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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洛•梅于1909年4月21日出生在俄亥俄州的艾达镇。此后不久,他随全家迁至密歇根州的麦里恩市。罗洛•梅幼时的家庭生活很不幸,父母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关系不和,经常争吵,两人后来分居,最终离婚。他的母亲经常离家出走,不照顾孩子,根据罗洛•梅的回忆,母亲是“到处咬人的疯狗”。他的父亲同样忽视子女的成长,甚至将女儿患心理疾病的原因归于受教育太多。由于父亲是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因而全家总是搬来搬去,罗洛•梅称自己总是“圈子中的新成员”。作为家中的长子,罗洛•梅很早就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他幼年时最美好的记忆是离家不远的圣克莱尔河,他称这条河是自己“纯洁的、深切的、超凡的和美丽的朋友”。在这里,他夏天游泳,冬天滑冰,或是坐在岸边,看顺流而下运矿石的大船。不幸的早年生活激发了罗洛•梅日后对心理学和心理咨询的兴趣。
罗洛•梅很早就对文学和艺术产生了兴趣。他在密歇根州立学院读书时,最感兴趣的是英美文学,由于他主编的一份激进的文学刊物惹恼了校方,转学到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在此他投身于艺术课程,学习绘画,深受古希腊艺术和文学的影响。1930年获得该校文学学士学位后,他随一个艺术团体到欧洲游历,学习各国的绘画和艺术。他在由美国人在希腊开办的阿纳托利亚学院教了三年英文,这期间他对古希腊文明有了更深刻的体认。罗洛•梅终生保持着对文学和艺术的兴趣,这在他的著作中也充分体现出来。
1932年夏,罗洛•梅参加了阿德勒(Alfred Adler)在维也纳山区一个避暑胜地举办的暑期研讨班,有幸结识了这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弟子,但与弗洛伊德强调性本能的作用不同,阿德勒强调人的社会性。罗洛•梅在研讨班中与阿德勒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探讨。他非常赞赏阿德勒的观点,并从阿德勒那里接受了许多关于人的本性和行为等方面的心理学思想。可以说,阿德勒为罗洛•梅开启了心理学的大门。
1933年,罗洛•梅回到美国。1934—1936年,他在密歇根州立学院担任学生心理咨询员,并编辑一本学生杂志。但他不安心于这份工作,希望得到进一步的深造。罗洛•梅原本希望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心理学,但他发现那里所讲授的全是行为主义的观点,与自己的兴趣不合。最终,他进入纽约联合神学院学习神学,并于1938年获得神学学士学位。罗洛•梅在这里做了一个迂回。他先学习神学,之后又转回心理学。这个迂回对罗洛•梅至关重要。他在这里学习到有关人的存在的知识,接触到焦虑、爱、恨、悲剧等主题,这些主题在他日后的著作中都得到了阐释。
在联合神学院,罗洛•梅还结识了被他称为“朋友、导师、精神之父和老师”的保罗•蒂利希(Paul Jahanna Tillich),他对罗洛•梅学术生涯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蒂利希是流亡美国的德裔存在主义哲学家,罗洛•梅常去听蒂利希的课,并与他结为终生好友。从蒂利希那里,罗洛•梅第一次系统地学习了存在主义哲学,了解到存在主义鼻祖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 Kierkegarrd)和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思想。罗洛•梅思想中的许多关键概念,如生命力、意向性、勇气、无意义的焦虑等,都可以看到蒂利希的影子。为纪念这位良师诤友,罗洛•梅曾出版了三本关于蒂利希的著作。此外,罗洛•梅还受到德国心理学家戈德斯坦(Kurt Goldstein)的影响,接受了他关于自我实现、焦虑和恐惧的观点。
在纽约联合神学院毕业后,罗洛•梅被任命为公理会牧师,在新泽西州的蒙特克莱尔做了两年牧师。他对这个职业并不感兴趣,最终还是回到了心理学领域。在这期间,罗洛•梅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咨询的艺术:如何给予和获得心理健康》( The Art of Counseling:How to Give and Gain Mental Health,1939)。20世纪40年代初,罗洛•梅到纽约城市学院担任心理咨询员。同时,他进入纽约著名的怀特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研究院学习精神分析。他在怀特研究院受到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影响。当时该学派的成员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为该院基金会主席,另一位成员弗洛姆(Erick Fromm)也在该校任教。社会文化学派与阿德勒一样,也不赞同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观点,而是重视社会文化对人格的影响。该学派拓展了罗洛•梅的学术视野,并进一步确立了他对存在的探究。
