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解我的治療理論与实践:通过故事來成人之美
翁开诚 辅仁大学心理系
本文试图自觉地了解与说明我的心理治疗工作的理想与实践为何?其实这与我的自我统整与明白我自己是不可分离的努力。这基本上是我自己与我所处的社会、时代与历史之间的纠缠。这个拉扯,到近十年才比较渐趋稳定;在我的治疗专业上,也反映出了这种稳定。我在文中,先简述了我、故事与时代之间的合与离。再以一般介绍心理治疗理论的架构来说明我的相信与实践体验。先是人格理论,分人性观、动机、发展与健康等;然后是治疗的理论,分目标、关系、方法、过程与其他应用。在这治疗部份说明着故事(narrative)与主体性(subjectivity)、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及感通也就是同理心(empathy)的开展间的关系与进行方式。最后附录了一个当初在不经意下使用这种方法的成果为例子。我相信,故事是开显主体性的道路;不只是开显主体性人格的治疗方法,也是开显主体性知识的研究方法。
关键字:主体性、互为主体性、故事/叙事/叙说、心理治疗、感通/同理心
缘起
什么是「narrative」?中文该如何叫它?记得12年前,我还在美国念书,刚刚误入歧途,闯入了「narrative psychology」的迷阵之中。每当有人问我,什么是narrative时,我都只能「复杂」而且「深奥」地回应。一天,我在实习机构的办公室内,偷空苦讀着当时唯一的一本名叫「narrative psychology」(Sarbin,1986)的专书,我隔壁的同事,Dr.Hendrick,一位人類学教授兼国际学生顾问,一如以往,挺着他高大的个子与肚子,借道我的办公室去上厕所。他去时,瞄了一眼我桌上的书,没說什么。回來时,停在我的桌旁,拿起我的书,翻了翻,然后說:「故事(story)就故事嘛,干嘛又叫narrative」。经他这么一說,我恍然大悟,就才直接用「故事(story)」來理解narrative,也喜欢用「故事」來当作narrative的中文叫法。回來台湾后,才知道这个字通常被译成「叙事」,「叙說」或「叙述」…等。不过我自己还是喜欢用「故事」这个译法,当动词时,就用「說故事」。
谈到故事,我们大部份人都是听故事长大的吧!?记忆中,我最早听故事的情景,是40年前的夏夜,那个没有冷气,連电风扇都不普遍的年代,吃完晚饭,大家都流行在院子乘凉。星光下,萤火虫在身边飞绕,摇着扇子,听大人說着故事。我还记得,伊爹(福州话的爸爸)反覆說着他在福建老家的歷史。他特别爱說他祖父以前在满清时代的富贵荣华。甚至一直說到近千年以前,我们祖先有六兄弟,都在朝为官,国破向南逃难,怕人追殺,六兄弟只好改姓为:「翁」、「汪」、「江」、「洪」、「龚」、「方」。他不爱說的是他自己却是在近乎一贫如洗的家中长大,11岁丧父之后,他被迫辍学,小学都没能念完。他没有「忠实」、「完整」地說出他的家族歷史故事;但他清楚地、反覆地說出了这个家族对他的歷史「意义」。而且这个故事与意义,在40年后,仍然深刻留在我的脑海之中,也形成了我之所以为今日之我的重要力量來源。而这个故事,又再会经过我的口,重新诠释,再說给我的小孩听。这个故事,如果对我的小孩也是有意义的,她们会记得,也会继续說下去。这个故事不会一成不变,通过每一次的說与听,都会创造出一些新的意义。这个家族的歷史,就这样,「生」「生」不息地,由过去流到现代,又由现在奔向未來。
青春期,自己立志要作个知識份子之后,故事愈发不重要了。因为知識该是将情感与主观抽尽,用概念所组织成的抽象系统。这个系统,最好是能用简约的法则,解释庞大的现象。而这种理論,若又能被经验资料所验证,那才是科学的知識,也才是真知識。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知識份子,尤其应该追求这种科学的真知識。因为文化悠久的中国,之所以淪落,正是因为缺乏这种科学的学术传统。在这危急存亡之秋,要救亡图存,怎能将时间与精力浪费在风花雪月、无关乎知識的「故事」裡呢!
