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故事重构生活
-----“在新故事里,人能活出新的自我形象。”—Jill Freedman
写下《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在发表“我为何写作”的演讲时,讲了这样一个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故事。
孩子。一天早晨老太太一脸愁容端来早饭。孩子们问她是怎么了,她说;“我也不知道,一早起来,总觉得村里会有大难。”
从前,有个很小的村子,村里住着个老太太,有两个孩子们不以为然,笑她瞎想。儿子去打台球,碰到一个双着,位置极好,绝对一击就中。对手跟他打赌,他击不中这球。这儿子一杆出去,果真没有击中,就输了一个比索。问他原因,他说,妈妈一早说村里会有大难,我心慌。赢了钱的人回家去把这事一说,家人听了说,“老人家的预感可笑不得,有时候真灵。”来做客的亲戚出门买肉。她对卖肉的说:“称1磅肉。”卖肉的正在切,她又说:“称2磅的吧!都说会有大难,多备点好。”卖肉的把肉给了她。又来了一位太太,也说要称1磅,卖肉的说:称2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得备点吃的,都在买。”卖肉的把肉给了她。又来了一位太太,也说要称1磅,卖肉的说:“称2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得备点吃的,都在买。”那妇人说她孩子多,要了4磅。肉很快就卖光了,谣言也越传越广,后来村里人什么都不干了,就等着出事。下午两点,天一如既往的热。突然有人说,:“瞧,天真热。” “村里一直这么热!” 有人说,“这个点儿,没这么热过!”“就是,没这么热。” 街上没人,广场上也没人,突然飞来一只小鸟。大家惊慌失措都跑去看鸟。
“诸位,小鸟飞来是常事。”“没错,可不是在这个点儿。” 人们越来越紧张,万念俱灰,想走又不敢走。有人说:“我是大老爷们儿,有什么好怕的,我走!”说着,就把家具、孩子、牲口通通装上车。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中央大道,都说:“他敢走,我们也走。”于是全村都开始收拾,物品、牲口通通带走。就剩最后一拨人了,有人说:“还有房子呢!可别留在这儿遭难。”就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其他人也跟着烧,好比在经历一场战乱,个个抱头鼠窜。人群中,就见那有预感的老太太说:“我就说会有大难,还说我疯了!”(略有编写)
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刚刚上完叙事治疗一阶的课程。这个故事,强烈地唤起我对2003年的SARS、2011年日本海啸核泄漏谣言爆发最激烈时的印象,如果理性在那时不发挥作用,基本上也可以造成我们的“大难”。马尔克斯所讲的故事,再次印证了“叙事”所具备的震撼。事实上,在由美国叙事治疗大师JillFreedman主导的叙事治疗课程上,我也体验到了这种震撼。即,你选择如何叙事、如何相信,事情就会有不同的走向。而对叙事治疗的学习,更能获得一种全新的认识:每一个人的生活画卷,都由无数多的事件组成,我们的目光会习惯性地落在一些主诉问题线上,从而形成一种固定套路,忽略了很多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先从一个练习开始。
练习:写自传
为自己的传记定一个主题,然后分成五章。这5个章节,可以以时间为脉络,也可以任意设定。
写好后,请在每两个章节中加入一个新的章节。
这时,你将得到9个章节。请去掉一个对你而言最不重要的章节。
如果觉得去不掉,就请再次在每两个章节之间加入一个新的章节。
如果可以去掉,就找一个朋友来帮你做练习:即,请对方把你去掉的那个章节,当做你的自传中最重要的章节来发问:这么重要的章节,你为何去掉?
