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醒人心》》第三章:跨文化洗礼
作者: 托马斯·布拉斯 / 6657次阅读 时间: 2010年10月22日
来源: 《电醒人心》 标签: 奥尔波特 米尔格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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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洗礼
   米尔格拉姆博士论文选择的题目是“国民性”(nationalcharacter)。所谓国民性就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特征。1953年夏天的欧洲之旅让他开始对跨文化差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入哈佛之后,这种随性的兴趣逐渐转变成更严肃而系统化的学术思考。1955年春天,他为奥尔波特社会心理学资格课程提交了一份国民刻板印象(nationalstereotypes)的分析报告。一年后又参加了罗杰•布朗的国民性阅读课,通读了一百篇与这个主题相关的文章和书籍。担任阿希助理期间,通过阿希的群体压力实验,他学习到了实验方法这个有力的工具,并在纷繁无序的跨文化问题海洋中,找到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课题:比较两个或多个国家的从众水平。

   在他心目中最理想的论文导师莫过于奥尔波特。他们此时已经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师生关系,此外,文化差异和群际关系(intergrouprelation)同样也是奥尔波特广泛的研究兴趣之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在于奥尔波特指导学生的方式。他总是能给学生一个足够大的发展空间,让他们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研究方向。奥尔波特另一名学生汤姆•裴迪格鲁(TomPettigrew)这样说:“高尔顿告诉他的学生们,他坚信每个人都有着独特的性格。他在教学的过程中也贯彻着这个信条。他支持我们始终按着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理想……”

   米尔格拉姆计划在1956-1957学年间完成全部的博士学位课程,然后在1957-1958学年进行博士论文的课题研究。因为他计划在国外进行该研究,所以需要些经济支持。1956年秋天,在对一些组织提供的奖学金进行了一番调研后,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SSRC)的研究培训奖学金最契合他的需求和条件。

   奥尔波特已于这一年的春天出国度假。米尔格拉姆不愿在老师休假期间打扰,但SSRC奖学金申请的截止日期是1957年1月7日,奥尔波特大概要等到12月初才能回国,米尔格拉姆等不到年底了。他在10月17号给正在意大利的奥尔波特写了一封长信,希望奥尔波特担任他的博士论文导师。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研究想法:

   您远在欧洲,我却要拿一些本来应该与系里商议的事情烦扰你,真的很抱歉,但是事情已经迫在眉睫……我计划在1957-1958学年开始写毕业论文,题目是“国民性”……在哈佛所有教师中,我最希望您做我的论文导师。我知道和您相比,有些教师对国民性的研究似乎更加主流。但是我感觉与您的看法更加不谋而合——正如您在《偏见的本质》(TheNatureofPrejudice,奥尔波特著作之一)第6章《群体差异的科学研究》(TheScientificStudyofGroupDifferences)中所说:我预计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见解,但这些不同见解都处在一个具有广泛一致性的背景之中。

   米尔格拉姆还告诉奥尔波特,在研究有关国民性的文献时,他发现这些文章大多都是断章取义,仅仅基于主观印象,没有对实际行为进行直观系统的观察和客观科学的研究。他在担任阿希助理的过程中接触了实验方法,并希望能以实验的方式完成自己的研究。他的计划是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对阿希的从众实验进行跨文化复制。但对实验细节进行了一些改动,将判断线条长度改为辨别一组声音。只需提前录制好“压力组”的错误回答,在实验过程中不需要伪装被试到场,这样可以节约费用。

   他在这封信最后表示,尽管他对这个计划的热情“持续不断地高涨,但我不指望别人也能感同身受……如果您觉得这个点子还可以,希望您能做我的论文导师”。

   当时正在罗马的奥尔波特在回信中表示,他很高兴米尔格拉姆对国民性这个课题感兴趣,并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总体而言,他认可米尔格拉姆的研究方向,对他的实验动机表示了赞许。只要能找到一种双方都满意的合作方法,他就愿意做米尔格拉姆的论文导师。但是,他对那个实验还有些担忧之处:“恐怕你设计的实验行不通。主要是因为你对实验设备、被试和欧洲人的配合度过于乐观。这都是些麻烦事,最终会让你陷入无休止的沮丧之中。”他建议米尔格拉姆“将这件事情延后”到他月初回到坎布里奇,然后进行面对面的商讨。

