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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社会大动荡前夜，在1968年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前夕，拉康在巴黎大学课堂上，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暴风雨。这将不仅是一场关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争论，而且也是精神分析学的社会命运的大检阅和考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经过20年代超现实主义思潮与实践的冲击和挑战，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已经不能继续停留在原有的理论层面上，更不能继续作为纯粹的自然科学的一门“学科”，继续作为医学、心理学和生理学的一门“学科分支”而存在。精神分析学已经充分地显示了它的社会性、思想性和实践性，它已经作为各种权力进行争斗的场所，它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和权力争斗的旋涡。如果说，自从形成精神分析学以来，它一直活跃在社会生活和社会运动的前沿，一直在无形中变成了贯彻统治者“治理”社会和控制文化创造活动的精神手段的话，那么，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它所提供的强大理论力量的时候，特别是当人们发现它关于“无意识”的观点具有无穷的潜力的时候，它的社会命运就不再是它自身所能够决定的。对于文学艺术创作者来说，当他们发现精神分析学已经成为社会运动的“酵母”(le ferment du mouvement social)，甚至变成“为革命服务”(au service de la révolution)的理论手段[1]的时候，对精神分析学的理解，对它的社会运用及教学活动的性质和方法，就必须根据现实社会的发展状况以及社会对它的需要进行重新估计。拉康试图超越弗洛伊德的视野，不仅从精神分析学本身的多学科性，而且也从它的理论和实践的活生生性质出发，对整个精神分析学进行彻底地重建。
所以，根据拉康的新观点，了解精神分析学，就必须沿用尼采的系谱学方法，以“在场”或“即席出席”的立场，在拉康本人所处的具体位置上，在拉康所面临的各种现实力量相互争斗的紧张网络的处境中进行审时度势。这不但涉及到拉康自己在法国精神分析学领域的地位，而且也关系到精神分析学本身的内外结构及其潜在可能性。因此，这不是单纯对于一门学科的理论性质的重新估价，而是活生生地把握精神分析学的生命本身及其创造精神，当然也涉及到与当时当地的精神分析学同它所处的社会的复杂关系问题。
为此，在1967年，拉康经历十多年的精神分析学教学活动与精神分析实践的经验之后，当他来到里昂维纳季耶精神治疗所(Centre hospitalier du Vinatier à Lyon)发表学术演讲的时候，在回顾和瞻望的双重视野内，把“历史”和“未来”在“现实”的交合点上加以整合，试图把环绕精神分析学的各种争论，集中地在拉康当时所处的实际地位中，在他所面临的现实力量对比的紧张关系中活生生地再现出来。于是，拉康在这次学术演讲的开场白中直截了当地宣称：“开始，并不是起源问题，而是位置。…(Au début, ce n’est pas l’origine, c’est la place….)[2]显然，拉康很清醒地把精神分析学的根本问题，归结为关于各种力量相互斗争的具体场所问题。
（1）“事件”在“位置”上发生
（2）权力意志在“位置”上喷发
（3）“能指”在“位置”上指向一切可能的“所指”
（4）“他者”在“位置”上产生并主宰“自我”
（5）历史在“位置”上改变方向
位置，已经包含或浓缩了时间，同时它又把时间加以具体化和事件化；它把时间从其抽象的结构转化为具体的以及网络化的活生生的“现场”，变成为各种力量相互拉扯的“即席表演”场所。于是，历史在此终结并重新开始：历史由此改变方向。
位置，是各种力量经历多次反复紧张拉扯而逐步确定下来的，而且，在具体场所呈现出的位置，又是有待进一步的激烈斗争才能从其不稳定性转变成稳定的场所。因此，具体的位置，就是历史和未来在现时的交合，同时它又是进一步导向未来方向的预示性的信号点。
拉康说：“‘位置’是我经常使用的一个语词，因为在支撑我的论述的具体场合中所指的具体位置往往有它的参照架构。为了要在这些场合中找到位置，往往需要具备在别的领域中所称呼的所谓形态学结构，而且，也需要对关于被质疑的问题的基础的建构过程具有一个倾斜的观念。…但是‘位置’还具备一个不同于形态结构学的另一种范围，也就是说，它关系到一个表面是一个领域或者是一个圆环的问题，而在不同的情况下，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但问题还不归结为如此。位置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它涉及到‘我是从哪里来到那个位置上’以及‘是谁让我在那里展示教学的姿态’…”。[3]
（二）在危机中“回到弗洛伊德”
当拉康在50年代正式开展他的精神分析学教学活动的时候，他充分意识到：只有首先把新的精神分析学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清除干净，才能顺利地展开他本人所创建的新思想；而为了实现对障碍的清除和完成新思想的创造，拉康必须对他自己所处的位置进行一再的分析和估计。
拉康清楚地指出：一切围绕“位置”的探讨和争论，并非一目了然，也并非轻而易举。他说：“一切都围绕着这个问题，精神分析学的功能并非自然而然的；也不能满足于人家已经给予的状态，不能满足于人家规定的惯例”。“至于我的位置，事情要回溯到1953年。当时，法国的精神分析学的处境，可以说，正处于危机”(En ce qui concerne ma place, les choses remontent à l’année 1953. On est alors, dans la psychanalyse en France, en un moment que l’on pourrait dire de crise.)。[4]
正是在此基础上，他适时地提出了“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的背景意义，同时也是拉康本人的“实践智慧”及其灵活策略的集中表现。
在危机中，就意味着：第一，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即在各种力量相互紧张拉扯并处于焦灼状态的时候；第二，在各种力量斗争面临抉择的时候；第三，在潜在的未来倾向已经初露头角的时候；第四，在各种力量的性质趋于全面暴露的时候。
“危机”原义是“考验时刻”或“紧急事件”，来自希腊文κρίσις ，它表示一种不可预测的、不确定的和隐含危险性的事件的威胁，意味着原有的秩序和状态已经不可能继续稳定地维持下去，从而也意味着新的希望的苗头的流露。拉康选择在危机时刻向弗洛伊德发出挑战，正好体现了他的智慧和机敏。
拉康所提出的“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具有悖论性，它一方面声称“回到弗洛伊德”，使人不怀疑他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事业的忠诚，另一方面又恰好策略地表现了拉康对弗洛伊德的原有理论和方法的不满，也为拉康本人创造性地发展新的精神分析学的正当性进行论证。
（三）拉康的悖论(Paradoxes de Lacan)
拉康根据自己的思考以及精神分析实践的经验，越来越意识到：精神分析学，不论就其理论和方法，也不论是其分析实践过程及其技巧，都不是单靠外人的教导，靠第三者的教育或传授，就可以学到手。这涉及到精神分析学这门学科及其实践的性质，也涉及到把握它的过程中所牵涉到的多面向、多维度及多领域的相互穿插、重叠和渗透的运动变化过程，尤其涉及到语言、精神活动、人对自身的理解以及其他非常复杂的问题。在拉康那里，尤其还要加上文风的因素，作为表达和理解精神分析学的关键：文风不仅使精神分析学内容的复杂性展现出来，而且也靠它来维持精神分析学的发展、传播和实践。
所以，拉康的传人贾克-阿兰·米勒，根据拉康本人对他的反复指示和暗示，在出版拉康著作和讲演录时，强调说：“一种精神分析教给你的，并不是通过其他任何途径所能获得的；既不靠教学，也不靠其他任何精神活动。那么，怎么办？难道说，这门学问必须闭嘴沉默？如果它对任何个人都是如此特殊，难道就没有办法教会他，没有办法哪怕向他教些基本原则及其结果？拉康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他还在回答中又特别强调了文风问题。在他的各种研讨会上，他轻快自如地对此进行论证。在他的《文集》中，拉康试图论证，并愉快地对文字进行刁难。另外，还有他的研讨会论文，他的对话录以及他的各种即席插话等等，也都是如此。在这些场合，这一切都瞬时即逝地自然进行的。显然，这是为了让公众感到惊异好奇，以便更好地引诱他们关注精神分析活动。这就是悖论。究竟谁在讲？是一位有智慧的大师，但这是一种不随波逐流的智慧，一种反智慧的、爱讽刺的、嘲弄性的智慧。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把他的理念实施成一种行为[5]”。拉康自己在谈到精神分析学的高难度的时候，非常强调语言及其运用风格的决定性意义。他说：“从弗洛伊德以来，精神分析学团体总是靠一种被恰当地称为‘吹牛’(boniment)的文风来做宣传”[6]；“我的教学，无非就是语言，如此而已，没有别的”[7]。
（四）对“无意识”的重新诠释
