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兹·那扎鲁斯(Richard S .Lazarus)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加利福尼亚，美国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重起认知与情绪的争端，而只是想阐明其历史背景和我的情绪理论。在我的分析中我将尽量保持冷静而不偏袒。
长期以来，认知在情绪中的作用一直是心理学的热门话题和论战的焦点。相比较而言，对于一个涵盖同样背景的问题——认知在动机中的作用的重视程度则少了几分。这是1974年由伯纳德·温勒(Bernard Weiner)编纂的一本早期著作的主题。这本著作是在一次会议的基础之上编纂的。在这次会议上，许多认知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论文，其中也包括我在内。泰特洛克和莱维(Tetlock&Levi)在1982年也提出了相似的两个观点，并对已有的结论提出质疑：它们是否能真正的反映这些心理机能（认知，情绪和动机）之间的关系？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谈到认知，情绪和动机这三个心理学概念的关系时，必然包含了三者独立的特征。这种独立性或多或少地带有科学分析的成分，而在本质上并不一定真实地存在。因而，在我关于情绪与适应的专著中，我提出了一种认知的，动机的和联系的理论，并强调没有个体对于互动的人与环境的关系的理解和特定的期望，情绪就不可能发生。为了公正地评判这个在本质上是适应问题的宽泛的论战,辩论必须尽可能地拓宽并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石。
辩 论 的 远 源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于这三种心理机能的思考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传统的一部分。早在1974年，波勒斯（Bolles）就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一直以来，心理学都强调认知对于情绪和动机的调节作用。举例来说，他写道：
“起初，在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前（标志是20世纪40年代在大学课程中心理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认知派的观点处于上风。早期的哲学家，文人和富有创见的其他一些人都强调人的理性，主张用观念，知觉和其他认知活动来解释人的行为。心理学家受到科学主义的冲击。思想被认为仅仅是在大脑中发生的一种生理过程；知觉仅仅是某种神经冲动的结果；人被推论为S——R联结的集合；行为由一个只包含S——R单位的庞大的模式体系来解释。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简单的体系，但是不久之后人们就发现：即便是对于动物行为的解释，这个体系也还远远不够。”
实际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美国的经院心理学家就开始背离激进的行为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翻开认知主义的漫长的历史画卷，可以发现行为主义是在认识论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次历史性的偏离。这次偏离发生在一场没有硝烟的“认知革命”中。在此过程中，心理学在其独立几十年以后又试图回归其早期的认知主义传统。
在谈到行为主义这段历史时，我们往往容易忘记这次运动主要发生在学术领域而不是应用
领域，而且即使是在学院中也决不普遍。我们也容易忽视一大批杰出的认知学家的重要影响。其中许多人同时又可被称为现象学家，如勒温，默里和托尔曼，以及后来的阿斯其(Asch)，哈洛，海德尔(Heider)，苛勒，麦克莱伦，墨菲，罗特(Rotter)和怀特。我们还应该提到弗洛伊德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精神分析学者，尤其是自我心理学家，正是他们给予了心理的执行者——认知以足够的重视。上述理论家中的一部分人，比如哈洛，麦克莱伦和怀特，把认知驱力加入了简单驱力的概念之中，并在后来证明目标包括指引的（或者说是认知的）和体力的两个基础部分。波勒斯把托尔曼（与机械行为主义者对科学的过分简单化格格不入的另类）看作是人类动机和价值期望方法的早期创始人。这种方法在目前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动机理论中占着统治地位，并确定了现代所有的认知行为模式的基本框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的“新视角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人们更多地从认知的和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待知觉，强调它在个性差异，动机和自我防御机制等人类知觉客观世界的方法中的重要作用。
