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從認識論看精神分析的方法學(1)
Reported by N. Kulish
2002.07月台灣精神醫學會通訊專欄
蔡榮裕 台北市立療養院
關於精神分析，有幾個重要的命題(2)，依然值得爭論，而這些命題也仍不易輕易下定論。例如：精神分析師知道了什麼知識，且這些知識是如何獲得？這些知識的侷限是什麼，且與得到知識的方法之間的關係為何？我們如何討論這些問題，以及如何使這些知識與方法有其有效性(3)？
這些問題皆沒有簡便的答案來回應，所涉及的就是哲學上的認識論問題，臨床而言，那就是，當我們宣稱，了解個案的辛苦與苦痛，我們所了解的內容知識是什麼？我們是如何得到那些了解呢？另外，對於精神分析的知識而言，是否它的知識來源，僅限於臨床診療室？學院派的學者從閱讀文字與圖像文本，所推衍或歸納的知識，屬於精神分析的知識範疇(4)？
Kulish亦從佛洛伊德的看法談起，認為精神分析是為了探究心智流程，進而治療個案，並以這些累積的知識成為一門獨立科學學科(5)。在該年會的討論裡，較迷漫的氣氛是認為，必須要批判地思考，我們對於精神分析的知識的看法，如果只是沈浸於方便的態度裡，有可能讓我們離真實愈來愈遠。
研討會的報告者之一Juan Pablo Jimenez認為自從佛洛伊德以降，精神分析的技術方法已經歷了複雜的改變，變得更複雜且多元，然而，這也使得精神分析技術的有效性(validity)問題，更顯得有其迫切性。他提出這個命題的目的，是要表明，在目前，若將精神分析的某些知識，當做教條那般加以運用，而未以中道且健康的懷疑，回頭省思以面對多元甚且分裂的精神分析知識，將使得精神分析不足以應付未來。他認為精神分析不能忽略它的治療本質，建議思索哲學家William James對於真理(truth)的看法，認為真理是依其後續結果而定義。Jimenez認為此種真理的概念，在認識論上，能夠支持精神分析的經驗研究(empirical research)；他甚且強調當代精神分析對於有效性概念的策略，不應只是強調理論本身的一致性(coherence)，也應思考精神分析的知識本身的運用，是否具有真理的條件。
另位報告者Paulo Cesar Sandler則指出，當我們建構精神分析時，在認識論上陷於兩種危險性裡，一是天真的理想主義(naïve idealism)，另一則是天真的現實主義(naïve realism)(6)。P. C. Sandler認為天真的理想主義，易使得我們忽略及否認現實，而使得想像變成知識的基礎，使得科學活動易變成意識型態 (ideology) 的活動，某些極端的詮釋學 (hermeneutics) 易有此傾向。然而，天真的現實主義忽略心靈(mind)，過於強調實證科學(positivist science)以感官及意識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為出發點；對精神分析而言，此傾向易導致無法了解，非感官所能理解的心理現象。
P. C. Sandler認為這兩者否定了潛意識的真實，他以M. Klein與Bion的論點來說明這種現象，以「缺乏乳房(no-breast)」的受挫經驗為例，這種經驗意味著，在擁有真實的乳房(real breast)與渴望的乳房(desired breast)之間產生了一道匱乏的鴻溝，然而，由於借著忍受這種負面的領域，而學著能夠思考。他假設，前述兩種天真皆是源於無法忍受這種差異與挫折，而使得天真的理想主義者，將理想的乳房(ideal breast)加以幻覺化為真實，而天真的現實主義者，過於具體化了受挫的乳房(Frustrating breast)，而無法抽象地思考種種的內在狀態(7)。
該討論會的另一位發表者Charles Hanly則是採取更批判的角度，質疑認識論式的主觀主義(epistemological subjectivism)，而建議採取批判的現實主義。他的命題是：人類的精神(psyche)是能夠被認識的？人類的心靈(mind)能夠借著分析的流程而知道自身？雖然精神分析是一種觀察的科學，但這並非意味著，在分析的流程裡必然被科學地運用，而不會流於意識型態的爭議。因此，他提醒，這些可能的主觀主義，可能使得精神分析在累積對於個案心理知識的過程裡，反而變成了研究心理的障礙。
仍有不少討論，但囿於篇幅，就不再多談，僅以如下的幾個意見做為本文的結束。關於如何使精神分析知識能夠有效化，似乎是該場討論會的某種共識，但由於著重點之不同，如：將理論加以有效化，或將分析的成果(outcome)加以有效化？或者分析的終點目標是什麼，也仍有不少歧見，亦使得要有效化什麼，變得有所困難。這些疑問，對於習慣要很快有明確答案的人而言，忍受這些複雜的不確定論述，是一件頗受挫的經驗，然而，面對人類心理的複雜內容，無法忍受這些受挫，是否我們只能看到我們原已知道的內容？
註：
1. 本文乃是評述The Psychoanalytic Method From an Epistemological Viewpoint，刊於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2002, pp.491-495。內容是報導國際精神分析學會於2001年在法國尼斯所舉行的年會的一個主題研討內容。
2. 對於這些命題，若是對精神分析較敵意者，常是以這些命題欲推翻精神分析的可能性，但對較傾向精神分析的人，則能夠從這些質疑式的命題裡，獲得更多的刺激與提醒。探討這些命題時，有人擔心是否讓那些具敵意者找到更多的疑點，但我則是選擇評述N. Kulish此篇文章，以回應D. Widlocher的看法(詳見本學會通訊2002, 05月份，頁9-11。)，認為精神分析及其取向的相關治療，不見得是以展現，它已經知道了什麼，而是更進一步地質疑，這些知識的由來。
3. 例如當我們宣稱了解個案的心聲與需求時，我們如何確定這些了解與知識，確是對方當時的需求呢？個案表現得很傷心之處，一定是個案當時心中最受苦之處？當我們詮釋後，我們又如何確定個案回應的意含呢？心理治療者若未能隨時反思與討論這些命題，則很容易使得治療陷於教條式的教學。
4. 這個命題更涉及臨床家與學院派學者之間，對於精神分析的所有權問題，所可能造成的爭議。這個現象在英國亦漸成為爭論的話題，尤其當精神分析漸與大學的研究所課程相接軌時，關於精神分析知識來源與方式的論點，就更顯得其重要性。對於台灣而言，若精神分析相關的治療型式在診療室延續下去，相對於學院派學者，以精神分析的後設心理學(meta-psychology)知識做為文化論述的方式時，亦將面臨這些問題的爭議。
5. Freud, S. (1923) Two Encyclopaedia Articles, S.E. 18, p.235。
6. 關於這兩種主義在哲學裡的意含，筆者的知識亦有限，有興趣者請參考 ‘idealism’ , 頁355-357, 與 ‘realism’頁676, in Robert Audi ed.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199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或者 ‘idealism’, 頁386-388, 與 ‘realism’頁746-748, in Ted Honderrich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1995, Oxford Univ. Press。
7. 以上這些關於乳房的論述，皆是象徵式的稱號，而非指涉具體的女性乳房，因此指涉的對象包括男女面對匱乏經驗時的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