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2007年第二届精神分析年会发言稿
领袖与学派发展
一个学派在地区的发展取决于这个理论与当地的融入程度，而这与该理论的介绍者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就像当初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一样，其标志是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翻译，李大钊、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并组织了大量的活动，他们是中西合璧的代表，走在时代前面的人既有青年人的热情，又有西方理性的学识、还有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既享受了本国文化的甘饴，又深受其观点的束缚。在新旧文化交叠之际，他们能够挺身而出，既暗合当时的时代需要，也符合多数人内心的需求，即知性、平等、自由。
中国心理治疗本来不亚于西方、在上个世纪的早期与世界水平同步。早期有戴秉衡在北京协和医院开设精神分析门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的介译是由著名的南京东南大学心理系教授高觉敷先生所写，这本书对中国理解精神分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潘光旦先生所介译的《性心理学》也成为人们乐于翻阅的书籍，其中，潘先生既用了非常典雅的中文准确地翻译了霭里斯的研究，还在注解中加入了大量的中文案例，这些案例并非他做心理咨询的案例，而是大量来自中国古代各种典籍纪录中的文本。在大学期间，很多人笑言，他们是将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和霭里斯的《性心理学》当做黄色小说来阅读的，但如果要是仔细去阅读潘先生的注解，大家会发现，去除了新奇感后，能够对精神心理有着非常深入的理解。潘光旦先生曾在西南联大工作过很长时间，可惜没有他进一步的资料。
中国在上世纪的30-40年代至少在精神分析领域不输于东方的其他国家，中国最早和弗洛伊德有信件来往的人为章士钊，现在可以找到弗洛伊德的回信，但已经无法找到章士钊的信件原文了。日本在上世纪的30年代、韩国在70年代加入了国际精神分析联盟。由于政治原因，直到现在，我国仍没有IPA的正式成员-台湾有大量精神科医生接受了美国的训练，也有一些人获得了IPA认可。
即便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论，除外政治因素，我在此想说的是，对该理论的社会意义有高屋建瓴理解的领袖式的人物对该理论的发展该有多么重要。在80
年代中后期，在中德心理研究院现任主席马佳丽女士遍寻中国，寻找心理治疗的合作伙伴未果，直到她在昆明找到了万文鹏先生。万先生系湖北黄陂人，早年毕业于武汉同济医学院，因性格耿直，在政治年代被贬至昆明，他对人的精神心理的探究兴趣远超过对病人用药物简单控制的兴趣，由此他开创了我国最著名的心理治疗的一个连续培训项目，那就是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该项目直接导致了精神分析、行为治疗和系统式家庭治疗在中国的开展，对于心理治疗在临床应用的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也直接导致2001年国际心理治疗大会在昆明的召开，不仅如此，以赵旭东为代表的人物，作为中德项目的受益者，从项目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心理治疗的旗手。
我在此只想强调对精神有重要影响的昆明人物。李小龙于1个月前被我“挖”到了武汉，但他的灵魂是昆明的，他可以长时间不说话，套用顾城的诗，黑夜给了他黑色的脸庞，他却有着黑龙潭般清澈的心灵。小龙告诉我，医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大理，工作了数年，常一个人到山上，躺在松柏之间，看着洱海，静静地思索。大凡深邃的哲学家、精神分析师都有这样一个过程，那就是能够长时间地与自己的内心和广袤的宇宙对话。就在昨天夜晚，我还和李小龙到团结乡的长虫山游玩，寒气逼人，满山静谧，天空繁星点点，远闻水流犬吠，天地离我们很近，又很远。几间木屋耸立在那儿，已经有一对老年夫妇住了进去，他们对我们说，住在这儿，就是养老，图个空气新鲜，图个清静。后来，李小龙对我说，能够住到这儿来，一定需要有很大的定力。我不禁身十分诧异，因为，在我看来，李小龙是属于那种天生可以耐受寂寞的人的，我甚至以为，他已经可以和李叔同一样出家了。不过，每当我和他聊天谈到他儿子时他呈现给我的是慈父的和祥和幸福的一面。所以，我的结论不是小龙有着高深的理论背景或文化修养，这些大家看他的文章、听他的督导就可以发现，他已经具备，一个高深的治疗师其实既不是长得高深、也不是故作神秘，他其实非常平易近人，非常生活化。我窃以为，李小龙是中国最优秀的、最低调的精神分析师，一个很少吱声，但从不会从我们内心被忽略的治疗师，他坐在那里，以这样的存在方式化在治疗的背景中，使来访者感到莫大的信任和安全感。有关他的分离-以及赵旭东和李孟潮的分离带来的创伤，我在后面将要提到。
