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在他的晚年，忧虑于人类的命运，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深感一种社会与文化的病患隐埋于整个时代之中。但早已身患绝症(口腔癌)并步入了暮年的他，难免会有力不从心与无可奈何之感。他只是怀着一种希望，他说：“我们可以预料总有一天有人将大胆地着手研究一种文化社会的心理病理学。”十几年后，另一个犹太人，另一个献身于精神分析的学者，埃里希·弗洛姆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挑战。
埃里希·弗洛姆(1900—1980)出身于德国的莱茵河畔，那正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问世之年，也是精神分析这门惊世学说君临天下之际。还是在一个少年的时候，弗洛姆就萌发了对弗洛伊德的兴趣，立定了自己一生求索的志向。他既是弗洛伊德思想的追随者，也是自成一家的体系创造者。他立志要找出支配个人生活的社会规律，找出弗洛伊德学说中那些仍然闪烁着真理之光的思想和那些需要修正的过时理论。历时50多年的学术生涯，持续一生的不断求索，他用其毕生的精力，促成了精神分析的转向，完成了社会文化学派的使命，建立了精神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全面展开了对社会的精神分析。
一、社会潜意识
社会潜意识理论是弗洛姆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最大发展，也是精神分析从研究个体转向研究社会的一块基石。在弗洛姆之前，已有荣格提出了“集体无意识”概念，这是精神分析研究个体潜意识转向社会潜意识的先声。弗洛姆本人也承认荣格的作用和影响，但认为自己的社会潜意识有别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直接指出一种普遍存在的精神现象，其中绝大部分是遗传的，是不能成为意识的，而他的社会潜意识则是在社会压抑的前提下提出来的，它主要指被社会意识所压抑下去的那一部分内容。
按照弗洛姆的解释，社会潜意识由社会不允许其成员所具有的那些思想和情感所组成。每一个社会都会通过自己的生活现实和交际方式，通过人际的情感和认知形式，发展一种其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的特殊思想体系或规范，加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压抑作用，用弗洛姆的话来说：“这种体系的作用就像一个受社会限制的过滤器，除非经验能通过这个过滤器，否则它们就不能成为意识，”而只能处于一种受压抑的潜意识状态。
弗洛姆在专门论述社会潜意识的一本书中，深入分析了“社会过滤器”对社会潜意识的影响，认为这一“社会过滤器”是通过三种文化要素来发生作用的，而这三种文化要素也就构成了社会潜意识的主要机制。
1.语言。由一种文化的共同语所组成的固定的语法和句法规则，强有力地塑造着现实被标记的方式，也即“语言包含着生活的态度”。或者说，语言通过它的词汇、语法和句法，通过其所蕴含的一种精神，来决定哪些经验能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哪些则不能。
2.逻辑。一种文化范畴中的逻辑规律决定着其成员认为什么是“自然”的或合理的，决定着人们的思想方式甚至思想内容。所以它也能起到一种社会压抑或社会过滤的作用。
3.禁忌。社会过滤系统利用社会文化中的“禁忌”，来塑造社会性格和社会潜意识，即有些思想、情感或态度会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危险的，从而被排除在意识之外。
由于过滤器的作用，任何一个特定社会中的不合理之处，都必然导致该社会成员对自己许多感觉和意识经验的压抑。一个社会越是不能代表该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这种必然性也就会越大。因为在社会的强大压力下，普通大众是不能允许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与其社会的种种规范相背的，他们不得不对这些思想和情感进行压抑。一般说来，潜意识既不属于善，也不属于恶，而是两者的统一，它通常代表了实在的人，一个具有潜能的人，而意识只是代表着社会的人，代表着个人所处历史状况所造成的局限性。那么，认识到人的潜意识，便意味着去触摸一种完整的人性。因而，弗洛姆认为，除非一个人能够超越他的社会，认识到这个社会是如何促成或阻碍人的潜能发展的，否则他就不能全面地论及自己的人性。如果揭示潜意识便意味着达到对自己的人性的体验的话，那么不但要揭示个人的潜意识，还要进一步揭示社会的潜意识。必须使普通人能够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认识社会的动力，批判地估价自己的社会，以期达到对社会潜意识的把握。
二、社会自恋
