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与社会生物学的一致性研究-1
马向真(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博士 教授)
摘要：精神分析学与社会生物学分别是二十世纪初期和未期在西方比较有影响和争论的思想流派。它们对人性的生物基础、社会性等方面的某些论述虽然角度不同，却有着惊人的相似的结论，而且两者都经历了一个从纯粹强调生物因素到强调社会文化因素与生物因素并重的转变过程。
关键词：精神分析学 社会生物学 一致性
社会生物学是近年来进化生物学领域中出现的重要进展之一。这门学科的诞生的标志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于1 975年发表的专题巨著《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Sociobiology：The New Synthesis)一书。这部著作的副标题有两层含义：既说明了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它是对习性学、群体生物学、生态学、生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的综合；又说明了进化生物学从经典达尔文主义到现代综合进化论、再到社会生物学这样—种连续的相继发展关系。从基本指导思想到具体研究方法，社会生物学与经典达尔文主义和现代综合进化论都是一脉相承的。
社会生物学的奠基人威尔逊是当代最重要的一位昆虫学家，他于1955年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后就开始在哈佛执教，目前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曾荣获美国国家科学奖和瑞典皇家科学院为诺贝尔奖未能涵盖的科学领域所颁发的克拉福奖（Crafoord Prize）。1996年，他被《時代》（Time）影响美国当代最巨的25位美国人之一。最令人称道的是他不只在科学界享有盛誉，他还两次荣获过报导文学的最高荣誉大奖──普立兹奖（Pulitzer Prize）。
威尔逊曾将社会生物学定义为“关于所有社会性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的系统研究”[①]。其中，既包括动物的社会行为，也包括人类的社会行为。它研究他们的群体结构、社会等级、通讯交流以及一切社会适应背后的生物学内容，社会生物学家把人类行为当作主要研究领域。在学派形成的初期阶段，他们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由遗传决定，人的身体和活动都是为了基因的利益，人只是为了繁衍基因而生存。这种基因决定论的观点无疑遭到了各界的批评，近几年来，社会生物学家认识到遗传进化和文化演进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到了文化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修订了基因决定论，提出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观点。
在威尔逊看来，社会生物学的“目的”在于获得关于整个社会的生物特征的普遍原理。社会生物学的真正新颖之处是它的“方法”：从生态行为学和心理学的传统模型中提取关于社会组织的重要的事实，然后在群体的水平上加以研究，并在生态学和遗传学的基础上重新组合，以说明社会群体是如何通过进化来适应环境的。威尔逊信奉卢梭的这样一句名言：“研究‘人们’须从‘近’处看，研究‘人类’则必须从‘远’处看。”[②]社会生物学的这种宏观的看法，确实有着某些优越之处。
在对社会生物学的这场争论中，弗洛伊德虽然早已作古，人们并未忘记把本身充满争议的精神分析学拉进这个圈子中。有人认为社会生物学的来源之一是弗洛伊德学派。[③]也有人认为将弗洛伊德和社会生物学联系在一起显然是错误的[④]。那么弗洛伊德与社会生物学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学是二十世纪心理学中的“第一势力”，是最全面，最有效的一种人格理论。心理学史权威波林指出“谁想在今后三个世纪内写出一本心理学史，而不提弗洛伊德的姓名，那就不可能自诩是一部心理学通史了。”[⑤]虽然精神分析学派对心理学做出很大的贡献，但自产生以来，也一直遭到激烈的批评。而批评的焦点是直接指向明显的生物学决定论。如果稍为浏览一下精神分析学思想，就会发现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与社会生物学某些关于人类行为的进化论根源的观点非常一致。威尔逊也撰文认为“精神分析的理论似乎可以特殊地和社会生物学的理论相比较…… 如果弗洛伊德革命的本质是给出了无意识的结构，那么社会生物学的逻辑作用就是重建无意识结构的进化历史。”