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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为止我们已经考查了两种人为构成的集体，发现它们都是被两种情感联系支配着的。其一是与领袖的联系，这种联系看来(在这些集体中无论如何)要比另一种联系，即集体成员之间的联系更具决定性的作用。
关于集体的不同形态问题还有许多内容要加以考察和解释。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个确定的事实出发，即人们单纯地集合起来还不是一个集体，因为它不存在这种情感联系。不过我们也应承认，在任何一群人中，形成心理集体的倾向是很容易发生的。我们必须注意一些不同种类的多少是稳定的、自发形成的集体，去研究它们形成和解散的条件。尤其是我们应该关注有领袖集体和无领袖集体之间的差别。我们应该考虑：有领袖的集体是否并非一种更原始更完全的集体形式；在其他一些集体形式中，一个观念、一种抽象是否无法替代领袖(具有无形领袖的宗教集体构成了一种向有领袖状态的过渡阶段)；一种共同的倾向，一个许多人共有的愿望，是否不能以同样方式来替代领袖的作用。再说这种抽象或许可以完全体现在我们称作副职领袖的人物身上。观念与领袖之间的关系会发生种种有趣的变化。领袖或权威的观念也可以是消极的；对某—J特定的个人或制度的憎恨也同样可能起统一的作用和产生同样类型的积极维系人心的情感联系。这样一来，也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一个领袖人物对于一个集体的本质来说是否真的必不可少。——此外，还产生一些其他问题。
但是所有这些问题(它们在集体心理学的文献中已经部分地被人们研究过了)依然无法转移我们对于研究在集体的结构方面所遇到的那些心理学基本问题的兴趣。我们的注意力将首先集中在这样的一个考虑上，即哪一个心理学基本问题可以用最直接的方法引导我们达到一个证明——证明力比多联系是集体的特征。
让我们认识一下人与人之间一般具有的情感关系的性质。叔本华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一群冻僵了的豪猪中没有一个能够忍受因太密切地接近它的同伴所产生的后果。1
精神分析提供的证据表明：在两个人之间持续存在的几乎每一种密切的关系中，如在婚姻、友谊、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中，2都会逐渐产生一种厌恶和对立的情绪，只是因为压抑而未被感觉到罢了。3但是通常在同事问发生的口角中和下级对上级的抱怨中，这种现象就带有较少的伪装色彩。当人们聚合成一些大的单位时，也会有这种现象发生。每当两个家庭联姻后，它们各自便自视比对方地位高或出身好。在两个邻近的城镇中，每一方都是另一方的最充满妒意的敌手。每一个小州都看不起其他的州。血缘很近的氏族却彼此疏远。在德国，南方人不能容忍北方人。在英国，英格兰人则对苏格兰人竭尽诽谤之能事。西班牙人瞧不起葡萄牙人。4因此当我们看到，更大一点的差异便会导致几乎是难以克服的反感时，就不再会感到很掠奇了。类似这种情况的有高卢人对日耳曼人的反感，亚利安人对闪米特人的反感，白色人种对有色人种的反感。
当这种敌意的情绪是针对那些在其他方面受到我们爱戴的人时，我们把这种情绪称作情感的矛盾。我们用恰恰是在这类密切关系中产生的种种利益冲突的情况来解释这个事实，不过我们的这种解释方法好象有点太理性化了。在对那些人们不得不与之相处的陌生人的毫无掩饰的厌恶相反感情绪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爱——自恋的表现，这种自爱的作用是为了保存个人，它的表现好象是认为任何背离这个个人自己特定的发展路线的事情都意味着是对这种路线的批评，都意味着提出了改变这种路线的要求。人为什么会恰恰对这些细小的区别如此敏感，我们还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在这整个联系中，人显然随时难备表现出憎恶和进行攻击。至于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则尚未找到，而有人则试图将一种基本的特征赋予它。5
但是当形成一个集体后，这种不宽容的现象在这个集体内部便暂时地或永久地消失了。只要一个集体的形式存在着，只要在它的限度内，该集体中的个人的举止行为就表现得好象他们是统一的。他们相互宽容其他成员的特点，把自己和其他人看作是平等的，对这些人也不会产生厌恶的情绪。根据我们的理论观点，这样一种对自恋的限制只能从一个因素产生，即与其他人之间的力比多联系。对自身的爱只有一个障碍，即对他人，对对象的爱。6这里立即会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共同的利益本身，没有任何力比多的性质，难道就肯定无法导致对他人的容忍和关怀了吗?对这种反对意见可以这样回答：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对自恋的限制不会持久，因为随着从与他人合作中获得的直接好处消失后，这种容忍也就不复存在了。然而这种讨论在实践上的重要性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因为经验已经表明，在相互合作的情况下，在同事之间通常形成的力比多联系能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持久而巩固，以致完全超出纯粹利益的范围。在对个人力比多发展过程进行精神分析研究时所常遇见的那种情况也出现在人的社会关系中。力比多依附于对重大生命需要的满足，而且将参与这个满足过程的人们作为它的第一对象。7在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如同在个人的发展进程中一样，唯有爱才是促进文明的因素。因为它使人从利己主义走向利他主义。这不仅是指以遵守所有不损害妇女心爱之物的义务而表现出来的对妇女的性爱，而且还指在共同的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对其他男人的非性欲的、崇高的同性爱。