以社会潜意识为基础，弗洛姆对许多重要的社会现象都进行了“精神分析”，社会自恋便是其中一种。“自恋”本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一个经典概念，取自古希腊神话中“那西塞斯”的故事。据说他是一位出名的美少年。但只爱自己，看不上别人，回声女神厄科向他求爱也遭拒绝，爱神阿佛洛狄迪利用厄科来惩罚他，使他“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只能钟爱于自己在湖中的倒影，最后憔悴不堪，落水而死，变成水仙花。在弗洛伊德那里，自恋被看作是自爱与对象爱之间的一个必然阶段，或是自我保存本能的一种机能。弗洛伊德也认识到自恋不单纯是精神病的一种特征，正常人也都有某种程度的自恋，只是很难认识到它，因为它属于潜意识的范畴。但是自恋有许多表现形式，如洁身自好，忠于职守，施舍行德等等，它往往介乎于自高自大与谦逊礼让之间。“任何人都有很多方式来伪装他或她的自恋，而这些方式及其功能却很难被意识到。”
个人自恋固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但弗洛姆认为社会自恋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比如，如果一个人自称天才，英俊无比，那么很可能会遭人訾议，但是如果我们称赞我们的国家古老而文明，我们的民族勤劳而勇敢，那就不会受到责难了。政治集团和宗教团体都有着深刻的社会自恋的基础，个人总是在社会自恋中来满足各自的个体自恋。这种遍布于社会生活之中的社会自恋往往在战争的情况下表现的最为充分。我们自己的国家是崇高的，热爱和平的，文明的等等；而敌人的国家则恰恰相反，是卑鄙的，奸诈的，残忍的等等。弗洛姆说：“人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感受，是自恋主宰一切而理性变为沉默的有力说明，”为了战争的利益，英国的宣传机构曾指控德国士兵在比利时用刺刀残杀婴儿(纯系编造，但当时大部分人都相信)，德国称英国是一个奸诈的商人国家，而他自己则是为自由和正义而战的英雄。自恋使人们迷失了理性，受驱于庞大的社会潜意识。
与社会自恋密切相关的一种现象是社会移情。移情在弗洛伊德那里主要指病人与医生之间的一种情感联系，往往是病人对分析家所产生的爱或恨，表现为一种潜意识的发泄。而弗洛姆则用移情来分析社会，他说：“移情，即一个人对其他权威人物的自愿诚服，一个人感到无助，迫切需要较有权威的领袖，并随时准备听命于这种权威的情境，是社会生活中最常见和最重要的现象。”任何有心人都会发现移情在社会、政治、以及宗教活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希特勒的信徒，东条英矶的“勇士”，已把社会移情披露得淋漓尽致。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与社会自恋殊途同归，都是受命于一种盲目的社会潜意识。
弗洛姆认为，在当代工业社会中，自恋得以发展的条件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敌视。这是以损人利己为原则的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当缺少分享精神与互助情感时，自恋便会产生。另外，对工业产品的顶礼膜拜将助长一种恶性的社会自恋。在这种膜拜中，“人类已经把自己塑造为上帝。他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一个人造的世界。”弗洛姆：《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第62页。现代人尤其以这种创造而自负，整日沉迷于这人造新世界的富丽堂皇之中。事实上，在对其创造品的恋慕之中，人是在恋慕他自己。原子能的利用、海洋开发、航天事业、摩天建筑……这一切似乎都成了一面人类可以从中尽情欣赏自己影子的魔镜，如同那西塞斯顾影自怜的湖面。人脱离了自然，失去了自我，异化于物质主义的阴影里去了。或许，如果听之任之，将来有一天，人类的命运也会去步那西塞斯的后尘，最终淹没于那人造的魔镜。
三、社会性格
弗洛姆认为，性格存在于人的潜意识机制中，多少相应于人所失去的动物本能，起着支配人的行为的作用。他把人的性格分为二部分：1.“个体性格”，用以区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一种固有的因素；2.社会性格，指同一文化中所有成员的共同特征，是人的性格结构中的核心部分。性格结构既能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和观念，又能决定一个人的行为，而社会性格的功能即在于促使每个人想做其必须做的事，同时又在符合其文化规范的前提下感到心理上的满足。于是，社会性格就成为一个特定社会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所必须使用的一种工具。另外，它还是人的思想和情感基础，因为正是从这种社会性格中，各种思想和情感才能得以获得其自身的力量和价值。