[⑥]在威尔逊看来，当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推测最初的父亲、原始游牧民部落，以及乱伦禁忌的起源时，他创造了一种社会生物学的理论，然而是—种可怜的理论。他对自我与社会的冲突之洞见也复如此，这种见解发表在他的《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因此，威尔逊根据这个理由，一直准备用社会生物学理论来客观地检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假设，以期促进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本文试从三个方面比较精神分析学与社会生物学的一致性。
一、 利已的基因和心理结构
弗洛伊德最精髓的概念是本我、自我和超我，他认为人格就是由这三部分组成的。社会生物学家相对于这三个部分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概念：自私的基因、大脑皮层结构和利他主义。
1．本我与自私的基因
社会生物学家认为，人类的动机和行为根本上是自私自利的。这与弗洛伊德的本我——人格的核心特征——是自私自利的观点极为一致。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潜意识的，是人格中模糊、晦涩、混乱的部分，是人的心理经验中最原始的那部分，包括了与生俱来的所有遗传素质，当然包括了猖獗的性本能冲动和原始欲望，由快乐原则支配。本我贯穿于人整个的一生，并毫无顾忌地表现它的目的：个体的生存和成功的再生。因而弗洛伊德称它为“真正的心理现实”，因为它与客观现实没有直接的接触，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自我。
达尔文当年把有机体作为自然选择的单位，就是个体的差别性生存。现代综合进化论认为自然选择的单位是群体，威尔逊认为自然选择主要发生在最低的水平上，因此选择的基本单位既不是物种也不是群体，严格地说也不是个体而是基因。原始生命的复制基因要具备三个条件才能经得起自然选择的严酷考验。这三个条件是：本身生存的时间较长（长寿）；复制速度较快（生殖力）；复制较准确。这三个条件就构成了稳定品种，而稳定者生存。稳定者生存及稳定者所需的三种条件，我们应牢牢记住。这是基因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
基因作为社会生物学的研究起点，不仅是遗传的基本单位，也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根据威尔逊的观点，生物的各种生命活动与各种行为都可以追根溯源到基因，都能由基因得到解释。用基因解释人类的行为是威尔逊早期社会生物学的基本观点。由此，我们的社会——包括伦理、宗教、性行为、战争甚至同性恋和利他行为都会受到遗传控制。
威尔逊反对极端环境论“文化造就人”的观点。他更加相信杜布斯基的观点。杜氏认为，人类遗传并没有被人类文化所消除，人类的遗传仍是人类的基础，它能使人表现各种所谓社会和文化的行为。因此，如果要了解人，就必须洞察人类基因的活动和人类的基因库。[⑦]所以在威尔逊看来，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在于人类社会行为是由遗传决定，而在于遗传决定的程度到底有多大。他甚至进一步肯定遗传起着决定性作用。[⑧]他列举了猩猩的许多行为，经过证明人类行为中较普遍的形式与哺乳动物是一样的，甚至更特别具有灵长类的特征。并由此演绎出：人类社会行为是由那些与人类密切相关的物种所共有的基因以及那些人类所特有的基因共同形成的。[⑨]这个观点的中心思想是人与动物有连续性，此其一；其二，人类具有特殊性。威尔逊由此反驳了“人类已完全摆脱了自己的基因的控制，达到了仅仅受文化制约的程度”这一假说。
2．自我与大脑皮层结构
如果基因和本我真正地自私自利，就需要中间结构，辅助它们达到自私的目的。本我同外界不能直接接触，它的唯—出路在弗洛伊德看来是自我，在社会生物学家看来是大脑的皮层区域。
自我是意识的结构部分。自我是人格中的执行机构，处于本我和外界、本我和超我、超我和外界之间。弗洛伊德说：“它要侍候三个苛刻的主人，常常被三种危险所威胁：外部世界、本我、超我。”[⑩]它根据外部的需要来活动，执行“超我”的任务，又要费尽大部分能量压抑和控制本我，说服本我服从现实原则。显然这与威尔逊的大脑只是为了基因的生存和复制而存在的机器极为相似。在社会生物学中，大脑皮层结构可以充当自我这一结构，有效地适应变化着的物质和文化环境。
社会生物学家与弗洛伊德学派的人们认为，人类行为的潜在动机深深置根于有机体的生物学基础之中。威尔逊指出：“如果大脑是由上百亿细胞组成的机器，而精神可以解释为许多化学反应和电反应之和，人类的前景就是暗淡的――我们是一群生物，灵魂不能自由飞翔。”威尔逊认为“任何有关人类的严肃思考，都必须把它作为首要的前提。”[11]