通过在怀特研究院的学习,罗洛•梅于1946年成为一名开业心理治疗师。在此之前,他已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1942年,他感染了肺结核,差点死去。这是他人生的一大难关。肺结核在当时被视作不治之症,罗洛•梅在疗养院住院三年,经常感受到死亡的威胁,除了漫长的等待之外别无他法。但难关也同时是一种契机,他在面临死亡时,得以切身体验自身的存在,并以自己的理论加以观照。罗洛•梅选择了焦虑这个主题为突破点。结合深刻的焦虑体验,他仔细阅读了弗洛伊德的《焦虑的问题》、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焦虑的概念》( The Concept of Anxiety)以及叔本华(Athur Schopenhauer)、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等人的著作。他认为,在当时的疾病状况下,克尔凯郭尔的话更能打动他的心,因为它触及了焦虑的最深层结构,即人类存在的本体论问题。从疾病中康复之后,罗洛•梅在蒂利希的指导下,以其亲身体验和内心感悟写出博士学位论文《焦虑的意义》( The Meaning of Anxiety)。1949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第一个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的完成,标志着罗洛•梅思想的形成。此时,他已届不惑之年。
自20世纪50年代起,罗洛•梅的学术成就突飞猛进。他陆续出版多种著作,将存在心理学拓展到爱、意志、权力、创造、梦、命运、神话等诸多主题。同时,他也参与到心理学的历史进程中。这一方面表现在他对发展美国存在心理学的贡献上。1958年,他与安吉尔(Ernest Angel)和艾伦伯格(Henri Ellenberger)合作主编了《存在: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的新方向》( Existence:A New Dimension in 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向美国介绍欧洲的存在心理学和存在心理治疗思想,此书标志着美国存在心理学本土化的完成。1958—1959年,罗洛•梅组织了两次关于存在心理学的专题讨论会。第一次专题讨论会后来形成了美国心理治疗家学院;第二次是1959年在美国心理学会辛辛那提年会上举行的存在心理学特别专题讨论会,这是存在心理学第一次出现在美国心理学会官方议事日程上。这次会议的论文集由罗洛•梅主编,并以《存在心理学》为名( Existential Psychology, 1960)出版,该书推动了美国存在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1959年,他开始主编油印的《存在探究》杂志,该杂志后改为《存在心理学与精神病学评论》,成为存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会的官方杂志。正是由于这些工作,罗洛•梅被誉为“美国存在心理学之父”。另一方面,罗洛•梅积极参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活动,推动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1963年,他参加了在费城召开的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会成立大会,此次会议标志着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诞生。1964年,他参加了在康涅狄格州塞布鲁克召开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大会,此次会议标志着人本主义心理学为美国心理学界所承认。他曾对行为主义者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的环境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也不赞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本能决定论和泛性论观点,将精神分析改造为存在分析。他还通过与其他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争论,推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健康发展。其中最有名的是他与罗杰斯(Karl Rogers)的著名论辩,他反对罗杰斯的性善论,提倡善恶兼而有之的观点。
20世纪50年代中期,罗洛•梅积极参与纽约州立法,反对美国医学会试图把心理治疗作为医学的一个专业,只有医学会的会员才能具有从业资格的做法。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罗洛•梅投身反对越南战争、反核战争、反种族歧视运动以及妇女自由运动,批评美国文化中欺骗性的自由与权力观点。到了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罗洛•梅承认自己成为一名更加温和的存在主义者,反对极端的主观性和否定任何客观性。他坚持人性中具有恶的一面,但对人的潜能运动和会心团体持朴素的乐观主义态度。
郭本禹:不该被忽略的心理学家:罗洛·梅
标签: 文化 分类: 心理与潜能开发
(本文为罗洛·梅文集总序,作者郭本禹)