不同于弗洛伊德，拉康强调“无意识”(l’inconscient)的结构及其活动的独立性，反对把无意识当成意识低下、并附属于意识的 “潜意识”(la subconscience) 或“次结构”，也反对把无意识与“自我”(Ego; le moi)联系在一起。
无意识不是被压抑的意识，不是意识的一部分，不是由意识转化而成的，更不是潜在的意识，也不是可以由意识来指挥和管辖的附属部分，而是一种自在的创造性力量，即它本身是独立的，具有其自身的生命活力，是人的生命，即人的精神和身体所构成的完整生命体的基础。
“无意识”与“原我”或“自我”无关，因为“我”本来就不存在。“我”永远是分裂的，是进行中的创建和分裂过程。“我”是原本具有思想创造力的个体生命对人为的规则的屈从的产物。拉康的新观点颠覆了弗洛伊德关于意识、前意识与潜意识三重结构的假设，也重构了弗洛伊德的主体性观念以及由此建构的精神分析学。
无意识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是立足于它的语言性。拉康指出：“当我说，‘无意识像语言那样被结构化’的时候，我是打算给予它在弗洛伊德的保护伞下的结构中所完全不同的功能；而这样一来，我们马上就可以迈出重要的第一步”[8]。
（五）对宗教的肯定
拉康在清算弗洛伊德的整个关于“人”、“精神”、“心理”以及“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概念体系的过程中，表现出他对启蒙思想以及传统理性主义的彻底批判态度。拉康并不相信启蒙的力量，并不打算把启蒙理性当成人类文化创造的标准尺度。因此，拉康反对弗洛伊德对启蒙的乐观态度，不同意把宗教当成纯粹的幻想(illusion)，也不同意弗洛伊德关于启蒙开启了文化“进步”的神话，不相信科学的“进步”将使宗教“消失”的说法。
拉康认为，真正的宗教和罗马教会，终将成为人们对抗近现代科技所造成的非人性的生活环境的最坚韧和最顽强的力量[9]。
（六）使精神分析学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试验基地
拉康反对仅仅在医学和精神病学的范围内探讨精神分析学，也反对把精神分析学的首要目标仅限于“性”(la sexualité)的问题[10]。拉康尖锐地指出：“精神分析学难道纯粹是或只是一种精神治疗法，一种医学治疗，一种膏药，一种江湖郎中的万灵药？它是靠这些来治疗？第一眼看来，难道它不是这样吗？但是，精神分析学绝对不是如此”[11]。拉康坚持主张进一步扩大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探索和试验范围，不但使之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相互交叉和交流的平台，而且也成为思想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共同探索人性及其文化创造性质的战略基地。所以，拉康虽然在精神分析学的领域中成长，但他的精神分析学又恰好是远远地超出这个学科本身，同时地吸收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优秀成果，使他的精神分析学具有医学、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符号学、文学和哲学的跨学科性质。同时，拉康还极其重视在人的思想创造实践中的灵活机智性，使他坚持主张把精神分析学变成一种真正的“实践智慧”，一种“生活艺术”。
为此，我们集中分析拉康及其同行环绕精神分析学的传授和实践方法的争论；这一争论实质上又不是纯粹方法之争，而是对精神分析学的性质、人性、思想、精神活动以及人的生命的性质的深刻争论。正是由于这场争论涉及到要害问题，才导致了精神分析学队伍以及拉康学派本身的分裂。
（1）诱导法(la passe)
经过了长期思考和试验，拉康于1969年提出一种精神分析学的新方法，这就是“诱导法”(la passe)。从事精神分析的医师在其对精神病患者的催眠中，究竟应该采取何种诊治方法？这始终都是精神分析活动成败的关键。一方面出于对精神分析学性质的独特看法以及他对精神病病理原因的复杂性的考量，另一方面，也为了防止治疗过程中过分地夸大医师的理念化目标以及避免医疗体制的官僚机构系统的干扰，拉康主张发挥医师和患者的主动创造精神及其对具体病案的个人判断作用。但拉康的新方法并不顺利：在“诱导法”实施11年的过程中，绝大多数案例归于失败，只有17位患者获得康复。拉康方法的暂时失败直接导致拉康的同行的抗议及其辞职，致使法国精神分析学从此分道扬镳而发展。
（2）数模(mathème)
环绕精神分析学性质和方法的争论，也表现在对待自然科学的态度上。拉康很重视医学、心理学和生理学，但他尤其重视数学和物理学以及“非医学”领域的其它自然科学。
最关键的是数学。法国的数学具有独特的传统，既不同于英美派数学，也不同于德国派数学，单独形成了以法国文化为基础以及以法兰西人生活方式为模式的数学思维方法，这就是从17世纪以来把数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并重视人的思维的积极主动性以及数学思维中“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相结合的法国数学传统。它是由创立“或然性数学”（概率论）基础的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 1623-1662)所奠定，并由拓扑学开创者彭加莱(Henri Poincaré, 1854-1912)所发展，又由数学哲学家柏格森(1859-1941)和嘎瓦耶(1903-1944)等人在拉康生活的年代进一步同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融合。拉康把法国数学传统与德国数学传统联系在一起，灵活巧妙地采用数学模式，表示精神心理活动的复杂性。
拉康认为，在人的思想领域以及精神生活中，人不仅模仿自然运动模式，而且也在其语言创造和运用中，在其精神活动中，经常倾向于动用数学模式，反复借用“借喻式滑动”(le glissement métonymique)的方式进行思想创造和交流。
因此，拉康在1957年的研讨会上，首先明确地批评索绪尔原来用来表达“能指/所指”二元对立关系的简单公式：S/s
拉康认为，唯有使用“数模”(mathème)才能恰当地把非常复杂的无意识规则与语言的隐喻借喻变换规则联系在一起。
就词源学的意义而言，mathème来自古希腊字mathêma，“意涵”的意思。所以，弗洛伊德曾经借此发现日常语言中的各种笑话及暗喻的运作程序。拉康进一步把它当成日常语言与逻辑机智之间的桥梁，在1955年引入L图形(schema L)，它在一定程度表现了“数模”的功能，它显示了“自我”(le moi)与他者的关系中的异化。在上述图形中，(1) S表示弗洛伊德所指的Es，即无意识的主体，它是处于难以言喻和愚蠢地位的主体，它是限于语言陷阱并对语言无知的主体。(2) a'表示“小他者”(petit autre)，它是可与“自我”相重叠的“另一个自我”、并由此而使主体显现出来(un autre moi superposable au moi dans lequel se voit le sujet)。(3) a表示“自我”，并由此显示主体，“自我”也因此自信这个“自我”就是他自己。显然，这是一种异化，一种想象中的理解，一种杜撰出来的“同一性”或“身份”。(4) A 指“大他者”(Grand Autre)，指的是在他人眼光中所看到、并被象征化的“主体”(symbolise relativement à un sujet ce qui est perçu d'autrui)；但它又不是“自身”(le soi)。只有这样，它才能一方面被思考和被反思出来，另一方面又未能真正显示其自身。在这里，拉康把自己的“他者”概念与弗洛伊德相区分，强调实际生活的“欲望”中所掩饰的“他者”。拉康使用这个新的“他者”概念，显示了自身的辩证运作过程及其复杂逻辑，同时，拉康也借此表明：他者是“能指”之处所(le lieu du signifiant)，它无非是面对另一个能指所显示的主体。拉康由此指出：“一个能指，就是对其他能指而言的主体”(un signifiant est ce qui représente un sujet pour un autre signifiant)。因此，“他者”并非单纯是通过他者的主体化，而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象征性结构，是言语和话语能够发生作用的关键领域，“主体是以相反的形式从他者那里接受他自身的信息”(Le sujet reçoit de l'Autre son propre message sous une forme inversée)。
法国社会和人文科学，深受结构语言学的影响，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便展开了对语言及其同思想、行动和整个社会文化的复杂互动关系的全面深入研究。而在精神分析学领域内，拉康早从30年代起，便在他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研究中，创造性地将对于人的精神分析同语言的运用连结起来。
首先，拉康试图超出由索绪尔所创立的结构语言学的界限，深入探讨人在各个不同成长阶段的语言论述，特别是从儿童到成年时期的语言运用同潜意识的关系，研究疯狂状态中的精神病患者的语言论述及其同自我的相互关系，由此探讨人的所谓主体性的建构与语言运用的关系，并同时也研究语言与潜意识、与外在现实世界、与可能的世界的内在关系。
弗洛依德在总结神经病理学家梅内德(Theodor Hermann Meynert, 1833-1892)的“心灵机器”概念与神经病学家维尔内克(Carl Wernicke, 1848-1905)对“失语症”(Aphasies)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曾经采用了“语言机器”(Spracheapparat)的概念，但弗洛伊德并没有进一步细致地分析语言与潜意识的复杂关系。