在威尔逊看来，这一结论会导致两个严重的精神困境。首先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物种都不可能具有超越遗传规律之外的目的。除了生物的本性，人类前面没有任何特别的目的。因此“人类精神的构造方式就是把它自己封锁在这一基本的限制中，并迫使它以纯粹的生物学手段去进行选择。”进一步说，“如果大脑的进化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么，甚至特定的美学判断和宗教信仰的能力，也都必然产生于上述机制。”实际上这论点的本质就是，作为宇宙最高现象的人类精神和大脑之所以得到如此高度的进化发展，不过是因为它们有利于基因的延续和繁衍。“智力的构造并非是为了理解原子，甚至也不是为了理解智力本身，而是为了促进人类基因的生存”。而且，“意识形态确实服从于它的隐蔽的主人－－基因，各种最高的冲动都可还原为生物的行为。”（[12]要摆脱这一困境就必须把生物学的种种发现与各门社会科学相结合，把人性研究作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精神是大脑神经机制的附生现象。这一机制本身又是遗传进化的产物，
如果对第一个困境的这一解答，即使部分是正确的话，第二个困境就立即随之产生：我们必须在人类生物天性的固有伦理前提之中做出选择。威尔逊批评某些哲学家缺乏进化论的眼光，只顾检查伦理系统的结果，而忽视起源。实际上大脑中存在着先天的潜意识压抑力和动机，它们深刻地、无意识地影响着我们的伦理前提，人类道德就从这些根源如同本能一样进化而来。那么，我们应该服从哪些潜意识压抑力和道德动机呢？哪些宜于削弱或升华呢？威尔逊认为这正是人性的核心。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在遗传给我们的种种情感方向之间做出选择。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必须从以生物学性质为基础的自发控制，转移到以生物学知识为基础的精神定向。
第二个困境的核心存在着这样一个循环：指导帮助我们在人类天性的要素之间做出选择的各种价值系统，都是由人类天性的要素在—个早已消逝了的进化时期内创造的。[13]不过，威尔逊指出，人类困境的这一循环还没有达到不能被意识行为所解决的程度。人类要对影响伦理学家和其他人的各种决定的种种限制确定和测量。必须通过人类精神的神经生理学和种族发生学的重建来推测这些限制的意义。这将是对文化进化研究的逻辑补充。
正如弗洛伊德所指，自我纠缠于本我、超我与现实这三者之间，如果自我能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个体身上就表现出相对的平衡状态，可以遵循社会传统、文化习俗，并得到社会承认。如果自我不能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个体就会陷入冲突之中。而威尔逊也告诉了我们建立在大脑皮层基础之上的人类精神也面临着困境和冲突。
3．超我和利他主义
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是恋母情结的危机的产物，是负责产生道德行为的心理过程系统，对个体灌输他们的家庭和社会的固有行为准则。良心是超我的一部分，通过罪疚感去惩罚违反父母和社会规范的行为的子系统。超我的另一个部分是自我理想，能鼓舞人的积极情感。超我受至善原则的支配，对个体灌输了利他行为。作为良心和自我理想的综合，超我是最高的监督和惩罚机构。超我是一个融个体与社会于一体的概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儿童的超我实际上是父母超我的一种折射反映，这也是传统价值和社会标准世代相传的一种主要方式。因此，在《文明及其不满》中弗洛伊德提出“文化超我”这一概念，可用于调解个人因本我与自我的冲突所产生的焦虑和紧张。以“文化超我”为中心，弗洛伊德试图建立一种社会的道德伦理体系，以使文化超我与个体的超我更好地协调，从而使得超我这一概念具有了更多的社会心理学意义。
社会生物学家用利他代替了超我。利他主义是社会生物学家关心的一个主要议题。威尔逊吸收了汉密尔顿(Hamilton, W.P.)、特里弗斯(Trivers.R.)的观点，首先承认利他行为的形式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但是又认为促使利他行为的人的内心深处的感情则是通过基因而得以演变发展的。
