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Gary Whitmer, M.S.W.
翻译：蓝薇
精神分析目前无法解释分离(dissociation)的矛盾性——在那些同时既知道又不知道的状态里，感知(perceptions)是准确无误而且全然意识得到的，然而对主体来说却没有可靠性。这篇文章指出，分离实际上是一种不同的认知方式(way of knowing)：病人仅仅在与他人互动时形成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主体意识到了感觉和心理状态(states of mind)，但是把解释这些感受的工作转交给他人。这种分裂的自我意识反映了登记感觉的主体与对其命名的他人间的分工。因此，分离性病人对“我”的认识是由他人的解释决定的，只有当他人了解他或她的时候，他或她才能了解自己。
临床案例
F太太是一位已婚的职业女性，她在刚加入治疗时说她想告诉我一些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的事。她生动详尽地描述了一件在少女时期遭到叔叔性虐待的事例。在治疗的随后几年，她拼凑了记忆、联想与梦境，第一次认识到她曾经被父亲强暴过，接着意识到这不只发生过一次，而是十分经常和频繁的。她常常觉得自己脱离了躯壳游离在时空中，惊恐不已、动弹不得，特别是在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刻。尽管她也提到过职业问题、孩子们带来的麻烦和婚姻冲突，这些却都是次要的。她不断地试图说出一些她无法命名的感受。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对于我不能（或者在她看来，我不愿意）帮助她去说出这些感受的愤怒、绝望和灰心丧气。
F太太是一个言语治疗专家。她从事复健的工作，治疗遭受过残酷的创伤的人们，以及先前的心智能力遭到巨大破坏的人们——时常是年轻人，大部分是失语症病人。她很受这些病人的爱戴。她想知道为什么我不能为她做到那些她可以为她的病人做到的最简单的事情。为什么我无法给她最基本的人类反应？
我清醒地察觉到她所遭受的痛苦并且对此积极做出反应，同时我也困惑她想从我这儿获得什么。她没有责备过我，但比这更糟糕的是，由于我面对她简单需求的难以避免和难以言表的失败，她绝望得听天由命。我试着弄清是什么引发了她的沉默和绝望的退缩，作为回应，她遗憾地说，如果我无法理解，那她也无法使我明白。我为理解她所做出的充满同情的努力一次次使我筋疲力尽；我试图去解释她的境况却并未使其明朗和带来解脱。这让我感到极度恼怒与内疚。
在一次治疗的一小时内，F太太诉说白天的生活琐事时，随口提到她得了膀胱感染。她简明扼要，漫不经心，就事论事地提到这件事，如同往常一样罗列生活中众多苦恼里的一件，接着继续谈别的事。她的口气和我与此相伴随的无可奈何感使我留心到一个熟悉的模式：尽管她又在遮掩着一些什么，她仍然希望得到回应；如果我顺其自然，我将发现自己陷入一阵无言的怒火中。我重新回到使我留意到自己的这种感觉的膀胱感染的话题上，问她能不能多谈谈这场疾病。尽管她感到不耐烦，仍然礼貌的迁就我，告诉我她为此所做的努力：她安排了医疗预约，随后在电话里同医生谈话，医生在见她之前给她开了抗生素。她向我保证，她十分熟悉这些症状，过去她常经历这样的事情，需要的药她都有。
我执意问了一些更加细节的问题，然后知道F太太已经有这些症状两天了。她接受了下周的预约，“因为我知道怎么处理”。她对我细说了她过去吃过的药——哪种抗生素有用，哪种不起作用，要多长时间它们才会起效，等等。她暗示这对她来说只是个小问题，恼怒我不注意倾听一些更重要的问题。
我努力去理解她叙述中的一些含糊与省略的地方。我觉得我无法与她很好地沟通，我有了放弃的意向。“那么”，最后我总结说，“你现在吃了药来止痛？”仿佛如梦初醒般，她回答说，“不”，看起来很迷惑。我担忧地说她一定经受了剧烈的疼痛。她吞吞吐吐地鼓起勇气说，“嗯……我想是的”，好像正从遥远的距离去分辨一些看不清楚的东西。我有些惊讶，问她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她不知如何解释，这时的她看起来惊慌失措、困惑不安。直到我提起，她才想到这些痛苦。我想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她怎么能一字不提地忍受这样的痛苦呢？她回答说她只是没去想它，反正也做不了什么。