包括斯卡克特勒(Schachter)和曼德勒(Mandler)在内的其他一些理论家则试图保留行为主义者的驱力概念，与此同时对于认知在情绪中的作用比以往给予了更多的重视。近年来的时代思潮倾向于抛弃近似于生理紧张或唤起的驱力概念，而给予由思想引导和构成的目标概念更多的关注。我认为这些二因素理论已经向着鲜明的，肯定的认知主义方向迈出了谨慎的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心理学把对认知的重视看作是现代才有的观点，而实际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认知主义者。包括写过大量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托马斯.阿奎兰斯(Thomas Aquinas)在内的中世纪天主教会的哲学家也强调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认知中介”。然而，教会致力于帮助人们进行道德选择，在它们看来，动物本能应该从属于理性并受控于意志力量。
认知——情绪和认知——动机的争论起源于古希腊对欲望，理性和勇气的划分。这种划分旨在强调他们本身以及不可避免的相互冲突。这种关于区分和冲突的思想使得现代哲学和心理学有必要去弄明白我们现在所说的认知，动机和情绪这三种心理机能之间的关系。柏拉图是第一个将灵魂（或者说是心理）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或功能的人。从那以后，三分法一直统治着整个心理学界。柏拉图认为，每种心理机能就好像一个小矮人，指引着人们在行为和情感上的选择。理性是最高级的心理机能，作为道德力量的代表规范着破坏性的动物性的勇气。
我发现在这些冲突中，在古代作家的论述中，在中世纪教会关于理性对于勇气的控制作用的论述中，暗含有“应付”这个情绪过程的概念。鉴于篇幅，我就不在这里对应付机制进行讨论了。用一句话足以说明：它是情绪的一种整合特性，它及其所依赖的思想贯穿情绪过程的所有阶段并以认知和动机为基础。在大多数的情绪理论中，应付机制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然而，亚里士多德对于心理机能的划分带来的不仅仅是冲突。在他看来，情绪和行为受理性的制约。在《修辞学》一书中，他写道：“愤怒可以看作是我们或我们的朋友受到不公正的轻慢所导致的情感伤害或者报复的愿望或冲动。”实际上，他认为愤怒是由认知产生的特定的思想的结果，它反过来又激发攻击性行为。
在基督教学者之前，罗马学者已经吸收并扩展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观点。在他们当中，西涅克(Seneca)是最杰出的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的认知——情绪的争论中，汉斯.托克(Hans Toch)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向广大读者详细的评述了西涅克关于愤怒和暴力的观点。在对暴力及其控制的长期关注的基础上，作为认知——情绪之辩的一个部分，托克写了一篇关于西涅克的“走近愤怒”的短小精干的文章，将认知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西涅克看来，导致暴力的因素是被知觉到的创伤，伤害或者侮辱。（我则会用“评鉴”这个词，他比冷冰冰的知觉更有评价意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尽管理性必须控制情绪，但同时情绪的产生也要依靠理性。像亚里士多德一样，西涅克也吸收了动机的概念，认为愤怒的目的常常是对伤害的报复。不过，他区分了报复伤害的愿望与虐待狂的攻击性行为。具有虐待狂倾向的残忍的人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西涅克认为，愤怒和暴力的行为倾向是由脆弱的自尊所导致的，它使人们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在这个方面，西涅克先于现代人关注了以个性为中心的个体差异。（尽管他们更多的是针对攻击性行为而不是愤怒，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关于自尊作用的不同的观点，鲍麦斯特(Baumeister)，斯马特(Smart)和波登(Boden)，1996）