威尔逊认为由于大部分利他形式本质上含有利己的成分而显得极为复杂，所以没有哪一种是彻底自我毁灭性的利他主义的行为。他将人类的利他行为分为两种类型：“无条件的利他主义”与“有条件的利他主义”。前者不求回报，借助于群体选择与亲属选择进行，主要是针对利他者的亲属的，并且随着关系程度的疏远，这种行为发生的频率与密度明显地下降。后者实际上是自私的，这种利他者期待着社会对他自己或其亲属以报酬，其行为乃是由社会的极其错综复杂的约束力和需求所造就的。有条件的利他主义基本上是通过个体选择获得的，并且深受文化特征的影响。特里弗斯把利他行为定义为“对另—个与自己无甚关联的生物体有益，但对执行这种行为的有机体有明显损害的—种行为。”[14]，有益与损害取决于“总体适应性”的意义，即个体所携带基因在群体中的扩展。根据特里弗斯的观点，利他行为就会产生相互利他行为，乐善好施者会从自己的行为中得到收获。其中某些行为会恩泽后世。这种结果就会导致毫无关系的个体会牺牲自己的利益，让别人受益。威尔逊认为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的是有条件利他行为与无条件利他行为的相对比例。有条件利他行为在人类社会中发展到了顶点，而无条件利他行为则是人类文明的敌人。因为，如果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受学习规则的支配，只是亲近于自己的亲属与部落，全球性的一致性就难以实现。“真正的自私，只要服从哺乳动物的生物限制，就是产生几乎完美的社会契约的关键。”[15]
而特里弗斯的这一假设还是有些不足之处，因为相互利他行为只有在一个充分互惠的保证，在没有欺骗时才会发生。在进化过程的初端，群体中的相互利他主义者很少，他们必须向许多个体施以利他行为，然后才可能有一个个体给予回报。因此，施惠者的许多利他行为是纯损失性的。这时，就难以看到施患者是如何获得优先选择的。而且如果—个弄虚作假者东游西窜获取好处后就逃之天天，而不以恩报恩，就会破坏这一完美模式。这在现实中还是颇多的。
威尔逊也认识到这些不可靠性。因而提出另一假设，相互利他主义只有在一个进化程度很高的社会(如人类社会)中是可行的。即相互利他主义只有在—个相互利他主义的社会中才能实行。[16]实际上，相互利他主义这一美好模式就变成了—个理想的假设。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本我和超我是相互对立的，超我时时刻刻监督压抑着本我的冲动、欲望。但社会生物学家并不这样认为，他们把超我看作是最大限度地获得总体适应性的一种适应的策略。这是二者不一致的地方。
二、 心理动力学和生物学
精神分析理论中，许多行为的重要方面均被归因于本能和它们的替代物。“本能”本来是生物学概念，由弗洛伊德引入心理学。他把本能看作是推动或起动的因素，是个体释放心理能的生物力量，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动机和基础。在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中，他把本能分为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两种。后来认为它们虽有不同的直接目的，但最后都同样指向生命的生长和前进，所以合为—个生的本能。与生的本能对立的是死的本能，包括侵略本能或自我毁灭的本能，体现着恨和破坏的力量。
1．生存与性、两性差异
弗洛伊德认为，通过提供获得必要的新陈代谢物质的动机，生的本能保证个体的生存；通过提供生殖动机，性本能则保证种族的生存。很明显，生的本能有益于个体生存的主张，与社会生物学观点是一致的。拥有能计划或预先安排生命延续活力的基因的有机体在生存竞争中显然更能获得成功。社会生物学家认为，适应性最终提高了个体的繁殖作用，弗洛伊德的性本能明显地为之服务。所以，在社会生物学家看来，服务于繁殖作用的性本能获得了进化的意义。显然，生本能与性本能二者都可看作为通过个体的生存和繁殖而提高基因的适应性机能服务的。
威尔逊从解剖学、生理学入手，剖析了两性差异的基础，认为性歧视也是进化的结果。人的卵子比精子大85000倍，他认为性细胞的两极分化影响了人类性别的生物学和性心理学的各个方面的差异。由此造成的两性冲突不仅是人类的一大特性，而且也存在于多数动物中。
人类忠实地遵从着两性的生物学原则。但是在现代的许多社会中，由于文化的殊异而导致了性道德和性分工方面的千差万别。解剖学上的差异是分工的基础，这种生理上的差异不受训练和刺激的影响。而且，人类虽然受文化的制约，但是两性的平均性情差异，与哺乳动物的生物学特性属于普遍的一个级别，而两性的生理与性情差异的文化表现形式就是男性特权社会。
根据上述推论，威尔逊指出：(1) 两性之间有着遗传差异；(2) 决定行为的基因与具体环境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在早期心理发展中造成明显的分化；(3)在此后的心理发展中，由于文化的制约和训练，这种分化几乎总是得到扩张和强化。在这里，威尔逊似乎忽视了文化的积极作用及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看到一定的文化作用使两性行为之间的差异缩小和趋于一致的情况。
2.攻击性
弗洛伊德认为，攻击性行为是经由对象性发泄过程而指向外界的毁灭过程。和生的本能一样，攻击性驱力是一个封闭的能量系统，心理能量的积累是心理冲突的结果，它驱使个体采取攻击性或毁灭性行动。弗洛伊德对攻击性的解释，受到了威尔逊的批评。