因此，假如在集体中，自恋性的自爱受到了某些在集体之外所没有的限制，那么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一个集体形成的本质在于该集体成员之问的某些新的力比多联系。
观在，我们的兴趣引导我们来解决这样一个迫切的问题：在集体中存在的这些联系是什么性质的。在对神经症的精神分析研究中，我们迄今为止几乎一直是在特别注意那种由依然在追求直接性目的的爱的本能形成的与对象之间的联系。在集体中，显然不存在那样一种性目的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关心的是已经偏离了原来日的的爱的本能，尽管它们的活动能量并不因此而减弱。如今在通常的性对象注情范围内，我们已经观察到某些现象，它们表明这些本能偏离了它们本来的性目标。我们把这些现象称作爱的度，并且发现，它们包含了对自我的某种侵犯。现在我们要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这些爱的现象，滑望在它们中发现一些可以用来解释集体内存在的联系的条件。不过我们希望搞清楚，这种对象性注情是否正如我们在性生活中看见的那样，代表了与他人情感联系的唯一方式，还是我们应把一些其他种类的机制也考虑进来。事实上，我们从精神分析中得知，确实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情感联系的机制，即所谓的自居作用8。这是一还不太清楚的过程，还很难描述它。对这个自居作用的研究将使我们暂时离开集体心理学的主题。
至此为止我们已经考查了两种人为构成的集体，发现它们都是被两种情感联系支配着的。其一是与领袖的联系，这种联系看来(在这些集体中无论如何)要比另一种联系，即集体成员之间的联系更具决定性的作用。
关于集体的不同形态问题还有许多内容要加以考察和解释。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个确定的事实出发，即人们单纯地集合起来还不是一个集体，因为它不存在这种情感联系。不过我们也应承认，在任何一群人中，形成心理集体的倾向是很容易发生的。我们必须注意一些不同种类的多少是稳定的、自发形成的集体，去研究它们形成和解散的条件。尤其是我们应该关注有领袖集体和无领袖集体之间的差别。我们应该考虑：有领袖的集体是否并非一种更原始更完全的集体形式；在其他一些集体形式中，一个观念、一种抽象是否无法替代领袖(具有无形领袖的宗教集体构成了一种向有领袖状态的过渡阶段)；一种共同的倾向，一个许多人共有的愿望，是否不能以同样方式来替代领袖的作用。再说这种抽象或许可以完全体现在我们称作副职领袖的人物身上。观念与领袖之间的关系会发生种种有趣的变化。领袖或权威的观念也可以是消极的；对某—J特定的个人或制度的憎恨也同样可能起统一的作用和产生同样类型的积极维系人心的情感联系。这样一来，也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一个领袖人物对于一个集体的本质来说是否真的必不可少。——此外，还产生一些其他问题。
但是所有这些问题(它们在集体心理学的文献中已经部分地被人们研究过了)依然无法转移我们对于研究在集体的结构方面所遇到的那些心理学基本问题的兴趣。我们的注意力将首先集中在这样的一个考虑上，即哪一个心理学基本问题可以用最直接的方法引导我们达到一个证明——证明力比多联系是集体的特征。
让我们认识一下人与人之间一般具有的情感关系的性质。叔本华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一群冻僵了的豪猪中没有一个能够忍受因太密切地接近它的同伴所产生的后果。1
精神分析提供的证据表明：在两个人之间持续存在的几乎每一种密切的关系中，如在婚姻、友谊、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中，2都会逐渐产生一种厌恶和对立的情绪，只是因为压抑而未被感觉到罢了。3但是通常在同事问发生的口角中和下级对上级的抱怨中，这种现象就带有较少的伪装色彩。当人们聚合成一些大的单位时，也会有这种现象发生。每当两个家庭联姻后，它们各自便自视比对方地位高或出身好。在两个邻近的城镇中，每一方都是另一方的最充满妒意的敌手。每一个小州都看不起其他的州。血缘很近的氏族却彼此疏远。在德国，南方人不能容忍北方人。在英国，英格兰人则对苏格兰人竭尽诽谤之能事。西班牙人瞧不起葡萄牙人。4因此当我们看到，更大一点的差异便会导致几乎是难以克服的反感时，就不再会感到很掠奇了。类似这种情况的有高卢人对日耳曼人的反感，亚利安人对闪米特人的反感，白色人种对有色人种的反感。
当这种敌意的情绪是针对那些在其他方面受到我们爱戴的人时，我们把这种情绪称作情感的矛盾。我们用恰恰是在这类密切关系中产生的种种利益冲突的情况来解释这个事实，不过我们的这种解释方法好象有点太理性化了。在对那些人们不得不与之相处的陌生人的毫无掩饰的厌恶相反感情绪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爱——自恋的表现，这种自爱的作用是为了保存个人，它的表现好象是认为任何背离这个个人自己特定的发展路线的事情都意味着是对这种路线的批评，都意味着提出了改变这种路线的要求。人为什么会恰恰对这些细小的区别如此敏感，我们还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在这整个联系中，人显然随时难备表现出憎恶和进行攻击。至于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则尚未找到，而有人则试图将一种基本的特征赋予它。5