西涅克也注意到了抑制愤怒导致的报复冲动的努力，并把它看作是控制导致愤怒的暴力行为的失控情感的最有效的方法。托克写道：西涅克提出的防范愤怒和暴力倾向的干预机制，可以被看作是现代的“认知重构”概念的变形。它们包含说服有暴力倾向的个体放弃攻击性行为的努力和使他们超越愤怒的攻击性行为中的愈钝而保持清醒的机制。
不能从这一小段历史中就简单地得出结论，认为对于动机和情绪的认知主义的方法只存在于古代的思想家和中世纪教会的著作中，或者认为认知中介模式的统治地位在19世纪就已经没落。举例来说，在我199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引用了19世纪末期伦敦大学的一位哲学家——罗伯逊的引喻似的论证，他展示了认知模式持久不衰的声望。请留意下面的引文中动机和情绪概念的使用和对于个体差异与心理唤起的重视：
“四个年岁相仿，气质相近的人正乘坐同一辆车出行。在某一个歇息处他们被告知有一个人刚刚死于意外。其中一人没什么反应。第二个人虽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第三个无论是表情还是心里都很悲伤。第四个人被悲痛所包围，又掉眼泪又抽泣，还夹杂着嚎叫。为什么这四个人的反应会有如此大的区别呢？在一个方面他们是相同的：他们都听到了一个消息。第一个人是外国人，他并不明白消息的内容。第二个人从来没有遇见过那个病人，因此不可能对他产生特殊的看法。第三个人经常在社交和商业场合遇到那个病人并对他相当尊敬。而第四个人是死者的弟弟，与死者有着与生俱来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情绪的产生首先需要一定程度的了解;外国人没有产生任何的情感是因为他没有任何观念或者说信仰。我们进一步探究可以看出情绪的产生的第二个条件是要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因为陌生人对发生的事情不会有兴趣。情绪好比是从井里流出的水，数量越大力量越大；兄弟的情感胜过朋友的情感。很明显，情绪的产生的第三个条件是受影响的个体必须处在一个容易被打动或激动的状态之下。第四个条件表现在面部表情的悲伤和身体语言表现出的焦虑。四个条件都具备，情绪就随之产生。”
20世纪80年代辩论的主要论题
现代认知和情绪的争论发端于扎杰恩克(Zajonc)在1980年获得美国心理学会授予的杰出科学贡献奖时发表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的一篇关于情感和思维的文章。文章中包含了大量的关于爱好，态度，印象形成和决策的实验结果，把情感处理的特殊情况看作是后认知主义，并坚决认为情感判断可能完全独立于各种知觉和认知过程并先于它们发生，而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以知觉和认知过程为基础。
扎杰恩克的论文摘要主要阐述了两个问题。首先，情绪（扎杰恩克称为情感）在一定程度上能独立于思维；其次，情绪可以先于思维而发生。在扎杰恩克的文章发表之后的六年里，陆续有一系列优秀的评论和文章发表出来，其中包括我1982年发表的一篇辩驳的文章。它们的优秀在于其活力，睿智，变化和数量。扎杰恩克触动了一根神经，重新揭开了在许多心理学家心中蛰伏多时尚未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在这次争论中出版的作品按时间排列如下：扎杰恩克（1980），巴阿斯（Baars,1981），斯奈福（Slife,1981），那扎鲁斯（1982），扎杰恩克（1984），那扎鲁斯（1984），艾利斯（Ellis,1985），克莱琳娜和克莱琳娜（Kleinginna & Kleinginna,1985），斯切夫（Scheff,1985），莱文塞尔和斯切尔（Leventhal & Scherer,1987）。尽管表面上看来并不是由这次争论引起的，这个名单还应包括理道克斯(Ledoux)在1986年发表的一篇关于认知和情绪的神经生理学的文章和我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1986年比尔里森和齐迈尔斯(Bearison&Zimiles)编纂的从发展的角度来阐述认知和情绪的关系的著作也应该算在名单之内。
与逐个讨论每篇文章或评论中的观点相比，最好的方法是将对争论的主旨的讨论集中在我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上。首先我将阐述关于首因问题的最重要的观点或反对的观点，然后讨论情绪和认知的界定问题。最后将会讨论形而上学理论在早期观点的论述中的作用。
情绪和认知谁为首因
尘埃落定后我发现有些问题在论述方面存在许多错误，比如首因问题。于是，1991年在一篇以我获得美国心理学会授予的杰出科学贡献奖的论文为基础的文章中，我试着去澄清一些被错误论述和被误解的观点。
