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赵冬梅 周宗奎 刘久军 作者单位为华中师范大学
来 源：心理学报
摘 要
孤独感是当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比预期的更小或更不满意时产生的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儿童长期处于此状态会导致适应不良。孤独感的社交需要理论认为孤独感是对社交需要未满足的反应，强调孤独感的情感或感受层面；认知加工观主张孤独感的产生是因为个体对觉知到的人际关系现状不满意，强调孤独感的认知成分。同伴交往4个水平上的变量会影响到孤独感的产生，而孤独感作为一种消极的情绪体验，也会对同伴交往产生不良影响。未来研究应该多从家庭功能与同伴交往相结合的角度探讨孤独感的产生机制，对孤独儿童的干预研究也有待开展。
关键词 儿童发展心理学 同伴交往 孤单 孤独感 独处
1 引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心理学领域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儿童不会体验到孤独感，直到80年代才开始对儿童的孤独感进行研究。其实孤独感是很常见的现象，不仅青少年和成人会体验到，而且儿童也能体验到[1]。孤独感会造成儿童相当大的痛苦，尤其在青少年时期这种孤独体验与抑郁和被遗弃感相联系，使儿童找不到社会归属感，并导致自尊下降[2]。并且稳定的孤独感模式，会严重威胁到个体的心理健康，因此儿童青少年的孤独感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在深入探讨孤独感之前，有必要弄清楚孤单（aloneness）、孤独（loneliness）和独处（solitude）这三个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概念。孤单是指周围没有其他人的客观状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指没有与其他人交流的状态而不是身体上的独自一人（例如，独自一人时给朋友打电话就不是孤单）。独处是自愿、主动的孤单状态。人格发展和创造性活动有时就是在独处时发生的。因此，孤单的客观状态可能使人积极、建设性地利用独处的时间，也可能会使人体验到不愉快的孤独，甚至有时候即使有其他人（重要的或不重要的）在场，个体也可能会感到孤独，它是一种主观状态[3]。
那么儿童能觉知到孤单和孤独之间的差异吗？Evangelia Galanaki以二到四年级小学生为被试，结果发现，学龄儿童尽管时常把孤单与感到孤独相联，但是他们仍然能够觉知到二者之间的差异。将近一半的被试能觉知到把情愿孤单与非情愿孤单区分开来的动机因素。极少数的小学二年级儿童能认识到孤单的益处即独处，并且这种能力在青少年前期急剧增长。三分之二的被试体验过孤独，但是这种体验与他们对孤单的理解似乎不相关[3]。Goossens等人测量了五到六年级儿童对孤单的好恶态度和孤独感体验，结果表明，对待孤单的态度和孤独感体验负荷在两个不同的因素上[4]。这都说明，儿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区分出孤单和孤独，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越来越喜欢一个人独处，并认识到独处对其成长带来的益处。
儿童能觉知到孤单和孤独之间差异的能力，对他们成熟、准确地理解孤独感的含义十分关键，这也是考察儿童孤独感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接下来笔者就介绍儿童孤独感的理论和测量，分析孤独感与同伴交往的关系，并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2 孤独感的理论
2.1 社交需要理论
社交需要理论（social needs
theory）认为，孤独感是对社交需要未满足的反应。人生来就有与人保持交往和被关爱的需要，除非个体的人际关系满足了这种固有的需要，否则孤独感就会产生[5]。社交需要理论强调孤独感的情感或感受层面。
Weiss把孤独感区分为社交性孤独感和情绪性孤独感。他把社交性孤独感描述为：在社交融合中觉知到的不足，即个体与朋友有着共同的兴趣和活动，却没有觉得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幼小儿童体验到这种孤独感，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朋友都住在别处，从而感到受排斥、空虚、无聊和不安。社交性孤独会驱使个体寻求他/她可以参加的活动，寻找接纳他/她的社交群体或网络[5]。
另一方面，Weiss把情绪性孤独感描述为：个体觉知到自己没有真正的知己，没有亲密的、充满情感的人际关系，而这种人际关系恰恰可以让他/她感到安全、被接纳、被关爱和被理解。幼小儿童体验到这种孤独感主要是害怕被他/她的父母所抛弃。他们感到焦虑、空虚并产生孤单的感觉。Weiss认为，情绪性孤独的人，从来都是把别人评价为他们所期望的人际关系的可能提供者。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社交需要理论在社会性和情绪性两种形式的孤独感之间作了区分，但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完全没有重叠。例如，有研究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共同变异。所以，尽管二者在概念上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可能会一起产生[6]。