“那现在疼得厉害么？”我问。“很厉害，我想”，她说。我询问她有没有想过跟医生索要一些Pyridium（泌尿镇痛药）。应该没有，医生未能提到过，所以她没有提出。可是应该有的，她曾经使用过这种药物，况且她的丈夫是内科医生。但是不对，在我提出建议之前，她根本没想过要使用药物来止痛。这种疼痛在过去“只是一片空白，我从来没想到那种药，也从来没想到过疼，直到你问起。”
论述
F太太显然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中。她知道她的膀胱感染带来了疼痛，但是似乎感觉不到它。虽然表面上她感觉不到它，但是她仍然寻求治疗。她能意识到这些症状，能对医生描述问题，也能参与治疗，然而她却不能对我说：“我觉得疼”。这怎么可能？
目前，对这个问题尚没有令人满意的解答。精神分析并没有描述分离这一内在心理过程。这样的情况部分由历史原因导致：在弗洛伊德研究“并存意识(co-consciousness)”(Prince 1906)和“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Binet 1889)的时期，分离理论对分离提供的解释并不充足。弗洛伊德不仅发现了潜意识，他对潜抑作用(repression)的解释也具有卓越的影响力，这使得与其并驾齐驱的让内的分离心理学黯然失色(Ellenberger 1970; Erdelyi 1990)。事实上，精神分析学是建立在击败分离理论的基础之上的(Wright 1997)。一旦胜利在握，弗洛伊德(1910)便变得不再那么好辩，并且立即发现“潜抑作用的假说并未把我们留在终点，而是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心理学理论的开端”。他补充说，“如果冲突将导致分离”，那我们还须对此提出“更多的决定因素” (p. 26)。弗洛伊德承认潜抑作用并不能解释同时知道又不知道的现象。他后来仔细考察每一种新的理论发现，以搜寻那些“更多的决定因素”(Berman 1981)。在职业生涯的末期，他以一种与世无争的口吻说：“‘双重意识’——或者可更恰当地描述为‘人格分裂’——这一特殊症状是如此地令人费解，几乎没有人科学地掌控了它，因此我必须避免再跟你们谈及。” (Freud 1936, p. 245)
其后，精神分析学家才迟来地认识到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过程：一种是潜抑作用；另一种，最好把它描述为分离(Laplanche and Pontalis 1967)。潜抑理论的成功是以对分离理论的损害为代价的(Berman 1981; Bromberg 1996; Erdelyi 1990; Fairbairn 1954; Hilgard 1986; Marmer 1980)。弗洛伊德死后，Glover (1943)呼吁精神分析学家们重新拾起分离的概念，倘若他们能赋予它“一种更加确切的含义”的话(p. 11)。但是直到如今，分离的含义仍然叫人难以琢磨。[1]
分离的本质
尽管分离已经成为我们在文献中常常不经意地使用的一个术语，它仍然是从描述性精神病学中借来的概念。分离被美国精神病学会(1994)定义为“意识、记忆、认同和知觉等正常整合功能的破坏” (p. 477)，它的症状包含了遗忘症、神游、多重人格、人格解体和恍惚等状态。当前的说明混淆了临床分析报告水准和理论参照标准(Loewenstein and Ross 1992)，却一致地描述了意识状态和自体状态(self states)的突如其来或所谓的非线性的改变。它表现为情感、心境、知觉、自我意识和(或)自传式记忆通路(access to autobiographical memory)的骤然改变。病人在一种自体状态中会失去对其他状态中的经验的记忆，因此这些“碎裂的自体状态(disaggregated self states)” (Kluft 1988b)可能是相互对立的。