举例来说，在1984年和扎杰恩克的交流中，我们两人都自作聪明地想当然地把自己的文章命名为《情感首因》和《认知首因》。正如有人所说，这真是太聪明了，不过这仅仅是话的一半。许多读者被这种说法误导了，以为首因指的是认知和情绪的相对重要性或者是指谁先发生。从我下面的论述中你可以看出，我的意思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谁为第一这个问题是一个认识论上的错误。
我竭力想消除这个关于首因问题的疑惑，否认情绪或认知比对方更重要，也否认动机没有其他两种心理机能重要。我在论文中强调没有认知和动机的参与，情绪就不可能发生。情绪总是对意义的反应，而不管这个意义是怎样得来的。意义包含与个体目标的相互作用。在从个体与环境的关系中生发意义的过程中，个体的动机扮演了一个基础的角色，因为没有目标的诱导，情绪不会发生。我同时还指出尽管思维可以在没有显著的情绪的状态下发生，但反过来的情况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情绪从来不可能与意义完全脱离。
这是否就意味着在认知——情绪关系中认知总是第一个出现呢？并不尽然。片面的理解这个问题是形而上学的做法。1978年班杜拉提出的交互决定论原则提供了关于情绪和适应的一个系统的理论构架。同理，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发生是一个连续的流程。由于个体可以从这个流程的任何一个环节切入，所以任何反应同时又可能是一个刺激，只不过不是同时发生而已。斯切夫在扎杰恩克文章后发表的一篇评论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从瑞查纳克(Rychlak)的关于目的论的论文中可以看出斯奈福也接受了这个观点。
换句话说，情绪是对意义的反应，同时它又发生在下一个思维之前，反过来，这个思维又是对已经产生的情绪和个体自身以及其他人对情绪的知觉的一个反应。举例来说，当我们对自己所作的事感到羞愧时，我们可能会尝试去否认我们应受责备的理由，然后我们就会体验到防卫性的愤怒而不再是羞愧。在任何的情结和连续的交互作用中，在认知，动机和情绪的连续的流程中，一种情绪可以出现在它的后继认知和情绪之前。但是这个情绪本身也包含了在之前引发它的思维和目的。为了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应该使用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态画卷而不是静态图片，因为静态图片只能反映出对于一个给定刺激所做出的一个反应。
我过去和现在都坚持认为：不管这种情绪会导致什么样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情绪总是包含有一定程度的作为评价过程（在操作定以上包括意义）的组成部分的认知。情绪还包含动机。认知和动机通过与情绪的交互作用产生个体的目标，而认知和动机同时又是情绪本身的结果，包含在由个体与环境关系中的情绪因素引发的认为合适的目标和意图中。问题不在于时间上的先后，而在于以动机为基础并对个体产生意义的认知评价在情绪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专注于时间顺序就会忘记这个观点：认知（和动机）总是情绪的必备特征，情绪的任何变化都是新的评价的结果，并很可能是由接下来的事件或者是防卫性的重新评价所诱发的。我认为最好的观点是：所有者三种心理机能总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这也预示了我将用来结束这篇文章的论题：独立性和依存性。
因为坚持认知是情绪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后来又加进了动机），我已经受到了批评。事实上，这已经是最谨小慎微的态度了。但有些心理学家认为这削弱了我的方法的可信性，因为他们想把情绪的产生机制简单地还原为神经生理过程而排除认知的中介作用。为什么说我在走极端？请我的朋友们回答我。如果有充足的好的理由让我接受没有认知成分的情绪发生机制，我会赞同这些心理学家的。比如说，它可以说明婴儿在没有学习机会的情况下就可以理解诸如母亲的声音，表情和姿态所传达的赞同或反对等许多刺激中所包含的意义。虽然将情绪的产生机制分为遗传和学习两部分是比较危险的，我还是可以接受在特定情况下情绪发生的选择机制的观点，尤其是评价的作用没有与这个机制混为一谈的情况下。然而，我还是坚持认为：在大多数的成人的愤怒情绪中认知意义是必要元素，评价理论（认知中介理论的一种形式）基本上是正确的，并足以对成人的绝大多数情绪做出正确的解释。它或许会变得更加重要。
退一步说，即便他们是正确的，下面的情况仍然是事实：在大多数的情绪发生过程中，都包含着认知评价的产物——象征和意义。所以我的分析能很好地符合情绪过程的大多数情况，而且它可以避开对大脑的讨论而自圆其说。我们并不需要考虑生理（神经的）原因以搭建与生理学的桥梁，因为心理学应该通过其自身固有的分析方法去寻找原因。
界定问题