罗洛•梅(Rollo May,1909 1994)被称做“美国存在心理学之父”,也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杰出代表。20世纪中叶,他把欧洲的存在主义哲学和心理学思想介绍到美国,开创了美国的存在分析学和存在心理治疗,他著述颇丰,其思想内涵带给现代人深刻的精神启示。
一、罗洛•梅的学术生平
罗洛•梅于1909年4月21日出生在俄亥俄州的艾达镇。此后不久,他随全家迁至密歇根州的麦里恩市。罗洛•梅幼时的家庭生活很不幸,父母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关系不和,经常争吵,两人后来分居,最终离婚。他的母亲经常离家出走,不照顾孩子,根据罗洛•梅的回忆,母亲是“到处咬人的疯狗”。他的父亲同样忽视子女的成长,甚至将女儿患心理疾病的原因归于受教育太多。由于父亲是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因而全家总是搬来搬去,罗洛•梅称自己总是“圈子中的新成员”。作为家中的长子,罗洛•梅很早就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他幼年时最美好的记忆是离家不远的圣克莱尔河,他称这条河是自己“纯洁的、深切的、超凡的和美丽的朋友”。在这里,他夏天游泳,冬天滑冰,或是坐在岸边,看顺流而下运矿石的大船。不幸的早年生活激发了罗洛•梅日后对心理学和心理咨询的兴趣。
罗洛•梅很早就对文学和艺术产生了兴趣。他在密歇根州立学院读书时,最感兴趣的是英美文学,由于他主编的一份激进的文学刊物惹恼了校方,转学到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在此他投身于艺术课程,学习绘画,深受古希腊艺术和文学的影响。1930年获得该校文学学士学位后,他随一个艺术团体到欧洲游历,学习各国的绘画和艺术。他在由美国人在希腊开办的阿纳托利亚学院教了三年英文,这期间他对古希腊文明有了更深刻的体认。罗洛•梅终生保持着对文学和艺术的兴趣,这在他的著作中也充分体现出来。
1932年夏,罗洛•梅参加了阿德勒(Alfred Adler)在维也纳山区一个避暑胜地举办的暑期研讨班,有幸结识了这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弟子,但与弗洛伊德强调性本能的作用不同,阿德勒强调人的社会性。罗洛•梅在研讨班中与阿德勒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探讨。他非常赞赏阿德勒的观点,并从阿德勒那里接受了许多关于人的本性和行为等方面的心理学思想。可以说,阿德勒为罗洛•梅开启了心理学的大门。
1933年,罗洛•梅回到美国。1934—1936年,他在密歇根州立学院担任学生心理咨询员,并编辑一本学生杂志。但他不安心于这份工作,希望得到进一步的深造。罗洛•梅原本希望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心理学,但他发现那里所讲授的全是行为主义的观点,与自己的兴趣不合。最终,他进入纽约联合神学院学习神学,并于1938年获得神学学士学位。罗洛•梅在这里做了一个迂回。他先学习神学,之后又转回心理学。这个迂回对罗洛•梅至关重要。他在这里学习到有关人的存在的知识,接触到焦虑、爱、恨、悲剧等主题,这些主题在他日后的著作中都得到了阐释。
在联合神学院,罗洛•梅还结识了被他称为“朋友、导师、精神之父和老师”的保罗•蒂利希(Paul Jahanna Tillich),他对罗洛•梅学术生涯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蒂利希是流亡美国的德裔存在主义哲学家,罗洛•梅常去听蒂利希的课,并与他结为终生好友。从蒂利希那里,罗洛•梅第一次系统地学习了存在主义哲学,了解到存在主义鼻祖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 Kierkegarrd)和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思想。罗洛•梅思想中的许多关键概念,如生命力、意向性、勇气、无意义的焦虑等,都可以看到蒂利希的影子。为纪念这位良师诤友,罗洛•梅曾出版了三本关于蒂利希的著作。此外,罗洛•梅还受到德国心理学家戈德斯坦(Kurt Goldstein)的影响,接受了他关于自我实现、焦虑和恐惧的观点。
在纽约联合神学院毕业后,罗洛•梅被任命为公理会牧师,在新泽西州的蒙特克莱尔做了两年牧师。他对这个职业并不感兴趣,最终还是回到了心理学领域。在这期间,罗洛•梅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咨询的艺术:如何给予和获得心理健康》( The Art of Counseling:How to Give and Gain Mental Health,1939)。20世纪40年代初,罗洛•梅到纽约城市学院担任心理咨询员。同时,他进入纽约著名的怀特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研究院学习精神分析。他在怀特研究院受到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影响。当时该学派的成员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为该院基金会主席,另一位成员弗洛姆(Erick Fromm)也在该校任教。社会文化学派与阿德勒一样,也不赞同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观点,而是重视社会文化对人格的影响。该学派拓展了罗洛•梅的学术视野,并进一步确立了他对存在的探究。