   奥尔波特回哈佛后,和米尔格拉姆一起将研究计划整理成一个更加现实可行的方案。从最初的3个国家改成2个国家:美国和挪威。奥尔波特之所以提议挪威,是因为奥斯陆的社会研究学院(InstituteforSocialResearch)应该是进行跨文化研究的理想场所。该院曾成立了一个比较社会研究组织(OrganizationofComparativeSocialResearch,OCSR),对背离群体标准的现象进行多国比较研究,这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利用实验方法进行的跨文化研究之一。可惜这个组织很快就解散了。该研究院中有些成员对跨文化研究很有兴趣,比如拉格纳•罗米维特(RagnarRommetveit)和斯坦•洛肯(SteinRokkan)。估计他们会欢迎米尔格拉姆和他的实验。

  接下来,奥尔波特致信罗米维特和洛肯,并在信中附上米尔格拉姆向SSRC提交的申请复印件。奥尔波特在信中询问,是否该学院允许米尔格拉姆在那里进行实验,并为他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奥尔波特还说:“米尔格拉姆今年岁,是一位热情积极的年轻人,充满了干劲,反应敏锐,真诚友好,我想你们会喜欢他的。”两位教授在回信中都对米尔格拉姆的计划表示了很大的兴趣。他们向米尔格拉姆介绍了一些可以协助他完成实验的同事。这份名单中既有社会研究学院内部的成员,也有奥斯陆大学心理研究所(心理系)的成员,该研究所隶属于社会研究学院。

   米尔格拉姆在1956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向SSRC提交了研究培训奖学金申请,收到SSRC的回信后被告知他目前已被列入备选名单。备选人员很少,但最终结果如何,还要看奖学金获得者中是否有人撤回申请。很显然,的确有人撤回了申请,因为两个星期之后,他获得了这笔奖学金,一年3200美金。

   命运似乎在向米尔格拉姆微笑。但麻烦又接踵而至,米尔格拉姆在两个月后收到奥尔波特的信,告诉他:“系会议上的投票结果:你未能通过统计学考试。”研究生如果想获得博士学位,必须通过几项必考科目,统计学就是其中之一。但统计学每年只考一次,这就意味着米尔格拉姆最早也要等到明年才能再次参加考试。

   奥尔波特也将这一意外通知了SSRC的常务董事埃尔布里奇•西博利(ElbridgeSibley)。西博利对此“深表遗憾”,因为米尔格拉姆提交的研究申请中有很多的数据分析,统计学是必须具备的能力。眼看着奖学金就要成为泡影,米尔格拉姆写信给西博利,表示尽管统计学考砸了,但他曾在1956年夏天参加过一个优等生统计学课程,他确定自己的统计学水平能够胜任研究项目的需求,这一点他周围的人也有共识。如果西博利对他的统计能力不满意,米尔格拉姆提议,他可以在去挪威之前提交一份周详的“统计学专题论文”,详细阐述研究中将要使用的数据分析方法。此外,奥尔波特和弗莱德•莫斯提勒也证实了米尔格拉姆的统计学水平。最终,西博利同意米尔格拉姆继续推进他的研究计划,不需要在统计学问题上进行额外的准备。莫斯提勒的证明是米尔格拉姆顺利获得奖学金的关键,因为他是统计法领域中的权威。

   从7月起,SSRC每个月都会给他拨一笔研究经费。这个夏天他利用这笔钱在哈佛学生中进行了一些预备实验。

   但是米尔格拉姆的挪威之旅还有最后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论文委员会将召开一次会议,对他的论文题目进行审批。如果审批不通过,他依旧无法如愿。当时正值暑假,委员会中的大多数成员都离开了哈佛,会议推迟到9月23日举行。在会议上,委员会向米尔格拉姆提了一些参考意见,当然,这是大学论文评审必走的过程。委员会顺利批准了他的申请。奥尔波特在会后写给米尔格拉姆的信中,总结了委员会的意见,并在信的末尾表达了对米尔格拉姆的信心:

   我想再次重申,我们都知道实验设计需要进行一些改动。我们希望你能灵活地适应新环境,多听取挪威新同事的建议。此外,如果你想把论文题目改成“挪威鲱鱼市场”之类的,最好先和我们商量。

   真挚地祝愿你在未来的一年中获得成功!