拉康比弗洛伊德幸运的是，他享用了19世纪末以来发展起来的结构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并使之与20世纪以后传播开来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现象学等思潮结合起来，造成了精神分析领域的一场新的革命。拉康的贡献，尤其集中在他对精神活动与人的语言活动的密切关系的研究方面，总结出精神活动的潜意识基础同语言相关连的基本结构。他发表于1938年的《家庭情结》，尤其是1936年他在德国波希米亚地区马利安巴特(Marienbad)矿泉疗养院所召开的精神分析学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论镜像阶段》(Le Stade du Miroir. 1936)的重要论文，标志着他本人创造性的新弗洛伊德主义或后弗洛伊德主义精神分析学的诞生。正因为这样，他的学说的产生也引起了国际精神分析学运动的分裂，造成原有固守弗洛伊德学说的人们同拉康所创立的新弗洛伊德主义之间的对立。
（1）语言与欲望
拉康认为欲望并不是单纯发自主体内心深处潜意识的需求，而是在人同人的语言交往关系中形成的，是在与他人的语言互动中不断更新的象征性力量；它是构成语言论述和言谈内在结构的重要成份，是一种最根本的‘能指’。因此，他说：“欲望既不是寻求满足的快乐，也不是对于爱的需求，而是前者减去后者所得的差额[12]”。不论是爱，还是寻求满足的快乐，都远远地超出个人的范围，必须面对社会和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所以，拉康指出：语言及其能指功能无所不在[13]。“人不但生活在语言中，而且永远是在遭遇到先于他而存在的语言的情况下出生的。”这就是说，人不但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而且是在先于他存在的语言结构中生存的，又是难以逃脱语言的控制而思想和行动。拉康说：“语言是隐藏在大脑中的活蜘蛛”(un langgage, c’est sur le cerveau, comme une arraignée)。这就决定了人的一切活动，特别是他的精神活动的语言性。
如果说，人的存在是以语言为前提的话，那么，反过来，人在其生命中对语言的掌握及其运用熟练程度，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的存在状况及其未来。正如前面所引，拉康强调说：“我的教学，无非就是语言，如此而已，没有别的”。他认为，精神分析学的成败及其命运，决定于语言的运用；而精神分析学的思想创造性，也决定于语言的运用。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特别强调欲望的潜意识基础，把欲望的主要形成动力归结为潜意识的本能冲动(pulsion instinctive)。但拉康却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深入揭示了欲望的对象及其与主体的复杂关系。在拉康那里，欲望的对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欲望并不是主体潜意识的内在要求的结果，而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在语言的社会运用中，受到主体之外的他人的影响和刺激，根据象征符号的运作规则而形成的。因此，关于欲望对象的问题，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使拉康所独有的‘机器世界’(le monde de machine)具体化，由此揭示出这个被他称为‘真正的人的世界’(le monde proprement humain)的具体结构。
另一方面，透过拉康的‘欲望对象’的概念(la notion de l’objet du désire)，我们也可以看到拉康如何探讨精神分析学同它的哲学先驱的关系。
早在他的儿童镜像期心理研究中，拉康就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人对于自身主体的认识，并不是靠其主观意识的单向成长过程，也不是单靠其内在本能欲望的推动，而是靠他同他者以及与他者同时介入的象征性世界(le monde symbolique)的关系而形成的。人从儿童时期开始，就透过象征性的中介认识自己、主体和对象。人的欲望对象、形成动力及其变化，都是从儿童的镜像阶段就已经确定下来。从那时起，象征性本身就是最有潜力无限展开的‘他者’。
（2）语言与他者
语言的运用不但把人引向他者的网络中，而且也使人成为了他者的一个对象。他者在语言运用中扮演了决定主体的功能。他者从来都不是单纯以其时空结构的死框架出现在人的面前。他者是在‘会说话的人’的面前，始终都是在说话中，以象征的性质及结构而曲折地和活生生地呈现出来的。因此，‘他者’与‘象征’不仅是同时出现在人的面前，而且两者也同时以象征性的运作规律相互影响、并推动人的整个心理发展过程。
（二）主体、他者与自我的相互转化
拉康从语言的运用及其在确定身份与人际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出发，强调靠语言的运用而显示出来的‘能指’(le signifiant)的神秘功能。能指的神秘性，就在于它在不知不觉中，即在无意识的独立指引下，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衬托出来，同时又协调了自身、他人及其实际世界的关系，使人陷入他自身难以理解的神秘境地。
拉康认为，正是透过‘能指’，儿童才有可能走出他们的模糊的想象捕捉物的范围而进入象征性的世界。拉康认为，‘能指’所发挥的作用是普遍性的。‘能指’是一切表象和观念的前提。拉康高度重视语言运用在意识发展中的作用，强调‘能指’的出现，在一个人意识成长中的决定性影响，并特别深入分析了‘能指’的自律性主动创造功能。
拉康认为，能指就是一切表象和观念的基础，是人的精神心理能量的主要来源。人在其成长中，透过与他人的来往和言说，使自己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自己。‘能指’在其运作过程中，能够产生出连说话者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事情：那就是能指在运作中，不仅引出了所指，更重要的，是能指自身也同时进行自我生产，导引出一系列超越主体意识的效果。
在这里，最关键的，是话语的应用引入了他者，或者，也可以说，他人在人的言说中进入了主体，使主体发生连主体自己都无法控制的新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是被语言所言说，而他者倒成为主体的替身，它既造就了主体，又泯灭了主体。所以，对于拉康来说，能指对于主体来说是强制性的，它的确强加于主体，是主体无论如何都必须接受的；而‘他者’是‘能指的宝库’(le trésor signifiant)之所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欲望是他人的欲望。有了他者，才有可能形成能指，才有可能使主体形成接受能指的能力；也只有他者的出现，才使主体的欲望被引向另一个欲望中。
正是在‘他者’那里，一切具体的论述被揭示无遗，也正是在这个同一个地方，一切想象的东西被揭示无遗。拉康还指出：没有‘他者’，自然的人无非是残暴的野兽(une bête féroce)；正是靠他人以及由此而出现的‘能指’，人变成为站立的残暴野兽(Ibid.)。也正是靠他者的介入，才使儿童逐步地形成自己的主体。由于一切要求都透过言语来作为表达中介，致使言语永远一再地要求其它的东西。所以，在产生和表达要求的过程中，欲求的对象永远都是隶属于能指的永恒换喻的系列中。在这个意义上说，欲求本身的提出就必然地包含着欲求的无止尽的不满足状态。
（1）“狼人”(l’homme-aux-loups)的启发
（2）“鼠人”(l’homme-aux-rats)的启发
（二）“父亲的名字”的象征性
拉康在《家庭情结》一书中已经深刻地触及到了亲属关系的人类学问题，并在那里深入批判了弗洛伊德关于奥底帕斯情结的观点，指出弗洛伊德只是简单地提出了父亲、母亲和儿女之间的“三角形结构”。与此相反，拉康强调在这一结构之外和背后，还存在着社会和文化的“象征性前结构”。拉康清楚地指明，在奥底帕斯情结中，父亲的角色，与其是生物学意义的，不如是指文化和社会意义的父亲。因此，在拉康看来，父亲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角色，他可以被叔父、祖父以及老师等“象征性的父亲”(le père symbolique)所代替(Lacan, 1984)。这样一来，关于神话、亲属关系和人的内在精神活动的关系，从弗洛伊德主义的较为固定、狭窄而僵化的结构，扩大成为透过语言的广阔海洋所形构的、由无数活生生的“自我”的互动所构成的历史文化的社会脉络。
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又进一步同他的‘镜像理论’相结合，使他跳出弗洛伊德关于“原我”、“自我”和“超我”的潜意识理论框架，强调‘主体’与外界的相互关系的基础的‘欲愿性’和‘语言性’。他认为，透过镜像阶段的认识活动，主体具备着某种识别能力，意识到主体本身在与外在世界的接触中所认识到的形象，无非就是客观对象的一种变形。拉康认为，这是主体的一种想象中的变形。然而，这并不是主体的任意想象产物，而是主体借助于呈现在主体面前的客体，即借助于‘现实’本身的因素，又透过主体本身所具备的象征能力而想象出来的客体变形。