讨论的问题中有一个是关于认知和情绪的含义的问题。1985年，普拉切克指出：认知和情绪的关系就好比是鸡和蛋的关系。无论是扎杰恩克还是我都没有对这两个长期以来就含糊不清的概念做出明确的定义。莱文塞尔和斯切尔在1987年甚至认为这个争论并不是对实质的探讨，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做文字游戏。
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些心理学家都认为扎杰恩克的模糊的情绪定义过于宽泛，因为爱好和态度并不一定会受到情绪的影响。扎杰恩克所说的“美学”意义上的情绪反应只不过是对爱好的另外一种描述，他更象是定名而不是情绪。另外有一些心理学家（如克莱琳娜和克莱琳娜）认为我的认知概念也过于宽泛，模糊，特别是我的认知概念包括了自主识别机制。后来，我把认知界定为习得判断以克服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我和其他一些心理学家（如巴阿斯，克莱琳娜和克莱琳娜）一样，认为扎杰恩克的认知定义过于狭隘。扎杰恩克不明确而又一贯地把认知定义为审慎的，连续的信息加工和意识。即便是在最近（1995年）有扎杰恩克，墨菲和马拉曼（Monahan）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无意识情感的有趣的心理生理学实验中，我认为扎杰恩克仍然隐讳地把认知和情感作比较并把认知和意识相提并论。
我也必须指出，在三种心理机能之间，情绪与其他两种心理机能——认知和动机之间真实地存在着差异。没有动机的思想不能成为情绪，没有思想的动机仅仅是没有认知指引方向的驱力或本能。然而，三种心理机能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平行的，因为情绪是其他两种心理机能的混合物。目前情绪是否包含任何和动机的特殊概念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形而上理论：认知与情绪能分离吗？
构造主义心理学家关于心理的本质的形而上观点强调认知，动机和情绪的独立性。这种观点带有强烈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色彩并生发出争论中的其它许多问题。尽管它在争论的早期就已经出现，我还是把它放在最后来讨论，因为我希望自己的主要观点能比较明晰并提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在我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我发现研究成果很少能改变我们思考理论的和形而上理论问题的方式。大量的理论和形而上理论的研究者发现：他们的研究几乎不能解决这类问题，甚至不能完美地或者很好的地证明他们的研究假设。
大量的关于认知——情绪关系的观点都认为认知和情绪在本质上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斯
切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斯切夫认为刺激和反应都既可能是原因又可能是结果。为了强调他这个控制论的，非线性的观点，他引用了约翰.德维(John Dewey)关于反射弧的精彩论述作为其认识论的基础。在最近召开的一次有关认知和情绪的会议上，几个在以前的争论中没有发表过看法的心理学家也提出了与认知和情绪紧密结合相类似的观点。举例来说，1986年杰诺姆·布鲁纳在他的题为《驼峰和胖子能混为一谈吗？》的文章的第二部分强烈反对将心理划分为认知，动机和情绪三个部分，认为这种做法割裂了这些心理机能之间内在的统一性。我的同事（苛勒和福尔克曼(Folkman)）和我在《修理无法修复的东西》一文中用了同样的结肠的比喻，目的是为了表达类似的观点：认知，情绪和动机是交互作用的。
朱迪.邓恩(Judy Dunn)强调情绪和动机在孩子的相互影响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之相似，布鲁纳认为个体体验和内化外部世界的每一种方式都要受到情绪的影响，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神经生理过程。布鲁纳写道：“问题不在于情绪（或态度）是否会影响知觉的选择性和它在思维中的精心运作，而在于哪种态度应该采取。个体在面对外部世界时总要采取一定的态度。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态度转换机制，专门负责适当态度的选择。为了省事儿，我打算给予这个转换机制一个简单而又有争议的名字——自我。儿童并不是简单的从句法本身去掌握句法，也不像极少数学者和辞典编纂者那样简单地通过智力活动来获取意义。他们通过解决外部世界的问题来获取得这些技能，包括请求，象征，交往，抗议，主张，控制等。”稍后布鲁纳又在文中指出：“实际上，当儿童开始使用语言并介入其所处的文化时，情感因素就同知识紧密结合，并通过学校教育，科学和书面语言获得一系列相关的新的概念，并应用这些概念依据经典（而非自然）规则进行理性思维。”