   此致高尔顿•奥尔波特

   10月5日,米尔格拉姆踏上了开往奥斯陆的远洋客轮“卑尔根峡湾号”(Bergensfjord)。这是一艘刚刚投入运营的客轮,往来于挪威和美国之间。到达奥斯陆当天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金秋十月的北欧,秋风略带寒意,阳光明媚,人来人往,行色匆忙。几天后,他在写给一位女性朋友的信中开玩笑地说,社会研究学院的人派来一位可爱的金发女秘书去港口接他,但两个人却在港口错过了。相比巴黎、罗马或马德里,他觉得奥斯陆更像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城市。马路上飞驰着大块头的汽车,人们的穿着打扮很像一些美国小城镇的居民。但女孩子们各个漂亮迷人、身材高挑,“可比矮小的斯坦利高”,当然,与他个头般配的女孩子也不少,他很希望能有机会结识几位漂亮女郎。他还很武断地认为,奥斯陆“明显不如哥本哈根那么具有吸引力,事实上,这里真可算是魅力乏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奥斯陆有了更加细致入微的了解,并且逐渐爱上了这个城市和城市里的人们。到达奥斯陆一个月之后,他就给奥尔波特写信说:“大自然对这片土地的馈赠并不慷慨,我对这里的人们创造出来的成就深表敬意。但应该有人委婉地告诉这些现代维京人,格里格(挪威著名音乐家)与巴赫不可同日而语,易卜生(挪威著名文学家)也无法跟莎士比亚相提并论。”

  接待米尔格拉姆的机构是社会研究院,但该院没有适合米尔格拉姆做实验的房间。最终,他们在奥斯陆大学心理学系的地下室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实验地点。心理学系与社会研究院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米尔格拉姆在挪威的主要导师拉格纳•罗米维特就同时在这两个部门中供职。除了来自研究院和心理系的帮助,还有两位可以为他指点迷津的著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耶鲁大学的欧文•贾尼斯(IvringJanis)和密歇根大学的丹尼尔•卡茨(DanielKatz)。他们当时以富布莱特(Fulbright)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奥斯陆大学工作。

   在奥斯陆的第一个月,他主要忙于准备繁复的实验细节,钻孔,接电线,录制实验指令、编排配对的音调,录制压力组成员的声音。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对各种录音资料进行编排,制造压力组在实验室中的假象。为了能用被试本国的语言进行实验,米尔格拉姆聘请心理学博士生古特姆•兰加特(GuttormLangaard)帮忙。除了可以用他的声音在实验中充当主试之外,他还可以帮助米尔格拉姆招募被试以及打点其他的琐事。

   11月中旬,实验的方方面面已经就绪,随时准备迎接被试。为了使他的研究成果更具普遍性,他要尽可能保证担当被试的学生来自挪威的东南西北。这不是一件难事,因为奥斯陆大学是当时挪威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学生来自挪威各地,从南部的奥斯陆到北部的北极圈。

   他对每一位被试说:实验共有位参与者,所有人到齐才能开始,因此要尽可能早一点儿来到实验室。当被试走进实验室,会看到一个长凳上堆着几件外套。实验工作人员让他把外套也放在长凳上。实验室里有六个小房间,门上有号码,被试被领到一间用挪威文写着的“号被试”的房间门口。这些细节是为了让被试感觉其他被试都已到齐。号门打开着,里面是一个小房间。被试就位之后带上耳机,面前摆着一个麦克风。

   实验任务是判断声音的长短。被试首先听到两个不同的声音,然后其他的5名“被试”会依次说出哪个声音更长,被试被安排在最后发言。当然,其他的5个“答案”都是米尔格拉姆预先录制好的。实验共有30组声音,5名伪被试会在16组声音中同时给出错误答案。在这16个关键实验中,被试也面临着在阿希从众实验中的心理斗争:他们是应该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还是屈从于群体的压力,说出同样错误的答案?