后來,我「长大」了,上学了,故事变得愈來愈不重要了。乘凉闲聊时间,变成赶功课的时间。上课是严肃的学习时间,偶而老师說个故事,是为了怕学生不专心时的点心。中午想听广播中的武侠小說的說书,被认为是不正当的娱樂。作文时,突发奇想,编个幻想出來的故事,被老师打了很低的分數。家裡,学校,几乎都没有故事书,只有教科书与參考书。「四郎与真平」的漫画书,只能背着大人偷偷看。只有每周六晚上,免费的露天老旧电影,还有周日晚上中广的广播剧,是仅有的合法的故事时间。但这也只是消遣,不是正经事。在那小学就靠着「惡补」去考初中的年代,小小年纪,就也扛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沈重、古老的科举使命;故事在生活中,真是愈來愈不重要了!不但考试裡,课程裡认为不重要,师长认为不重要,我自己也认为不重要了。尤其在经歷二次聯考,我终于进入了心理学的科系(当时的辅大教育心理学系,然后改名「应用心理学系」,今又改名「心理学系」)。我好兴奋,觉得自己好幸运,终于可以学习用科学的方法來研究人,尤其是中国人。大学四年,救国团张老师一年,助教一年,考进师大第一届的辅导研究所(现在叫「教育心理与辅导研究所」),二年后回到辅大母系教书,同时兼咨商工作。这一路走來,我在学术上,努力学习做个「科学的」心理人;在与人接触时,则维持着我的「人味」。在科学的努力上,向往着简约、數量化、普遍化的因果法则,并反覆寻找更有效的验证方法;在人味的接触裡,我往往在放下「科学的」立场,解放出我的主观、直觉与情感,专注欣赏别人的生命故事时,我得到了感动、有了启发、也与另外一个生命世界有了交融、相爱的体验。渐渐地,这二个世界,在我的生活中分裂、隔離。起初各自发展,相安无事。也在咨商与臨床专业中,找到了一个模范叫做「科学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并立模式」(scientist-practitioner model)。慢慢地,他们却不安分守己,在我心中骚动,彼此侵犯,乃至于交战不止。在这混亂时期,我常私自偷溜到哲学、史学与艺术領域之间流浪,逐渐地找到了这二方可以回到心理学中交战的一个战场─同理心。与一位恩师,分享了这个想法,他大力支持我专心在同理心上。于是有二年时间,专心在以「科学的」姿态对这「感性」的同理心,做了一些研究。这二年的摸索,让我隐约间,在黑暗混亂中,有了一点光亮,许多的安定感,也有着含糊不清的困惑。新眼光下的同理心,让我身上的许多分裂,趋向了统合(理性与感性,科学与人文,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論与实务…等等);这让我在长久的黑暗摸索中,看到远处有一点光亮。新接触到的研究与理論,带我走出咨商領域,从发展、社心、人格与认知領域,多元却又溯到Piaget的源头。这让我从「下游」、「肤浅」的咨商,接上了1980年代的认知主义主流;这个連接给了我许多的安定感。然而对于当时以认知发展为同理心发展的基础的理論预设,总有一些含糊的困惑。带着这样的心情,1987年,我去了美国念博士。
去美国,我去到了「实证論大草原」的最北端,明尼苏达大学。前三年,全花在应付繁多的必修课程,我心中带去的那点光亮与含糊,全被搁放在角落。唯一的一次骚动,是在一位臨退休前一年老教授的课堂上,他让我们浅尝到实证科学方法論以外的滋味。诠释、批判、质性研究…等观念进入了我的世界。但他警告大家,这些东西,知道一下就好了,不要认真。认真的代价不但不是我们这些做学生的付得起的,連他们做老师的也只見烈士去,不見英雄來,于是这个骚动就又平息了。直到1990年的6月,我收到所订的「American Psychologist」期刊,看到其中有一篇Paul Vitz所写检讨道德发展的理論性文章。他在文中,倡议以故事(narrative)作为道德教育与发展的主要方法,并且旁征博引地論說着,故事这种古老的教育方法,有着全新的理由。我一口气看完那篇文章,随即大拍桌子,对着我太太大声說:「我想通了,我知道我的博士論文要做什么了!我知道我未來的方向了!」当然,我没有忘记老教授的好心警告,我的博士論文(Wong,1995b)在理論上,引入了「故事性思考」(narrative thinking)來突破同理心在理論上的困境;在研究程序上,仍然「安全的」用实证、量化方法來验证这个理論。
