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993年的10月,我在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的图书馆里,看到了一本题名为《金花的秘密》(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的书,其副标题为“A Chinese Book Of Life”---关于生命的中国之书。身在异方的国度,才加强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意识,这是我当时的切身体会。因而,对于任何能够与中国文化有关的事物,对我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于是,我便开始读《金花的秘密》,就在这种研读与思考的过程中,我也在其中发现了荣格心理学的秘密,发现了荣格与中国文化的秘密。
一、荣格与弗洛伊德或其他任何人。实际上,荣格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就在其《金花的秘密》中,荣格这样说道:“事实上,我认为维尔海姆给了我无限的启迪,我所受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人……”。(荣格与维尔海姆:《金花的秘密》,美国纽约1975年版,第151页)而维尔海姆所给予荣格的启迪,也就是中国文化对于荣格的启迪;维尔海姆对于荣格的影响,也就中国文化对于荣格的影响。所以,我们也就从这里入手,来探索“荣格与中国文化”的意义。
1994年8月,以主席托马斯•科茨(Thomas Kirsch)博士和名誉秘书长默瑞•斯丹(Murray Stein)博士为代表的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对中国进行了正式的学术访问。在华南师范大学所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托马斯•科茨博士提出,就荣格心理学思想的形成而言,维尔海姆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精神分析学家,1912年与弗洛伊德分裂之后,他创立了“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实际上已经是在精神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立的心理学体系。他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他的原型理论,他的情结理论,他的人格类型理论,以及他的分析心理系体系,对于当代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对于当代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卡尔•荣格是继弗洛伊德之后最有影响的理查德•维尔海姆(Richard Wilhelm 1873-1930)是国际著名汉学家,其中文名字为“卫礼贤”。维尔海姆是德国人,但是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余年。他1899年来中国,在青岛任教,从事于教育和慈善事业,1920年始回德国。但1922年又返回北京德国大使馆工作,并在北京大学任教。维尔海姆在中国期间,曾与康有为有交往,与清末学者劳乃宣相识颇深,并在劳乃宣的帮助下,着手翻译《易经》,于1922年在德国以德文出版。卡尔•荣格曾为该书的出版撰写了序言,并称其为维尔海姆一生最伟大的贡献。
荣格是在20年代初期结识维尔海姆的,那正是荣格自己在其心理学的研究中最为关键,同时也是最为艰难的时期。与弗洛伊德正统精神分析的分裂,使得荣格面临来自许多方面的压力,他希望自己能够有一种理论的根基,来帮助他整理自己的研究,使他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来抗衡他所面临的压力。荣格曾专门邀请维尔海姆到苏黎士,在其主持的“心理俱乐部”中,介绍与评论中国的《易经》,介绍与讲解中国文化。荣格与维尔海姆广泛地谈论了中国的哲学和宗教等问题,使荣格所感到惊讶的是,当荣格向维尔海姆介绍他自己对于无意识心理学所研究的结果时,维尔海姆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对于维尔海姆来说,所有西方无意识研究的发现,早就已经存在于中国古老的文化之中了。或者说,荣格以及弗洛伊德所致力与探求的潜意识心理学,正是中国文化思想中所包含的东西。
荣格自己曾有过这样的表达:“维尔海姆一生所从事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和具有价值,是因为他为我解释与证实了我过去一直在追求、在思考、在向往、以及在从事和研究的东西”。荣格说,“维尔海姆的工作,给我们带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世界观的中国文化基因”。这是荣格对于维尔海姆工作的理解,也是荣格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在荣格看来,维尔海姆的成就与贡献,完全可以和法国的Anquetil du Perron相比拟。Anquetil du Perron把印度的《奥义书》翻译引进了欧洲;而维尔海姆,似乎同样是被欧洲的精神或灵魂所选择,给西方带来了中国的《易经》,带来了东方的新的希望。荣格在其纪念维尔海姆的文章中说,“这是维尔海姆自认为所全力投入的一种文化使命,他认识到,对于满足我们灵魂的需求,东方可以说是一个宝贵的源泉”。(以上三处均引自《金花的秘密》第139-151页)