威尔逊用建立在基因遗传潜能与后天学习相互作用基础上的新观点，取代了弗洛伊德创立的“精力释放”模式。威尔逊认为人类攻击性是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一方面，攻击行为的暴力形式，如战争行为、犯罪攻击行为等，是后天习得的；另一方面，攻击性有先天的基础，先天因素使我们容易产生非理性的敌意。攻击只有当适应性增加到最大程度时才会发生。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暴力的“需要”也随之而变化。
社会生物学认为，人类有一种强烈的先天倾向。即用非理智的仇恨对外来的威胁做出反应，并使敌意逐渐升级去征服威胁，以确保自己的广泛安全。我们的大脑似乎是被这样设计的：我们倾向于把其他人分成朋友和敌人、好人与坏人。儿童在见到银幕上和电视里的人物出现时，首先要问“好人还是坏人？”我们对陌生人的活动深怀恐惧，并用侵犯行为去解决冲突。
在威尔逊看来，任何动物的攻击性只是一系列受不同种族系统控制、定义不很准确的不同反应。由此，他划分出七类不同的反应：对领土的保卫和征服；对组织良好的群体中的统治地位的维护；性攻击；意在结束禁绝状态的敌对行为；对食物对象的攻击；对捕食者攻击的反击；以及用于加强社会“规范”的“道义性”或惩戒性的攻击行为。这其中没有哪一种行为是各种动物攻击行为的普遍形式。对于人来说，特定的个体具有哪些行为取决于文化环境和自身经历，但总的可能的各类行为范围与动物一样是遗传的。而每一行为方式的演变发展正是社会生物学家们分析的对象。
综观威尔逊对攻击性的解释，他已不像抱有“基因决定论”观点时那样偏颇从事了，而是站在了先天与后天之间的中立的立场。因而，根据威尔逊的观点，人类攻击性既不是天使的瑕疵，也不是野兽的本性，更不是恶劣环境的病态产物，它是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
3．防御机制
弗洛伊德学派的自我防御机制，可从生物学适应的观点来考察。存在于自我防御实践中的自我欺骗，是帮助维持自我控制的一个潜意识过程。许多防御机制，如压抑、替代、反应形成和自居作用，都可被看作个体依赖同伴的持有良好意愿的生存设施。弗洛伊德把防御看成是保护人格完整、免受毁灭性的内在个体冲突的；社会生物学家则把他们看作对个体遭遇问题的适应性调和，是在不危及其他成员的情况下增强自己势力的机制，从基因生存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进化上的稳定策略。
进化上的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简称ESS)是由英国索塞吉斯大学生物科学研究院的生物学教授史密斯 (Smith, J．M.)提出的一个基本概念。他追根溯源，发现最早持有这种想法的是汉密尔顿和麦克阿瑟（ Macarthur, R.H.）。史密斯认为所谓“竞争”乃是指两个在利益上有所冲突的个体之间的战斗。而“策略”则是竞争者在可能会发现自己的任何情况下都会运用的一种完善规范[17]。当然，史密斯这里的策略并不是个体有意识地制订出来的，至少动物还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所以，凡是种群的大部分成员采用某种策略，而这种策略的好处为其它策略比拟不了的，那么这种策略便是进化上的稳定策略或ESS。概念既微妙也很重要，据此概念推而论之，对个体来说，最好的策略取决于种群的大多数成员在做什么。能够持续存在的进化稳定策略一旦形成，那么任何举止异常的个体策略都不可能与之相比拟。所以，凡是成功生存下去的个体，在侵犯行为方面必定是遵从这些策略的，而那些偏离ESS的行为都会受到自然选择的惩罚。
史密斯根据ESS理论确定了五种斗争策略：即鹰策略、鸽策略、还击者策略、试探还击策略以及恃强凌弱策略。
为了研究攻击行为发展的礼仪化，史密斯假定某个种群中共有两种类型的个体：一种是鹰型，一种是鸽子型。鹰在搏斗过程中全力以赴，不是鱼死即是网破；鸽子则只是以风度高雅的惯常方式威胁对方，不会造成任何伤亡。毋庸置疑，鹰永远是胜利者。然而我们想要知道的是：究竟是鹰还是鸽子是进化上稳定策略的代表。事实上对于个体来说，即使最佳选择是随大流，在群体中也不会仅仅有一种ESS。而且，按照史密斯的分析，无论哪一种策略本身，都不可能在进化上保持稳定性，即不可能各自独立成ESS。史密斯的计算表明，鹰型策略与鸽型策略在群体中都有可能占优势，而且通常形成7：5的比率。这个比率是由鹰与鸽的基因在基因库中所实现的稳定比率所决定的，即由遗传学中所说的稳定多态所决定的。根据这一比率，这两种看上去相互矛盾、截然相反的策略成为相辅相成不可残缺的了。它们共同构成了ESS。因为非常关键的一点是ESS并不是特别有利于群体中的个体，而是有利于群体的稳定。混合的设计绝非为了个体的利益，而是为了使控制基因最大限度地遗传下去。