李孟潮同样在一次成都的拉康研讨会后被中德心理医院的老院长曾奇峰引进到武汉中德心理医院，很快，他升任门诊办公室主任，武汉市心理治疗师协会秘书长。我和曾奇峰对李孟潮的印象是“天才，绝对的心理治疗天才”。李孟潮不是昆明的人，不是武汉的人，而是全中国的人，对这样的人才，我们俩一致认为：不请他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给他提供所有的学术资源。就这样，李孟潮完成了他对认同研究，写了一本小说和无数专业文章，并作了无数次专业演讲，还结了婚、最后还……离开了武汉。在最近的《心理月刊》中，李孟潮对他成为心理治疗师有着动力性的解释，但我以为有些精神病性的偏执和博览群书是一个人成功所需要的前提。李孟潮自己描述他看书如飞，他平时除了看病外，基本待在自己的办公室和家里看书、看书、看书。而且网上的信息也能充分运用，找到非常多的国外专业网站，并建立联系。所以看似木讷的他人际交往能力其实非常强，只是他对人际关系中的世俗部分不太关注-即对学业的专注有着所谓的精神病性的偏执，对世俗人生有着关注狭隘的痴呆！我称之为钱钟书现象，即对人生体察太深，以至于不屑于去交流、其实也没有时间去寒暄。我想，这也许是他研究认同的重要原因，李孟潮的认同的研究文章大家可以在网上查得到，我以为这是中国精神分析近年甚至多年来最为重要的专业文章，他的《中国心理治疗的发展》的文章也是经典的文章。
象征与文化气氛
和宗教一样，精神分析的发展需要有拜物对象、教义、团体和仪式。其实精神分析最大的竞争对象就是宗教，他们都是旨在对人性的理解和解释，只不过宗教将着重点放在将来，而精神分析将焦点放在过去，现在，精神分析也将重点放在“此时此地”。
基督教的拜物对象是上帝，精神分析则是弗洛伊德，其实，这也不完全准确，基督教所说的上帝是一个全能的、替人受苦也能给人施以惩罚的化身。他存在于十字架上，流着血、也存在于受礼洗礼的圣水圣饼的仪式之中，所以，物化的上帝通过教堂、牧师、圣经和礼拜仪式成为接近甚至控制人们内心的意向。
精神分析是探索潜意识的学说，它的指向应该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人的内心世界，它包括所有哲学的基本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我们的上帝其实是我们的潜意识。人类的心理问题和障碍实际上反映着内心处理冲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的潜意识会产生不同的上帝，中国人的上帝有菩萨、孔子、老聃，穆斯林有真主安拉、印度有湿婆……，总之，不同的民族有他们内心的不同的上帝，了解这个上帝对他的意义所在，就能够理解和接近人们的内心。
文化中对上帝的塑造是通过神话、寓言和传说得以传承的。比如在大理的将军庙，据李小龙的介绍，将军庙的主人是李密，他带领几万大军对手无寸铁的白族人民进行残酷的杀戮，几代之后（从唐代经宋元），人们竟然将李将军内化成为一个能给当地人民带来福祉的上帝，将军庙也成为也一个香火极旺的朝拜之地。它说明什么？说明内心的世界和外在的现实可以差别很大，人们内心希望自己法力无边、无所不能，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安全的环境、信任的对象，一个极其血腥的场地变成了一个心灵凭吊地，一个杀人者变成了能供人们供奉的神，这是什么动力？云南和昆明有着比其他地方更具动力的特色吗？
我昨天到金殿，看到青铜雕塑展览，其中的一幅让我特别有感触：一头母豹子和野猪正在激烈地厮打，一个小豹子啃咬着野猪的背，地下爬着一条蛇，扭曲着咬噬着野猪的腿。这是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的雕塑。母豹子据说是彝族的图腾，它代表着母性和力量。精神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为俄狄浦斯情结，它涉及着三角关系：母亲、父亲和孩子。现代精神分析对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解为分享的关系，一个能够与第三者分享爱-而不是恨的孩子，就能够走向社会，与更多的人群发生关系。
在这个激烈的战斗图画中我们却发现了四角关系：母豹子、小豹子、野猪和蛇。在这个战国的意像中，母豹子体形庞大，身体健壮有力，咬着野猪的耳朵倒卧在地，一付成竹在胸的神气。小豹子从母猪的屁股跳跃上去，嘴里有力地撕咬着野猪的背部，让人感到他的朝气蓬勃和阳性美感。我希望女性如母豹子这般美丽、独立、自信、有力，男性如小豹子这般青春、奔放和勇敢。如果母豹子和小豹子象征母亲和孩子，那么，父亲在哪里？云南最著名的母系社会的痕迹为摩梭族的走婚，家族中只有母亲和舅舅，父亲以阿祖的形势存在。是否我们并不需要父亲？野猪代表父亲吗？那蛇是什么？