例如，在我问起时，F太太意识到了她的疼痛，但是在与医生谈话时，她又显得并未意识到。病人到其知识（尤其是自传式知识）的通路改变了，病人对“我是谁”的主观意识也在清醒状态下随之变换(Putnam 1989)。自我知识于是具有如前所述的情境依赖性(statedependent)。当经历带上一种“似我非我”的特征，病人可能感觉自己对他或她来说像一个陌生人，这促成了对自我概念的特有的分割。一位女病人描述道，她感觉自己就像同时是克拉克•肯特和超人，她特别提到“这两个部分永远不会同时走进同一间屋子，因为他们是同一个人” (Bromberg 1994, p. 527)。这些自相矛盾的叙述比临床解释更好地捕捉到了病人的体验在主观上的特征。
对分离提出的模型
对分离性症状，我建议可有如下理解：分离是一种不同的认识自己的方式，即通过他人来认识自己。在分离状态中，他人对主体自身的感知赋予含义，而主体据此构建自身经验。我们知道，经验通常并非是从“被动地接受和记录”中得来的，“它是一个主动选择与解释的过程” (Grossman 1996, p. 509)。分离在于把这种解释的活动转交给他人完成。分离性病人就在与他人相互作用的时候形成“我是谁”的感觉。主体对他人的回应十分留意，就是从这些反馈中，主体一点点地搜集到线索，比如他人对其知觉到的对象、心境等赋予的含义。然后，主体把这些他人赋予的含义当成自己的主观体验。
在分离状态中，主体无法从自我反思中获得自我知识。分离从核心上来说，是一种描述自身感受的能力的损坏。因此，主体无法作出如同“我觉得疼”一般的断言，而是从他人的判断中来构建自我知识。结果，只有当他人了解自己时，主体才能了解自己，而其对“我”的认识是由他人的解释来决定的。这些解释当然是由他人特有的需要和欲望决定的，却被主体当作事实。由于主体无法对自体进行适当的表征，在一次人际互动中形成的自体意象(self -image)，当它被另一个他人推翻时，便不复存在。随着他人回应的改变，这种“我是谁”的感觉也在变换。
当我问F太太她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在疼的时候，实质上，我是在让她解释分离是怎么运作的。她回答说，直到我问起她才想到自己的疼痛。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她这个简单的回答当成是对分离的精确解释：因为我说她疼，所以她感觉到疼。她通过我对她的理解来构筑自我概念。即，我说她一定感觉到很疼，这种评论不是简单地使她回想起先前的疼痛，也不仅仅是把她转移到别处的注意力拉回来，她也并非一直把疼痛潜抑于潜意识中。事实是，F太太在听到我的这些话之前，根本无法构建任何经验。当我相信她在疼痛的时候，疼痛存在了。而在早些时候，医生并没有给她止痛药，她便认为她没有感觉到疼。她对我试图去辨清她的一些矛盾的地方感到抗拒，可是当我坚持认为她一定感觉到疼痛了的时候，她便拥有了我想当然认为她会拥有的感受。疼痛开始在她身上存在，而存在的方式和我所认为的一样。仿佛这些明显可见、不可避免的身体感觉在之前对她来说并不存在。
对分离最好作此理解：病人准确地感知到了这些身体感觉，但是这种感知的含义有赖他人赋予。在F太太的案例中，根据分离的认知模式，病人意识到了膀胱感染的事实，但是放弃对其进行解释，而让我们对这些感觉进行解释——先是医生，后是我。虽然她的感知是准确无误而且全然意识得到的，它们却是非系统化(unformulated)(Stern 1997)、非表征性(unrepresented)(Fonagy and Target 1996)、非象征性(unsymbolized)(Ogden 1986)的。因此她自己对这些似乎在同时又意识不到的感觉无法定夺。她就像是一个对她的行为做记录的人，却发现她看不懂自己在写些什么。