拉康从这里引伸出关于个性和人格的‘想象性’、‘象征性’和‘现实性’三交错结构的学说。这在西方哲学和精神分析学发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
（三）巴洛美扭结(le nœud borroméen)
巴洛美扭结，“它不只是概念性，而且也是数学的和实物的”(non seulement conceptual, mais mathémathique et matériel)；它开端于拉康在1953年7月8日的演讲，并始终成为他思考的主题。
在组成不同个人的人格的三大轴线中，想象的部分是一种由镜像阶段所产生出来的混杂统一体，它是主体在镜像阶段所记录下来的有关外在世界的复杂图像，其中包括有意识的、无意识的、知道的以及想象到的各种成份。在这个意义上说，外在世界是主体的一种想象图像，只是它并非一种单一成份的任意编造出来的图像，而是必须对这个图像的成份进行深入的分析，发现其中各种不同成份，并指明其性质和运作机制。也就是说，必须将主体想象中的外在世界图像同主体的象征能力以及现实本身的结构结合在一起加以探讨。
象征的世界当然由某种多样的符号所构成的。不论产生符号还是运用符号，都是人的特殊能力，也是人进行各种心灵思想创造活动的动力和基础，又是人同外在世界打交道、并对外在世界进行改造的中介因素。象征把人的能力、内在世界以及实际活动同外在世界联系在一起，并使人对于自己所面对的外在世界不处于纯粹被动消极的地位，而是反过来采取具有主体性的积极主动态度，以其本身所固有的象征能力，将外在世界所提供的各种有利于自身的因素加以改造，使之变为有利于主体、或适应于主体创造精神的因素。象征对于人发挥其主体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象征也是人同外在世界打交道、并使之改造成有利于人的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中介力量。这就是说，没有象征能力，不仅人的思想创造精神无法发挥和运作，而且，人也无从对付极端复杂的外在世界，更无从改变外在世界对于人的摆布。
想象的世界同象征的世界相结合就是现实的世界，就是具有主体性的人所面对的外在现实世界。人所面对的世界永远都不是客观中立的外在因素组合体，而是同人的主观能力及其欲愿和实际活动紧密相关的。外在世界在人的主体性真正地树立起来以前，只是一种‘未知数’。在人面前的外在世界，其性质及其实际意义，端看人的想象和象征能力如何对待。由于人的主体性本身是可变的和不稳定的，它永远是有待建构的，所以，人的现实世界是永远不可能完满的，也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被建构的。所以，它又是不可知的和带有神秘性的，是宗教的和实际的的交错产物，是一时难以把握的。为此，拉康坦率地说：“现实，就是不可能的”(le Réel, c'est l'impossible)。
拉康生活的年代，对他的思想的创建是得天独厚：首先，他出生在1901年，使他成为20世纪法国思想家中最年长的一位：福柯的老师冈贵连(Georges Canguilhem)生于1904年，萨特和雷蒙·阿隆1905年，列维纳斯1906年，让·伊波利特和布朗索1907年，列维-施特劳斯、梅洛-庞帝和西蒙·德波娃1908年，西蒙娜·薇依1909年，生物学家贾克·莫诺(Jacques Monot)1910年，保尔·利科和卡缪1913年，罗朗·巴特1915年，阿尔图塞1918年…。天时地利，拉康成为了连接19世纪和20世纪的关键思想家。拉康20至40岁，即19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是他建构自己的思想的青壮年时代，又恰好生活在法国思想发生剧变的时期：柏格森主义、知识哲学、弗洛伊德主义、超现实主义、语言学的“布拉格-巴黎学派”的结构主义、乔治·巴岱耶的新尼采主义、科杰夫对黑格尔思想的新估价、文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思想的新转变…，所有这些，为拉康“重新阅读弗洛伊德”以及由此创建“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提供良好的思想理论条件。
我们看到：拉康的思想，孕育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在30年代，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至50年代中期进入成熟时期，使他有可能从1953年起，连续主持他的独具特色的精神分析学研讨会，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他的学派。
他的思想又在60年代经历1968年学生运动的冲击和检验：人们说，精神分析学是1968年学生运动的“酵母”(ferment du movement étudiant de mai 1968[14])。
在70年代的关键时刻，拉康又与正在激烈变动中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相遭遇，同语言符号论的新思潮以及各种艺术理论发生激烈碰撞，使拉康的思想体系本身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法国20世纪思想史的一个缩影。
综上所述，拉康本人的生命成长及其思想形成发展历程，在时间和空间的交错复杂结构中，与法国20世纪的思想和文化的整个历史运动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使拉康无可争议地占据了关键的历史地位，成为我们分析法国20世纪思想的焦点人物。从1920年代以后出生的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1926-1984)、德勒兹(1925-1995)、德里达(1930-2004)、利欧塔(1924-1998)…都或多或少受到拉康的影响。
（一）对阿尔图塞的影响
La lecture symptomatique[
（二）对福柯的影响
（三）对德里达的影响
（四）对洛朗·巴特的影响
（五）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1）死亡概念的文学意义
拉康强调指出，在弗洛伊德研究的神话中，“父亲”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是说，“父亲”的角色并不是活着的父亲的功能；而更重要的是已经死去的父亲的功能。由此，拉康引出了“死亡”这个概念，并强调了研究“死亡”对于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的重要意义(Lacan, 1974-1975)。
在语言中埋葬着已经死去的许许多多历史上的个体和整体。死亡是人类文化的真正宝库。关于死亡同语言的关系，如前所述，与拉康同时代的巴岱等人已有所研究。19世纪至20世纪许多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包括瓦勒利、马拉美以及廿世纪3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诗人让•哥克多、阿波里奈(Guillaume Apollinaire, 1880-1918)和乔治•巴岱耶等人，都在他们的创作中，透过语言使用的各种风格和形式，表现出他们对死亡的沈思。
拉康在研究语言同精神分析和艺术创造的关系时，论述了死亡的重要意义。对于‘想象’、‘象征’和‘现实’的独特研究，使拉康有可能更深入地探讨人的死亡问题，并使之纳入崭新的人类学研究领域之中。拉康认为，对于自我和当代文化起着“前结构”作用的“超我”(le Surmoi)，始终都是一种缺席的、死亡的象征性结构。没有象征，没有想象，就无所谓死亡文化。人对于死亡的各种社会仪式和文化活动，都是建立在人的想象和象征能力的基础上。拉康认为，死亡是象征性结构运作的关键，因为在语词与它所以意旨的事物之间始终都是存在着一种缺席。这个“缺席”的存在，对于语言同事物之间的意义关系的运作是一个先决条件。正是透过缺席的死亡，人们才有可能超越现实的限制，在同历史和未来的对话中，发挥思想的创造力。拉康还说，没有语言，就没有生，也没有死；同样也不会有精神财富：这一切，正是象征性结构运作的真正奥秘。对于死亡及其同语言的关系的研究，大大地促进了当时和后人对传统人文主义和主体论的批判。
（2）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
（六）对后现代的影响
（1）利欧塔：从弗洛伊德的偏离
（2）阿兰·巴迪乌
（七）对21世纪文化重建的意义
[1][1] Ohayon, A. Psychologie et psychanalyse en France. L’impossible rencontre. Paris. La Découverte/Poche. 2006 :408-410.
[2] Lacan, Mon enseignement. Paris. Seuil. 2005:12
[3] Ibid.: 12-13
[4] Lacan, J. Mon enseignement. Paris. Seuil. 2005: 13-14
[5] Jacques-Alain Miller, Paradoxes de Lacan. In Jacques Lacan, Mon enseigment, Paris, Seuil, 2005
[6] Lacan, Mon enseignement. Paris, Seuil. 2005 :21
[7] Lacan, Mon enseignement. Paris, Seuil. 2005 :38
[8] Lacan, Mon enseignement. Paris, Seuil. 2005 : 41
[9] Lacan, Le triomphe de la religion. Paris. Seuil. 2005.