2.2 认知加工理论
与社交需要理论相比，认知加工理论（cognitive processes
theory）认为，孤独感的产生不是因为人类固有的社会交往需要得不到满足，而是因为个体对觉知到的人际关系现状不满意。换句话说，当一个人意识到他想要的或期望的人际关系与实际现状之间存在差距时，孤独感才会产生。出于此原因，认知加工观被描述为孤独感的“差距观”，它在考察孤独感时，是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注重孤独的个体怎样觉知和评价他/她的社交生活。认知加工观强调的不是孤独感的情感成分，而是孤独感的认知成分，因为人们以不同的标准评判自己的社交状况[5]。
提倡孤独感“差距观”的研究者认为，个体对自己人际关系的评价和估计既受以前社交关系史的影响，也受到对别人人际关系观察的影响。两个有着客观上相同或非常相似的社交状况的个体，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体验。其中一个可能感到非常高兴和满意，而另一个因为他/她觉知到在实际的人际关系状况与预期的之间存在差距，从而会体验到孤独感。
总之，尽管这两个理论所列举的孤独感概念有所不同，但总有三个重要的相同观点为一般学者尤其是社会需要理论者和认知加工理论者所提到。首先，孤独感产生于个体社交关系中的未满足；其次，孤独感是一种主观体验，只有从个体自己的角度才能加以判断；再次，孤独感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因此，我们可以采用这样的定义：孤独感是当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比预期的更小或更不满意时产生的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体验。
以上所讨论的孤独感理论，主要是从对成人和青少年的研究中得出的。但是，研究也表明这些理论同样适用于儿童。Hymel等人用现象学的方法研究了儿童心中的孤独感概念以及他们所体验到的孤独感[5]。这些研究发现儿童描述的孤独感本质上也是情感的和认知的，与不同的情境和原因相关，如损失（宠物死了、父母离异等）、冲突、背叛、被拒绝、被排斥、被忽视等。儿童非常关注与同龄伙伴的人际关系；同时孤独感并不只局限于儿童与同伴的交往，而是反映了儿童更广阔的社交世界（与父母、兄弟姐妹、老师和邻居等的交往）。
3 儿童孤独感的测量
3.1 伊利诺斯孤独问卷（Illinois Loneliness Questionnaire）
对儿童孤独感的测量始自Asher等人1984年编制的儿童孤独感问卷（ILQ）[7]。该问卷专用于3~6年级学生，包括24个自我报告的项目，其中16个孤独项目和8个关于个人爱好的插入项目。所得总分越高，表示孤独感越强。
起初，Asher等人着手编制该问卷时，是为了测量孤独感的4个不同维度：儿童的孤独感（如，我感到孤独）、对自己社交能力的评价（如，我善于和同学一起做事情）、对目前同伴关系的评价（如，我有很多朋友）和对重要的人际交往需要未满足程度的知觉（如，需要帮助时，我无人可找），以上四个维度分别代表了孤独感的不同侧面。然而，随后的因素分析显示只有一个因素在孤独感上的负荷最高[5]。
ILQ的大部分项目集中考察了儿童与同伴的交往，只有少数几个项目可以被解释为要么是同伴背景要么是家庭背景（如，“我感到孤独”或者“我觉得受冷落了”）。该量表所包含的项目既表征了认知评价和知觉（认知加工观），又表征了孤独感的情绪形式和社会形式（社交需要理论）。然而，由于该量表没有对孤独感的不同形式和孤独感产生的不同背景做特定区分，所以一个单一的总分就可以表明该儿童是否孤独，以及孤独感强度的高低。ILQ是国内外使用最广泛的儿童孤独感问卷[2,8~12]。
3.2 Louvain儿童青少年孤独量表（the Louvain Loneliness Sale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LLCA是由Marcoen等人于1987年编制的多维度量表，包括四个分测验：与同伴相关的孤独感（孤独感－同伴）；与父母相关的孤独感（孤独感－父母）；喜欢独处（独处－积极）以及反对独处（独处－消极）。总量表有48个项目，每个分量表有12个项目[13]。
与同伴和父母相关的孤独感分量表中，有些项目考察了与孤独有关的情感（“我感到悲伤，因为没有人想和我玩”），有些项目既考察情绪性孤独感（“我觉得没有一个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又考察社交性孤独感（“我觉得被父母冷落了”）。因此，LLCA量表与社交需要理论的孤独感概念相一致。同时这两个分量表也考察了认知加工观的某些方面。例如，被试依据外部标准判断自己预期的与实际的社交状况之间的差距，如，“我觉得我的朋友比别人少”，也有些题目测量了儿童对自己人际关系的评价（例如，“我觉得我与父母的关系很亲密”）以及儿童自己觉知的人际交往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例如，“我经常从父母那儿得到安慰”）。
LLCA的反对独处和喜欢独处这两个情感分量表考察了儿童的应付处理机制，即不想独处时，怎么应付独处（如，当我觉得孤单时，我会去找其他人）以及什么样的情境使他们寻找独处的机会（如，和别人争吵时，我想独自呆着想想事情的来龙去脉）[13]。