在我看来，分离是指主体性——即一种“我性(I-ness)”意识——的损伤。主体通过它成为“自身感知的解释者” (Ogden 1986, p. 72)。这种解释功能的失效，将导致自主性的自我表征的缺失与自我知识的空缺。例如，为了填补这种空缺，F太太可能在开始时接受了医生对她的感觉进行的评价，但是随后，她又用我的判断替换了医生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解释对病人来说可能是可替换的，每一种都有对主体感受进行命名、界定、赋予含义的能力，同时不会遭到任何出自一个强韧的自我概念的反对。我们对F太太前后出入的结论无法使她形成一个内在持久稳定的自体意象，而正是这种自体意象，才能使她为了反驳、证实和改进我们这些相互冲突的断言，去对其进行比较、评估和判断。确切说，每一个人对她感受的解释都能改变她的自我知识。如同F太太后来自己所说，“别人怎么说”，她就怎么觉得，而她自己对此则没有决定权。只有那些被他人有选择地承认了的心理内容才能助长她的自我知识。她怎么看自己，局限于他人怎么看她，而他人怎么看她，形成了她对“我是谁”的认识。
也许有人会坚持说，F太太是在无意识中察觉到了膀胱的疼痛的，我认为这样描述她的心理状态颇具误导性。如同弗洛伊德所承认的一般，仅用无意识的觉察来描述这种同时既知道又不知道而准确的感知对主体来说又没有意义的状态是不够的(Grossman 1993)。正是这种不同寻常的认知方式，使得弗洛伊德提出“双重意识”(Breuer and Freud 1895)的概念，而这是不能用他的潜意识理论完全取代的(Berman 1981)。我建议最好先假定存在着一种不同的认知方式，以此来解释分离现象。这种认知方式可以称为“通过他人达到认知”，即主体有意识地感知到了事物，但却依赖他人把它们表述出来，并且接受他人对此赋予的含义。病人在分离状况中的分裂感并非是由分裂的自体(a split self)导致的（毕竟分裂的自体只是一种具体化的比喻），而是来源于一种分工：认知的工作被分配给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感知的主体，另一个是对知觉到的对象命名的他人。因此，主体的经验可能会与他自身的感觉相抵触；尽管这些感觉是存在于他自己的身体里的，他对它们的认识却是由主体与客体共同决定的。
分离性病人对这种感觉和自我知识之间的差异的觉察程度是极为不同的。在治疗中，他们也许会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感觉是由他人来指定含义的，然后可能会对这种不公平感到委屈，并由此引发脆弱感，接着对自己的脆弱感到屈辱。尽管如此，病人仍然无法确切地表达对其他感受的想法。这种能力的缺失——我称为主体性损伤——正是分离的显著特征。
例如，在治疗进行了几年之后，F太太谈到了一次她与牙医的预约，以及之后的治疗程序，她轻松地告诉我她很好的康复了。我追问她更多细节。一开始，她只能告诉我一些治疗的中发生的事实，但是除了牙医的观点，她无法直接说出任何自己的体会。我问她在治疗过程中是否感觉到牙疼。她评估似的摸了摸下颌，然后不确定地推测说，“我想是吧”——给我的印象是，她之前并未想过这个问题。接着她补充说，“当时痛得很厉害，痛得我都说不出话来了”。这种矛盾并不使她困惑，但是我问她怎么会这样。“牙医开始钻孔，一开始他说麻醉剂应该够了”，F太太解释说。然后她继续透露说：
他表现得好像一切都正常。他不可能知道我有什么感觉，但是当他开始时，好像觉得一切应该都准备好了。我无法告诉他，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我准备好了没有。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一抬头看见我的脸就停了下来。他看起来几乎吓坏了，说如果我还好，就赶紧告诉他。而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这之前，他非常确信一切都正常。他说，“现在跟我说句话——你看起来很痛苦，你要让我知道。”他握着我的手，呼唤助手过来。她冲进来看了看我，他们都开始表现得有些慌乱。他说一切都会好的，他们会多拿点麻醉剂过来。助手问我这样会不会让我好受一点，我点了点头。