[10] Lacan, Mon enseignement. Paris, Seuil. 2005: 28-34
[11] Ibid. : 22
[12] Lacan, Ecrits. Paris. Seuil. 1966: 691
[13] Lacan, Ecrits. Paris. Seuil. 1966: 509
[14] Ohayon, A. Psychologie et psychanalyse en France. L’impossible rencontre(1919-1969).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6: 408
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超越：“回到弗洛伊德”
(高宣扬在南京大学的演讲提纲)
2010，04，23
一 “回到弗洛伊德”(Le retour à Freud)
（一）首先确定“位置”(la place)在法国社会大动荡前夜，在1968年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前夕，拉康在巴黎大学课堂上，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暴风雨。这将不仅是一场关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争论，而且也是精神分析学的社会命运的大检阅和考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经过20年代超现实主义思潮与实践的冲击和挑战，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已经不能继续停留在原有的理论层面上，更不能继续作为纯粹的自然科学的一门“学科”，继续作为医学、心理学和生理学的一门“学科分支”而存在。精神分析学已经充分地显示了它的社会性、思想性和实践性，它已经作为各种权力进行争斗的场所，它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和权力争斗的旋涡。如果说，自从形成精神分析学以来，它一直活跃在社会生活和社会运动的前沿，一直在无形中变成了贯彻统治者“治理”社会和控制文化创造活动的精神手段的话，那么，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它所提供的强大理论力量的时候，特别是当人们发现它关于“无意识”的观点具有无穷的潜力的时候，它的社会命运就不再是它自身所能够决定的。对于文学艺术创作者来说，当他们发现精神分析学已经成为社会运动的“酵母”(le ferment du mouvement social)，甚至变成“为革命服务”(au service de la révolution)的理论手段[1]的时候，对精神分析学的理解，对它的社会运用及教学活动的性质和方法，就必须根据现实社会的发展状况以及社会对它的需要进行重新估计。拉康试图超越弗洛伊德的视野，不仅从精神分析学本身的多学科性，而且也从它的理论和实践的活生生性质出发，对整个精神分析学进行彻底地重建。
所以，根据拉康的新观点，了解精神分析学，就必须沿用尼采的系谱学方法，以“在场”或“即席出席”的立场，在拉康本人所处的具体位置上，在拉康所面临的各种现实力量相互争斗的紧张网络的处境中进行审时度势。这不但涉及到拉康自己在法国精神分析学领域的地位，而且也关系到精神分析学本身的内外结构及其潜在可能性。因此，这不是单纯对于一门学科的理论性质的重新估价，而是活生生地把握精神分析学的生命本身及其创造精神，当然也涉及到与当时当地的精神分析学同它所处的社会的复杂关系问题。
为此，在1967年，拉康经历十多年的精神分析学教学活动与精神分析实践的经验之后，当他来到里昂维纳季耶精神治疗所(Centre hospitalier du Vinatier à Lyon)发表学术演讲的时候，在回顾和瞻望的双重视野内，把“历史”和“未来”在“现实”的交合点上加以整合，试图把环绕精神分析学的各种争论，集中地在拉康当时所处的实际地位中，在他所面临的现实力量对比的紧张关系中活生生地再现出来。于是，拉康在这次学术演讲的开场白中直截了当地宣称：“开始，并不是起源问题，而是位置。…(Au début, ce n’est pas l’origine, c’est la place….)[2]显然，拉康很清醒地把精神分析学的根本问题，归结为关于各种力量相互斗争的具体场所问题。
（1）“事件”在“位置”上发生
（2）权力意志在“位置”上喷发
（3）“能指”在“位置”上指向一切可能的“所指”
（4）“他者”在“位置”上产生并主宰“自我”
（5）历史在“位置”上改变方向
位置，已经包含或浓缩了时间，同时它又把时间加以具体化和事件化；它把时间从其抽象的结构转化为具体的以及网络化的活生生的“现场”，变成为各种力量相互拉扯的“即席表演”场所。于是，历史在此终结并重新开始：历史由此改变方向。
位置，是各种力量经历多次反复紧张拉扯而逐步确定下来的，而且，在具体场所呈现出的位置，又是有待进一步的激烈斗争才能从其不稳定性转变成稳定的场所。因此，具体的位置，就是历史和未来在现时的交合，同时它又是进一步导向未来方向的预示性的信号点。
拉康说：“‘位置’是我经常使用的一个语词，因为在支撑我的论述的具体场合中所指的具体位置往往有它的参照架构。为了要在这些场合中找到位置，往往需要具备在别的领域中所称呼的所谓形态学结构，而且，也需要对关于被质疑的问题的基础的建构过程具有一个倾斜的观念。…但是‘位置’还具备一个不同于形态结构学的另一种范围，也就是说，它关系到一个表面是一个领域或者是一个圆环的问题，而在不同的情况下，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但问题还不归结为如此。位置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它涉及到‘我是从哪里来到那个位置上’以及‘是谁让我在那里展示教学的姿态’…”。[3]
（二）在危机中“回到弗洛伊德”
当拉康在50年代正式开展他的精神分析学教学活动的时候，他充分意识到：只有首先把新的精神分析学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清除干净，才能顺利地展开他本人所创建的新思想；而为了实现对障碍的清除和完成新思想的创造，拉康必须对他自己所处的位置进行一再的分析和估计。
拉康清楚地指出：一切围绕“位置”的探讨和争论，并非一目了然，也并非轻而易举。他说：“一切都围绕着这个问题，精神分析学的功能并非自然而然的；也不能满足于人家已经给予的状态，不能满足于人家规定的惯例”。“至于我的位置，事情要回溯到1953年。当时，法国的精神分析学的处境，可以说，正处于危机”(En ce qui concerne ma place, les choses remontent à l’année 1953. On est alors, dans la psychanalyse en France, en un moment que l’on pourrait dire de crise.)。[4]
正是在此基础上，他适时地提出了“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的背景意义，同时也是拉康本人的“实践智慧”及其灵活策略的集中表现。
在危机中，就意味着：第一，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即在各种力量相互紧张拉扯并处于焦灼状态的时候；第二，在各种力量斗争面临抉择的时候；第三，在潜在的未来倾向已经初露头角的时候；第四，在各种力量的性质趋于全面暴露的时候。
“危机”原义是“考验时刻”或“紧急事件”，来自希腊文κρίσις ，它表示一种不可预测的、不确定的和隐含危险性的事件的威胁，意味着原有的秩序和状态已经不可能继续稳定地维持下去，从而也意味着新的希望的苗头的流露。拉康选择在危机时刻向弗洛伊德发出挑战，正好体现了他的智慧和机敏。
拉康所提出的“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具有悖论性，它一方面声称“回到弗洛伊德”，使人不怀疑他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事业的忠诚，另一方面又恰好策略地表现了拉康对弗洛伊德的原有理论和方法的不满，也为拉康本人创造性地发展新的精神分析学的正当性进行论证。
（三）拉康的悖论(Paradoxes de Lacan)
拉康根据自己的思考以及精神分析实践的经验，越来越意识到：精神分析学，不论就其理论和方法，也不论是其分析实践过程及其技巧，都不是单靠外人的教导，靠第三者的教育或传授，就可以学到手。这涉及到精神分析学这门学科及其实践的性质，也涉及到把握它的过程中所牵涉到的多面向、多维度及多领域的相互穿插、重叠和渗透的运动变化过程，尤其涉及到语言、精神活动、人对自身的理解以及其他非常复杂的问题。在拉康那里，尤其还要加上文风的因素，作为表达和理解精神分析学的关键：文风不仅使精神分析学内容的复杂性展现出来，而且也靠它来维持精神分析学的发展、传播和实践。
所以，拉康的传人贾克-阿兰·米勒，根据拉康本人对他的反复指示和暗示，在出版拉康著作和讲演录时，强调说：“一种精神分析教给你的，并不是通过其他任何途径所能获得的；既不靠教学，也不靠其他任何精神活动。那么，怎么办？难道说，这门学问必须闭嘴沉默？如果它对任何个人都是如此特殊，难道就没有办法教会他，没有办法哪怕向他教些基本原则及其结果？拉康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他还在回答中又特别强调了文风问题。在他的各种研讨会上，他轻快自如地对此进行论证。在他的《文集》中，拉康试图论证，并愉快地对文字进行刁难。另外，还有他的研讨会论文，他的对话录以及他的各种即席插话等等，也都是如此。在这些场合，这一切都瞬时即逝地自然进行的。显然，这是为了让公众感到惊异好奇，以便更好地引诱他们关注精神分析活动。这就是悖论。究竟谁在讲？是一位有智慧的大师，但这是一种不随波逐流的智慧，一种反智慧的、爱讽刺的、嘲弄性的智慧。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把他的理念实施成一种行为[5]”。拉康自己在谈到精神分析学的高难度的时候，非常强调语言及其运用风格的决定性意义。他说：“从弗洛伊德以来，精神分析学团体总是靠一种被恰当地称为‘吹牛’(boniment)的文风来做宣传”[6]；“我的教学，无非就是语言，如此而已，没有别的”[7]。