总之，Marcoen等人把同伴和父母分量表融合在一起以区分儿童孤独感的不同来源；反对独处和喜欢独处分量表考察了“独处”体验，这是其它测量工具所未涉及的。
ILQ和LLCA测量了目前孤独感理论中所提出的重要层面。它们简单易行，有标准的管理和评估方法。因为孤独感体验的主观性本质，这种自我报告的测量方法永远也不可能完全被其它方法所代替。然而，很多研究者也承认，所有的自我报告法都有固有的缺点，从而降低了它的有用性和测量的准确性。
4 儿童孤独感与同伴交往的相互作用
在众多对儿童孤独感的研究中，研究者一致认为，社会技能、问题行为、人格特征、家庭环境等因素都与儿童的孤独感有关[2,8~16]，而同伴交往则一直是研究者在研究孤独感时重点考察的一个因素。众所周知，儿童的同伴交往经验可以分为四个嵌套水平：个体特征水平、人际互动水平、双向关系水平和群体水平[17]。下面就分别讨论在这四个水平上的同伴交往变量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
4.1 儿童同伴交往对孤独感的影响
鉴于孤独感是个体对自己社交状况的一种主观体验，客观的同伴接纳水平在预测主观孤独感时就可能会存在偏差。例如，有研究发现，一些受欢迎儿童报告了极高水平的孤独感，而一些被拒绝型儿童却报告了极低水平的孤独感[18]。所以，一些研究者加入了个体特征水平的认知因素来研究儿童的孤独感。例如，个体对自己社交状况的评价会影响到他们体验到的孤独感。有研究考察了儿童的孤独感与他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表征之间的联系，结果发现，孤独感与较低的自我觉知的能力、自尊以及自责的归因方式之间，存在着横向和纵向的联系[19]。最近的研究也发现，与社会喜好相比，对自己社交能力的评价更能预测孤独感
[2]，并且纵向研究也发现，社交自我知觉的上升和下降显著地影响到孤独感的降低和增强[20]。
受同伴欺负和退缩行为，作为互动水平的同伴交往经验，也会影响到儿童的孤独感。在小学里，受同伴欺负，会使儿童产生对同伴的不信任感和对学校环境的不安全感，进而会体验到孤独感。受同伴欺负与内部问题的很多不同方面有关，包括抑郁、焦虑、孤独和较低的自尊[21]，受欺负儿童比不受欺负儿童报告了更高的孤独感。Storch等人也认为，受欺负儿童的情感适应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22]。但是也有纵向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早期孤独感和其它同伴交往变量的作用后，受同伴欺负对2年后孤独感的预测作用不显著[23]。而社交退缩反映的是一种过分控制的行为模式，它又可以分为主动退缩（active
withdraw，源于同伴群体，指的是儿童由于受到同伴群体的孤立而独自一人活动的行为）和消极退缩或安静退缩（passive
withdraw，源于个体，指儿童退出同伴群体的行为）。研究发现，安静退缩的儿童在童年后期被教师评价为具有较多的内隐问题行为，他们报告了较高水平的孤独感[24]。有研究比较了消极退缩型和主动退缩型儿童的孤独感，前者显著低于后者[25]。纵向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早期孤独感和其它同伴交往变量的作用后，早期消极退缩对2年后的孤独感没有显著影响[23]。相对而言，儿童的社交退缩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并且结论也不太一致。
友谊处于同伴交往的关系水平，它充满感情色彩，为双方提供亲密交流与袒露的机会。对于友谊可以从有无朋友、互选朋友数以及友谊质量三个方面来考察。例如，Parker和Asher的研究表明，除了较低的同伴接纳性外，只有少数几个朋友或者甚至没有朋友的儿童，他们的某种非常重要的社交需要得不到满足，从而导致了孤独感的产生[26]。朋友的陪伴和支持可减轻和消除儿童的孤独感[11,26]。其他研究也表明，青少年的孤独感随着对同性和异性友谊满意感的增加而下降[27]。纵向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果：友谊质量上升和下降，引起1年后孤独感的显著减弱和增强[20]；并且在控制了早期孤独感和其它同伴交往变量的作用后，儿童的互选朋友数和友谊质量对2年后的孤独感都有独特的影响[23]。
同伴接纳水平（即受欢迎程度）反映了个体在同伴群体中的社交地位。大量研究表明，儿童的孤独感与其同伴接纳水平相关非常显著，儿童的社交地位不同孤独感也有差异，儿童的社交地位越不利，其孤独感就越强[2,9,28]。Buhs的研究结果表明，被拒绝儿童经历了同伴较多的消极对待，更可能表现出较少的班级参与行为和更多的孤独感[29]。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早期孤独感和其它同伴交往变量的作用之后，积极提名和消极提名对2年后孤独感的预测作用都不显著[23]。
越来越多的研究综合性地考察了多个水平的同伴交往变量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例如，国内有研究对不同友谊地位与同伴接纳水平的青少年的孤独感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有无互选朋友中不同接纳水平的群体在孤独感的4维度上均有非常显著的差异，具体说来，没有互选朋友的一般组和低接纳组比有朋友的一般组和高接纳组有更多的孤独感，没有互选朋友的低接纳青少年是孤独感最强的群体[30]。对儿童的研究也发现，双高组（高同伴接受性和高友谊质量）的孤独感低于双低组（同伴接受性和友谊质量都低），单高组(同伴接受性高友谊质量低；或者友谊质量高同伴接受性低)的孤独感显著低于双低组
