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世纪西方社会科学家
对人的社会行为的解释墨菲(Gardner Murphy)说过：“十分可怪，人的社会行为的系统研究的历史归属于不直接研究人性的经济学、伦理学、法律及其他学科的历史。”接着指出：“必须记得，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前期有数以千计的能人考虑社会行为的规律，不管他们自称为政治经济学家、道德学家、法学家或其他，都一致确认人的社会交往是一个重要课题；而个人的本性则作为一个无关的问题交给另一不同的人去研究，那就是心理学家。”
这里拟评述这个时期若干代表人物的有关人的社会行为的学说如下：
边沁向被称为功利主义者，他著《道德与立法原理》，开宗明义就说：“大自然把人类置于苦乐两种势力的统治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做什么活动，支配我们怎么做。是非的标准，因果的链条都是由它们的宝座操纵的，它们管理我们的所有行动、言论和思想；我们作出不服从它们指挥的每种努力都反而给它们提供证明和肯定。一个人也许自夸否定它们的影响，但实际上却始终对它们俯首听命。”
很明显，苦乐在边沁看来，就是决定人的社会行为的基本势力。行为的目的就在于求乐而避苦。他以为苦乐的程度是可以计量的。苦乐的数值决定于相应感觉的强度、持续的时间、确定的性质、时距的远近，这样就走向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就伦理学讲，人的行为的取舍都能自发地、本能地考虑其后果所可得到的苦乐的净值的多寡，作出适当的决断。就政治学讲，最好是听之任之，不加干涉，这就是所谓放任政策，从而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不言而喻，这个唯乐说与功利主义相结合的社会心理学思想是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具体表现，只能导致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混乱。
斯宾塞(1820―1903)支持了享乐主义与放任主义的理论，并把二者与进化论联系起来。他指出了快乐的活动性有助于生存。痛苦预示着危险与死亡。所以自然要寻找快乐而避免痛苦。但有一些有害的活动如酗酒及其他恶习也是快乐的，这应如何解释呢?他以为这种倒错只是社会上不正常状态的反映。当社会生活由进化原则予以充分调节的时候，那么快乐与生存价值将可复一致了。
斯宾塞又以心理学的理由附和边沁反对社会立法的制裁。他以为国家必须尊重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让每一快乐的追求者以他自己的方式获得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与边沁同属于功利学派。
三、同情、模仿和暗示
人的社会行为的解释尤以同情、模仿、暗示为最通用的原则。同情是人际情绪的感染，属于情，模仿是动作的重复，属于意，暗示是观念的传递，属于知。这三大原则都在不同程度上来源于社会科学家的研究。
(一)同情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一位唯乐说的信徒。他在他的《国家财富论》内推进了唯理论和放任说，但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离不开人的同情。他的《道德情操论》(1759)首先指出：“尽管假定人如何自私自利，但人性中显然存在着某些原理，关心别人的命运，帮助他们享受必要的幸福。”
斯密以为同情有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种是迅速的，接近于反射的反应，例如看见他人被鞭打，自己也胆战心惊。第二种是理智化的，例如遇人有喜则贺之，遇人有丧则吊之。
后来，社会心理学发展了这个同情说，例如麦独孤提倡同情的感染说，以为情绪可以互相传授，而尤以恐惧为最显著。
(二)模仿
模仿说的代表人物是塔特(G.Tarde,1843―1904)，受到了心理学专家墨菲的赞扬，他说：“塔特阐发了模仿律，写出了社会心理学第一部近代的著作。”他是一位法理学家，对龙卜洛梭(Lomlroso)罪犯行为的解释深感不满。他以为犯罪的原因是社会的，不是生物学的，是由于模仿或暗示模仿的结果。犯罪和病态的行为既然如此，正常行为也与模仿有重要的关系。由他看来，在社会上，所有事件都来源于发明或模仿。模仿基本上也是社会现象，一个个体如果有所发明就导致了社会的模仿，发明产生于个体的信仰和欲望。长于创造力者的发明创造使社会上短于此种能力者借模仿加以推广。这就是“发明的创造”说。
塔特很重视这个模仿律。他以为此律之于社会学好似习惯和遗传的法则之于生物学，地心吸力的法则之于天文学，振动的法则之于物理学。
(三)暗示
暗示的英文原名为suggestion本为苏格兰学派哲学家布朗(T.Brown,1778―1820)用以为联想的另一学名。波林(Boring)的《实验心理学史》说，布朗改称联想为suggestion(中译本译为“提示”)，“这个原则似较少不自然的混合的意味，而且听起来，更有近于一种思想导致另一种思想的人所熟悉的过程。”但是从“提示”到暗示却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精神病学家和生理学家的功绩，当俟在下章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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