（四）对“无意识”的重新诠释
不同于弗洛伊德，拉康强调“无意识”(l’inconscient)的结构及其活动的独立性，反对把无意识当成意识低下、并附属于意识的 “潜意识”(la subconscience) 或“次结构”，也反对把无意识与“自我”(Ego; le moi)联系在一起。
无意识不是被压抑的意识，不是意识的一部分，不是由意识转化而成的，更不是潜在的意识，也不是可以由意识来指挥和管辖的附属部分，而是一种自在的创造性力量，即它本身是独立的，具有其自身的生命活力，是人的生命，即人的精神和身体所构成的完整生命体的基础。
“无意识”与“原我”或“自我”无关，因为“我”本来就不存在。“我”永远是分裂的，是进行中的创建和分裂过程。“我”是原本具有思想创造力的个体生命对人为的规则的屈从的产物。拉康的新观点颠覆了弗洛伊德关于意识、前意识与潜意识三重结构的假设，也重构了弗洛伊德的主体性观念以及由此建构的精神分析学。
无意识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是立足于它的语言性。拉康指出：“当我说，‘无意识像语言那样被结构化’的时候，我是打算给予它在弗洛伊德的保护伞下的结构中所完全不同的功能；而这样一来，我们马上就可以迈出重要的第一步”[8]。
（五）对宗教的肯定
拉康在清算弗洛伊德的整个关于“人”、“精神”、“心理”以及“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概念体系的过程中，表现出他对启蒙思想以及传统理性主义的彻底批判态度。拉康并不相信启蒙的力量，并不打算把启蒙理性当成人类文化创造的标准尺度。因此，拉康反对弗洛伊德对启蒙的乐观态度，不同意把宗教当成纯粹的幻想(illusion)，也不同意弗洛伊德关于启蒙开启了文化“进步”的神话，不相信科学的“进步”将使宗教“消失”的说法。
拉康认为，真正的宗教和罗马教会，终将成为人们对抗近现代科技所造成的非人性的生活环境的最坚韧和最顽强的力量[9]。
（六）使精神分析学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试验基地
拉康反对仅仅在医学和精神病学的范围内探讨精神分析学，也反对把精神分析学的首要目标仅限于“性”(la sexualité)的问题[10]。拉康尖锐地指出：“精神分析学难道纯粹是或只是一种精神治疗法，一种医学治疗，一种膏药，一种江湖郎中的万灵药？它是靠这些来治疗？第一眼看来，难道它不是这样吗？但是，精神分析学绝对不是如此”[11]。拉康坚持主张进一步扩大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探索和试验范围，不但使之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相互交叉和交流的平台，而且也成为思想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共同探索人性及其文化创造性质的战略基地。所以，拉康虽然在精神分析学的领域中成长，但他的精神分析学又恰好是远远地超出这个学科本身，同时地吸收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优秀成果，使他的精神分析学具有医学、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符号学、文学和哲学的跨学科性质。同时，拉康还极其重视在人的思想创造实践中的灵活机智性，使他坚持主张把精神分析学变成一种真正的“实践智慧”，一种“生活艺术”。
为此，我们集中分析拉康及其同行环绕精神分析学的传授和实践方法的争论；这一争论实质上又不是纯粹方法之争，而是对精神分析学的性质、人性、思想、精神活动以及人的生命的性质的深刻争论。正是由于这场争论涉及到要害问题，才导致了精神分析学队伍以及拉康学派本身的分裂。
（1）诱导法(la passe)
经过了长期思考和试验，拉康于1969年提出一种精神分析学的新方法，这就是“诱导法”(la passe)。从事精神分析的医师在其对精神病患者的催眠中，究竟应该采取何种诊治方法？这始终都是精神分析活动成败的关键。一方面出于对精神分析学性质的独特看法以及他对精神病病理原因的复杂性的考量，另一方面，也为了防止治疗过程中过分地夸大医师的理念化目标以及避免医疗体制的官僚机构系统的干扰，拉康主张发挥医师和患者的主动创造精神及其对具体病案的个人判断作用。但拉康的新方法并不顺利：在“诱导法”实施11年的过程中，绝大多数案例归于失败，只有17位患者获得康复。拉康方法的暂时失败直接导致拉康的同行的抗议及其辞职，致使法国精神分析学从此分道扬镳而发展。
（2）数模(mathème)
环绕精神分析学性质和方法的争论，也表现在对待自然科学的态度上。拉康很重视医学、心理学和生理学，但他尤其重视数学和物理学以及“非医学”领域的其它自然科学。
最关键的是数学。法国的数学具有独特的传统，既不同于英美派数学，也不同于德国派数学，单独形成了以法国文化为基础以及以法兰西人生活方式为模式的数学思维方法，这就是从17世纪以来把数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并重视人的思维的积极主动性以及数学思维中“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相结合的法国数学传统。它是由创立“或然性数学”（概率论）基础的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 1623-1662)所奠定，并由拓扑学开创者彭加莱(Henri Poincaré, 1854-1912)所发展，又由数学哲学家柏格森(1859-1941)和嘎瓦耶(1903-1944)等人在拉康生活的年代进一步同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融合。拉康把法国数学传统与德国数学传统联系在一起，灵活巧妙地采用数学模式，表示精神心理活动的复杂性。
拉康认为，在人的思想领域以及精神生活中，人不仅模仿自然运动模式，而且也在其语言创造和运用中，在其精神活动中，经常倾向于动用数学模式，反复借用“借喻式滑动”(le glissement métonymique)的方式进行思想创造和交流。
因此，拉康在1957年的研讨会上，首先明确地批评索绪尔原来用来表达“能指/所指”二元对立关系的简单公式：S/s
拉康认为，唯有使用“数模”(mathème)才能恰当地把非常复杂的无意识规则与语言的隐喻借喻变换规则联系在一起。
就词源学的意义而言，mathème来自古希腊字mathêma，“意涵”的意思。所以，弗洛伊德曾经借此发现日常语言中的各种笑话及暗喻的运作程序。拉康进一步把它当成日常语言与逻辑机智之间的桥梁，在1955年引入L图形(schema L)，它在一定程度表现了“数模”的功能，它显示了“自我”(le moi)与他者的关系中的异化。在上述图形中，(1) S表示弗洛伊德所指的Es，即无意识的主体，它是处于难以言喻和愚蠢地位的主体，它是限于语言陷阱并对语言无知的主体。(2) a'表示“小他者”(petit autre)，它是可与“自我”相重叠的“另一个自我”、并由此而使主体显现出来(un autre moi superposable au moi dans lequel se voit le sujet)。(3) a表示“自我”，并由此显示主体，“自我”也因此自信这个“自我”就是他自己。显然，这是一种异化，一种想象中的理解，一种杜撰出来的“同一性”或“身份”。(4) A 指“大他者”(Grand Autre)，指的是在他人眼光中所看到、并被象征化的“主体”(symbolise relativement à un sujet ce qui est perçu d'autrui)；但它又不是“自身”(le soi)。只有这样，它才能一方面被思考和被反思出来，另一方面又未能真正显示其自身。在这里，拉康把自己的“他者”概念与弗洛伊德相区分，强调实际生活的“欲望”中所掩饰的“他者”。拉康使用这个新的“他者”概念，显示了自身的辩证运作过程及其复杂逻辑，同时，拉康也借此表明：他者是“能指”之处所(le lieu du signifiant)，它无非是面对另一个能指所显示的主体。拉康由此指出：“一个能指，就是对其他能指而言的主体”(un signifiant est ce qui représente un sujet pour un autre signifiant)。因此，“他者”并非单纯是通过他者的主体化，而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象征性结构，是言语和话语能够发生作用的关键领域，“主体是以相反的形式从他者那里接受他自身的信息”(Le sujet reçoit de l'Autre son propre message sous une forme inversée)。
二 在语言游戏中的主体、自我与他者
（一）语言优于并先于人的存在法国社会和人文科学，深受结构语言学的影响，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便展开了对语言及其同思想、行动和整个社会文化的复杂互动关系的全面深入研究。而在精神分析学领域内，拉康早从30年代起，便在他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研究中，创造性地将对于人的精神分析同语言的运用连结起来。
首先，拉康试图超出由索绪尔所创立的结构语言学的界限，深入探讨人在各个不同成长阶段的语言论述，特别是从儿童到成年时期的语言运用同潜意识的关系，研究疯狂状态中的精神病患者的语言论述及其同自我的相互关系，由此探讨人的所谓主体性的建构与语言运用的关系，并同时也研究语言与潜意识、与外在现实世界、与可能的世界的内在关系。
弗洛依德在总结神经病理学家梅内德(Theodor Hermann Meynert, 1833-1892)的“心灵机器”概念与神经病学家维尔内克(Carl Wernicke, 1848-1905)对“失语症”(Aphasies)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曾经采用了“语言机器”(Spracheapparat)的概念，但弗洛伊德并没有进一步细致地分析语言与潜意识的复杂关系。