[31]。而个体对自己社交状况的评价或觉知，是研究者重点考察的影响孤独感的中介变量。这样就把个体水平的认知特征与影响孤独感的其它同伴交往变量结合起来了。有研究表明，儿童的孤独感与儿童在同伴中的实际社交地位之间是以个体的人际关系知觉水平为中介的[19]。近期研究也表明，当综合考察同伴关系（社会喜好和友谊质量）与孤独感之间的联系时，友谊质量主要通过社交自我知觉的中介作用与孤独感产生联系，同时也与孤独感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而社会喜好与孤独感之间的联系则是通过社交自我知觉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不存在直接效应[32]。也有研究发现同伴接受性在问题行为与孤独感之间起着中介作用[8]。
4.2 儿童孤独感对同伴交往的影响
情绪对儿童同伴交往的成功与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情绪控制是儿童能够与同伴友好相处的一个重要方面。
孤独感会影响个体对自己社交状况的评价或觉知。有纵向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了儿童早期社交自我知觉的影响之后，孤独感依然能显著负向预测2年后的社交自我知觉[23]。对此我们可以用伤疤效应来解释。Nolen等人的研究验证了抑郁症的后果——伤疤效应，即体验到较高抑郁水平的儿童与那些抑郁水平较低的儿童相比，他们保持了比较悲观的认知风格[33]。类似地，儿童早期越孤独，他们对自己后期社交能力的评价就越消极、悲观。这提示我们，儿童的孤独感与其对自己社交状况的消极评价是一种恶性循环。
较少有研究考察孤独感对退缩和受同伴欺负的影响，并且结果也不太一致。例如，Hawker和Boulton比较了自我报告的压抑、孤独、焦虑和自我价值感对儿童受欺负的预测作用。当控制了这些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之后，结果发现它们都与自我报告的受欺负有关，压抑与孤独是同伴评定的受欺负的最强预测源[34]。而近期的纵向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早期的受同伴欺负、消极退缩以及其它同伴交往变量后，早期的孤独感不能显著预测后期的受同伴欺负和消极退缩[23]。这有待进一步验证。
儿童的孤独感对其友谊有显著的影响，并且结果也相对一致。例如，有研究表明，在控制了早期的互选朋友数、友谊质量以及其它同伴交往变量后，早期孤独感对2年后的友谊质量仍有独特的影响[23]。Vorbach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情绪控制能力对拥有高质量友谊的重要性[35]。Jones等人考察了孤独者与非孤独者交谈实验中的相互交往风格，结果发现在孤独维度上得分高的被试对他们的交谈伙伴表现出相对较小的兴趣。他们所问的关于谈伴的问题较少，常常不能对谈伴所说的话做出评价，也很少与同伴发生互动[36]。另一研究发现，孤独者更倾向于扮演“被动的人际交往角色”。即他们不会做太多的努力去加入别人的谈话或活动。显然，人们常常会不喜欢与孤独者谈话。这并不是孤独者有意这样没礼貌，而是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交往风格使那些很可能成为朋友的人远离了他们[36]。
有较多积极情绪的儿童也更受同伴欢迎，而情绪反复无常以及有较多消极情绪的儿童更可能被同伴拒绝。被同伴拒绝的后果导致儿童社交孤立、体验到较高的孤独感，而这又会恶化儿童本已不利的社交处境。有研究以低收入家庭中的幼儿园和小学1年级儿童为被试，考察了他们有关情绪的知识与其在学校里的社会适应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那些有较多情绪词汇、能更准确地识别情绪的儿童，在同伴提名的社交地位中处于较高的位子，而在自我报告的消极同伴交往经验（受同伴欺负和受同伴拒绝）方面得分相对较低[37]。另外两项研究考察了儿童的情感、对情绪的理解与社会行为、同伴评定的受欢迎性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38,39]。其实这些结果对于以传授情绪知识方面的技能为重点的预防和干预措施，培养高危儿童的社会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5 结语
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们是将孤独感作为一个复杂的维度加以理解的，并且可以在不同的水平上体验到。深度的孤独感，会导致人们无法忍受的痛苦，以至于可能会转变为心理疾病[40]。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关心那些在学校里长期感到孤独的儿童。该领域的研究探讨了孤独感的社交需要理论以及认知加工理论，编制了自我陈述式的孤独感问卷，并且对同伴交往背景下的孤独感做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的方面证实了被同伴接纳的程度、是否被过度欺负、是否拥有朋友、与最好朋友的友谊质量以及友谊的持久性怎样影响儿童的孤独感[41]。但是仍有一些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1）在同伴交往困难和适应不良之间，并不仅仅是同伴交往困难影响适应不良这一简单路径，而是存在着一个双向相互影响的关系[42]。所以，消极情绪——孤独感与同伴交往间也可能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但是以往研究主要是从横向的角度考察同伴交往对孤独感的影响，而较少有研究反过来考察消极的情绪，比如，孤独感对同伴交往的长期影响。这有待更多的研究予以证实。
