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倫是一種事實，而不僅是一種源於幻想、必須抵禦的內在心理衝突。我陪伴的女性們是因為真實發生的性虐待而生病。帶著這份確信，我站在精神分析傳統之外。
經常有同事問我，是不是真的相信個案的所有陳述，是不是真的很肯定那些女性在童年時是被性引誘的。他們懷疑性虐待並沒有真的發生，而只是一種幻想。
我經常被人淡淡地嘲諷，病人一廂情願的幻想竟然這麼容易就能騙得了我。經常和童年時期受過性虐待的成年女性一起工作的治療師們也有類似的經歷。相信這些女性，承認她們的經歷是真實的，從而理解她們神經疾患由來的這種做法，治療師們以前根本沒聽說過，也不曾體會過。因為對於佛洛伊德來說，幻想出來的心理真實比身體層面的真實更有意義。讓我們感到寬慰的是，在培訓中，我們瞭解到，佛洛伊德本人也曾經犯過這種錯誤；當初，他也認為自己被病人虛構的性引誘故事所蒙蔽，但後來佛洛伊德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收回了「性引诱」理論（the theory of seduction），這種理論認為歇斯底里來自童年遭受的性創傷，而且是父親們性引誘造成的創傷。
近年來，大量的出版物試圖解釋佛洛伊德後來為什麼又背棄了性引誘理論。佛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因此已名譽掃地。愛麗絲．米勒稱精神分析是「迷宮」，是「虛假療法」。馬松（Masson）談論的是佛洛伊德的懦弱和缺乏勇氣，因為他居然羞於為一個會讓人不太舒服的理論（性引誘理論）代言；像弗羅倫斯．拉什這樣的女權主義者也譴責佛洛伊德的遮羞策略和掩飾手法。我想簡單闡述一下關於該理論的討論，因為佛洛伊德的思想即使在非專業領域也已成為常識。
伊底帕斯情結被認為是精神分析人格理論和神經症理論的核心。這個理論中的亂倫並不是指家庭成員之間真實發生的性事件；由該理論看來，事實上什麼都沒有發生，亂倫只是孩子對異性父母一種無意識的慾望。性侵的故事並不是真實的、加害者必須為之負責的事件，而是患者所報告的純粹幻想活動，僅僅揭示了女兒的伊底帕斯情結。因此，事情發生的地點只是在內心的舞臺，而並非是在現實的家庭當中。這麼一來，故事的重點就發生了變化：在真實的性侵事件當中，父親是加害者，而在伊底帕斯幻想當中，女兒是幻想的創造者，而父親則成了受害者。
一八九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一晚，佛洛伊德對父親們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指責父親們對女兒們造成了傷害，並且這些傷害波及到女兒們生活的各方面。在佛洛伊德當時為維也納的同事們做的演講中，他明確談到了自己父親犯下的性引誘行為。從佛洛伊德的書信中，我們甚至瞭解到：「不幸的是，我的親生父親就是一名變態，造成了我弟弟……，還有他的一些妹妹們的歇斯底里。」
但他對病人陳述事實的這種信任只維持了一年左右的時間，這是早期的研究結果（馬松在書中表明，佛洛伊德在現實中堅持這一理論的時間更長）。到一八九七年九月，佛洛伊德收回了他對受虐女性們信誓旦旦的、頗有先見之明的（父親）「性引誘」（女兒的）理論，並用伊底帕斯理論取而代之。他對受虐女性們的背叛、對她們所敘述的和所記得的（性虐待事實的）不信任，直到今天都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佛洛伊德為什麼會放棄性引誘理論？目前對該問題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解釋。
1. 發生在佛洛伊德的病人愛瑪．愛克斯坦（Emma Eckstein）身上的事件和佛洛伊德朋友弗利斯（Fliess）的失誤。
我只想簡單說明一下，愛瑪．愛克斯坦是佛洛伊德的第一位女病人。人們認為她的故事是讓佛洛伊德發現父親性引誘女兒的原因之一。她患有歇斯底里的症狀，我必須在這裡提醒大家，對於佛洛伊德來說，神經質的表現顯然是源於「性」，且神經疾患是一種性愛在心理上的轉移。然而，他的好友弗利斯卻認為這種轉移也體現在身體上。由於愛瑪有月經疾患，佛洛伊德將其與童年手淫聯繫在一起；而他的朋友弗利斯剛剛寫了一篇關於鼻子和性器官之間因果關係的論文。根據這篇論文，對鼻子進行外科手術是治療月經問題的好方法，佛洛伊德因此同意弗利斯對病人的鼻子進行手術。這是弗利斯進行的第一個重大手術。愛瑪成了這個把陰道問題轉移到鼻子這晦澀理論的白老鼠。這次手術最終成了一場災難。由於疏忽，弗利斯在傷口處留下了半米長的紗布，導致患者持續流鼻血，生命垂危。佛洛伊德起初非常擔心這場醫療事故，但後來他把病人持續流鼻血解釋為歇斯底里。他認為這是一種引誘醫生的手段，並用這種解釋為男人弗利斯辯護，而無視女人愛瑪•愛克斯坦。愛瑪致命的癥狀並沒有被重視，而是被象徵性地解讀。這麼一來，這名女性就被打上烙印——不值得信賴的歇斯底里，她對父親性引誘她的描述也被斥為純屬幻想的產物。
2. 佛洛伊德缺乏道德勇氣
馬松認為，佛洛伊德因其誘惑理論而日益被孤立，使他失去了逆流而上的勇氣；他也不願給可敬的維也納家族父老們帶來負擔。