拉康比弗洛伊德幸运的是，他享用了19世纪末以来发展起来的结构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并使之与20世纪以后传播开来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现象学等思潮结合起来，造成了精神分析领域的一场新的革命。拉康的贡献，尤其集中在他对精神活动与人的语言活动的密切关系的研究方面，总结出精神活动的潜意识基础同语言相关连的基本结构。他发表于1938年的《家庭情结》，尤其是1936年他在德国波希米亚地区马利安巴特(Marienbad)矿泉疗养院所召开的精神分析学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论镜像阶段》(Le Stade du Miroir. 1936)的重要论文，标志着他本人创造性的新弗洛伊德主义或后弗洛伊德主义精神分析学的诞生。正因为这样，他的学说的产生也引起了国际精神分析学运动的分裂，造成原有固守弗洛伊德学说的人们同拉康所创立的新弗洛伊德主义之间的对立。
（1）语言与欲望
拉康认为欲望并不是单纯发自主体内心深处潜意识的需求，而是在人同人的语言交往关系中形成的，是在与他人的语言互动中不断更新的象征性力量；它是构成语言论述和言谈内在结构的重要成份，是一种最根本的‘能指’。因此，他说：“欲望既不是寻求满足的快乐，也不是对于爱的需求，而是前者减去后者所得的差额[12]”。不论是爱，还是寻求满足的快乐，都远远地超出个人的范围，必须面对社会和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所以，拉康指出：语言及其能指功能无所不在[13]。“人不但生活在语言中，而且永远是在遭遇到先于他而存在的语言的情况下出生的。”这就是说，人不但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而且是在先于他存在的语言结构中生存的，又是难以逃脱语言的控制而思想和行动。拉康说：“语言是隐藏在大脑中的活蜘蛛”(un langgage, c’est sur le cerveau, comme une arraignée)。这就决定了人的一切活动，特别是他的精神活动的语言性。
如果说，人的存在是以语言为前提的话，那么，反过来，人在其生命中对语言的掌握及其运用熟练程度，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的存在状况及其未来。正如前面所引，拉康强调说：“我的教学，无非就是语言，如此而已，没有别的”。他认为，精神分析学的成败及其命运，决定于语言的运用；而精神分析学的思想创造性，也决定于语言的运用。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特别强调欲望的潜意识基础，把欲望的主要形成动力归结为潜意识的本能冲动(pulsion instinctive)。但拉康却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深入揭示了欲望的对象及其与主体的复杂关系。在拉康那里，欲望的对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欲望并不是主体潜意识的内在要求的结果，而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在语言的社会运用中，受到主体之外的他人的影响和刺激，根据象征符号的运作规则而形成的。因此，关于欲望对象的问题，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使拉康所独有的‘机器世界’(le monde de machine)具体化，由此揭示出这个被他称为‘真正的人的世界’(le monde proprement humain)的具体结构。
另一方面，透过拉康的‘欲望对象’的概念(la notion de l’objet du désire)，我们也可以看到拉康如何探讨精神分析学同它的哲学先驱的关系。
早在他的儿童镜像期心理研究中，拉康就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人对于自身主体的认识，并不是靠其主观意识的单向成长过程，也不是单靠其内在本能欲望的推动，而是靠他同他者以及与他者同时介入的象征性世界(le monde symbolique)的关系而形成的。人从儿童时期开始，就透过象征性的中介认识自己、主体和对象。人的欲望对象、形成动力及其变化，都是从儿童的镜像阶段就已经确定下来。从那时起，象征性本身就是最有潜力无限展开的‘他者’。
（2）语言与他者
语言的运用不但把人引向他者的网络中，而且也使人成为了他者的一个对象。他者在语言运用中扮演了决定主体的功能。他者从来都不是单纯以其时空结构的死框架出现在人的面前。他者是在‘会说话的人’的面前，始终都是在说话中，以象征的性质及结构而曲折地和活生生地呈现出来的。因此，‘他者’与‘象征’不仅是同时出现在人的面前，而且两者也同时以象征性的运作规律相互影响、并推动人的整个心理发展过程。
（二）主体、他者与自我的相互转化
拉康从语言的运用及其在确定身份与人际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出发，强调靠语言的运用而显示出来的‘能指’(le signifiant)的神秘功能。能指的神秘性，就在于它在不知不觉中，即在无意识的独立指引下，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衬托出来，同时又协调了自身、他人及其实际世界的关系，使人陷入他自身难以理解的神秘境地。
拉康认为，正是透过‘能指’，儿童才有可能走出他们的模糊的想象捕捉物的范围而进入象征性的世界。拉康认为，‘能指’所发挥的作用是普遍性的。‘能指’是一切表象和观念的前提。拉康高度重视语言运用在意识发展中的作用，强调‘能指’的出现，在一个人意识成长中的决定性影响，并特别深入分析了‘能指’的自律性主动创造功能。
拉康认为，能指就是一切表象和观念的基础，是人的精神心理能量的主要来源。人在其成长中，透过与他人的来往和言说，使自己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自己。‘能指’在其运作过程中，能够产生出连说话者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事情：那就是能指在运作中，不仅引出了所指，更重要的，是能指自身也同时进行自我生产，导引出一系列超越主体意识的效果。
在这里，最关键的，是话语的应用引入了他者，或者，也可以说，他人在人的言说中进入了主体，使主体发生连主体自己都无法控制的新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是被语言所言说，而他者倒成为主体的替身，它既造就了主体，又泯灭了主体。所以，对于拉康来说，能指对于主体来说是强制性的，它的确强加于主体，是主体无论如何都必须接受的；而‘他者’是‘能指的宝库’(le trésor signifiant)之所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欲望是他人的欲望。有了他者，才有可能形成能指，才有可能使主体形成接受能指的能力；也只有他者的出现，才使主体的欲望被引向另一个欲望中。
正是在‘他者’那里，一切具体的论述被揭示无遗，也正是在这个同一个地方，一切想象的东西被揭示无遗。拉康还指出：没有‘他者’，自然的人无非是残暴的野兽(une bête féroce)；正是靠他人以及由此而出现的‘能指’，人变成为站立的残暴野兽(Ibid.)。也正是靠他者的介入，才使儿童逐步地形成自己的主体。由于一切要求都透过言语来作为表达中介，致使言语永远一再地要求其它的东西。所以，在产生和表达要求的过程中，欲求的对象永远都是隶属于能指的永恒换喻的系列中。在这个意义上说，欲求本身的提出就必然地包含着欲求的无止尽的不满足状态。
三 现实、象征与想象的三重交叉结构
（一）人所面对的现实性（1）“狼人”(l’homme-aux-loups)的启发
（2）“鼠人”(l’homme-aux-rats)的启发
（二）“父亲的名字”的象征性
拉康在《家庭情结》一书中已经深刻地触及到了亲属关系的人类学问题，并在那里深入批判了弗洛伊德关于奥底帕斯情结的观点，指出弗洛伊德只是简单地提出了父亲、母亲和儿女之间的“三角形结构”。与此相反，拉康强调在这一结构之外和背后，还存在着社会和文化的“象征性前结构”。拉康清楚地指明，在奥底帕斯情结中，父亲的角色，与其是生物学意义的，不如是指文化和社会意义的父亲。因此，在拉康看来，父亲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角色，他可以被叔父、祖父以及老师等“象征性的父亲”(le père symbolique)所代替(Lacan, 1984)。这样一来，关于神话、亲属关系和人的内在精神活动的关系，从弗洛伊德主义的较为固定、狭窄而僵化的结构，扩大成为透过语言的广阔海洋所形构的、由无数活生生的“自我”的互动所构成的历史文化的社会脉络。
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又进一步同他的‘镜像理论’相结合，使他跳出弗洛伊德关于“原我”、“自我”和“超我”的潜意识理论框架，强调‘主体’与外界的相互关系的基础的‘欲愿性’和‘语言性’。他认为，透过镜像阶段的认识活动，主体具备着某种识别能力，意识到主体本身在与外在世界的接触中所认识到的形象，无非就是客观对象的一种变形。拉康认为，这是主体的一种想象中的变形。然而，这并不是主体的任意想象产物，而是主体借助于呈现在主体面前的客体，即借助于‘现实’本身的因素，又透过主体本身所具备的象征能力而想象出来的客体变形。
拉康从这里引伸出关于个性和人格的‘想象性’、‘象征性’和‘现实性’三交错结构的学说。这在西方哲学和精神分析学发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
（三）巴洛美扭结(le nœud borroméen)
巴洛美扭结，“它不只是概念性，而且也是数学的和实物的”(non seulement conceptual, mais mathémathique et matériel)；它开端于拉康在1953年7月8日的演讲，并始终成为他思考的主题。