  被试并不知道其他5名被试根本不存在,他听到的只是这些人的声音。米尔格拉姆通过精确地播放这些声音,制造了多人进行实验的假象。录音衔接如此巧妙,以至于在实验结束之后,当米尔格拉姆告知实情时,很多被试根本不相信他们是这里唯一“活着”的被试。

   米尔格拉姆拒绝传统礼俗观念的束缚,喜欢随时随地展示他那富有活力的幽默感。比如,人们通常认为,科学论文就应该刻板严肃,不加渲染,有时候甚至会在无意中产生令人昏昏欲睡的效果。但米尔格拉姆的论文却拒绝刻板严肃。他在这次实验的报告中这样解释虚拟压力组的好处:这些“参与者”永远都能配合研究人员的工作时间,随叫随到。此外,磁带上的人在重播的时候不会要求支付版税。

   在第一轮的关键实验中,被试给出错误答案的比例是62%。每次实验结束之后,米尔格拉姆都会与被试进行一次面谈,收集一些定性信息,然后告知实验的真正目的和细节。几乎所有的被试都否认或低估了群体对他们的影响。尽管米尔格拉姆在奥斯陆学习了一点儿挪威语,但在实验初期,他还是担心与挪威当地人沟通的问题。但他很快发现这种担心毫无必要,因为这150名大学生被试各个英语流利,没有任何沟通障碍。他在一封信中以很诧异的口气说:“他们每个人的英语水平都很好,我无法用语言描述我的惊讶。”

   第一轮实验是整个系列实验的“基准情境”。在第二轮实验中,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目的是:如果为“说出正确答案”设定一个条件,是否会影响从众的比例。他告诉被试,实验收集的数据将用来设计飞机安全信号(该条件也用于后来的各种变体实验中)。也就是说,被试的答案正确与否,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结果,从众比例降低到56%。但是和第一轮实验中的62%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距。

   尽管米尔格拉姆在第二个实验(飞机情境)中强化了错误答案的后果,实验中依旧有超过50%的被试屈服于群体压力。在基准情境和飞机情境中,虽然被试做出(或可能做出)正确答案的方式不同,但两者有个共同点,都要求被试公开说出自己的回答,至少被试自认为如此。米尔格拉姆想:如果被试不以口头表达的方式说出答案,他的行为会不会更加独立?还是说,从众倾向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被试在别人听不到的情况下依旧会服从群体的压力?

  第三轮实验中,一组新的被试进行了同样的“飞机情境”实验,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被试在听到其他人的答案之后,将自己的答案写在纸上,没有人会了解他的答案是什么。在这个“私密情境”中,从众比率进一步下降,但下降的幅度不如预期那么明显,依旧接近50%。

   米尔格拉姆的论文主题是对挪威和美国进行从众比较。他计划收集完挪威的实验数据后回美国,在美国大学生中复制挪威的实验,然后对两国的数据进行比较。在递交SSRC申请附带的研究计划书中,他估计美国人的从众比率可能高于挪威人。这个假设基本上源自他阅读的相关研究报告,但这些报告大多只是知识分子的主观臆断,没有太多的事实依据。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目标正是要利用客观而恰当的实验方法,为文化间的行为差异提供客观依据。他对这些差距到底是什么并不是很感兴趣,他更关心的是:是否可以通过客观的实验方法将这些差异识别出来。

   这种理念背离了战后社会心理学界的一种普遍观点。当时的社会心理学家相信,只有那些以理论为基础、以检验方向性假说为目标的研究才是通往纯科学的高贵之路。这是社会心理学源于自然科学中的传承。此外,这些社会心理学家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下意识动机:提出一个假设并在实验中验证假设,标志着研究人员具有引以为傲的科学嗅觉和远见卓识。

   米尔格拉姆坚定地站在社会科学的阵营中,但并不赞同业界过于强调验证假设的实验态度。

   实验法是为了证实假设——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心理学谬误。有时候,我们有理由去猜测一个实验的结果,但是这种猜测通常既不可靠也不理想。在本次研究中,群体压力实验的作用是担当一个可控的观察和测量工具。在跨国研究的层面上,我们对各个国家的情况并不了解,甚至无法获得一些最简单客观的资料,因此,实验就不再需要假设,它最多只能算是一个温度计。测量的方式与我们从阅读中得出的假设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实验结果显示,挪威的从众比率很高,米尔格拉姆在与被试和其他人进行沟通的过程中,逐渐了解了挪威人真正的行为和价值观,加之在奥斯陆生活中的直接观察,使他意识到之前做出的挪威人比美国人更“个人主义”的猜测是错误的。他发现挪威的社会中笼罩着一种平等主义思潮,这里推崇的是集体团结和一致性,从集体中突兀出来、引起太多的注意,都是被挪威社会排斥的行为。米尔格拉姆的挪威同事还向他介绍了“詹特准则”

   (Janteloven)①,这个不成文的社会道德规范中包括10条“戒律”,体现的就是挪威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集体团结规则。其中有三条这样写道:

   不可自诩更优秀

   不可自诩更博学

   不可自诩更智慧

   米尔格拉姆在完成了前三个情景实验之后,给奥尔波特寄去了一份详细的进展报告。他指出,挪威实验结果的基本模式类似于他在哈佛所做的预备实验,这完全推翻了他之前所做的假设:“我之前以为,挪威人的独立性会远远高于美国人,但实验结果否认了这一点。”此外,他还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你无须在挪威住太久就会了解这样一个事实:挪威人的气质、外貌以及生活方式要比其他欧洲人更像美国人。由于选择了一个没有可比性的国家,寻找国家之间的实验差异变得特别困难。”

  面对这样的结果,米尔格拉姆不得不思考到底哪个国家更适合与美国进行比较?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法国。1953年的巴黎之旅给他留下了一个更加自由主义的印象,他感觉法国这个国家不会像挪威那样具有社会共识性,法国的传统似乎鼓励批判,鼓励意见多样化。他在写给奥尔波特的信中说:“对我而言,法国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就意味着实验将从斯堪的纳维亚体系转向拉丁体系。挪威人和法国人彼此都将对方看做完全不同的人种(没准结婚了都没法生孩子)。”

   前几个情境实验的结果耐人寻味,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包括米尔格拉姆。他认为,除了最初计划的几个实验情境之外,还需要再做一些变体实验,进一步界定挪威从众性的范围。但是,如果只是在大学生中进行实验,就会一直存在普遍性的问题,无法保证实验结果代表绝大多数人群。尽管学生来自挪威各地,但是当时奥斯陆大学的学生只占挪威人口的千分之一。因此,米尔格拉姆认为有必要寻找校外被试,对这三个实验情境进行重复。

   奥尔波特对米尔格拉姆的进展感到很高兴。他觉得米尔格拉姆修改过的计划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并祝愿米尔格拉姆的实验顺利进行。实验计划的改变意味着米尔格拉姆需要延长在挪威停留的时间。当时已近2月中旬,他估计可能要在5月末才能完成所有的挪威实验,奖学金的截止时间是6月末。很显然,不管他和奥尔波特选择哪个国家进行对比实验,他都需要为下一个学年的研究寻求资助。就在他为这个问题而烦恼时,恍若“天降奇迹”一般,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埃尔布里奇•西博利的信,通知他SSRC启动了一项“博士论文完成奖学金”计划(CompletionofDoctoralDissertationfellowship),将在未来的一年中为他提供资金,助他完成博士研究。米尔格拉姆需要填写一份申请表,提交他的研究计划,还需要一位熟悉他研究进展状况的人提供一份机密评估,这当然就是奥尔波特的分内事了。奥尔波特在写给西博利的信中毫不吝惜对米尔格拉姆的溢美之词:“米尔格拉姆十分聪明,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极佳的进展,如果可能,希望您再为他提供一年的支持。”1958年3月20日,米尔格拉姆接到通知,他获得了一年的延期。

   他先在大学生中进行更多的变体实验。其中一个实验中,米尔格拉姆想了解被试对声音批评的敏感度。他先录制了一些冷嘲热讽的评价,比如:“真够卖弄的。”录制这些评价的磁带装在另外一个录音机里。如果被试在实验中没有服从压力组,而是给出了正确答案,米尔格拉姆马上就会把这种评价插进去。这种加入了同伴谴责的“谴责情境”,将从众比例提高到75%。

   很多被试在实验后的采访中表示,他们之所以跟随大多数人的判断,是因为他们不确定自己的答案是否准确,如果他们能够克服对自我的怀疑可能就会更加独立。为此,米尔格拉姆做了最后一个变体实验,检验被试的这种自我解释。米尔格拉姆对实验过程进行了修改,被试在听完声音之后,如果感到不确定,可以摇铃请求主试将某组音调重放一遍,进行再确认。结果,从众率下降到约69%,事实上,在“摇铃情境”中的20位被试中,只有5个人请求重放录音。大多数被试都没有使用这个机会,这个事实强有力地证明,被试屈从于群体的回答,的确表明了他们的从众倾向,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怀疑自己的答案。