当牙医确信F太太感觉良好，启动治疗程序时，她通过他的看法确定了自己的心理状态：她感觉良好。当她愤怒地意识到别人忽略了她的想法时，她对牙医的对她的臆测表现出忿恨，如同她在治疗过程中跟我在一起时出现过的一样。尽管如此，她仍然无法形成任何其他的想法。当牙医通过她的面部表情、皮肤颜色和身体姿势察觉到了一些什么，并通过他的反应表露出不安时，她通过这些形成了对自己非常不同的看法。这提供了一种对自我的修正，F太太由此“知道”了她很痛苦并且需要更多的麻醉剂。[2]
“通过他人达到认知”的假设有一个优势：它提供了一种理解不知道状态的方式。在这种不知道的分离模式下，没有被他人识别的感知对主体来说是不真实的。如同F太太对她的泌尿系统感染所说的一样，医生不给她开止痛药，她便不会想到自己痛。所以，主体可能体会到了痛苦，但除非这种痛感被他人识别，她不会把它当成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因此，它无法被主体发觉（在这个话题上，是指用一种自我反思的方式去注意它），也无法被当成“我”的感觉。(Thus, such an experience of pain may be known by the subject, but it can never be known as the subject unless it is first recognized by another. Therefore, it cannot be observed by the subject, in the subject, in a self-reflective way; it can not be recognized as “me.”)尽管别人可能都把她的体验当成真实存在的，就像我把她的痛苦当成真实存在的一般，她却并非如此。这正是分离的怪异性：F太太意识到了所有构成疼痛的感知，就像我意识到自己的疼痛一样；她能描述出来，也能寻求医治——但她却无法形成“我觉得疼”的念头。
分离可能和潜抑要达到的目的一样，即，分离能保护自己不受不愉快经历的影响。然而，这种不知道的方式并不需要求助于潜意识。作为替代，分离依赖的是一种与他人的联结方式。与心灵内部的防御相反，分离可以说是一种人际间的防御。在分离状态中，感受是在与他人的互动间形成的，他人无法接受的想法，主体就可以不必考虑了。因此，大致上可以把分离描述为一种由他人代劳的潜抑作用。
如果我们断定F太太知道事实，只不过无法说出口，我们就会在治疗像她一样的病人时受到误导。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推断，她根本无法把脑海中的感受确切地表达出来(Stern 1997)。虽然这个结论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是分离反应的趋势是十分普遍的。分离利用了一个常见事实：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体会，有赖于与此同时的想法。分离不过是一个人的想法有多大程度上受到他人影响的问题。
自主心灵(Autonomous Psyche)的错觉
在我看来，我们所持的精神分析对分离的理解之所以遭受挫折，是由于心中普遍存在一种观念：心灵是自主的。即是说，我们喜欢把思想看作是由主体自己的心理变化过程决定的。历史显明了这种偏好。例如，当研究人员观察到分离症状始终与对他人影响的易感性相伴出现时，便怀疑这些症状的真实性，结果推翻了分离是一种“真正的”精神障碍的观点(Wright 1997)。调查人员坚持认为真正的感受意味着是发自主体自己的内心的，于是加倍努力地排除这种外来的人为影响，以发现分离真正的内心过程。因此，这些最早显示个体与他人的心理可能是密不可分的细微迹象被丢弃了。
Cavell（1991）描述了精神分析是如何陷入一场争论的：“一方面，人们认为自我是自足的(self-contained)，另一方面，人们认为自我从其构成本身就受人际关系影响” (p. 143)。随着弗洛伊德逐步认清交流互动对精神世界的决定性影响，他渐渐地意识到分离的独特性。依他看来，这些新情况的相似性可能并不仅仅是巧合。近些年来，许多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心理是在相互作用的人际交往中形成的，而知识是在对话交流的进程中获得的” (Cavell 1998, p. 449)。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最好地领会分离。然而这种观点也不允许我们有把握地把个体与他人的心理分割开来(Ogden 1997)。因为分离让我们明白，个人保存的自我知识——这种非常私人化的“我是谁”的感觉——经常是在他人的合作下形成的。