下面我将引用布鲁纳关于与环境的协调的另一个论述，部分是因为我在1991年发表的文章中曾经提出类似但不如他的观点那么完善的观点，还因为它清楚地论述了心理和行为的关系，而这个问题目前仍被相当多的心理学家所忽视。他说：“我认为自我的独立有赖于在协调文化规范和个体自身需要的基础上对于问题解决的可能性的把握——通过言语和行动来达成问题的解决。其中，用言语解决问题是个体同文化和环境的适应能力的核心要素。”
布鲁纳的认知，动机和情绪总是相互交错的观点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才能成立。布鲁纳和邓恩都提到了适应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儿童和成人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存在重要的利害关系。正是与情境的关系引发了布鲁纳所说的“态度”。但是态度（类似于扎杰恩克的爱好）并不是在每一种情境中都很活跃。也就是说，它很可能只是一种意向而并不表现出来，它并不一定都得表现为强烈的外显情绪。尽管情绪总是包含着认知活动，但不一样的是，即便是有明确目标的认知活动也并不总是伴随有情绪状态。在很多无关紧要的情况下，认知可以很冷静或冷漠，而不是热情或热切。而且，热切和冷漠只是相对的概念，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什么对我们根本不重要，什么对我们至关重要。
就在由比尔里森和齐道尔斯编纂的这一部书中，桑托斯特法罗(Santostefano)提出了与布鲁纳相似的关于认知和情绪互倚性的观点，认为这种互倚性不仅仅是交互作用。他写道：“在把认知和情绪看成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系统的情况下，研究者常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在认知和情绪的交互作用中，究竟是认知还是情绪更为重要。与之相关，伊扎德提出了一种模式，认为认知激发情绪，这种模式倾向于认为理性是好的，有益的，而情绪是坏的，有害的。因此，他认为理性思维控制情绪并充当其代言人。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认知和情绪合而为一，则关于认知和情绪的相对重要性的争论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而自动消除。”
最后，在这一本回顾对于认知，动机和情绪的独立性的探索的选集中，西格尔(Sigel)做出了如下论述：“我认为导致认知和情绪的争论的一个原因在于我们坚持认知——情感的两分法，把情感或情绪看作是非理性的感觉，而把认知看作是人的理性机能——思维。”尽管西格尔赞同我和许多人一样认为认知和情绪往往结合在一起的观点，他同时又指出我认为情绪和认知又可以分离的观点存在逻辑上的问题。结合和分离好像是相互矛盾的。也许“结合”和我倾向于使用的“互倚性”包含了更多的相似之处。不过，我还是应简要地指出：“即便理想的心理状态是统一，协调状态，在特定条件下分离也可能发生。”在这一点上，西格尔也指出：“尽管皮亚杰认为认知和情感不可分离，但是在他的所有著作中，他都没有关注过情感因素在儿童的任务完成中的作用，也没有结合情感来对他的研究成果进行解释。”西格尔给出了如下的认识论观点：
“实质上，这种分类（知情意三分法）并不存在。我们人为地构建了这种分类，定义了它们的参数，并努力去寻找支持这种分类的合理的事例。真的存在一个完全的情感范畴——不包含任何的认知因素的范畴——吗？真的存在一个完全的认知范畴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运用不同的标准和定义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答案。”
走出困境
我们怎样应对这些相反的认识论和形而上的观点呢？我的回答是：我们思考认知，情绪和动机的方法取决于我们看待它们的观点和态度：是用还原归因的方法，还是把它们看作是一个按照部分——整体关系运作的复杂而又统一的系统。
西格尔，布鲁纳，桑托斯特法罗和其他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认知和情绪相互结合，我加进了认知以完善这个“三部曲”。知情意三分法是科学构想，在实质上并不存在。分析还原论的观点和整体主义的观点都是可信的。
长期以来，大量的人都没有认识到还原论的观点歪曲了现象运作的真实方式。每个动物身上都有着一个包含了种种变化和过程的复杂的系统，并被组织为一个复合的整体。在整体中，每一种独立的诱因机制都失去了意义。还原论的观点是把统一的心理机能人为地划分为认知，动机和情绪三种机能。还原论者热衷于通过对基本的诱因变量的分析研究来理解问题。在此过程中，他们很少会考虑到实际存在的生物学和心理学体系。