   为了验证如此高的从众比例不仅限于大学生,米尔格拉姆对一组来自电气公司(ElektriskBureau)的工人进行了实验,这家公司类似于美国通用电气(GeneralElectric)或西屋电气(Westinghouse)。米尔格拉姆在实验中又加入了一些细节,使实验显得特别逼真。他先找到这个公司的其他工人,录制了一些伪压力组声音。这样,被试听到的压力组声音就带着与他们类似的口音,实验情境显得更加逼真。米尔格拉姆对这组工人重复了两个情境的实验:飞机情境和谴责情境。

   他发现工人比学生更独立。在飞机情境的实验中,工人的从众比例是49%,学生则是56%。而在谴责情境中,工人的从众率为68%,学生则是75%。但是这种差别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并不显著,依旧可以算是同一水平。从这个角度来看,两组被试的从众比率近乎相同,米尔格拉姆得出了一个结论:总体而言,实验结果证明了挪威人的普遍行为特征。

   在实验结束后2个月左右,米尔格拉姆向学生被试发了一份调查问卷,了解他们对实验中一些伦理问题的反应。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实验刚结束时的感受如何?大多数人都表示对自己的表现感到很不满意,因为他们没有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你现在认为这个实验符合伦理还是不符合伦理?答案有四个选择:1)特别不符合,2)不符合,3)符合,4)不知道。共有91名被试回答了这个问题,没有人选择第一个答案,选择第二个答案的有8人,第三个14人,大多数人(69名被试)选择了第四个答案。

   第三个问题是:现在你对参加这个实验的感受如何?从“特别高兴”到“特别遗憾”之间,有5个选择。没有人选择最后一个,93位受访者中只有1个人感到“遗憾”,大部分受访者(69人)都表示他们很高兴或特别高兴参加这个实验。在之后引发强烈社会争议的服从实验中,他也曾在实验后的调查中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

   米尔格拉姆在总结调查问卷时写道:

   尽管实验中存在着欺骗的成分,但大多数被试似乎都很高兴能够参与实验。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他们明白,这种欺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科学的进步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其次,我们在实验结束后尽快将实情告诉被试,这也让他们很欣慰。无论他们在实验中的表现如何,由于我们最终告诉了他们实验的真实目的和方法,这就代表着对他们的充分信任。实验是否成功,取决于他们是否认可和支持这种信任。我们可能在20分钟的实验过程中伤害了他们的尊严,但是,当我们在实验结束后将这种信任传递给他们时,就是对他们尊严的肯定。大多数被试都接受一个事实:欺骗是这个实验中的一部分,他们没有从伦理的角度对之加以谴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回答可以为这个实验定性。调查问卷只是一种辅助手段,不是为了掩饰实验中不符合伦理的因素,这种调查结果与实验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对实验伦理的关注在当时的心理学研究中显得特别不同寻常。当然,阿希是一个例外。阿希在从众实验的报告中就谈到了与实验相关的伦理问题。比如,他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实验)情境将一种特别的责任加在了研究人员肩上,他们有义务对实验参与者予以某种程度的保护。而笔者的经验是,与实验过程中短期的痛苦或不适相比,研究人员处理实验的方式更加重要。米尔格拉姆曾经读过阿希的实验报告,但是在向奥尔波特汇报伦理问卷的情况时并没有提到阿希,而是将其归功于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克拉奇菲尔德(RichardCrutch.eld)。除此之外,没有提及任何其他可能启发过他灵感的前辈。但是,我们应该有理由假设,米尔格拉姆对实验伦理问题之所以如此敏感,阿希的实验报告以及作为阿希助理的经历功不可没。

   米尔格拉姆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实验上,先是在挪威,接下来在法国。但他还是能抽出时间参与社交活动、广交朋友、参加当地的学生文化活动、给家人朋友写信、假期去欧洲各国旅行等等。生活并不枯燥单调。

   他在写给一位纽约朋友的信中吹嘘道:哈佛传来消息,他的博士论文研究被认为是系里最重要的研究之一。然后他又承认,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他本人就是这个流言的始作俑者。除了给家人写信之外,他还时不时给他们寄些小纪念品。有一次,他给约尔寄了几个挪威木雕。后来他对弟弟坦白,那些木雕其实都是按照他的模样刻出来的,他还在信中说:“一个地方的气候和饮食习惯会如此大地改变人的外表与性格,真令人感到惊讶。”他将工作中的每次进展都悉数告诉他的母亲。母亲也会在回信中说,对儿子取得的成就感到特别骄傲,并闲聊起新买的小汽车和看过的电影。她的确是一位对孩子关怀备至的母亲,在信中细致入微地嘱咐米尔格拉姆,开他那辆大众车出门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要花光了户头上的钱;很好奇地问他是否遇到过一些不错的犹太女孩等等。米尔格拉姆去英国之前,她温柔地建议儿子应该为英国的旅行准备一两套好西装:“但一定要是那些在美国也穿得出手的好衣服。”但在出发之前,她又希望他不要去,因为英国正在闹流感。