（2）孤独感的产生并不只是局限于儿童与同伴的交往，亲子关系和家庭背景方面的变量对儿童心理社会适应有着重要影响。应该把儿童同时置于学校和家庭两大系统中，从家庭功能与同伴交往相结合的角度探讨孤独感的影响因素[11]。目前仅有少数研究对此做了考察。Uruk研究考察了同伴关系和家庭结构对孤独感水平的预测作用，相对来说，同伴关系变量最具预测力[27]。国内有研究考察儿童的内、外部问题行为在家庭功能与同伴接受性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同伴接受性在外部问题行为与孤独感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内部问题行为是家庭功能影响儿童孤独感的中介，并且家庭功能对儿童的孤独感还有较强的直接作用[11]。总之，将家庭功能与同伴交往相结合起来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系统，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方向。
（3）对孤独感的干预研究较少。孤独感与心理社会适应之间存在着广泛而普遍的联系，它是抑郁的主要前兆[18]。因此，应该对那些长期体验到孤独的儿童实施干预。综观孤独感的影响因素，要降低儿童的孤独感，家庭方面要让父母有意识地主动多与孩子沟通，提供较多的肯定和支持，建立温暖和谐的亲子关系，同时父母也要积极引导儿童与其同伴的交往，改善他们的同伴关系；另外认知成分在同伴交往和孤独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提示我们可以从认知层面入手，通过改善儿童的社交认知从而有效地预防和缓解消极的情绪体验。孤独感的认知理论认为可以通过改变个体对人际关系的主观标准而使孤独感得以提高或降低。因此，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一方面要对在人际交往方面有障碍的儿童采取行之有效的社会技能训练，改善儿童的同伴关系；另一方面也要引导儿童积极、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社交状况，以促进儿童心理的健康发展[2]。总之，从家庭功能、同伴交往以及个体对同伴交往的评价着手，对儿童的孤独感实施有效干预的研究有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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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oneliness is a kind of negative feeling. Being in this state for a
long time will lead to children’s maladjustment. Social Needs Theory suggests loneliness is a response to a
relational deficit, and emphasizes the affective aspects of loneliness; while cognitive processes approach suggests
that loneliness results from dissatisfaction with one’s social perceived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emphasizes
the cognitive aspects of loneliness. Variables on the four levels of peer experiences, have impacts on loneliness,
while as nega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loneliness has negative effect on peer experiences. Future studies
should be more conducted on the integrative impacts of peer experiences and family functioning on loneliness.
What’s more, interventions for lonely children are needed to be conducted.
Key words：Children’s experiences with peers, aloneness, loneliness, solitu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