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一、故事
在每次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以下按常规简称“中德班”）开始和结束的时候，父亲般的万文鹏老师都会给大家讲几个故事。我学着万老师的样子，也回忆一下我参加中德班的经历。
1997年3月的一个周末，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3月8日，在我们中德心理医院工作的德国心理学家莱纳那托先生，几乎是带着“挟持”味道地给我买了机票，把我拖到了武汉机场，一起上了飞昆明的飞机，说是要亲自去为陈立荣和我参加“中德班”报名。
在此之前，他早就得到了“中德班”招生的消息。尽管他给我说过多次要我们参加，但我一直都没怎么重视。我们医院就叫“中德”，自以为也见识了不少相关培训，所以也就不觉得怎么稀罕。以致上了飞机我还在想，有必要这么小题大做吗？
下午到了昆明，首届中德班的学员在上课，我想去听听，但被告知不允许，简直有点戒备森严的味道。然后，跟马佳丽谈我们插班的事情，马佳丽首先说有个几人小组负责这件事情，基本的原则是一旦开班就不中途进人，但是，考虑到中德心理医院这样一个跟德国有特殊关系的项目，网开一面也不是不可能的，但还是必须过一下民主的程序，并要我们等消息。
晚上，那托先生和我以中德心理医院的名义，宴请他的所有德国老乡。席间，一位德国女老师夸我说的德语很地道、没有一点外国人口音，让我这个在语言方面被盛晓春“欺压”多年的人稍微有了一点自信。
吃完晚饭，我去酒店找吴和鸣，他那时是武汉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兼心理科主任。我和他已是十几年的朋友。房间灯光昏暗，我进去之后，他指着他旁边那张床上躺着的一个庞然大物说，这是同济的施琪嘉博士。我们互相淡淡地打了招呼，当时想不到的是，几年之后，我和此人经常朝夕相处，一起飞行了数万里，到过国内外几十个城市，为精神分析的发展出了点力。
临近半夜，我在昆明街边的烧烤店请吴和鸣、童俊，也许还有盛晓春喝啤酒。就听说吴和鸣参加这个班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挫折。他是我从心里佩服的师兄级人物，理论和临床经验都很强，几天培训下来竟然就变成这样子。我开始对这个培训班有点好奇了。
第二天上午，我和那托飞回武汉。虽然没有得到最后的答复，但我们都认为，陈立荣和我参加十月份在北京办的“中德班”，大约是没什么问题了。
同一年十月，我从马来西亚开完一个精神康复方面的会议，就直接从吉隆坡飞北京。在邮电疗养院的中德班上，我被分配在精神分析二组。首先是精神分析大组的活动。大家作了自我介绍，很多人是一些大地方的大人物，这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我的中德班的学习，就在这样的状况中开始了。
2001年10月，那托先生结束了在我院6年的专家工作回国。在告别晚宴上，照例会说到他为我们医院所做出的贡献。我以医院最高领导的身份评论说，他“强迫”陈立荣和我参加“中德班”，是他的最重要、最有远见、影响也最大的贡献。
1998年初，在熊卫的新家里，武汉以中德班学员为骨干的所谓“武汉心理治疗师协会”成立，我被选举为“会长”。以后的五年里，以这个协会的名义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这使武汉的心理治疗圈子成为了全国最活跃的圈子之一。2003年后，施琪嘉担任会长，学术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几个月前，这个协会成为了正式注册的学术团体。
二、知识、情感和新客体
参加“中德班”之前，我考虑过参加哪个学派的培训。1994年的杭州中德班，我本来参加的是精神分析组，Berger教授是德方教员。但是，只参加了两天，就被谴派到Babel老师的人本主义组作翻译。现在翻看当时的笔记，仍然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97年的中德班，有朋友建议我参加家庭组，我是动了心思的，因为当时自以为看了几本精神分析的书，不再需要学精神分析了。现在实在无法想得起来，最后为什么还是进了精神分析组的。也许只能看成是老天的安排了。
李小龙说，他97年前看精神分析的书，跟97年之后看精神分析的书相比，完全不是一回事。这句话简直就是在说我的感觉。我应该算是80年代那场弗洛伊德热的参与者，而且，那场“热”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对别人更大――我热得直接选择了我要从事终身的职业。
现在回过头来说，97年之前，我虽然知道很多精神分析的术语，但基本上不懂精神分析。我甚至敢斗胆说，国内很多专家教授，虽然写过、翻译过成千上万页的精神分析文字，足以获得我们无限崇敬，但由于缺乏临床体验，他们并不懂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在国内传播上的艰难，相当程度上来自这样一些专家教授的“不懂”。