通过在怀特研究院的学习,罗洛•梅于1946年成为一名开业心理治疗师。在此之前,他已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1942年,他感染了肺结核,差点死去。这是他人生的一大难关。肺结核在当时被视作不治之症,罗洛•梅在疗养院住院三年,经常感受到死亡的威胁,除了漫长的等待之外别无他法。但难关也同时是一种契机,他在面临死亡时,得以切身体验自身的存在,并以自己的理论加以观照。罗洛•梅选择了焦虑这个主题为突破点。结合深刻的焦虑体验,他仔细阅读了弗洛伊德的《焦虑的问题》、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焦虑的概念》( The Concept of Anxiety)以及叔本华(Athur Schopenhauer)、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等人的著作。他认为,在当时的疾病状况下,克尔凯郭尔的话更能打动他的心,因为它触及了焦虑的最深层结构,即人类存在的本体论问题。从疾病中康复之后,罗洛•梅在蒂利希的指导下,以其亲身体验和内心感悟写出博士学位论文《焦虑的意义》( The Meaning of Anxiety)。1949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第一个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的完成,标志着罗洛•梅思想的形成。此时,他已届不惑之年。
自20世纪50年代起,罗洛•梅的学术成就突飞猛进。他陆续出版多种著作,将存在心理学拓展到爱、意志、权力、创造、梦、命运、神话等诸多主题。同时,他也参与到心理学的历史进程中。这一方面表现在他对发展美国存在心理学的贡献上。1958年,他与安吉尔(Ernest Angel)和艾伦伯格(Henri Ellenberger)合作主编了《存在: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的新方向》( Existence:A New Dimension in 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向美国介绍欧洲的存在心理学和存在心理治疗思想,此书标志着美国存在心理学本土化的完成。1958—1959年,罗洛•梅组织了两次关于存在心理学的专题讨论会。第一次专题讨论会后来形成了美国心理治疗家学院;第二次是1959年在美国心理学会辛辛那提年会上举行的存在心理学特别专题讨论会,这是存在心理学第一次出现在美国心理学会官方议事日程上。这次会议的论文集由罗洛•梅主编,并以《存在心理学》为名( Existential Psychology, 1960)出版,该书推动了美国存在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1959年,他开始主编油印的《存在探究》杂志,该杂志后改为《存在心理学与精神病学评论》,成为存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会的官方杂志。正是由于这些工作,罗洛•梅被誉为“美国存在心理学之父”。另一方面,罗洛•梅积极参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活动,推动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1963年,他参加了在费城召开的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会成立大会,此次会议标志着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诞生。1964年,他参加了在康涅狄格州塞布鲁克召开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大会,此次会议标志着人本主义心理学为美国心理学界所承认。他曾对行为主义者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的环境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也不赞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本能决定论和泛性论观点,将精神分析改造为存在分析。他还通过与其他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争论,推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健康发展。其中最有名的是他与罗杰斯(Karl Rogers)的著名论辩,他反对罗杰斯的性善论,提倡善恶兼而有之的观点。
20世纪50年代中期,罗洛•梅积极参与纽约州立法,反对美国医学会试图把心理治疗作为医学的一个专业,只有医学会的会员才能具有从业资格的做法。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罗洛•梅投身反对越南战争、反核战争、反种族歧视运动以及妇女自由运动,批评美国文化中欺骗性的自由与权力观点。到了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罗洛•梅承认自己成为一名更加温和的存在主义者,反对极端的主观性和否定任何客观性。他坚持人性中具有恶的一面,但对人的潜能运动和会心团体持朴素的乐观主义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