但是当形成一个集体后，这种不宽容的现象在这个集体内部便暂时地或永久地消失了。只要一个集体的形式存在着，只要在它的限度内，该集体中的个人的举止行为就表现得好象他们是统一的。他们相互宽容其他成员的特点，把自己和其他人看作是平等的，对这些人也不会产生厌恶的情绪。根据我们的理论观点，这样一种对自恋的限制只能从一个因素产生，即与其他人之间的力比多联系。对自身的爱只有一个障碍，即对他人，对对象的爱。6这里立即会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共同的利益本身，没有任何力比多的性质，难道就肯定无法导致对他人的容忍和关怀了吗?对这种反对意见可以这样回答：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对自恋的限制不会持久，因为随着从与他人合作中获得的直接好处消失后，这种容忍也就不复存在了。然而这种讨论在实践上的重要性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因为经验已经表明，在相互合作的情况下，在同事之间通常形成的力比多联系能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持久而巩固，以致完全超出纯粹利益的范围。在对个人力比多发展过程进行精神分析研究时所常遇见的那种情况也出现在人的社会关系中。力比多依附于对重大生命需要的满足，而且将参与这个满足过程的人们作为它的第一对象。7在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如同在个人的发展进程中一样，唯有爱才是促进文明的因素。因为它使人从利己主义走向利他主义。这不仅是指以遵守所有不损害妇女心爱之物的义务而表现出来的对妇女的性爱，而且还指在共同的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对其他男人的非性欲的、崇高的同性爱。
因此，假如在集体中，自恋性的自爱受到了某些在集体之外所没有的限制，那么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一个集体形成的本质在于该集体成员之问的某些新的力比多联系。
观在，我们的兴趣引导我们来解决这样一个迫切的问题：在集体中存在的这些联系是什么性质的。在对神经症的精神分析研究中，我们迄今为止几乎一直是在特别注意那种由依然在追求直接性目的的爱的本能形成的与对象之间的联系。在集体中，显然不存在那样一种性目的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关心的是已经偏离了原来日的的爱的本能，尽管它们的活动能量并不因此而减弱。如今在通常的性对象注情范围内，我们已经观察到某些现象，它们表明这些本能偏离了它们本来的性目标。我们把这些现象称作爱的度，并且发现，它们包含了对自我的某种侵犯。现在我们要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这些爱的现象，滑望在它们中发现一些可以用来解释集体内存在的联系的条件。不过我们希望搞清楚，这种对象性注情是否正如我们在性生活中看见的那样，代表了与他人情感联系的唯一方式，还是我们应把一些其他种类的机制也考虑进来。事实上，我们从精神分析中得知，确实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情感联系的机制，即所谓的自居作用8。这是一还不太清楚的过程，还很难描述它。对这个自居作用的研究将使我们暂时离开集体心理学的主题。
1 “一个寒冷的冬天，一群豪猪相互之间紧紧地挤在一起，它们都想借助同伴的体温来使自己免于冻死。但是它们很快就感到对方的刺扎在自己身上，于是不得不又分散开来。但当它们为了取暖又重新聚拢时，被刺疼的烦恼又发生了。于是它们为了躲避这两种烦恼而不停地散开和聚拢， 直至最后它们发现了一个最能忍受的适中的距离。”(C附录和补遗》第2部分，第31贝，“比喻和寓言”。)
2 也许母亲和儿子的关系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外。这种关系是建立在自恋性之上的，它并不会被后来发生的竞争所干扰， 而且一种原初的性对象选择的残余会使它得到加强。
3 在德文第一版中这句话是：“它们最初必须通过压抑来消除”．1923年被改正了。
4 参见《关于微小差异的自恋性》弗洛伊德的第5章(1930年a)。
5 在最近发表的《超越难乐原则》(1920年g)一书中，我力图用假定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之间存在着对立的观点来将爱和但这两极联按起来，并且把性本能看作是生的本能的最纯粹的例子。
6 请参见我的论自恋性的论文(1914年c)。
7 参阅弗洛伊德《性欲理论三讲》第3讲，第5节，(1905年d)《标准版全集》第7卷第222页。
8 弗洛伊德在《释梦》(1900年a)的第4章中，以及在《忧伤和忧郁症》(1917年e)论文中也已讨论过自居作用的问题，不过不太详细。参阅《标准版全集》第4卷第149—15l页。在1897年5月31日给弗利斯的信的草稿N中也已谈起过这个问题(弗洛伊德，1950年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