  不过,米尔格拉姆写回美国的信偶尔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他曾经写给哈佛同班同学约翰•沙弗一封语气尖刻的信,其中一些语句好像预言一样,预示了他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的重要方向。

   我真正的精神家园并不在法国、地中海国家、英国、斯堪的纳维亚或是德国北部,而是在中欧,在慕尼黑、维也纳、布拉格这样的地方……我应该出生在1922年,出生在一个说德语的布拉格犹太人社区中,长到20岁后死在毒气室里。我怎么会出生在布朗克斯的医院里呢?我永远都无法理解。

   米尔格拉姆在挪威的业余活动丰富多彩,其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滑雪,这项运动很快就成为他的快乐之源。他常去离奥斯陆不远的诺德马卡(Nordmarka)滑雪,那剔透的山中美景令他迷醉折服,令他无法自拔地爱上了这项运动。在写给斯布莱格的信中,他这样描述:“我刚来到奥斯陆的时候,根本不会滑雪;当我离开奥斯陆的时候,也不是个中好手。但是我却永远不能忘记在奥斯陆的那些傍晚时分,当我沿着延绵宁静的山间雪道向山下滑去,看到跳台滑雪的人腾空而起,洒下茫茫雪花。在夕阳中,这些云雾一样的雪花晶莹闪亮。”

   女孩子们也是挪威之行的美好回忆之一。1958年1月,他遇到了一位英国女孩罗莎琳(Rosalind)。在接下来的3个月中,她都是他固定的女伴,直到她回国。他们会在周六一起滑雪,一起在他的公寓里做晚饭。斯坦利特别喜欢她,虽然这种感情并不是爱情,她的相伴总是让他感到幸福和满足。

   在城市周边的山丘上建着很多的学生公寓,他在奥斯陆的这一年中一直都住在这里,与一些挪威学生合住。他的一位室友叫艾恩•奥拉弗•布伦特兰(ArneOlavBrundtland),其未婚妻就是未来的挪威女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HarlemBrundtland)。在那间狭小的公寓中住了5名学生,但是令斯坦利惊喜的是,大家相处得非常好,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小团体。一年后当米尔格拉姆去法国的时候,分离让每个人都颇为伤感。

   挪威人让米尔格拉姆感到很温暖,但这里的气候就不那么令他舒心了。离开挪威后,他曾写信给一位挪威朋友,回忆起挪威的天气:当奥斯陆进入雨季,整个城市顿时变得泥泞不堪。瓢泼大雨冲刷着旧城中的那些尿液颜色的围墙。肺炎和鼻窦炎频发,令人倍感沮丧低落。雨过天晴之时,阳光浓烈刺眼,将城市中的一切都淹没在一片琥珀色之中。

  米尔格拉姆在挪威停留的时间比预计的长。尽管他在3月底完成了学生实验,但是寻找校外被试的过程中遇到了些困难,这个问题直到5月中旬才解决。到了7月中旬,他完成了电气公司工人的两个情境实验,之后又在奥斯陆停留了一个月,主要是为了利用大学里的计算机设备处理实验数据。他将数据输入IBM的穿孔卡片后进行分析,最终完成了一份初步的研究报告。8月中旬,他离开奥斯陆来到巴黎。

   很显然,他更加喜欢巴黎,并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自1953年夏天的首次巴黎之行至今已过去5年,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依旧那么妩媚迷人,令他心旷神怡。

   巴黎是我最喜欢的城市。它是如此美丽……秋天,棕褐色和金黄色的枫叶散落在卢森堡花园的古典大理石雕像周围,空气中弥漫着袅袅秋烟的香气,塞纳河渲染着棕色、橘色和深红色,这些都是巴黎秋季的颜色。奥斯陆是一个小镇,哥本哈根是一个城市,纽约是一个大都会,而巴黎则是文明之地……