我们一直难以把这个令人不安的知识——个人所感受到的现实可能受到他人的决定性影响——融入我们的理论。Renik (1984)描述过一个病人，其对事物的准确反映“进入了意识中，但却不被当真” (pp. 527-528)。另一位病人则出于这种“我不是真实的”咒语认为她感知到的都是幻觉(1978, p.595)。Renik把这种过程与潜抑进行对比，发现了其中相互作用的一面：病人仿佛正“遵从着一种明确的指令”，或“全神贯注于催眠师的声音” (p.595)。Grossman (1992, 1993, 1996) 也描述了一组类似的病人，他们罔顾事实，即使能够意识清醒地对事物做准确的反映，也并不把它们当真。耐人寻味的是，他发现这些病人的父母都曾否认过他们孩子的感受的真实性。然而这并未引起Grossman的重视。
Steiner (1993) 暗示过，的确有人会这样去歪曲别人的事实，实际上，歪曲他人的事实就是在改变他的现实。Calef and Weinshel (1981) 观察到了人类共有的受他人影响的潜在可能性，使用蒙蔽(gaslighting)的现象证明了这一点。Shengold (1979)发现了遭遇过性滥用的儿童身上存在着相似的洗脑效应，对于一种自发派生的身份，他们通常无法保持认同。
Winnicott(1960) 对真自体与假自体(true self and false self)的划分激起了人们试图从客体关系的角度描述分离性症状的种种努力(Allen 1993; Bromberg 1991; Marmer 1980; Ogden 1986; Reis 1993, B. Smith 1989; Usuelli 1992)。Bromberg (1994) 提出，主体并未感受分离中的事件，也没有遗忘它们，而只是不可设想。一旦他人错误地识别了这些内在的心理状态，除了通过角色扮演(enactment)的方式，它们再也无法重见天日。Stern (1997) 也同样认为这些感受并未在头脑中系统形成。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一个人要了解某件事，首先必须能够想到它。有诸如食欲一般的欲望，或者诸如疼痛一般的感受，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人就可以说“我饿了”，或者“我觉得疼”。这种命题式的观念取决于一个人自我呈现自身感受的能力，它需要一个对该感受的心理表征(Cavell 1998)。处在认知还不够成熟的年龄的儿童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或她必须依靠他人的帮助。Winnicott最早提出了这个悖论，Ogden(1986)把它形容为“‘我性’可能是由他人制定的” (p. 209)。成人对儿童的回应提供了一个媒介，儿童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内心世界通过一种确切的形式得到呈现。透过母亲的言语、动作和情感表达，
……婴儿通过寻找母亲脑海里的自己的图像开始认识自己的内心。儿童看到自己的幻想与观念在成人头脑中的表征，就把它们内射回来，作为自己思维的表征。[Fonagy和Target 1996, p. 229]
不过，这种早期的通过他人达到认知的模式伴随着一个必然的漏洞。在这个年龄段，儿童尚未理解表象与感觉的表征性质，母亲呈现给孩子的一切都被当成是现实。Fonagy和Target (1996)把这种早期的思维模式称为“心理等值(psychic equivalency)”模式(p. 218)，并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四岁的男孩被母亲讲述的鬼故事吓坏了，“这位母亲马上安慰他：‘别害怕，西蒙，这不是真的。’孩子显然觉得被误解了，反驳说：‘但是当你读的时候，它的的确确发生在我身上！’” (p. 220)