从1990年,我第一次与故事(narrative)理論相遇,至今,已经十多年。这十年來,沿着「故事」这一路走來,一一化解、超越了我内心的交战。由同理心的重新理論与验证开始(Wong, 1994, 1995a, 1995b),接着发展故事取向同理心的培育方式(翁开诚,1997),再接着摸索出我的咨商教育理想与做法(翁开诚,2000),同时在个别咨商、婚姻咨商与团体咨商上具现我的选择、我的理想。这期间,也知道在别的地方,有些同好也在走着類似的路,但我并没有去研讀他们的成果。因为这些年來,我被中国哲学所深深吸引着。我愈來愈发现,我心中的困惑与故事取向的精神,在中国哲学中,有着丰富的宝藏。而我这个文化上的中国人,到了中年才回头看到。想到儿时讀到的那个诗句,「少小離家老大回」,此时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为什么要「觉解」我的治療理論与实践,这要追究到我怎么去看待所谓「心理治療」是怎样的一种学问或专业。经过一个长久的歷程,我越來越相信所谓的心理治療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个生命实践的一种学问。因为心理治療希望帮忙服务的对象的心理由不好改变成比较好。由此本质上就预设了价值化(好与不好),以及实践性(采取行动具体化理想价值并促成对方往好的方向改变)。也因此心理治療的每一步都是可选择的,而选择反映着主观、价值化、应然性的生命态度,不是必然性法则的技术性操作。既然相信了它是一种生命实践的学问,就不得不放下过去我对追求科学的学习方式,而转向生命实践的学问去寻找资源。因而存在主义与诠(传)释学吸引了我;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心学,更开启了我。而这些都指出「觉解」正是学习实践智慧的必要下的工夫。
「觉解」一词借自冯友蘭(1997),就是自觉地了解。他认为哲学最根本的努力是由觉解开始,这裡相信着生命智慧蕴含在他自己的生命裡头,人生该由他自己寻找出他自己生命的智慧,去实践出他自己的生命智慧,因此,必须向他的生命经验学习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有的经典与别人的生命智慧也是重要的,可是那都是一种參考的价值,重要的是去寻找自己的生命智慧、去实践出來,这才是根本之道。这也是儒家心学的传统,如孟子說:「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这句话就讲这样的一个立场。到宋明理学陸象山与王阳明的「心即理」,也坚持着自己活生生的生命体验即是人生真理的來源的立场。而这些与我所学到的存在主义与诠释学精神都是相通的。
由于基本上我是比较相信跟追求这样的立场,在这立场下回头來看自己的生命,从自己的生命经验中去开展出自己生命的智慧,这是这样的学问所要努力跟追求的根本的路,也是恢復出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的一条路。我相信,在这立场下的治療者必须努力于恢復出自己的主体性,也在这基础上他才有可能去关切、去欣赏别人主体性开展的艰苦与壮麗,而这也就是所谓的「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ity)的关系。这也就是儒家讲的「忠恕」。所谓「忠」是真诚地走向自我的心中;而「恕」是感通地如他人的心。
这些讲法用王阳明的一句话就是:「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假如我们真正向内了解自我的话,自然就会向外产生行动。这如同康德所谓「我应该,所以我能够」;我之所以能够做什么,是因为我那么真切的知道我应该作什么,因而那实践性的力量才会出得來。用孔子的话,就是:「我欲仁斯仁至矣!」。另外,从行动讲起,我不但是实践,而且对于实践进行觉解、反思、反刍,想要理解我的行动,这样的功夫作下去,做到后來,我就形成一个很清楚的「知」,而这个知就是自身生命智慧的开显与明了。在这种立场上,知与行不是二分的,也没有先后,是一体之二面。就如同「完形」(gestalt)知觉实验中那有名的主题与背景图形,是随时可互换的,就看当时注意焦点在哪裡。这种立场上的心理治療不只是行(实务行动),也同时是知(开显主体性的知識)。长久以來在此专业中,也在我身上存在的理論、研究与实务分裂的问题,在此立场上就消解了。
这篇文章主要尝试去自觉地了解,我这些年來的专业实践裡头,我如何行动,我在追求什么,尝试把这些概念与理想讲出來。以下将先說明我所相信的人格理論,然后叙述我的治療理論,最后附錄了一个例子做结束。
人格理論
人性观(对人格的基本立场)
1.人之所以異于禽兽者几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