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和同事：
首先我想说，来到中国参加这次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是一种非凡的经历。我想对我们的东道主们表示感谢，感谢荷永和高岚，感谢华南师范大学的领导，感谢学生们的辛勤工作，感谢你们热情周到的款待。你们所做的一切都超出了我的想像。我还要感谢默瑞·斯丹和约瑟夫·凯布雷对这次会议的贡献。同时，我还要感谢帮助我们大家互相沟通和交流的翻译们。
这次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是建立在1998年的会议以及1994年国际分析心理学会首次访问中国的基础之上的。为所有的人来做大会的总结似乎是不太可能的，毫无疑问，你们每个人都会有你们自己逐渐形成的总结，或者，借用我们大会的术语，涌现的总结。但是，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次会议的一些感受。
一开始，未来中国之前，我感觉自己处于某种情感状态之中。这是我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我感到既兴奋又担心。担心什么呢？当时我只能说是对“未知”的忧虑。或许现在我可以对此作另一番解释。我并不认为我对自己的“东方的我”很了解——所以我到这里来了。由于我的亢奋状态一直持续，我打电话给我在伦敦的朋友，她是一位神经生物学方面的专家，但她说她并不认为人脑可以同时产生大量的兴奋感和恐惧感。她的话让我略微安稳了片刻，后来，我决定去求问《易经》。
曾有人告诉我，当“自我”的能量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去问《易经》，而我的自我能量已近乎殆尽了。于是，我向《易经》询问来参加这次会议和讲学的意义。我得到了是第20卦，《观》。卫礼贤的书中是这样说：
“观”在重音上的轻微变化使得这一卦名有着双重的意义：去观望和作为榜样被观仰。事实上，《观》也可被视为古代中国的一种典型塔式建筑。
站在这样的高塔上，可以获得广阔的视野；同时，如果这塔位在高山，那么它也就会成为一种标志，即使在离很远的地方都可以被看到。因此，《观》卦象征一个既“观”天道，又“观”民道的君王，通过睿智的管理，为普罗大众树立一个高尚的模范。
《观》卦时在八月（阳历的9-10月间），白昼的能量逐渐隐退，而黑夜的能量将再次增长。
既然参加了这次会议，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也就肩负起了一种责任，一种整合东西方文化的责任，这种整合不仅表现为荣格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的外在平台，而且也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或许都在发挥着引领者的作用。
《易经》杂卦传中说：“临观之义，或与或求。”
显然，这次会议本身就呈现了给与和接受。我感到自己就收获良多。拥有了《观》卦之后，我就启程去了洛杉矶机场，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经历。
我搭乘下午5：30的飞机去旧金山。飞机准点，我也一路顺利地办理了登机手续。在安检口看到有20个保安人员着实让我感到不快。我早到了一个多小时。候机厅里到处都是在忙着打手机电话的人——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思考，或专注或阅读的环境。就算在洗手间里我也难逃一个打电话抱怨电话帐单的女人的大声轰炸：她声称她并没有打帐单所显示的那些电话。她就在我旁边的厕格里用手机打电话，即使在洗手间里，我也不能独处而不受打扰。我当时正在读戴安娜·阿克曼（Diane Ackerman）的《深度游戏》（Deep Play）, 这是一本关于人们朝圣需要的书。于是我希望着我可以在移动电话覆没其神圣性之前抵达中国。
我按时到达，参与了会前的工作坊。伊娃·帕蒂斯和哈利特·弗里德曼（Harriet Friedman）讲授沙盘游戏治疗，乔诺·博斯顿（Joanne Wieland-Burston）讲授积极想象。我则给学生们讲授“自我-自性轴”——讲述它们是怎样被分裂开的，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怎样被重整；以及荣格关于情结的理论。但即使在讲完课后，我还是有那样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似乎还未到达中国。
接着第二天我有一个重要的经历。乔·凯布雷和我去参观广州的一个道观，申教授的学生凯瑟琳与我们同行充当向导。我们到达时道观还没开门，于是我们边等边聊。我和乔聊起在50年代的美国成长的经历。当时的我们并没有完整的历史感，我们会以为美国一直都是存在的，并不能感到她仅仅是一个只有200年历史的年轻国家。那时候的我们也十分不了解亚洲。我问凯瑟琳她长大的城市有多久的历史，她回答说有2500年。我们听了后一阵静默。过了一会儿，我问凯瑟琳来自一个有2500年历史的故乡城市是什么感觉，她颇有感触的回答说：“自豪”。在这一刻，我感到我就在中国了。
周三晚上，会议正式开始了。我们受邀参加一个盛宴：既有详细准备的研究报告，也有生动的即席发言，当然还有丰盛的中国美食（我品尝了鳝鱼和炸鲜奶，都非常值得推荐。）我们还收到一些重要人物的欢迎贺词。我认为有华南师范大学这样外在环境的支持，对荣格心理学在中国的起步是非常重要的。
