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容格学派大师Andrew的专访
作者: Andrew Samuels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Andrew
Samuels致力于融合容格学派、客体关系(关系的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三个学派的理论,他是Essex大学分析心理学教授,伦敦大学哥斯密学院研究精神分析的访问学者,伦敦训练有素的分析心理学家。
Samuels有许多著作,最新的一本为《躺椅上的政治:公民与其内在的生活》。这本书获得了美国精神分析发展联盟2001年度Gradiva奖。此书将引领读者了解人们是如何将自己的精神投入政治,政治又如何影响着人们的个人生活。在下面的对话中,Samuel将谈到以下问题:
容格对于心理治疗的深远贡献。
对话与深度之间的平衡在心理治疗中的重要性。
外部世界与个体内在之间天然的冲突和共同的发展。
精神与政治的关系。
个体、内在政治家、公民的责任。
介绍他对政治家、政治团体所作的工作。
创伤者的个性倾向和他们的自我责任感会使心理治疗有所不同。
作为促使后容格学派形成的重要人物,安德鲁Samuels被《美国印象》如此描述:“或许他是当代最突出和最有代表性的容格学派学者。”他已被选为国际关系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委员会成员(the
founding board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lational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人本主义心理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Humanistic
Psychology)主办杂志《自我与社会》编委会成员。旧金山图书馆学报这样描述他:“善于表达,大胆,活跃,善辩,渊博,有感染力,有趣,激进,不受束缚,这些与他超群的智力、艺术天分及宽广、深厚的理论知识、临床经验分不开。”
问:您在临床治疗和学术研究中涉及了多个领域,如容格的分析心理学,关系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心理治疗界很容易给治疗者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您把自己看作一个“容格派”、“客体关系(关系精神分析学家)”或者“人本主义心理治疗师”吗?您不觉得这些标签有用吗?
答: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家伙,喜欢逆风而行。当我与容格派的学者在一起时,我站在精神分析学派这一边,当我和精神分析学派的学者在一起,我就是容格派和人本主义的。最重要的是,容格本来就是关系精神分析鼻祖——他强调对话的重要性,同时也是人本主义的先祖——他强调个人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创造性的、积极的作用。
再回到我性格中“喜欢对着干”这一点上来,看看它实际上是如何表现的。去年在一次大型的关系精神分析国际研讨会上,我对Adreene
Harris带来的一个很奇妙的案例进行了分析,我利用荣格的主要概念,从症状潜在意义的分析到最初的梦在心理分析和治疗中的特殊作用分析,100%到会的精神分析学派听众反应热烈,认为这些想法相当鼓舞人心。
问:荣格的学说常常被误解或误述为弗洛伊德学说的一部分,那么,具体地说,在一般的心理咨询中,容格理论的价值和贡献何在?
答:对我来说,在治疗中,最重要是能够使四种关系同时有效维持和进行,容格的临床方法可以帮助我实现这一点。
1.治疗师和病人之间力量和弱点的变化关系。
2.病人有意识的自我和充满意象的内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从这里,才能够找到问题的根源,以解决问题的办法。
3.治疗师也需要处理类似的关系,特别注意治疗师自身的创伤及对病人的投射。(这是一件既好又坏的事。)
4.还有一个关系,常常是不同的,治疗师、病人和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因素,他们世界是不同的。
以我看来,荣格既是“对话的荣格”,又是“深度的荣格”,很少有临床将对话和深度整合在一起。强调对话可能导致治疗中谈话流于浅薄,强调深度则可能容易使病人和治疗师之间正在发生的事受到忽略,并且沉迷于深度治疗中产生的意象(image)。我倾向于用荣格的方法来矫正谈活浅薄的问题,然后用关系精神分析来解决意象沉迷的问题。容格对于梦的研究依旧是很有价值的。
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将心理治疗理论运用于政治的?