野猪是狂野的、粗陋的、也是有蛮力的、美味的，在中国，家这个字最早的写法是屋内有人有猪才算是家，所以，猪不是父亲，而是生活；蛇是趋利避害的、狡猾的、耍阴谋的，在西方的意像中，蛇诱惑夏娃吃苹果，然后与亚当发生关系，在中国的传说中，蛇代表美丽、阴柔和有智慧，但也代表邪恶，有毒。这种矛盾也表现在最近我国图腾争议很大的龙的身上，大家知道，蛇即小龙，龙的身上有着蛇的影子，蛇可能是智慧、思维。我们还是要问，父亲在哪？
父亲由儿子而产生，精神分析谈论的是象征层面的东西，母亲通女儿，则儿子通父亲，通常我们认为介入母子关系的父亲，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在孩子的内心象征着将她/他与母体分开的代表着邪恶势力和攻击力量的外力、异体。
子不语怪力乱神。他老人家聪明啊，当社会上秩序被确定后，内心的秩序也被确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一个人的内心的紊乱被他／她所接触的客体以及客体所营造的氛围所界定、修改最终确定。孔子认为，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吴和鸣解释小人为小孩。孔子认为，对一个不更世事的孩子无需多加解释。
孔子其实是最伟大的行为精神分析师，他删诗书，定礼乐，实际上他是在用成人的语言在讲话，用孩子的语言在行动。孩子内心存在着大量对外界不确定感受的恐惧，它被象征性地表达为野蛮的猪和狡猾的蛇，它可以是弗洛伊德的结构理论中的本我，也可以是比昂理论中的β成分，克莱因所致的PS状态，或者是自体心理学中的苛刻的客体表象。
父亲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很多场合下成为超我的象征，它是严厉、惩罚的来源。抛却传统三角关系中的弑父阉割观，强调具有强烈情感性质的接纳的容器关系，那么在这个容器中，就可以逐渐放入自己身体的意义、产生力量和思维。
孔子通过对仪式的强调，处理了孩子内心的恐惧。而早在战国时期，在云南地区，这些对外力的恐惧已经通过这种母子合作的关系呈现出来。实际上，我了解到，这些雕塑均被用来作为祭祀的器皿。
昆明的四周环山，海拔1000多米，据说昆明以前经常患水灾，清朝来打仗需要训练水师进入昆明城，从飞机上降落时，我们可以看到昆明是一个盆地。除了我看见区政府高耸带有阳性意味的大楼外，昆明、乃至云南应该是一个母体（据说在附近的一个县里，还有巨大的女性器官的自然景观），这个母体一直都采取着对外的接纳。据说多民族的形成与早年充军有关，一些犯了戒条的士兵允许带着务农的技能发配边区并允许与当地的人民通婚，这形成了26个民族和睦相处的局面。
这种接纳也能够解释为何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成为全国知识分子的中心，而且产生了那么多的故事（见何兆武先生所写的《上学记》）。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从万先生开始，昆明接纳并成为中国心理治疗发源地。
分离与创伤
谈到此，我想讲讲分离与创伤。
弗洛伊德说过，人类遭受的三次创伤为地心说向日心说的转变；人为地球主宰转变为人由猴变来；人类可以主宰自己变成人受到自己潜意识的操纵。
昆明-至少在心理治疗学界有着三方面的创伤：赵旭东离开昆明去上海同济大学，李孟潮离开昆明去武汉中德心理医院，现在，轮到李小龙老师离开昆明去武汉市心理医院。
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由一段段的分离所构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是未能处理反复闪回的创伤；“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是合理化化对分离创伤的解释。刚才，我们讲到仪式的重要性，孔子说：吾三年不改父道，这是一种哀悼的形式；元词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通过喝酒来解除分离的情绪，这又是一种仪式，这些仪式能够让我们内心对离别情景及分离对象在时间、空间上具体化、操作化，使得“天涯”能够“咫尺”
昆明精神分析的活动始于自发的研究生班的组织，王星波等人坚持定期督导，定期请外面的和尚来念经，开一次年会，再接着开第二次年会。昆明的同事四面出击，到全国参加各种培训，这是什么？除了学习新知识、认识新人、建立关系外，参加培训是一个的仪式，它代表着每个人的内心寻找认同对象、形成职业安全感、信任感的过程。这也是处理分离、处理创伤的重要仪式。
昆明的精神分析活动没有因这些人的离开而消弭，反而抽刀断水水更流！为什么？我觉得是耐受分离的能力增加了，或者说，内心的客体更加稳定了，这些人－赵、李等人内化到各位的内心，使得远到天涯的人仍然活在当下、活在咫尺。当然，我们的加入肯定会强化这一内化的过程，我们同样需要仪式，需要与同行认同。
我个人还认为，精神分析的未来还是昆明，特别是精神分析的行为治疗疗法的未来肯定在昆明，在云南。因为，这些理论只能制造病人，而昆明是生活的地方，治疗师首先应该会生活，来访者、病人要学会生活，而不是学会认同某个理论、某个专家。
谢谢大家。
施琪嘉
2007年1月20日星期六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