由还原的分析方法导致的对事物本质的曲解必须通过与之相反的综合的方法来加以纠正，也就是要努力地将各种变数重新归并为一个有机整体。这是几乎已被人们遗忘的心理学家约翰德维的观点，它的观点已被当今的心理学界所忽视。为了阐释他的观点，德维在玻璃制品中的细胞（试管中的细胞）与活的机体中的细胞（在活的组织中活动的细胞）之间作了一个鲜明而生动的对比。当细胞作为器官的组成部分时，或者说当细胞在诸如胃，心脏或大脑等更为复杂但有系统的活的有机体的组织中发挥作用时，它的特征与在试管中的细胞肯定大相径庭。
在这里，了解威斯(Weiss)在1939年所做的古老的胚胎学实验会对我们有所助益。（其他人在20世纪30年代也曾做过类似实验；参见墨菲1947年和1966年的著作）举例来说，威斯尝试移植蝾螈的处于胚胎状态的细胞，如果这些细胞一直处在它们原来的地方，它们就会成长为头发或皮肤细胞，因为它们起源于有机体的特定部位，注定要成长为头发或皮肤。然而，如果这些细胞在其胚胎发展的早期就被移植到眼睛所在的部位，它们就会成长为眼睛细胞而不再是头发或皮肤细胞。而如果在后期才被移植，它们则会成长为头发或者皮肤细胞。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克服了迫使它们成长为眼睛细胞的新的环境压力。这个环境压力来的得太迟，已无法改变它们既定的命运。在这些实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细胞在器官发展阶段的可塑性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小。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认为一种细胞可以组成任何组织。事实上，细胞从它所在的有机体的特定部位获得其特定的生物学特征。也就是说，物种和细胞所处的组织赋予细胞特定的生物学特征。
因为没有考虑到现象发生的背景或者说是环境，还原的分析方法和对于普遍机制的过分强调，容易让我们忽视所有的生理现象对于其在一个更大的整合的系统中的机能定位的依赖性，而正是这种依赖性使得它们成为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进一步延伸，可以看到还原的分析方法引导我们讨论孤立的传入和传出神经，脱离躯体的孤立的大脑，和孤立的刺激与反应（或者说知觉与行为）。我们认为它们是独立运作的，而实际上它们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48年我师从约翰斯.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开始我的心理学生涯时，我清楚地记得我被告知现代神经生物学最伟大的发现是传入神经和传出神经的独立的传导通路的存在（贝尔——玛金第(Magendi)定律）。这被看作是刺激与反应相互独立的生物学基础。尽管这种独立的传导通路确实存在，但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传入神经和传出神经在运作时会发生交互作用。我们经常忘记这样的事实：刺激中总是包含着反应，而知觉中往往包含着行为。包括福雷斯(Frese)和萨比利(Sabini)在内的许多睿智的心理学家也论述了这种整体主义的观点（见1985年贾利斯特尔(Gallistel)，范.霍夫斯腾(Von Hofsten)和纳塞尔(Neisser)的作品）。
我并不认为还原的分析方法是真理的敌人。只是由于我们没有能很好地将部分重新合并为整体从而导致了我们对于本质的曲解。科学既需要分析也需要综合。
莱文塞尔，斯切尔和桑托斯特法罗等人指出：认为认知和情绪，认知和动机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上面的论述可以作为最好的反驳。探讨心理机能之间的相互影响并无错误。它同时也驳斥了认为我们在做还原分析推理时不能兼顾整体的观点。分析和综合两种思维方法都是重要的，分别适合于一定的情况。单独选择其中一种而忽视另一种的做法是不明智的。
抽象作用的不同水平也影响到评价和意义在情绪中的应用。零散分离的评价不能引发情绪，而由这些评价中整合出来的意义才是引发情绪的最可能的诱因。这种反映个体与环境相互影响的良好程度的意义的获得，常常并不需要连续的认知评价过程。我认为这种个性化的意义正是构成每一种情绪的核心关系主题。
我所信奉的认识论和形而上的观点激起了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的强烈反响。最近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1966年有意大利帕都阿(Padua)大学的桂塞皮.曼托瓦里(Guiseppe Mantovani)出版的一本书。他通过对客观事实的考察提出了几个观点，其中有讨论意义和情绪的关系也就是他所说的适应性行为的重要性的观点。他感到有必要探讨客观事实的情况，因为长期以来情绪的产生都被归结知觉——反应模式而忽略了相关的意义在情绪产生中的作用。让我感到倍受鼓舞的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的心理学家和大部分社会科学家已不再满足心理学领域的糟糕状况和方法论上的局限性，他们更多地倾向于把客观的方法，整体主义观点和相关的意义推理看作是研究精神生活的必要手段。