同霍妮一样，弗洛姆也认为人是社会产物，文化决定着个性。所以他在阐述他的社会性格理论之前，首先揭示了人的一些基本的社会性需求。他认为人的最重要的需要不是生物性的，而是社会、文化和历史的产物。一些超于生物性的社会需求组成了人的性格结构的基本原素。
1.归属。为了克服孤独感和与自然及自身的疏离感，人需要去爱与关心他人，与他人发生联系。爱既是一种归属，也是一种结合。
2.超越。人是既相同于动物又区别于动物的存在，唯因他有了理性与想象。正是由于这理性与想象，当他意识到面对如此浩大的宇宙时，不免会感到茫然，若有所失，从而产生一种内在的寻求超越的需要，成为人的基本驱力之一。
3.根植性。人的一生实际上是离根的一生。出生脱离了子宫内的安逸，成长脱离了母亲的保护，以后又会由于死亡而脱离生命。所以有意识的人类必然在无意识中萌发寻根的祈求，需要一种稳固和永久性的安全感。
4.同一性。作为人，他必须也应该能说出“我是我”，能够自己做出自己的决定，感到自己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同一性的需要是要去切实地感受和体验自身的生活，切实地体验和感受自我。
5.目的性。为了使生活更加富有意义，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一生规定方向和确立目标。定向可作为个人存在的导图，可调动人的内在活力和积极性。
人的这些社会性的基本要求，与其所在的特定社会的社会结构相互作用，便会产生为这一社会所特有的社会性格。也就是说，社会性格是由这些基本需求和社会结构的关系，也即人与外界的关系所决定的。在解释人与外界的关系时，弗洛姆便用了“同化”和“社会化”二个概念，前者作用于物，后者适用于人，两者皆是人类与外界发生关系时所采取的方式或手段。它们的结合便是弗洛姆性格学中的“取向”，也即弗洛姆所称的性格形成的“基因”。取向不是由遗传决定的，而是受着环境的影响，是由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传统因素决定的。弗洛姆在阐述他的性格理论时，归纳出了五种基本取向。
1.接纳。以被动、屈从、怯懦、贪婪、轻信和伤感为特征，这是一种只知接受，不知施予的倾向。
2.贮积。以吝啬、多疑、顽固、迂腐、懒惰和占有为特征，这种取向视外界为威胁，坚持固守，从而导致疏离和异化。
3.剥削。以寻衅、利己、自负、粗鲁和傲慢为特征，以耀武扬威为荣，“偷来的水果是最甜的”可为这一取向的写照。
4.市场。以投机、应变、幻想、冷漠和浪费为特征，这种取向形成于以损人利己为原则的经济制度，是把人物化的因素之一。
5.生产。以独立、自主、完整、自发、爱与创造为特征。这种取向导致人运用自己的力量来获得自己潜能的实现。
在这五种性格取向中，前四种都是不健康或非生产性的，这主要是由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造成的，“病态的社会必然产生病态的人格”是弗洛姆的一句名言。第五种却是一种健康的性格取向，这是弗洛姆寄于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希望，弗洛伊德的人生准则“爱与工作”在此得到了体现，而对此的进一步论述则导致了弗洛姆著名的爱的学说，就其社会性格理论而言，弗洛姆认为它“既是在社会中起作用的一个主要因素，同时也是在社会经济结构和普遍盛行的思想之间互相转化的纽带。”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第82页。在弗洛姆看来，每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结构，它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相对稳定与持久地运行着。所有的社会都只有通过这种结构的运行才能得以存在，该社会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得不按照其社会制度所求的那种规范和方式去行事。所以，如前所述，社会性格的作用就在于促使社会成员们的行为在无意识中符合于社会和文化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实际上都是由社会性格潜在地决定的)。同时使他们也因为其自身的行为能符合社会的要求而感到心理上的满足，或者说，“在一定的社会中，为使这个社会能继续发挥作用而改变和操纵人的能力，这就是社会性格的功能之所在。”
弗洛姆1980年在瑞士的洛迦逝世。他用其毕生的精力，承前启后，为精神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建成了基本的体系框架，尽管它的结构与功能还有待完善，他以社会潜意识为基础对整个社会所做的“精神分析”是深刻而富有意义的。记得弗洛姆在和记者的一次谈话时曾说，他之所以能把精神分析从个体心理学研究转向社会心理研究，是因为他们第二代的精神分析学家是站在弗洛伊德的肩膀上的，所以能看得更远。无可否认，通过前后相承的这许多精神分析学者的努力，精神分析的社会心理学意义和价值已载入人类思想史的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