   不过,他对法国人的印象就要复杂得多。来到巴黎后不久,他在写给哈佛同学扫罗•斯腾伯格(SaulSternberg)的信中就表示,他对与法国人合作的前景表示悲观,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不可能像与瑞典人合作那么愉快。他说:“法国人大多自私狭隘,满嘴谎言,像醉醺醺的青蛙一样令人讨厌,和他们共事,堪比与一群狂妄的骡子打交道。”

   但这种厌恶感逐渐变得客观。几个月后,在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觉得与巴黎相处得越来越和谐:“当我感到沮丧的时候,只需走出去,在那些人头攒动的市场、喧闹狭窄的街道或是热闹的广场中,我就会深刻地意识到自己还是凡俗世界的一部分。法国有一种浓重的世俗之气。这里的人们放声大笑、高声吵闹,他们蹙眉、戏弄、欺骗、哭泣、歌唱、砍价、争吵、微笑、愤怒、悔改,这一切都让我感觉他们是我的同类……”

   米尔格拉姆熟悉了巴黎,也熟悉了这个城市中的诱惑。在写给一位密友的信中,他这样回忆在巴黎的经历:

   我的“女朋友”离开巴黎之后,我开始“鉴定”巴黎妓女的价码。相当贵。那些女孩好像制订了攻守同盟,1500法郎可以找到一个中等偏上的巴黎“伴儿”。如果愿意花上5000法郎(按照目前的兑换率大概是12.5美元,当然是黑市价),我们这些说着流利法语的美国小伙子们,就能在香榭丽舍大街找到一位特别漂亮的小妞儿。当然,我可不是那种能一掷千金花上5000法郎的人(天,那可是过去星期里我全部的日常开销)。但在西班牙的塞利维亚,行情就不那么令人咂舌了,一个西班牙小姐大约为1.100美元。但犹太女郎却是可遇不可求……

   就像在奥斯陆一样,他很快就融入了巴黎的学生圈子。先是在左登大街(BoulevardJourdan)的维克多里昂基金会(FoundationVictorLyon)公寓落了脚,这是一栋面向学生的宿舍楼。他租了一间装修现代的单人房间,房租每月20美金,有一扇漂亮的落地窗,可以欣赏到楼下一个古典花园的全貌。此外,他设法弄到了法国政府发放的学生餐补,每天只需不到60美分就能吃饱吃好。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透露,他用了些花招才住进维克多里昂,但没有透露具体是什么花招。按规定,只有在巴黎上大学的正式学生才能住进这样的公寓楼中并获得餐补,想必他在资格审查的时候做了假。

   但他在这里的好日子却出现了一个不和谐音符。这栋公寓楼有一名特别刻板独断的女管理员,她要求所有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学生公寓的规定,就像一只猫头鹰一样监视着所有人。年,她威胁米尔格拉姆,如果他总是这样白天睡懒觉、晚上没完没了地打字,就把他轰出去。她认为米尔格拉姆的行为违反了行为规范,乃放肆之举。最终,米尔格拉姆还是想办法留了下来,但与这位“管事大姐”的关系却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他用流利地道的法语写了一篇文章,投递到《维克多里昂报》(LeJournaldeVictorLyon),(这是一份由住在这里的学生们创办的内部小报),用辛辣的语调批评这位管理员在这里制造了压抑气氛。

   对于管事大姐而言,我们公寓楼最重要的物品既不是科学书,也不是艺术类学生的素描本,更不是学生写的文章,而是夜间保安拿着的那个令人嫉妒的小本本,本子上列出所有晚10点之后归宿学生的名字,然后上报……这小本本……背地里偷偷看,我认为,这标志着维克多里昂开始出问题了。

   尽管其他的学生也曾在这份小报中表达了不满,但米尔格拉姆的这篇批评真正触怒了这位女管理员,为此她将一纸投诉寄给远在美国的哈佛社会关系学系。但这段插曲有惊无险,因为很多其他公寓楼的管理员都站在米尔格拉姆这一边。塔尔科特•帕森斯收到了来自学生公寓管理员的几封信,其中一封写道:“感谢这份报纸,学生们的意愿得到了伸张,那些文章中陈述的都是事实。而他(米尔格拉姆)的坦率、幽默和平等友善得到了学友们的一致称赞……他在整个事件中的行为都是恰当的。”社会关系学系的高等学位委员会专门就此事召开了一次会议。由于有那些证明信件,这件事情最终不了了之。但是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记录还留在米尔格拉姆的毕业档案里。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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