在课堂上,我和来自台湾心灵工坊的王桂花搭档。她按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设定了章节,最后去掉的是“葬礼”部分,那是她渴望在死去的时候得到的祝福和肯定。而我按角色分章节,去掉了“体验者”这一章节。在彼此访问对方的过程中,我们惊异地发现,被去掉的那个章节里所蕴含的主题,竟是贯穿了自己一生的行为,并对生命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个练习,发生在学习叙事治疗第一天的上午。经由练习,我们都体验到了一种貌似对立实则殊途同归的东西—-被去掉、重要,而这就呈现出叙事治疗的价值观—-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故事里,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心理治疗模式,有着非常强的开放性。“后现代主义者相信,人类测度并描绘宇宙的能力,任何一种精准、绝地、普世通用的方式,都有其极限。他们与现代主义者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兴趣放在例外,而非通则。”Jill Freedman在她的著作中说。
这也正是我在5天的叙事治疗的课堂上反复体验到的魅力。它的魅力在于,生命可以谱出全新的体验,建立新的力量,我们可以将目光从问题上移开,不再受困于此。事实上,叙事治疗作为西方后现代思潮发展出来的新的叙事治疗很少去探讨“你本质上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固定化的问题;它更多会问“我们如何成为与这之前不同的我们?”----这是更关系取向的、流动的、富于变化性的问题。因为,叙事治疗相信人是关系的产物。C.S.刘易斯曾说过:“根本没有普通人。在公交车上,坐在你旁边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做出极端恐怖或者极端英勇的事情。”叙事治疗的创立人,澳大利亚的麦可.怀特说过同样的话:当你说一个人是有资源的,似乎意味着,他拥有好的资源和坏的资源,像个容器;但事实上,一个人,在某个时段表现出来的有可能是好的,换一个时段却可能是恶魔似的。这意味着我们很可能在别人眼里形成自我---当你与不同人互动时,你展现出来的你是不一样的。这是身份认同的力量。以关系的视角去看,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一个人的生活中,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是与其置身于大的文化有关—-通过社会的规范,我们去衡量自己;不符合规范时,便会认为自己是有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
让我们来看看一个身边案例。
女性(离异,上一段婚姻未生育),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自视甚高,但因为年龄,仍然有些着急找对象,后来交往了一个,不是很满意,但觉得有比没有强。在大约交往1年时,意外怀孕,女方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再不要孩子就该要不了了,于是两个人决定结婚。婚后,因为男方是单亲家庭,因此坚持要与婆婆一起生活,结果在怀孕期间冲突不断,导致这位女性非常想离婚。
有位37岁的职业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经过讨论,检视出很多由文化建构出来的“必须”:
1.
到了年龄要结婚的心态,“剩女“构成了问题:“都37岁的女子了,你为什么不结婚啊”---不结婚是不正常的; 2.
有了孩子一定要结婚,怀孕和结婚之间一定要划等号吗?奉子成婚;孩子一定是要在婚姻里的; 3.
打掉孩子是不正常的—我都到了这个年龄了,还没孩子,是不应该的;我都这么大了,如果还不要孩子,或者打胎的话,以后就没有孩子了;女人应该有孩子;人流是不健康的;生不出孩子、没有孩子是有缺陷的; 4.
一定要和妈妈住在一起---孝顺,特别是单亲的母亲;以男方为主;养儿防老,不能忘恩负义; 5.
男女平等,做媳妇的就得对婆婆好;或者社会上流行观念就是认为媳妇与婆婆是天敌---可能也会妨碍两人和平相处;媳妇把自己视为传宗接代的工具; 6.
男人暴露情感,是不自然的、不成熟的;男人应该是强大的....
关于深嵌在观念里的“必须”,我们还可以继续挖掘下去。而这正是社会建构加诸在每个人身上的东西。信仰、价值观、制度、风俗、标记、法律、分工、性别....这些构成社会现实的诸多事务,都是由社会成员日复一日、代复一代互动建立起来的。我们理所当然认定了这一现实,从中建立自己的生活,并把它们当做强制事实。这就是制约和冲突的所在。对它们的检视,或许就是让我们在理所当然中,看到那些丛生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是有解的。写到这里,想起不久前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伊朗电影《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他们夫妻最终的别离,恰恰是多层社会观念制约的结果。
叙事治疗强调,人是人,问题是问题。每个人都要学会看到、分辨,在自己身上,有哪些规范和潜规则造成了问题,从而令自己卡在这个困难中了。
借助以下的提问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分辨,问题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1.
可能是什么样的假设制造了这个问题; 2.
或者有什么非要让自己达到的标准? 3.
什么样的信念支持了这类的问题?人们通常是如何被这类信念吸引的? 4.
有没有规范性的量尺与你自己不相称?这些量尺反映出什么论述? 5.
当你将自己与一些事物作比较,所比较的是什么? 6.
如果在一百年前,这个问题是个问题吗?如果不是,什么样的论述使得这变成一个问题? 学着将问题从人的身上剥离,是叙事治疗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外化”。
练习:如何将问题外化?
举例:我是一个害羞的人
相关提问:我对这样的困难贡献了什么?害羞对我的影响,或者在某些情境下我会怎么样?如果我不相信这个害羞,我会怎么样呢,我会欣赏自己什么?我会想象自己变成什么?
通过询问的练习,我会意识到害羞带给自己的是些什么?我们因此可以想象如果把生命中的那些影响无视化,会怎么样?而询问的过程,就是我们发展另外的故事线、经验不同的自己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