在我看来，引发情绪的相关意义是跨文化的。不管怎样界定和解释，缺失感都是一切人类所共有的意义和情绪体验。另外还有背叛感和屈辱感，以及其它每一种情绪中的意义。我们如果想理解基本的人类情绪，就必须理解普遍的相关意义和人类所处的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
许多人都认为情绪是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个相互作用过程中，思维和动机起着最重要的诱发作用。然而，我认为情绪包含诱发它的思想和动机。这个观点曾被批评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因为它认为结果包含了原因。我的分析方法类似于疾病的生源说。这种理论认为当病菌被杀死或者处于休眠状态时，结果（疾病）就会消失。我们并不认为病菌引发疾病的观点是荒谬的或是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相反却认为这是结果（疾病）自身这个整体的一个方面。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关于情绪的同样的推理方法呢？这种认识论上的偏差可能来自已经受到质疑的线性的行为观点，或者是激进的行为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残余，在它们看来，机制是一切而情境几乎没有丝毫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迅速向系统的观点靠拢，不再回避构成我们行为和感觉的基础的意义概念。
当讨论因果推理时，我们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因果推理这个概念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在感觉认知引发情绪这个问题上，两种不同的含义分别提供不同的认识论态度（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动机；见1990年怀特的著作）。其中之一为综合推理，这种观点认为特定的认知评价模式引发特定的情绪，正如特定的病菌引发特定的疾病一样。另外一种理解为逻辑或分析的因果推理，这种观点认为评价引发特定的情绪，而并不需要任何的诱因。（见1993年我同斯维德(Shweder)的交流）。尽管我更偏爱整体主义和逻辑的因果推理，有两个原因却让我不大情愿放弃综合的因果推理。首先，它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的发展，提高了人类预测和控制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能力。其次，它使得我们能通过控制前因和考察后果来检验我们的理解。灵活地看待这个问题，或许我们能兼顾二者。
后记
由于没有合适的研究范例，评估认知，动机和情绪这些假想的概念又相当困难，现在还不能奢望得出能最好地说明认知，动机和情绪三者关系的结论。我不相信单凭研究的数据就能解决这个争论。因此，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逻辑和理论，同时睁大眼睛观察，以确定我们的假定，主张和理论假设在多大程度上能站得住脚。
我有一个当工程师的朋友在看完这篇文章后曾经问我：“作为改善人类健康状况的一次努力，我所说的东西能产生多大的作用。我很难回答他这个问题。对于注重实际的人来说，我提出来的观点一点也不合时宜，就像众所周知的中世纪教会关于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的讨论一样。我努力地给予了他一个标准的经院学者式的答案：从长远来看，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认识外部世界有着重要的作用。许多实践发现和哲学观点在提出时可能没有多大的现实作用，但在后来对于我们理解和调控我们的生活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需要有正确的思维方法，即便我们在眼下很难想象它在将来会怎样。
当我们在一家中国餐馆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接受了下面的儒家思想，它告诉了我们应该怎样去追求真理。它是这样说的：“对现实的不满是个人和民族进步的前提。”经过了几千年的思想的沉淀，这个论断仍然指引着我们今天对于认知，动机和情绪三者关系的不懈的充满争议的探索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