自传《梦•回忆•思考》中,荣格曾这样来描述他对于维尔海姆的印象:“我见到威廉•维尔海姆时,他不仅在写作和说话上,连举止看上去都完全象个中国人。东方观点和古代中国文化,已一步步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见荣格《回忆•梦•思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2-603页)面对这样一位汉学家,面对这样一位汉学家所代表的深远的中国文化,荣格将其作为自己终生的良师益友,也作为自己心理学的深远背景。
荣格深深敬佩于维尔海姆的“汉学”,以及他对中国哲学,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荣格说,“我甚至不能用‘影响’一词来描述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与维尔海姆的关系,因为实际上,维尔海姆是被中国文化所征服了,被同化了”。在其在维尔海姆去世前的几天,荣格做了一个“梦”:在我的床前,站立着一位身穿蓝色外衣的中国人,双手合十,对深鞠一躬,好象是希望给我一个消息。那也是维尔海姆所希望继续给予荣格的“中国消息”。1930年,当维尔海姆逝世之后,荣格专门撰写了一份悼词。其中,荣格这样来叙述他与维尔海姆的缘分:尽管一位是汉学家,一位是医生;一位精通中国文化,一位根本从未到过中国,也不识汉语;……那么是什么使得他们成为终生的朋友的呢?荣格说,“但是我们相遇在人和人性的领域,它超越了学术的界限,而那正是我们接触的地点,碰撞的火花启迪了我,那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件”。(见《金花的秘密》第150-151页)荣格认为,维尔海姆通过自己的工作,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得中国几千年的古老文化,能够得以在现代的欧洲传播发扬。荣格说,维尔海姆一旦接触到了“中国心灵”的秘密,他也就在其中为我们发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荣格将自己称作维尔海姆的学生,实际上也中国文化的学生。通过维尔海姆,荣格接触并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的熏陶和培养。
二、荣格与《金花的秘密》
《金花的秘密》一书,是由维尔海姆与荣格合著而成。该书的主要内容,是维尔海姆对中国古文献《太乙金华宗旨和慧命经》的翻译及注释,以及荣格为该翻译所做的心理学的评论。这是荣格与中国文化的直接接触,是理解荣格与中国的一把钥匙,同时也是理解荣格心理学的一把钥匙。
在我的理解中,中国文化是一种充满了心理学意义的文化;这种心理学的意义,具体而生动,表现着一种实在的生活的价值。维尔海姆和荣格,都是对中国文化有着独到见解的西方学者,他们把其合著的《金花的秘密》,称之为“中国生命与生活之书”,也便代表了他们对中国文化之理解的一个侧面。而这里的“生命与生活”,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心理学”。Cary F. Baynes在《金花的秘密》一书英译本的前言中写道,“心灵必须依赖于科学,将其作为现实世界中的向导;而科学也必须转向心灵,来寻求生活的意义。这就是《金花的秘密》所展现的观点。通过维尔海姆和荣格的共同努力,我们第一次有机会来理解和欣赏,能够在各个方面来满足我们的东方的智慧。在《金花的秘密》中,这种东方的智慧脱离了形而上学的描述,而置之于心理学的体验之中”。
在《金花的秘密》的德文原版中,荣格的评论被放在该书的前面,然后是维尔海姆对翻译的注解,然后是翻译正文;后来在英译本中,荣格建议译者将原作放在前面,其次是维尔海姆的翻译注解,然后是荣格的评论。而Cary F.Baynes的英译本(1931),则是在荣格及其夫人的直接帮助下进行的。
在《金花的秘密》的正文前,维尔海姆还专门撰写了“原文的心理与宇宙观”,以及“本书的起源”,对书中“太乙金华宗旨和慧命经”的来源及其演变做了详尽的介绍。维尔海姆在其中也阐述了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看法,从老子、庄子和吕洞宾,来叙述了《金花的秘密》的思想渊源;并且分析了佛学与道学的相互影响,以及同以《易经》为基础的儒学与道家的关系等。在维尔海姆和荣格的心目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与儒家,以及与佛家,都是相同而融合的;因而,在对本书中对“道”分析的同时,维尔海姆和荣格还分析了“阴阳”和“太极”,以及《易经》中的“八卦”及其象征。
《金花的秘密》本身,对于荣格自己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38年,当《金花的秘密》德文第二版出版的时候,荣格在其序言中说:“我的已经去世的朋友,本书的合作者理查德•维尔海姆将本书的原稿送给我的时候,正是我自己的研究和工作处于最为关键的时刻,它对于我自己的研究尤为重要,正可谓雪中送炭。那是在1928年,我从1913年开始研究集体无意识,但是所研究的结果在许多方面不能令人满意。我曾为此向诺斯替教等寻求帮助,但是都不能够如愿。---维尔海姆送给我的这本书稿,帮助我从这种困境中走出。其中正包含着我在诺斯蒂教中长时间寻找,而劳而无获的东西。这样,这本手稿,至少是在这一阶段,为我提供了来发表我的一些关键的研究结果的好的机会”。(荣格《炼金术研究》美国纽约1983年版,第3-5页)荣格在其自传中还说,“1929年,我与维尔海姆合著了《金花的秘密》,只是在我的思想和我的研究达到了关键之处时,就是说接触了自性的时候,我才再找到了重返这个世界的归路”。(见荣格《回忆•梦•思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