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不仅是这只名为“胖胖”的狗的独家之作,它活着喜欢和主人在一起玩耍,希望获得关注,而死的时候希望保持自己的尊严,不希望主人看到自己的“
死相”,因此它作了一些仪式化的处理。在动物界,大象似乎也有着死亡前的仪式,行将就木的老象会独自“失踪”,走向象群神秘的安葬点,大象群并不劝阻,每头大象依次打过招呼,会让它自行消失。
在我国,对于“死”通常很忌讳,我曾在北京做神经科医师,在省直机关门诊对一些老人进行神经科的常规的检查,有一项对面神经功能的检查是让被检查者
“闭眼”,一些老人对这项指令非常反感,他会说:“谁闭眼?你才闭眼呢。”孔子也说:未知生,焉知死!对于不得不谈的死用很多隐讳的词来表达,如升天、见上帝、见马克思、安息、过世、去另一个世界了、阴阳相隔、走了、去了、没了、不在了??,对未成年人的死亡,则用夭折来形容,而对于敌人、仇人,则不吝惜用“死”和更恶毒的词:死了、
见阎王爷去了,下地狱了??。
如何纪念已经“过世”的亲人而又不犯避讳呢,在我国有很多仪式用来悼念,“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节是中国传统悼念去世亲人的一个节日,此外,在亲人去世的忌日,亲人们还会用上坟、烧纸钱、戒斋、写纪念文章等仪式来缅怀亲人。
人死不能复生,而丧亲之痛是不得不面对和承受的事实,活着的人希望他们的亲人永远活着,和他们在一起,因此,当死亡成为阴阳之间的分隔线时,活着的人希望与亲人见面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和他们亲人一样“也去死”,好像这种交流是单向的,即你只能去阴间和亲人见面(虽然我们也不知道究竟他们是否见了面),有时,活着的一个父母对孩子说起自己即将行将就木时,用平静的语气说:我去见你们的妈妈去了,不再陪你们了啊。竟然让人产生十分淡定和羡慕的感觉。
在这次5,12大地震后,因为需要在短时间内要处理大量的尸体,曾有一些没有找到亲人的家属对尸体集体掩埋的处理方式不能接受,曾一度出现情绪失控。对此,有人说,活人救不过来,哪还顾得过来死人!
5月17日,日本救援队对抢救出来却已经死亡的一对母女列队鞠躬示哀,他们对待死者的态度深深打动了中国国民。在网站上还出现了丈夫将死去的妻子背在身后,用摩托车载往安葬地的图片,出现了父亲背着儿子的尸体走向安葬地的图片,这些照片让人顿感神圣和肃然起敬。
19日14时28分,举国为汶川地震的受难者举行默哀仪式,3分钟里,汽笛齐鸣、
国旗半落、山河呜咽、万众垂首。在接下来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夜间烛光哀悼仪式上,几乎是一致出现了久违的、迸发着希望、力量和智慧的群情激昂、万众齐心的爱国集体意识(在80年代初中国女排首次夺冠时也有过这种场面)。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逝者已去,那些看来是与我们不相关的人的死亡会让我们产生强烈的哀恸?为什么这些平凡的人做出的事情能够深深地打动我们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为什么我们竟会从这些仪式中获得能量和新的希望?
首先,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创伤来源于我们与我们所爱的人、所熟悉的环境,特别是那些构成我们安全、信任的结构的“分离”,这些分离有些是无法回避的,如上幼儿园、上学、就业,甚至包括大家视为喜事的“结婚”也是一种分离――与父母、与自己无拘束的单身生活的分离。
死亡是大家均无法回避,但在生活中却经常忘记的“分离”事件,它不象其他事件,如离开家庭还可以回家,离开父母的家庭还可以自己组建一个新的家庭,死亡似乎是单程车票-有去无回!