当然，鹰－鸽模式不是唯—可能的模式。还击者策略就是一种以条件为转移的策略。还击策略者受到鹰的攻击时，它的行为就象鹰；当它同鸽子发生冲突时，它的行为则象鸽子；而当它与另一个还击策略者遭遇时，它的表现仍然象鸽子。简言之。它的行为取决于对方的行为。恃强欺弱策略则表明，该策略的执行者行为处处与鹰相仿，然面一旦遇到还击便逃之夭夭。还有—种试探还击策略，它基本上与还击策略差不多，但有时也会试探性地表现出短暂地竞争。
概览以上五种策略可以发现，只有还击策略这一种策略在进化上是稳定的。在认识上，近年来人们对试探性策略的看法渐趋稳定，其它三种均不稳定。据此而论，以还击策略与试探性策略相结合的混合策略，在理论上逐步为大家所承认并占据了绝对优势。
ESS不仅能够解释物种内部的行为，而且还能解释物种间的行为。可以这么说，凡是有利害冲突的地方，它都适用。史密斯的概念使我们第一次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个由许多独立的自私实体所构成的集合体如何最终变得象—个有组织整体。这不仅对物种内的社会组织而言是正确的，而且对于由许多物种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及“群落”也是正确的。ESS概念说明了基因的和谐、基因的被选择不是因为它在孤立的状态下，而是在联系的状态下的缘故。“好”的基因应该能够和与之长期共同生活于一系列个体内的其余基因利益共存、相互补充。ESS概念使我们看到单个基因水平上的选择能够反映某种更高水平上的选择。“好”的基因是经过选择在基因库中存活下来的，基因库是由—组进化上稳定的基因所组成的，大部分因突变、重新组合和来自外部而出现的基因很快即受到自然选择的惩罚。
三、 本能―社会与基因―文化
从以上所述的两大问题来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所提供的人类行为的描述，与社会生物学的观点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弗洛伊德在早期理论中一直强调本能的作用。他把社会现象追溯至心理因素，并且把这些因素再溯源至生物学因素。尤其是强调泛性论，因而遭到了四面八方的攻击，并且众叛亲离。在晚年，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虽然依然强调本能的作用，但已经开始注意社会文化的因素，这从他后期的著作《图腾与禁忌》(1 9 1 3年)、《幻觉的未来》(1 927年)、《文明及其不满》(1 92 9年)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来。
无独有偶的是进入80年代以来，威尔逊和其他学者合作，又连续出版了几本著作，修改、补充了原来的观点，主要有与拉姆斯丹（Landsmen，C.J.）合著的《基因、精神和文化》（1981）和《普罗米修斯之火：对人类精神起源的沉思》（1983）。分析这两本书的主题，可以发现：威尔逊已经从原来的“基因决定论”转向了注重人类发展中的基因与文化两个方面的因素，并力求探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社会科学的中心问题是个人行为与文化模式两者间的关系，即心理学、人种论的学科内容与社会科学其余部分的关系。而人类社会生物学的主要问题，可以说是基因进化和文化进化之间的关系。威尔逊认为，生物学、心理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地带都是现代科学中最令人兴奋的和最有希望的有待开拓的领域。生物进化与文化进化之间的联系是“某个巨大的未知的进化过程：一个错综复杂而又颇具魅力的相互作用。其中，文化是由生物学上的需要而产生形成的；同时，生物学特征又因对文化历史做出反应而被进化过程加以改变。我们建议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基因──文化协同进化。”[18]
威尔逊曾尝试将先前独立的探究领域，如认知发育心理学与进化生物学特别是社会生物学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构建一个整体模型，研究从遗传蓝图到神经系统集合再到学习过程的行为发展过程，然后再回到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起作用的自然选择产生的基因频率的改变上来。这一模型所包括的整个顺序就是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变化顺序。