97年始，我们终于上路了。精神分析在中国开始走下理论的神坛，走向了治病的战场。精神分析小组的同学，开始在精神分析设置的框架下，跟病人成百、成千、甚至成万小时地“浸泡”在一起。慢慢地我们用我们的皮肤、血肉、骨髓和灵魂知道，精神分析的那些术语，从来就不是文字或者智力游戏，也不是虚无缥缈的对人性的假设，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是对人类每一个个体的耻辱和荣誉、苦难和幸福、枯萎和生长、死亡和生存的切实观察和感受。
精神分析视野下的人类精神世界，跟所谓常识下的人类精神世界相比，完全是另一种景象。这样的新视野下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
知识虽然重要，但却远非最重要的。特别是心理治疗类的培训，如果仅仅是让学员学到了知识，那就算不得成功。“中德班”的培训，就不仅仅是让学员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它为所有学员提供了从事这个艰苦行业（弗洛伊德称其为不可能的职业的一种）所必需的情感的支持。如果说得专业一点，在这个培训项目里，很多人找到了适合自己成长的新的客体，于是旧的客体的影响被削弱甚至被替换，一种比增加知识更重要的改变就发生了。毫不夸张地说，我本人通过这个项目认识了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些朋友，他们对我的关注、接纳和帮助，使我能够确立自己存在的价值，并使我的生活与工作充满欢乐。每每想到这一些，心里就遍布温暖和感激。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看，中德班所建立的行业交流平台之大，大约超过了举办者当初的想象吧。三届培训下来，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从事这个行业的精英。
三、没有国界的不仅仅是知识
最近读到马佳丽写的《中德班的历史》一文。她和她组织起来的团队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工作，令人钦佩不已。加上我在我们医院的20余年的经历，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国际主义是怎么回事。金庸借他的小说中的人物说，任何功夫要达到最高境界，都不是靠练技术，而是靠自己的气度和胸襟。国际主义精神，就是需要恢宏的气度和胸襟的。
一些同行到现在还在怀疑精神分析是不是适合中国国情。提出心理治疗要本土化的人就属于这一类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中德班”的价值。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问题。经常的情形是，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更重要。因为如果提问本身有毛病，那任何回答都一定是错的。所谓本土化这个问题的毛病有两个：一是它变相地夸大了文化或者地域的差异，忽略了人性的共性的重要性。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过分强调男女之别，在效果上就会使男女越走越远，只有更多地强调男女的共性，才能使男女更和谐地相处。用佛教术语说，提出本土化这个想法，是“分别之心”过重的表现，是属于“无明”的一种。
第二，如果“本土化”成立，那就意味着还需要诸如“武汉化”、“哈尔滨化”之类，这显然是荒唐的。归根到底，一切治疗技术都只有一个“化”，就是个体化，当你充分考虑眼前面对的个人的特点的时候，就已经把他的一切人文背景都考虑进去了。这是符合基本的哲学原理的，中国所有的高中生都知道：个性大于共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比如直角三角形的直角是它的个性，但它却具有所有三角形的特点，如内角之和等于180度，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等等。
1991年，我问在德国呆了一年后回来的盛晓春：可以写一个中德的病人的差别的文章吗？他回答说：刚去德国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之间有很多差异，但慢慢地，你会觉得他们之间的相似性更多，就对差异不敏感了。这是一个重要提示：见多识广之后，才会对差异迟钝而对相似性敏感。
“中德班”的培训目标是如何治疗一个人，而不是如何治疗一个德国人或者中国人。进一步说，当一个中国治疗师在治疗一个中国病人时，他使用的中文、他的中国文化背景等等，就已经自然地融入到他的治疗之中了。他没有必要再考虑，如何使精神分析适合眼前的病人的背景了。
知识没有国界。心理治疗是知识的一种，它也应该没有国界。马佳丽和她的同道们用十几年的时间，实践并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人类的基本情感，也是没有国界的。一个内心充满爱、责任、理想和勇气的人，可以在任何国度创造奇迹。
“中德班”就是一个奇迹。不对，应该说它只是奇迹的开始。紧随它之后，还会有一个又一个更大、更精彩的奇迹。