在这个前主体时期，儿童尚未对自己的头脑有一种主体意识，“事件是什么就是什么，解释与感知被看成是同一个过程，感官体验并不需要一个对其进行解释的主体作为中介” (Ogden 1986, p. 61)。因此，儿童不知道他的感受是主观的，即，它是由特异的个体决定的，并且不过是众多理解方式中的一个。相反，作为一种特殊的事实，这些感受起着直接的影响作用，它简直形成了对“我是谁”的认识的一部分。一切影响儿童的事件都带着这种“我”的色彩。由于母亲的反应都出于她自己的理解，儿童的自我知识（例如，“我觉得疼”或“我饿了”）是由母亲的信念、情感和无意识需要决定的。不可避免的是，她总会对儿童的一些动作做反应，另一些不做反应，因此儿童的部分感受会被登记为是“我”的，另一些就此被丢失。儿童只会了解那些得到母亲回应的感受，母亲怎样了解他，他就怎样了解自己。在这个时期，儿童不会说“你误解我了”，因为根本不存在一个脱离母亲的解释而存在的“我”。
在我看来，分离是这种前主体性的关系模式的病理形态。例如，一个有过分离经验史的病人有一次谈到她放弃了游泳，尽管她事实上对此十分擅长。在参加这项运动多年以后，她仍坚持说自己不能胜任游泳。她这一结论正来自这种对感知的前主体性思维方式。在那天的早些时候，当她入池时，她表现得“慢慢吞吞”，她陈述道。根据这种感觉，她坚称她几乎不能在水中前行。其他人可能会把这解释为一种心理状态，但她把她理解成了“我”。她并未把动作缓慢当成是一种感觉，也没有把她似乎不会游泳当成是一种感觉。她没有把她的感受理解成一种由她自己的内心决定的对事件的主观解释。水浇在皮肤上的感觉给了她关于自己的直接而刻板的信息，它并不带有象征性和表征性的特征。她没有想到这种感受产生于她自己的有选择性的统觉作用，由她自身特有的动机构成。她无法把它仅仅视为一个想法，一个她自己的想法——也许明天它就会让步于不同的感受。正是如此，她没有理解自己的主体性，因此，她的感知由一个对其进行解释的主体作为中介，直接构成了她对“我是谁”的感觉。与朋友、家人、同事的互动直接地对她产生影响，决定了她易变的每时每刻的体验。
虽然与他人的互动会界定和限制我们自身的感受，这些日常互动通常并不会减少我们的主体性。其实我们可以这么说，所有的互动都在影响我们，但人们通常会做一些保留，以防来自他人看法的影响压倒了“我是谁”的感觉。事实上，他人的解释可以让主体使用自己的主体性去认识对象，因为它揭示了主体与他人看法的差异。
主体性的发展通过这种方式防止儿童进入分离状态中：当与他人分享感受时，这种分享会教会孩子，一件事可能有多种含义，而一样东西也可能象征另一样。这种观念把儿童引入象征性思维的世界，从而为儿童能独立于他人去表述自我提供工具。“只有当一样东西并不需要变成其他东西，就可以指代另一样东西时，我们才能去理解一个人的感受；符号形成能力的获得就在于此”(Ogden 1986, pp. 218-219)。此后，儿童成为自己的符号的创造者。
从主体性的这种正常发展过程可得知分离的易发时期。可导致分离的危害在于母亲坚持她对儿童的解释是唯一的解释。通过坚持认为这种分享出来的感受只有一种含义，她关闭了符号性思维的大门。然后，就像那个坚信自己不会游泳的病人一样，儿童不会把自己的感受仅仅当成是一种心理状态——事实上是儿童自身的心理状态。与此相反，儿童受限于“生活在反射性反应(reflexive reactivity)的状态中” (Ogden 1986, p. 209)——对母亲的信号做反应，却从不创造符号。如何防止分离倾向，并不取决于母亲的解释是否准确无误，而在于她是否愿意相信她只不过是在做解释，而她的观点仅仅是众多观点中的一种。她若能认识到孩子的心理和自己的是有别的，就会把孩子引入一个多重意义的世界。她若能相信孩子的姿势是有意义的，就会肯定孩子的主体性。
因此，思维“本身就是主体间的” (Fonagy and Target 1996, p. 231)。如同Cavel(1991)所记述的一般，“形成思维本身的可能就是那些非常早期的充满情感的人际互动”(p. 150)。儿童定义他或她自身感受的能力并不是通过母亲对其正确命名形成的，而是通过她允许儿童对其进行命名而形成。这种成就不在于告诉儿童这意味着什么，而在于告诉儿童那是他或她的意思。看来，在用独特的方式简单地重现这些分享出来的感受的同时，母亲不经意间把孩子引入了一个符号的世界，从而给了孩子自主进行自我表征的工具。
