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来，张艺谋的声名如此显赫，以至于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自以为知道点张艺谋。但事实上，今年已54岁的这个男人，每一次的变化都来得如此突兀。1993年冬，张艺谋带着巩俐等一干人马，躲到江苏吴县太湖边上的一个小岛，开拍黑帮戏《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那个申奥失败的年份，瓦解了他内心的许多东西：《活着》遭禁；爱情逝去。与巩俐合作的这最后一部戏，成为他第一次真正的失败。
之后便是一连串的意外，他拍起了都市喜剧、拍农村孩子要上学、拍乡村诗意爱情、拍老工人帮助盲女，却再也没有拍过情欲，曾经那样鼓涨、那样高亢、那样淋漓尽致的情欲。
然后是《英雄》，”大一统”主题出现，拍了20年电影、年过五旬的张艺谋，以炯然不同的太平影像出现在众人面前。今年7月10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十面埋伏》轰轰烈烈的首映式又要上演，只是这派景象，已全然不同于高梁地里男男女女的那一种轰轰烈烈。
他经历过怎样的心理发展历程？会形成哪些心理特征？这在如何推动他的电影事业？
分析一：母亲＆女主角
讲述者：张艺谋的母亲张孝友教授，西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医生。
母亲：”我1950年生了艺谋。他的生日是4月11日。艺谋出生的时间是早上７点钟。艺谋他爸叫了一个日本人的太太接的生……
“生了艺谋，我在家照顾了他一年。一年以后我考取了医科大学。他爸工资很低。我一上大学，还要用他的钱，家里头钱就比较紧张，境况也越来越不好。
“艺谋小时候很可怜，穿的是补丁衣服和我婆婆给他做的布底鞋，我都不记得我给过他零花钱，能吃上饭就行了。
“艺谋６岁上的幼儿园，每天我送他去，有时候他不想去，我就背上他，哄着他。他自己现在都能记得。
“后来家境越来越不行。他爸爸的工资不高，才六十几块。我毕业以后拿的工资也才五十九块五，拿了好多年。1954年我生了老二，1957年我又生了老三。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艺谋姑姑的女儿，比他大一两岁。在小学阶段，艺谋受这个表姐的影响比较大。他表姐很爱画画，艺谋就跟着学。表姐画美女，艺谋画武士，另外他还刻画，刻了好多武士，各式各样的。”文革”期间，艺谋已经学彩色画了，拿毛笔来画，画梅花，画人头像。这小家伙在我们这儿还很有名，”文革”开始以后，艺谋画了十幅毛主席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人头像，是很大的十幅画，摆在院子里，他还画了一幅贴到门上。”
[心理分析]
人在出生后，首先要与抚养人建立情感上的联系，第一抚养人一般是母亲。出生两年内，与母亲所建立的情感联系，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发育。如果在孩子饿了的时候，只要孩子一哭，母亲就过来喂奶，还会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拍着孩子，口里哼着说着。母亲对孩子的这般呵护，如果能保持始终一贯的话，孩子就会觉得自己是可爱的，只要会哭，就可以解决自己遇到的所有困难和问题，会对自己有信心，并建立起对他人的基本信任，心理上可以获得安全感。
张艺谋的母亲生下艺谋后，在家照顾了他一年，一年以后，母亲考取了医科大学。在母亲上学期间，艺谋由谁来照顾？可以设想，母亲在读书期间，肯定很少有精力照顾好艺谋。而且在艺谋三岁时，母亲生下了二弟；六岁时，母亲又生下了三弟。
由此可以设想，艺谋在幼年，就留下了一定程度的心理阴影，会使他产生被遗弃感，生活缺少安全感，会对来自母亲的爱由衷地想要攫取。这种心理，可能就会注定在后来的生活中，他会一直比较依恋母亲，或者在长大离开家、离开母亲之后，仍然需要一个母亲般的女人呵护他。
这样的心情可以反映在他在挑选女主角的时候，总是要挑选最有中国女人味的女演员，而且，只有与这样的女演员一起工作的时候，张艺谋才有比较高的生活热情和创作热情。所以才有人总结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秋菊打官司》四部影片中共同的女主角是女神形象既是作者心中的女神（母亲），又是作者意念中东方中国的女神。而在《我的父亲母亲》中，张艺谋虽然是在写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母亲的眷恋。