在组成不同个人的人格的三大轴线中，想象的部分是一种由镜像阶段所产生出来的混杂统一体，它是主体在镜像阶段所记录下来的有关外在世界的复杂图像，其中包括有意识的、无意识的、知道的以及想象到的各种成份。在这个意义上说，外在世界是主体的一种想象图像，只是它并非一种单一成份的任意编造出来的图像，而是必须对这个图像的成份进行深入的分析，发现其中各种不同成份，并指明其性质和运作机制。也就是说，必须将主体想象中的外在世界图像同主体的象征能力以及现实本身的结构结合在一起加以探讨。
象征的世界当然由某种多样的符号所构成的。不论产生符号还是运用符号，都是人的特殊能力，也是人进行各种心灵思想创造活动的动力和基础，又是人同外在世界打交道、并对外在世界进行改造的中介因素。象征把人的能力、内在世界以及实际活动同外在世界联系在一起，并使人对于自己所面对的外在世界不处于纯粹被动消极的地位，而是反过来采取具有主体性的积极主动态度，以其本身所固有的象征能力，将外在世界所提供的各种有利于自身的因素加以改造，使之变为有利于主体、或适应于主体创造精神的因素。象征对于人发挥其主体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象征也是人同外在世界打交道、并使之改造成有利于人的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中介力量。这就是说，没有象征能力，不仅人的思想创造精神无法发挥和运作，而且，人也无从对付极端复杂的外在世界，更无从改变外在世界对于人的摆布。
想象的世界同象征的世界相结合就是现实的世界，就是具有主体性的人所面对的外在现实世界。人所面对的世界永远都不是客观中立的外在因素组合体，而是同人的主观能力及其欲愿和实际活动紧密相关的。外在世界在人的主体性真正地树立起来以前，只是一种‘未知数’。在人面前的外在世界，其性质及其实际意义，端看人的想象和象征能力如何对待。由于人的主体性本身是可变的和不稳定的，它永远是有待建构的，所以，人的现实世界是永远不可能完满的，也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被建构的。所以，它又是不可知的和带有神秘性的，是宗教的和实际的的交错产物，是一时难以把握的。为此，拉康坦率地说：“现实，就是不可能的”(le Réel, c'est l'impossible)。
四 对当代法国思想的影响
拉康生活的年代，对他的思想的创建是得天独厚：首先，他出生在1901年，使他成为20世纪法国思想家中最年长的一位：福柯的老师冈贵连(Georges Canguilhem)生于1904年，萨特和雷蒙·阿隆1905年，列维纳斯1906年，让·伊波利特和布朗索1907年，列维-施特劳斯、梅洛-庞帝和西蒙·德波娃1908年，西蒙娜·薇依1909年，生物学家贾克·莫诺(Jacques Monot)1910年，保尔·利科和卡缪1913年，罗朗·巴特1915年，阿尔图塞1918年…。天时地利，拉康成为了连接19世纪和20世纪的关键思想家。拉康20至40岁，即19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是他建构自己的思想的青壮年时代，又恰好生活在法国思想发生剧变的时期：柏格森主义、知识哲学、弗洛伊德主义、超现实主义、语言学的“布拉格-巴黎学派”的结构主义、乔治·巴岱耶的新尼采主义、科杰夫对黑格尔思想的新估价、文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思想的新转变…，所有这些，为拉康“重新阅读弗洛伊德”以及由此创建“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提供良好的思想理论条件。
我们看到：拉康的思想，孕育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在30年代，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至50年代中期进入成熟时期，使他有可能从1953年起，连续主持他的独具特色的精神分析学研讨会，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他的学派。
他的思想又在60年代经历1968年学生运动的冲击和检验：人们说，精神分析学是1968年学生运动的“酵母”(ferment du movement étudiant de mai 1968[14])。
在70年代的关键时刻，拉康又与正在激烈变动中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相遭遇，同语言符号论的新思潮以及各种艺术理论发生激烈碰撞，使拉康的思想体系本身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法国20世纪思想史的一个缩影。
综上所述，拉康本人的生命成长及其思想形成发展历程，在时间和空间的交错复杂结构中，与法国20世纪的思想和文化的整个历史运动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使拉康无可争议地占据了关键的历史地位，成为我们分析法国20世纪思想的焦点人物。从1920年代以后出生的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1926-1984)、德勒兹(1925-1995)、德里达(1930-2004)、利欧塔(1924-1998)…都或多或少受到拉康的影响。
（一）对阿尔图塞的影响
La lecture symptomatique[
（二）对福柯的影响
（三）对德里达的影响
（四）对洛朗·巴特的影响
（五）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1）死亡概念的文学意义
拉康强调指出，在弗洛伊德研究的神话中，“父亲”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是说，“父亲”的角色并不是活着的父亲的功能；而更重要的是已经死去的父亲的功能。由此，拉康引出了“死亡”这个概念，并强调了研究“死亡”对于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的重要意义(Lacan, 1974-1975)。
在语言中埋葬着已经死去的许许多多历史上的个体和整体。死亡是人类文化的真正宝库。关于死亡同语言的关系，如前所述，与拉康同时代的巴岱等人已有所研究。19世纪至20世纪许多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包括瓦勒利、马拉美以及廿世纪3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诗人让•哥克多、阿波里奈(Guillaume Apollinaire, 1880-1918)和乔治•巴岱耶等人，都在他们的创作中，透过语言使用的各种风格和形式，表现出他们对死亡的沈思。
拉康在研究语言同精神分析和艺术创造的关系时，论述了死亡的重要意义。对于‘想象’、‘象征’和‘现实’的独特研究，使拉康有可能更深入地探讨人的死亡问题，并使之纳入崭新的人类学研究领域之中。拉康认为，对于自我和当代文化起着“前结构”作用的“超我”(le Surmoi)，始终都是一种缺席的、死亡的象征性结构。没有象征，没有想象，就无所谓死亡文化。人对于死亡的各种社会仪式和文化活动，都是建立在人的想象和象征能力的基础上。拉康认为，死亡是象征性结构运作的关键，因为在语词与它所以意旨的事物之间始终都是存在着一种缺席。这个“缺席”的存在，对于语言同事物之间的意义关系的运作是一个先决条件。正是透过缺席的死亡，人们才有可能超越现实的限制，在同历史和未来的对话中，发挥思想的创造力。拉康还说，没有语言，就没有生，也没有死；同样也不会有精神财富：这一切，正是象征性结构运作的真正奥秘。对于死亡及其同语言的关系的研究，大大地促进了当时和后人对传统人文主义和主体论的批判。
（2）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
（六）对后现代的影响
（1）利欧塔：从弗洛伊德的偏离
（2）阿兰·巴迪乌
（七）对21世纪文化重建的意义
[1][1] Ohayon, A. Psychologie et psychanalyse en France. L’impossible rencontre. Paris. La Découverte/Poche. 2006 :408-410.
[2] Lacan, Mon enseignement. Paris. Seuil. 2005:12
[3] Ibid.: 12-13
[4] Lacan, J. Mon enseignement. Paris. Seuil. 2005: 13-14
[5] Jacques-Alain Miller, Paradoxes de Lacan. In Jacques Lacan, Mon enseigment, Paris, Seuil, 2005
[6] Lacan, Mon enseignement. Paris, Seuil. 2005 :21
[7] Lacan, Mon enseignement. Paris, Seuil. 2005 :38
[8] Lacan, Mon enseignement. Paris, Seuil. 2005 : 41
[9] Lacan, Le triomphe de la religion. Paris. Seuil. 2005.
[10] Lacan, Mon enseignement. Paris, Seuil. 2005: 28-34
[11] Ibid. : 22
[12] Lacan, Ecrits. Paris. Seuil. 1966: 691
[13] Lacan, Ecrits. Paris. Seuil. 1966: 509
[14] Ohayon, A. Psychologie et psychanalyse en France. L’impossible rencontre(1919-1969).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6: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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