所以，解释虽然始终在起影响作用，但却可以抵消特定的不良影响。最后，儿童能够断言说，“不，这不是我，这根本不是我的意思。”当主体性的发展受挫时，分离性症状就出现了。由此我们可以类推儿童的语言发展过程：母亲的言语的重要性不在于母亲能正确地命名物体或传达信息，而在于她传授了一种允许儿童自己生成句子的深层结构。母亲反复灌输的一系列规则使儿童最终能说出自己的意思。
在我提出的模型中，分离并非一种良性的忽视，一段忽略了的体验，而是在形成感受方面的无能。(In the model I am proposing, dissociation is not a benign omission, an overlooked experience; it is the inability to form experience.)分离并不仅仅是难以使用通用符号表达个体感受，它是一种赋予含义的能力的损伤。分离提醒我们，感受并不是一个既定事实，而是一种对事实的解释，而这种对感知赋予含义的能力正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发展起来的。事实上，早期互动中对儿童精神状态的忽视很有可能是分离的起因。然而分离过程并不是对那种忽视的被动反映，而是对其的主动防御。由于此种防御在于防止感受的形成，对揭露那些假定病人在无意识中明白的感受所作的治疗努力并不能起改变作用。同样的，天真地希望通过共情式镜映(empathic mirroring)和治疗性协调(therapeutic attunement)揭露出真实的自我也没有用，这只会导致盲目的遵从。自体的上位概念(superordinate concepts of self)和对真自体、假自体的描述，虽然耐人寻味，事实上却是在曲解问题，所以也无法为治疗工作提供一个可靠的罗盘。然而，分离不必再是一个待解的谜团，一个创伤的内在副产品，一个超越现象学描述的难解之物了。分离符合一个熟悉的模型：它是一种出于防御动机的思维扭曲，用于减缓焦虑。它的独特之处在于纳入了一种非常早期的前主体性的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个体经验是通过他人构建的。
如上所述，分离像是一种钝器：它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心理内容，而是更加普遍地攻击了心智化的能力，这种能力恰是用来构建心理内容的(Fonagy和Target 1996)。这正暗示了分离的动机。病人顺应他人的解释，以消除于任何存在主体与客体间的观念的差异，从而创造了一种被他人理解的错觉。通过他人了解自己，既是与他人的心灵失去联系的结果，也是对此的补救。如果他人不能对自己的需要有所回应，那么不能够想到“我觉得疼”或“我饿了”也是某种保护。这种观点表明了心智化的不成功是“一种在母婴关系中形成的防御，是在生物准备过程中应对完全没有人类的环境的一种积极的分离”(Fonagy 1999)。由此产生的损伤，虽然使分离性病人陷入一个以他人对现实的说法为主导的世界，但是同时使病人否定了他人思想的影响，因而具有防御价值。虽然主体可能只在与他人互动时认识自我，但是可以把他人的解释当成是短暂的、虚幻的、不真实的，可以由自己独立生成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例如，我们可以参考某些在弗洛伊德(1940)的分裂概念的基础上建立分离模型的不尽如人意的尝试，如Berman (1981), Fairbairn (1954), Grotstein (1991), Kluft (
[2]我想强调，F太太对痛苦的感受并未揭示某些内在的真相。它并不比牙医首先发现的更接近客观事实。她当时的痛感是因他人而存在的，正是如此，它不会比她之前感觉到的“一切都好”更像“我”的感觉。这只不过是一种变换，并非不依赖他人发现了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