“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观点的提出，对于社会生物学来说，是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转折点。威尔逊认为，从性质上来讲，文化进化总是以拉马克主义为特征的，即文化进化依赖于获得性状的传递，相对来说速度比较快；而基因进化是达尔文主义式的，依赖于经过几个世代的基因频率的改变，因而是缓慢的。那么，它们又是如何结合起来协同进化的呢？威尔逊指出，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可以从以下途径寻找：把研究重点从基因蓝图和文化的终极产物转移到集中研究连接二者的发展过程上来。
威尔逊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行为有三种传递的模式：纯遗传的、纯文化的以及基因──文化的方式。威尔逊将可供选择的行为划分为分离的单位，称以文化基因。文化基因的传递可以是纯粹遗传的，就是说每个个体都先天具有能学习使用一种工具或接受一种信仰的能力。传递也可以是纯文化的，也就是不存在不利于一文化基因而偏向于另一文化基因的任何遗传倾向；大脑就像一个白板一样，可以一视同仁地接受各种不同的选择。此外，文化基因的遗传可以通过基因──文化的方式传递，它同时兼有两者的某些特点：一方面，文化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要受到基因（个体的生物学特性）的制约和指导；另一方面，文化发明的压力又影响着基因的生存，且最终改变着遗传纽带的强度和韧力。人类的文化基因就是以这第三种方式传递的。威尔逊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称为精神发育的“后成规则”（epigenetilrules）。
威尔逊已经非常明确地把文化与基因看成是一对促进人类进化的最根本的“元素”和力量了。而且，在基因与文化之间，已经含有层级性的含义。因为他在论及文化与基因的关系时，一方面把文化看成是在生物学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和形成的，换言之，把文化产生的动因和形成归之于人的生物基础；另一方面，又注重生物特性因为对文化历史做出反应而得以改变。
为什么弗洛伊德和威尔逊都是从生物性出发，然后又开始注意社会、文化因素?为什么这两人之间有着如此的相似呢?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原因。
生物性是人的基础是无可否认的。至今对于这个基础还存在着人类尚不知道的奥妙，吸引人们去探索、开发。当弗洛伊德、威尔逊两人的早期理论提出之后，来自外界的批评、攻击只是促使他们改变思想的表面的因素，而内心的觉醒却是重要的。他们之所以在后期都改变了自己的思想，显然是认识到如果只是强调人的生物基础，人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当然就不可能完整地理解人的本性。他们俩的转变也揭示了人类拥有其他动物所不具有的社会性，这是任何主观意识都不可能抹杀的。只有全面理解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正确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更进—步了解人的本性。
参考文献：
[①] Wilson，E.O. Sociobiology：The New Synthesis(abbreviation), 1980, P4.
[②] 威尔逊：《论人的天性》，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③] [苏]弗罗洛夫：“现代人本主义和社会生物主义论人的本质”，罗长海编译，《国外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第22页。
[④] Parisi, T. The Reason of Freud’s Failure,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7, Vol.33.No3.
[⑤] 波林：《实验心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4页。
[⑥] 威尔逊：“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科学与哲学》，1983年第3期，第85页。
[⑦] 杜布赞斯基，《遗传学与物种起源》，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85页。
[⑧] 同②，第18页。
[⑨] 同②，第31页。
[⑩]《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06页。
[11] 同②，第1页。
[12] 同②，第2-4页。
[13] 同②，第182页。
[14] 特里弗斯，“相互利他主义的进化”，《生物学评论季刊》（英文版），1971年，第46期，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