默瑞·斯丹做了大会的主题演讲：“中国思想对荣格心理学的影响”。他陈述到，“很多思想流派都汇入了荣格心理学理论这条主流”；他还提及精神病学、哲学、人类学、炼金术以及非西方的思想。默瑞的报告还详细地呈现了卫礼贤和荣格之间的感人关系。接着，申荷永通过他自己的梦，叙述了他对荣格的长期探索，犹如奥德赛般的动人故事。很显然，荣格对这个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也心心相映。对于荷永，我有着我自己的感受和体验。会前培训的时候，我们并肩而坐，荷永也帮着我翻译。我对这次会议的最生动的印象之一，就是看到荷永和他的夫人共同努力，使得这次会议如此丰富笃实。
午饭过后，乔·凯布雷发表了他生动全面的关于“共时性和现代科学”的研究报告。他向我们呈现了情结理论和荣格关于共时性理论之间的联系，而且还向我们生动地描述了“心灵的涌现性”概念。我注意到，默瑞认为自性化在于有勇气去改变，乔则描述了改变是如何发生于混沌的边缘，而这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
第一天的最后一个报告，是曹础基的“悟道者的心态”。他列举的心态包括无忧无虑,自然而然，淡薄名利，宽厚和慈悲等。在听他报告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从我所认为的西方荣格学者心态出发的一种差异。比如，我并不认为阴影和无意识是“无忧无虑”（carefree）的。
当天晚上，我们有些人做了禅修体验。周五一天有三个演讲。首先是马雪丽的《易经与身心合一》。马雪丽和荣格心理学的接触，帮助她整合了自己的中国根，此番经历让我十分感动。帮助一个人整合断裂的祖先根源是荣格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接着下来是莫飞智关于“易经和中医”的相当复杂的报告。不无遗憾的是，当时的我正由于“水土不服”，受困于来自西方的消化问题，而不得不呆在房间里，所以不能对他的演讲做出评论。但我回家后会去看中医的。
星期五的第三个报告是贝莉·扎布里斯基的“意象：心灵的飞翔”。她向我们讲述了保利（W. Pauli）和荣格之间的通信，以及保利的梦。其中有关一位站出来的中国女人的梦尤其美丽，但贝莉·扎布里斯基认为保利并没有能够从中获得整合。在她看来，若是保利能够整合此梦的意义的话，那么在其晚年将会有更多的适应性。当贝莉·扎布里斯基演说的时候，使我想到，荣格的这些书信是何等的重要——写给卫礼贤的信，写给保利的信——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从中受益。于是我顿生这样一种想法，等会议结束之后，我们这些会议参与者之间的通讯又会如何呢？我们现在可都是用的电子邮件。
荣格心理学会议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容器。我们大家相聚一起，分享我们自性化旅程中的收获。我们彼此都需要对方，因为心灵本身是广阔无垠的。我们突破孤独的探索，带着我们各自的发现来这会议中交流和分享。
星期五的下午，我们参观了美丽的寺庙，享用了丰盛的晚餐来予以庆祝。星期六仍然有两场大会报告，首先是栾栋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演说。这是一个论述水为中国文化原色的充满诗意的报告，水的意像总是给人无限的遐想。当时我想到了美国的黑尔曼（Jim Hillman），栾栋和他一样，从一个单一的意象中，引发出了如此丰富的内容。
大会的最后，是乔·帕斯卡关于“像与不象：意象的本质”的报告。乔说他的报告意在引起争论。他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熟悉先于陌生”，让我想起了茹丝·斯特劳斯（Ruth Strauss）的一篇论文，她认为整合先于分裂。
在整个会议的过程中，我注意到我们都安于荣格心理学和东方思想的共同点。我想，下一次的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是否可以更多地侧重于两者的差异。
我想在这里分享我的两点感受。不过这正如我在治疗室里提供解释一样：“这只是我的想法而已，接受与否是你的自由。”
1） 在中国，正经历着快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我希望其对于来自西方的东西（包括荣格）能够进行整合，而不是被同化。
2） 在美国，我们曾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被误用的荣格，这当然是来自我的观点，而我希望这种现象不要发生在中国。有些荣格的学生，以荣格而自居，就像是他们拥有荣格一样。这样拥有的形式之一，就是这些学生宣称他们是“真正的”或“真实的”荣格学派。我有这样一种印象，甚至有人宁愿生活在荣格的，而不是他自己的心理世界中。我想，荣格的主张总是要拥有我们自己的本性，借用我们这次会议的标志来说，拥有自己的精神和自己的心。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荣格。荣格的一生是如此独特，以至于现在还引起我们东方和西方人们的共同关注。
我想引用中国艺术家余承尧先生的诗句来作为结束。
创作凭诚意，
真情自启通，
空灵千古论，
具象一家风。
谢谢你荷永，谢谢你主办了这次会议。
乔安·考恩（Joan Cullert-Koehn）：荣格心理分析家，美国洛杉矶荣格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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