielle, dont la réalité est si vivement promue par la philosophie contemporaine de l’être et du néant.
Mais cette philosophie ne la saisit malheureusement que dans les limites d’une self-suffisance de la conscience, qui, pour être inscrite dans ses prémisses, enchaîne aux méconnaissances constitutives du moi l’illusion d’autonomie où elle se confie. Jeu de l’esprit qui, pour se nourrir singulièrement d’emprunts à l’expérience analytique, culmine dans la prétention à assurer une psychanalyse existentielle.
Au bout de l’entreprise historique d’une société pour ne plus se reconnaître d’autre fonction qu’utilitaire, et dans l’angoisse de l’individu devant la forme concentrationnaire du lien social dont le surgissement semble récompenser cet effort, – l’existentialisme se juge aux justifications qu’il donne des impasses subjectives qui en résultent en effet : une liberté qui ne s’affirme jamais si authentique que dans les murs d’une prison, une exigence d’engagement où s’exprime l’impuissance de la pure conscience à surmonter aucune situation, une idéalisation voyeuriste-sadique du rapport sexuel, une personnalité qui ne se réalise que dans le suicide, une conscience de l’autre qui ne se satisfait que par le meurtre hégélien.
à ces propos toute notre expérience s’oppose pour autant qu’elle nous détourne de concevoir le moi comme centré sur le système perception-conscience, comme organisé par le « principe de réalité » où se formule le préjugé scientiste le plus contraire à la dialectique de la connaissance, – pour nous indiquer de partir de la fonction de méconnaissance qui le caractérise dans toutes les structures si fortement articulées par Mademoiselle Anna Freud : car si la Verneinung en représente la forme patente, latent pour la plus grande part en resteront les effets tant qu’ils ne seront pas éclairés par quelque lumière réfléchie sur le plan de fatalité, où se manifeste le ça.
Ainsi se comprend cette inertie propre aux formations du je où l’on peut voir la définition la plus extensive de la névrose : comme la captation du sujet par la situation donne la formule la plus générale de la folie, de celle qui gît entre les murs des asiles, comme de celle qui assourdit la terre de son bruit et de sa fureur.
Les souffrances de la névrose et de la psychose sont pour nous l’école des passions de l’ame, comme le fléau de la balance psychanalytique, quand nous calculons l’inclinaison de sa menace sur des communautés entières, nous donne l’indice d’amortissement des passions de la cité.
à ce point de jonction de la nature à la culture que l’anthropologie de nos jours scrute obstinément, la psychanalyse seule reconnaît ce nœud de servitude imaginaire que l’amour doit toujours redéfaire ou trancher.
Pour une telle œuvre, le sentiment altruiste est sans promesse pour nous, qui perçons à jour l’agressivité qui sous-tend l’action du philanthrope, de l’idéaliste, du pédagogue, voire du réformateur.
Dans le recours que nous préservons du sujet au sujet, la psychanalyse peut accompagner le patient jusqu’à la limite extatique du « Tu es cela », où se révèle à lui le chiffre de sa destinée mortelle, mais il n’est pas en notre seul pouvoir de praticien de l’amener à ce moment où commence le véritable voyage.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