对于这样一种“绝然”的分离,大家处理的方式就显得特别。
大家在活着时虽避讳谈死,对于死者,生者却不避讳表达自己的感情:各种抱怨、活着时的生活细节以及平时难以开口的情感均在哭诉中畅快淋漓地被表达。经常,我们听到对逝去亲人所表达的愤怒,其内容与死者抛弃生者有关,如80岁母亲对40多岁的死去的儿子可以骟其耳光,骂之不孝,母亲可以哭着埋怨15岁的孩子为何这么听老师的话,不就近跳窗户逃走,而要躲在桌子底下。
一些家庭将亲人住过的屋子保持原样,将他/她的生活用物留下来,经常翻看,吃饭时还要留筷子、碗、位子,好像他/她还活着一样。
不过,也有的人将逝去亲人的一切痕迹都销毁掉,好像这个人从来都不存在一样。
我们常用来记得去世亲人的日子是清明节,在指定的日子指定的地方,通常是风景美丽的地方,大家为亲人立一个墓碑,刻上他/她的名字和立碑人的名字以及能够表达逝者一生事迹的介绍,如:李某,初从文,三年不中;后习武,校场发一矢,中鼓吏,逐之出;遂学医,有所成。自撰一良方,服之,卒。
今年4月我到德国去拜访一个在南德担任心理科主任的朋友,他很矫傲地对我介绍他的新家,一栋有着很大花园、新老设计和谐混合的舒适的别墅,花园远处有一堵高墙,高墙过去只见很多参天大树,看来至少有50年历史,当时风和日丽,鸟语嘀啭,我突然发现,高墙那边其实是墓地,我问朋友住在墓地旁有否不适,朋友大不以为然,觉得这没什么!
德国的墓地单词为Friedhof,意即“安息之地”。在他们看来,亲人去世,是去见上帝去了,升天了,他们是可以亲近的,一些老人常常逛着街就逛到墓地去了,因为墓地就在市内,很容易到达,通常他们拿着一束花,充满感情地清扫一下墓碑,亲切地说一些话语。
而在我们看来,亲人死去和我们离得很远,一年间在清明时节或死者忌日时去看望,有时,在心情烦躁、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去探望,通常要走不少路程,因为多数墓地设在郊外。在我国,生者常存在着亲人在阴间被害的想像,担心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在阴间受罪,也担心亲人怪罪下来,所以经常在扫墓时会带一些供品――一些可供亲人吃的东西,或许,还带上一些祭品如房子、车子――可能是死者生前缺乏的东西,常见的有纸钱,通常还要带几束香,点燃后喃喃地说上些什么,可能是一些功利性的话语,如保佑我们过上什么样的日子,或别在来吓我们的孩子啊!假如家里的孩子生病不愈,常会做鬼怪之类的梦的话。
如此说来,我们用固定的仪式来怀念死者:仪式的固定使得我们能够将已经逝去、抓不住的亲人请回来,仪式的固定包括时间、地点和程序的固定化,虽然在我国有清明节的约定纪念日,但每家在这一天举办的仪式都有差别,如果连续地观察每一家的仪式,你会发现,他们自己家里的仪式相对固定。
仪式更有着驱除自己内心的恐惧的功效――中国是一个讲究孝顺的国家,害怕对亲人照顾不周,害怕死去的亲人怪罪自己是一种通过自责和惩罚的形式与亲人联系起来的一种方式,当然,对孩子也是一种示范,让孩子产生神秘和畏惧的感觉,可内化“孝顺”的概念。
所以,针对这次灾难后出现的处理尸体的反应,相关心理学家提出建议,在掩埋处或遇难处设立遇难者集体碑位,在碑上刻上遇难者的名字,这样可供亲人悼念,寄托他们的哀思,也有在北川建立地震纪念馆的提法。
其实,仪式最重要的功能还在于将人类内心无法言传的恐惧感、无助和渺小的焦虑感通过程序化的可操作过程具体化,使得孔子不愿言谈“怪力乱神”在仪式中表现出来,如疾病可在跳大神过程中被抓住,被烧死,亲人可在招魂术中显身并对话,迷信正是抓住了人在丧亲中无助和失去判断的特点而大行其道的。不过,除了迷信外,一些让人着迷的思维方式也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其中,最为有名的为苏轼悼念亡妻诗:
苏轼《江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