答:我的背景是戏院。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我曾经营一家激进的小剧院。当时参与一项青年工作计划——用戏剧帮助南威尔士那些有问题的、有暴力倾向的青少年。渐渐地,我认识到我曾提出过那些社会问题与这些人的人格障碍、心理问题密切相关。我也看到,即使我是一名工作人员,却和“病人”有着同样的问题。然后,我开始阅读Laing、Ira等人的著作(《荣格的心理学及社会意义》)时,对“内部”、“外部”二元性提出了质疑,现在,我更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外部社会和人的内部世界如何相互激发有些我们还不清楚。
我希望能够提供比个人咨询更为广阔的服务,请理解我并非放弃心理治疗。实际上,临床经验使我在一些政治场合中讲话时感到自己是权威,无论是为政治家进行咨询还是在代表自己的会议上发言。
这些天,我喜欢说我口袋里的硬币有三面:心理治疗,政治,再加上精神。在“精神的剖析”一文中,我把精神移向政治的方向,心理治疗就是其桥梁。如法籍宗教作家所言:“一切开始于神秘,结束于政治。”
我很幸运,受雇于很多国家的政治家们和政治团体,做了一些工作。这使我走近了政治权力。我也在社会活动家团体中工作,主要是环境领域,开办了一家“政治诊所”(普通的工作坊),对所有人开放——这使我接近政治能量(political
energy)。我的书里对政治权力和政治能量进行了大量区分,读者们将明白他们几乎不拥有任何政治权力,却可能拥有很多政治能量。我发现我的病人们在治疗中出于对自己个人生活的尊重,很愿意接受这种区别。
问:许多心理学家考虑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列出一些例子,您在《躺椅上的政治》一书中认为,“文化抑郁症”是物质主义、环境问题、军事问题的产物。我来引用Fay
Weldon的一个有趣的说法:“我过去常想在改变世界之前,必须改变自己,现在我知道我在能够改变自己之前,必须改变这个世界——而这是不可能的。”你对此有何看法?你如何看待环境不可避免地侵入人们的内心世界,并使他们走进心理咨询室?
答:我关注两件事,一件我称之为“非个人的不幸领域”。这是指社会文化对病人的影响。比如说,用Joanna
Macy的说法:人们常常由于物种衰落而陷于无意识的忧伤之中。我对这一伟大说法补充一下:当许多病人思考星球毁灭的问题时,他们感到自己是有责任的。他会想象自己也是破坏者之一而自责、内疚,并因此而抑郁。另一个例子是不公平的经济秩序对病菌人的影响,我不是在谈论穷人的痛苦和富人的迷茫,虽然这很有趣也很重要。我想说的是不公平的经济秩序带给普通的中产阶级及他们的医生看不见的和破坏性的结果。(我在治疗中对探索这类问题很有兴趣,并且很高兴看到在诸如澳大利亚等国这样的探索产生了一定热度,尽管人们对阶级这个概念怀有矛盾的心理。另一件我称之为“内在的政治家”,可以治疗中研究一下。这么说的意思是治疗师需要像关注病人的性别、人际关系、攻击性及精神状态一样关注其自我中的政治因素。我已经对如何利用病人的政治资料颇有研究,目的是使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材料和其他的资料一样有其价值,即使如治疗中的其他题材一样枯燥乏味。因此,我并不倾向于关注灾难性事件,尽管治疗师和病人不得不谈论这些事(如9.11,巴厘岛爆炸事件,伊拉克战争等)。
问:在你飞往澳大利亚,准备参加治疗与男性的培训中,你提出一个问题:“男性有同性恋存在吗?”,我被要求在此次谈话中向你再提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答案吗?或者促使他来参加培训吗?
答:这个问题有个完美的学术化的答案,如果这个答案令提问者满意,他自然会来参加训练!社会文化的范畴下“homosexual”是“homosexualities”是源起,现在基本不再区分两者。事实上,同性恋/异性恋的二元学说对治疗师来说是有些问题的,因为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学术思想造就整套理论,比如关于,同性恋是否可能有“原因”。如果有人说同性恋是精神分析的症状,我是同意的。
我现在正在关注对性问题病人的研究,如果那些研究能够通过,所有治疗师都会受益,无论他们的案例是什么。
问:我有一个令我迷惑的问题,你是否可以给我一点治疗?最近一个在联合国大厦里工作的朋友带我在那儿附近逛了逛,那是一次很棒的旅行,可是,我却感到沮丧,不是为了你认为的那些原因。这幢建筑物四周都有禁烟标记,尤其在自助餐厅,可是有谁在意这些标志呢?在一个通风很差的建筑里,那些代表着世界各国的人们抽着烟,完全无视其他不抽烟的同事的健康。联合国大厦上镶嵌着美丽的谚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这里面抽烟的工作人员无法在抽烟和尊重别人的权利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又怎样期待他们在更大的问题上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