至于他所受表姐的影响，则是在缺乏母爱的情况下，他内化了表姐的画画爱好。这对于他后来从事摄影奠定了一定的感情基础。
[张艺谋自述]
“我自己的生活阅历中，我母亲占的比重很大，我父亲因为历史问题，他就一直很内向，而且根本不在外面走动，成天就是在家里面，很内向，所有对外的外交全是我妈，我妈又是一个大夫，可以找很多病人，有这样的便利条件，所以我印象中我们家碰到大小事，都是我妈领着我去走后门……我小的时候不敢跟我爸说话，见了我爸也比较紧张，什么事都跟我妈说，所以妈妈就跟我们关系很好……九十年代我都四十多岁了，跟我爸还是那样子，可见母亲在我心目中的形像一直是一种很重要的情感因素。每次我一回到西安，第一个晚上，一定跟我妈聊到半夜三点，现在也是这样，见第一面就一定聊到三、四点钟……我觉得中国女性是很伟大的，不仅是我自己的母亲，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母亲是很了不起的，在孩子的心中，在家庭的分量中，她面对的东西特别多，她是一个主心骨，她是我们精神上、生命的一个支柱，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这样，也许这就导致了我的电影中有这样的主人公，她对命运的挑战，不屈不挠的那种精神。”
“如果巩俐、章子怡和董洁真有某些方面比较想像的话，那可能是因为她们的某些地方符合了我的审美标准。我比较欣赏中国式或古典式的形象，而不是那种艳丽或俗称长得比较洋气的。”
分析二：父亲＆电影里的红
讲述者：母亲
母亲：”其实艺谋有点怕他爸。他从来没说过，但实际上我能看出来。艺谋拍《红高粱》的时候吸那个纸烟。肖华(张艺谋前妻)过来告诉我们，说艺谋的烟灰缸有多少多少。我一听就觉得这事可不得了。他爸以前就是吸烟的，虽然后来戒掉了，但他那个气管炎就落下病根，一直好不了。于是，他爸跟我就一块儿专程到西安去了一趟。到了他那儿一看，果不其然，有烟味儿，有烟灰缸，都在那儿放着。他爸当即给他写了张字条，让他立刻戒烟。
“艺谋吸烟我以前是知道的，也说过他几次，但是没有效果。我们专程去了西安，他爸爸又写了字条，表明了态度，他就把烟给戒掉了。后来别人问他为啥不吸烟了，他就说：他想多拍几部片子。但我知道这是他爸爸起了作用。
“艺谋他爸是个闷脾气，艺谋自己也是，他偶尔回趟家，就跟他爸两人都在那儿坐着，你拿报纸看我也拿报纸看，各看各的，谁也不吭声……我跟他说，艺谋，他是你父亲嘛，你回来应该问问他的情况，问他身体是不是好，家里有没有什么困难，他又不需要你帮他做什么，但你要让他知道你在关心他。人年纪大了，是需要子女来温暖的。
“听了这些话，艺谋仿佛意识到了什么，连连点头。从那以后，艺谋一回家，就主动找他爸爸说话，他爸爸也就开始话多了。他爸爸那人很有意思，话匣子一旦打开了，也会有很多话说的。有时候我就在里头插话，这样家庭气氛就比以前活跃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父子俩掉过眼泪，即使是在一家人各奔东西的年月里。只有一次，艺谋他爸爸病重了，艺谋大老远地跑回来。我就对艺谋他爸爸说：谋谋回来了。你有啥事想给孩子说，你就跟他说说吧。结果他们父子俩抱头痛哭，我也跟着掉了不少眼泪。”
[心理分析]
听母亲的话，能够做一些性格上的调整，与父亲能够有一些交流。这与其说是对父亲的爱，还不如说是对母亲的爱，对母亲的遵从。
张艺谋虽然多次提到他的父亲，可是在他的描述中，很少能够看到他对父亲的深切感情。包括父亲去世的时候，他都没有赶回家。
或许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老爷的形象一直是模糊不清的，这也可以解释为在张艺谋的个人成长中，几乎没有得到父亲对他的关怀，如果说父亲对他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他从父亲那里学会了沉默。
他一直没有完成向父亲认同，可能在他的潜意识里，既恐惧父亲，又憎恨父亲，甚至可能有轼父娶母的情结。这在《菊豆》影片中可窥见一斑，少年杨天白知道兄长杨天青与母亲私通时，感到不满和羞辱，不懂事时丢石头，长大后痛打杨天青，这反映了与母亲乱伦的潜意识幻想及意识层面的道德压抑的冲突。这就应了法国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的见解：艺术是现实中难以解决的问题的象征性解决方式。在《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三部影片中，性爱话题占了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也提示，当时的张艺谋还处在俄底浦斯情结阶段，他还没有能够达到与成年女人建立平等成熟的情爱关系的心理发展水平。