2007-5-8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在每次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以下按常规简称“中德班”）开始和结束的时候，父亲般的万文鹏老师都会给大家讲几个故事。我学着万老师的样子，也回忆一下我参加中德班的经历。
1997年3月的一个周末，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3月8日，在我们中德心理医院工作的德国心理学家莱纳那托先生，几乎是带着“挟持”味道地给我买了机票，把我拖到了武汉机场，一起上了飞昆明的飞机，说是要亲自去为陈立荣和我参加“中德班”报名。
在此之前，他早就得到了“中德班”招生的消息。尽管他给我说过多次要我们参加，但我一直都没怎么重视。我们医院就叫“中德”，自以为也见识了不少相关培训，所以也就不觉得怎么稀罕。以致上了飞机我还在想，有必要这么小题大做吗？
下午到了昆明，首届中德班的学员在上课，我想去听听，但被告知不允许，简直有点戒备森严的味道。然后，跟马佳丽谈我们插班的事情，马佳丽首先说有个几人小组负责这件事情，基本的原则是一旦开班就不中途进人，但是，考虑到中德心理医院这样一个跟德国有特殊关系的项目，网开一面也不是不可能的，但还是必须过一下民主的程序，并要我们等消息。
晚上，那托先生和我以中德心理医院的名义，宴请他的所有德国老乡。席间，一位德国女老师夸我说的德语很地道、没有一点外国人口音，让我这个在语言方面被盛晓春“欺压”多年的人稍微有了一点自信。
吃完晚饭，我去酒店找吴和鸣，他那时是武汉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兼心理科主任。我和他已是十几年的朋友。房间灯光昏暗，我进去之后，他指着他旁边那张床上躺着的一个庞然大物说，这是同济的施琪嘉博士。我们互相淡淡地打了招呼，当时想不到的是，几年之后，我和此人经常朝夕相处，一起飞行了数万里，到过国内外几十个城市，为精神分析的发展出了点力。
临近半夜，我在昆明街边的烧烤店请吴和鸣、童俊，也许还有盛晓春喝啤酒。就听说吴和鸣参加这个班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挫折。他是我从心里佩服的师兄级人物，理论和临床经验都很强，几天培训下来竟然就变成这样子。我开始对这个培训班有点好奇了。
第二天上午，我和那托飞回武汉。虽然没有得到最后的答复，但我们都认为，陈立荣和我参加十月份在北京办的“中德班”，大约是没什么问题了。
同一年十月，我从马来西亚开完一个精神康复方面的会议，就直接从吉隆坡飞北京。在邮电疗养院的中德班上，我被分配在精神分析二组。首先是精神分析大组的活动。大家作了自我介绍，很多人是一些大地方的大人物，这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我的中德班的学习，就在这样的状况中开始了。
2001年10月，那托先生结束了在我院6年的专家工作回国。在告别晚宴上，照例会说到他为我们医院所做出的贡献。我以医院最高领导的身份评论说，他“强迫”陈立荣和我参加“中德班”，是他的最重要、最有远见、影响也最大的贡献。
1998年初，在熊卫的新家里，武汉以中德班学员为骨干的所谓“武汉心理治疗师协会”成立，我被选举为“会长”。以后的五年里，以这个协会的名义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这使武汉的心理治疗圈子成为了全国最活跃的圈子之一。2003年后，施琪嘉担任会长，学术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几个月前，这个协会成为了正式注册的学术团体。
二、知识、情感和新客体
参加“中德班”之前，我考虑过参加哪个学派的培训。1994年的杭州中德班，我本来参加的是精神分析组，Berger教授是德方教员。但是，只参加了两天，就被谴派到Babel老师的人本主义组作翻译。现在翻看当时的笔记，仍然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97年的中德班，有朋友建议我参加家庭组，我是动了心思的，因为当时自以为看了几本精神分析的书，不再需要学精神分析了。现在实在无法想得起来，最后为什么还是进了精神分析组的。也许只能看成是老天的安排了。
李小龙说，他97年前看精神分析的书，跟97年之后看精神分析的书相比，完全不是一回事。这句话简直就是在说我的感觉。我应该算是80年代那场弗洛伊德热的参与者，而且，那场“热”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对别人更大――我热得直接选择了我要从事终身的职业。
现在回过头来说，97年之前，我虽然知道很多精神分析的术语，但基本上不懂精神分析。我甚至敢斗胆说，国内很多专家教授，虽然写过、翻译过成千上万页的精神分析文字，足以获得我们无限崇敬，但由于缺乏临床体验，他们并不懂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在国内传播上的艰难，相当程度上来自这样一些专家教授的“不懂”。