另外，在影片中，张艺谋偏爱浓郁的红色，红色在心理上象征激情，特别是潜意识中被压抑的激情，同时还表达一种潜意识的愤怒、仇恨情绪。这些愤怒和仇恨，可能是指向他的父亲，在其随后的生长过程中，会转而指向权威。当然，他也知道可以在某个时刻向权威低头，求权威给自己一些帮助（如在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给文化部副部长黄镇写信，获得破格录取）。
[张艺谋自述]
“我们家是只要我妈一回来，话也多了，大家都跟她说话，家里马上就特别有气氛。我妈要不回来，就我爸在家，我们弟兄三个，我还有两个弟弟，谁都不说话，闷着，什么事也不动，全都搁那儿，就那种。我妈一回来，就这儿怎么没水了，这儿做饭了，就张罗，我妈那时候很忙，每天还要看病，回来还要做饭，张罗，还要管我们三个，所以可能就是这样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它一直延续到我父亲去世以前……一直到九十年代，在我爸去世前都是这样子，我爸在电话里跟我都不谈，就是这种习惯，好像都有一种从小养成的这种习惯，我跟我爸如果是单独谈话的时候，我爸要是真的跟我谈，我好象话也不多，一问一答式，都四十多岁了，跟我爸都是那样子。”
分析三：家庭出身、个人遭遇＆坚强不屈与逆来顺受的性格
讲述者：陈凯歌
陈凯歌：”他家父辈都是军人，二伯父解放前夕想要率部投向这边，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后杀了，可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死人倒背着潜伏的名儿；大伯父也有行踪问题，艺谋和兄弟们身上就背上了台湾关系的罪过，一张满是不实之词的纸片竟在他的档案中癌一样地受用了二十多年。
“而他本人因不知情，在遭到冤屈时就自然得不到解释。其父也因是军校毕业生而成了历史反革命。这样一个家庭在解放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其情状想是想得到的。
“文革开始后，艺谋的父亲去了陕南劳动，作医生的母亲走了六．二六道路，他自己也因下乡，照顾不成幼弟。在这期间，弟弟因病失聪，终于成了聋人。
“从一九六八年往后数，张艺谋插了三年队。
“三年间，无非春种秋耘，夏收冬藏，闲时便去修水利，几十个人住一孔窑，一干就是百十天。就在这种传了几千年的耕作活动中，他见到了为活着而劳动的农民，他也尝到了穷的滋味……
“三年之后，艺谋进了咸阳棉纺织厂。进厂也费周折，原因还是跑不出家庭的事儿。
“革委会几次议了又议，最后还是因为他会打两下子篮球，他才二回吃上官粮。
“在厂里，他把百十斤的原料袋扛进车间，让女娃们纺纱织布，剩下的事就是用手指头把四层厚的坚固呢（劳动布）唰的一声撕开，如此这般，七个春秋……
“我听说，艺谋是在当搬运工的时候弄起了业余摄影的。都知道这是个花钱的事儿，他得吃饭，他又有家，家里有的是没工资的父亲、年过八旬的祖母和两个兄弟。
“可是他偏想有一台照相机。
“后头，他卖了血，用自己的血换一台相机……”
[心理分析]
他坎坷的生活经历一定影响了他的认知观念，养成了他坚强不屈、对事业的不倦追求而在表面看来却是逆来顺受的性格。他曾对记者说过，”在大的政治背景下，人像是汪洋中的一片树叶，根本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很无奈的。中国的这类题材是最多的，因为中国人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最难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活着》这类电影我们可以拍好多部。但是很难通过。” 张艺谋知难而退，没再继续拍这类电影，他认命了。这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如此热衷在《活着》中表现宿命的观念。张艺谋在《活着》中完成了他对社会的报复和反抗。家庭出身是张艺谋不愉快的童年的社会根源。这个曾被认为是神圣的家庭出身，在张艺谋的镜头下却变成了十分滑稽的东西，宣泄了家庭出身对他的心理压抑。龙二和福贵在解放前几年的角色转换，让我们看到所谓的阶级出身原来只是一场闹剧。
[张艺谋自述]