97年始，我们终于上路了。精神分析在中国开始走下理论的神坛，走向了治病的战场。精神分析小组的同学，开始在精神分析设置的框架下，跟病人成百、成千、甚至成万小时地“浸泡”在一起。慢慢地我们用我们的皮肤、血肉、骨髓和灵魂知道，精神分析的那些术语，从来就不是文字或者智力游戏，也不是虚无缥缈的对人性的假设，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是对人类每一个个体的耻辱和荣誉、苦难和幸福、枯萎和生长、死亡和生存的切实观察和感受。
精神分析视野下的人类精神世界，跟所谓常识下的人类精神世界相比，完全是另一种景象。这样的新视野下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
知识虽然重要，但却远非最重要的。特别是心理治疗类的培训，如果仅仅是让学员学到了知识，那就算不得成功。“中德班”的培训，就不仅仅是让学员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它为所有学员提供了从事这个艰苦行业（弗洛伊德称其为不可能的职业的一种）所必需的情感的支持。如果说得专业一点，在这个培训项目里，很多人找到了适合自己成长的新的客体，于是旧的客体的影响被削弱甚至被替换，一种比增加知识更重要的改变就发生了。毫不夸张地说，我本人通过这个项目认识了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些朋友，他们对我的关注、接纳和帮助，使我能够确立自己存在的价值，并使我的生活与工作充满欢乐。每每想到这一些，心里就遍布温暖和感激。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看，中德班所建立的行业交流平台之大，大约超过了举办者当初的想象吧。三届培训下来，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从事这个行业的精英。
三、没有国界的不仅仅是知识
最近读到马佳丽写的《中德班的历史》一文。她和她组织起来的团队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工作，令人钦佩不已。加上我在我们医院的20余年的经历，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国际主义是怎么回事。金庸借他的小说中的人物说，任何功夫要达到最高境界，都不是靠练技术，而是靠自己的气度和胸襟。国际主义精神，就是需要恢宏的气度和胸襟的。
一些同行到现在还在怀疑精神分析是不是适合中国国情。提出心理治疗要本土化的人就属于这一类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中德班”的价值。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问题。经常的情形是，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更重要。因为如果提问本身有毛病，那任何回答都一定是错的。所谓本土化这个问题的毛病有两个：一是它变相地夸大了文化或者地域的差异，忽略了人性的共性的重要性。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过分强调男女之别，在效果上就会使男女越走越远，只有更多地强调男女的共性，才能使男女更和谐地相处。用佛教术语说，提出本土化这个想法，是“分别之心”过重的表现，是属于“无明”的一种。
第二，如果“本土化”成立，那就意味着还需要诸如“武汉化”、“哈尔滨化”之类，这显然是荒唐的。归根到底，一切治疗技术都只有一个“化”，就是个体化，当你充分考虑眼前面对的个人的特点的时候，就已经把他的一切人文背景都考虑进去了。这是符合基本的哲学原理的，中国所有的高中生都知道：个性大于共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比如直角三角形的直角是它的个性，但它却具有所有三角形的特点，如内角之和等于180度，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等等。
1991年，我问在德国呆了一年后回来的盛晓春：可以写一个中德的病人的差别的文章吗？他回答说：刚去德国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之间有很多差异，但慢慢地，你会觉得他们之间的相似性更多，就对差异不敏感了。这是一个重要提示：见多识广之后，才会对差异迟钝而对相似性敏感。
“中德班”的培训目标是如何治疗一个人，而不是如何治疗一个德国人或者中国人。进一步说，当一个中国治疗师在治疗一个中国病人时，他使用的中文、他的中国文化背景等等，就已经自然地融入到他的治疗之中了。他没有必要再考虑，如何使精神分析适合眼前的病人的背景了。
知识没有国界。心理治疗是知识的一种，它也应该没有国界。马佳丽和她的同道们用十几年的时间，实践并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人类的基本情感，也是没有国界的。一个内心充满爱、责任、理想和勇气的人，可以在任何国度创造奇迹。
“中德班”就是一个奇迹。不对，应该说它只是奇迹的开始。紧随它之后，还会有一个又一个更大、更精彩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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