“我实际上是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的。从小心理和性格就压抑、扭曲；即使现在，家庭问题平了反，我个人的路也走得比较顺了，但仍旧活得很累。有时也想试着松弛一下，但舒展之态几十年久违，怕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回来。因此，我由衷地欣赏和赞美那生命的舒展和辉煌，并渴望将这一感情在艺术中加以抒发。人都是这样，自己所缺少的，便满怀希望地去攫取，并对之寄托着深深的眷恋。
“很坦率地说，我一直是比较自卑的，一直是这样收缩性的做人，从小养成这样性格，在电影学院我是属于那种埋头读书的类型，什么事我都往后缩，不张扬，也紧张，自己害怕，自己总是觉得有危机感，因为年龄、家庭出生，长期养成的习惯，其实直到今天，在生活中，我从来不做太过份的事，尽量不去张扬自己，尽量把自己说圆一点，尽量不要让大家太多的看到我个人的这些方面，我一直必须低调……但是就很奇怪，我也不知道，我在电影的表现上，尤其在电影形式的表演上，极尽之能事，尽量把这个形势渲染得很极端，我喜欢在电影的表现形式上走极端，别人分析我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我想可能是这样子。”
综述：《英雄》之后，张艺谋开始做自己
发展心理学的观点认为，一个人的心理现状是他既往个人经历的缩影；他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包括他的性格特点、处世心态以及所取得的成绩，都可以在他的个人生活经历中找到一些线索和依据。如果一个人在幼年心理发展阶段遇到某些阻碍，使他当时没能完成该阶段心理发展历程，那么在此后的很多年里，他都会有意无意地做各种尝试，试图完成那些当初未完成的心理过程。
人就是这样成长着，生活着，工作着，在不断的自我成长和完善中度过一生。
应该说，张艺谋通过拍摄母亲、父亲等形象的影片，基本完成了他幼年未完成的心理发展历程。在过去的许多年中，可以说他一直在反抗着各种的权威，尽管有时是以获得国外权威认同的方式，来反抗国内的传统和权威。
近年来，他学会了娱客、做商业片，而他这两年所拍摄的《英雄》、《十面埋伏》，则标志着他的心理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张艺谋开始要做他自己了，不再相信权威。如果有权威存在的话，应该说，每个人自己就是权威。
但是，由于张艺谋的心理发展还需要有一段过程，他要成为《英雄》，还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他将受制于他原有性格的影响，可能还一时找不到做英雄的感觉。
TIPS：语录：关于天才
“我并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天才的因素。我在我们同代人身上还没有真正发现什么人是天才：他的创造性远远领先于我们，让我们所有的人震惊和折服，带动了一个时代。”
“我从来不会认为自己有多了不起，也从来不会因为某部电影达不到要求而认为自己从此以后就走下坡路，从此以后就江郎才尽。”
“我不愿做悬于天际的恒星，而宁愿像流星那样，虽转瞬即逝，却放射出它全部灼目的光芒。”
TIPS：语录：关于宿命
“1978年我入学的时候，我确实还不懂电影是什么东西，没有打算以电影为职业。我们那时候入学也很简单，就是为了找出路。我能进入这个学校，得到免费教育，包分配，我上了大学，是大学生，地位好像不一样，所以说我自己上大学来读书，是为了谋出路。要是体院收我，那我就进体院。
“因为《活着》，我受到很多指责，很多人的眼睛都盯着我，有些人不怀好意，鸡蛋里挑骨头。而我又不是一个能勇敢地站起来跟别人斗争的人。我们这个国家很大，事情很多，也不是你一个人斗争得过来的。惹不起总躲得起吧，我只能采取躲的态度。
“我在1971年的时候，分配到陕西省陕棉八厂当工人，我们八百多新工，当时张榜公布我们的工种，工种的公布栏写我的名字，居然把我的名字写成了张银幕。我去查我的工种，分到哪个车间，后来一看前纺车间有一个张银幕，我猜可能是我，但是我不敢肯定，后来我就去问，人家说这个就是你，那就是口误加笔误，就是一个人念一个人写，大概不是他听错，就是另一个人发音不准，张银幕后来弄得大伙都笑，说你看看，人家家里也不是放电影的，你给人家写什么张银幕？这就是1971年9月的事情，你看巧合吧？我现在和银幕结下不解之缘，我觉得这个细节是很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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