3. 佛洛伊德與父親的關係
在《佛洛伊德和他的父親》一書中，瑪麗安．克呂爾（Marianne Krüll）對佛洛伊德轉向伊底帕斯理論做出了非常微妙的解釋。她把他的心態變化理解為一種防禦機制，這種防禦機制確保佛洛伊德不必再去追究自己童年的實際事件，讓他可以放過自己的父親。在給朋友弗利斯的信中，佛洛伊德曾經強烈地指責過父親。
佛洛伊德自述了一個與父親葬禮有關的夢，夢中給他下達的命令是：「要你閉上（一隻）眼睛」。佛洛伊德指出了這句話的雙關含義，也就是對亂倫問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縱容態度。在克呂爾看來，放棄性引誘理論的同時，佛洛伊德確實可以（對亂倫問題）視而不見。父親去世後，佛洛伊德陷入了深深的危機中，他將其描述為智力癱瘓，並最終導致了寫作上的癱瘓。此事可以理解為：對於反常的父輩們，他再也沒有任何想法，同時再也寫不出任何文字。
這裡我提到了精神分析的背景，因為在今天的法學語境中，以及在治療實踐中仍然可以找到這些理論的痕跡。究竟遭受性虐待兒童的報告是否可信？一旦涉及到這個問題，民眾對孩子所做聲明的真實性總會提出懷疑，就像對那些所謂的歇斯底里病人的懷疑一樣。
因此，我想再次強調，亂倫是一種真實的、嚴重的創傷。佛洛伊德對創傷的理解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目前基於大屠殺、酷刑和強暴等嚴重創傷的研究已經清楚地表明：導致神經疾患癥狀的不是無意識的幻想，而是真實的事件，這些事件能夠傷害心理並使人生病。
關於亂倫的精神分析文獻是以佛洛伊德學說為背景的。伊底帕斯主題的中心，則是圍繞父親、母親，或者是圍繞兒女展開的。父親的不倫行為被解釋為父親的戀母情結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對父親來說，其敬而遠之的女性代表了母親的負面形象，母親會為了他的性慾而懲罰他；而女兒則代表了母性愛護、給予的一面。
與女兒有關的精神分析解釋都圍繞著女孩現實生活中的伊底帕斯情結展開。她從小就受到母親的打壓，所以現在只能求助於父親來滿足口欲期需求。早期的性慾和陰莖嫉妒，後來發展成了濫交。在這種模式中，母親被視為拒絕女性角色的人，因為她對自己的父親感到失望，這種敵意源於她未解決的戀父情結，而她把這種敵意投射在女兒身上。除了這些精神分析學的解釋之外，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亂倫最終根本不是生殖器性行為，而是為了滿足幼兒的口欲期需求。
神祕結合
在榮格的分析心理學中，真實的亂倫根本算不上問題。榮格不處理具體的性問題，也輕視「家庭敘事」的意義；榮格還給自己引來了這樣的指責：「把性的概念蒸發掉了」，直到人們不再知道（性）這個詞應該是什麼意思。
然而，在佛洛伊德和榮格的書信中，於性慾理論框架內來解釋亂倫卻佔據了重要地位。榮格在其著作《性慾的變化和象徵》（Wandlungen und Symbole der Libido）中提出將亂倫在精神層面上的意義解釋為一種象徵，這意味著與佛洛伊德的決裂。他否定了性慾（libido）的首要性，從而反駁了佛洛伊德的陽物中心論立場。榮格在回憶錄中描述，他有兩個月不能碰筆，因為他知道自己的觀點會讓他失去和佛洛伊德的友誼。
看來，亂倫這個話題對佛洛伊德和榮格來說都是個複雜的情結。在分析心理學中，情結被理解為是一種情緒非常強烈的心理因素。情結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允許意識進入。情結就像亞人格，像小「魔鬼」一樣，想要捉弄我們。情結通常是因為受情感衝擊之類的創傷而產生的。大多數時候，我們都意識不到自己的情結，這就給了情結很大的空間。
我想說說我對榮格將亂倫理解為情結的一些想法。榮格非常明確地指出，只有在「最罕見的情況下」，亂倫對他來說才是個人的麻煩。因此，他的興趣只在於亂倫現象的原型背景。 在我們的治療個案身上，他最終只看到了一個集體主題下精神病理性的一個面向。
對榮格來說：「不管是真的發生了性創傷，或者只是個幻想，……都無關緊要」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對我來說，亂倫和變態都不是什麼引人注目的新鮮事，也不值得什麼特別的解釋。它們和犯罪一樣屬於那些黑暗的、被壓抑的部分，它們敗壞我對生活的品味，使我太清楚地看到人類生存的醜陋和無意義。」他喜歡給人一種印象，即作為一個鄉村孩子，性行為對他來說只是自然的，因此並沒什麼意思。但是，他對佛洛伊德的性愛觀非常堅決反對，並且在情緒上爆發出來，表達出完全不同的意見。例如，他批判佛洛伊德「青春期幻想很骯髒」，「把任何東西都拖入隱晦笑話心理學的幼稚——變態泥淖。」
榮格堅決反對佛洛伊德認為童年性創傷是神經疾患起源的論點。在他看來，幾乎沒有一個孩子沒有經歷過情緒上的衝擊，但後來患上神經官能症的人相對較少。我的印象是，榮格也有他個人的原因，來淡化童年性創傷的重要性及其可能帶來的神經疾患。
值得注意的是，榮格竟然會如此忽視幼兒時期的性驅力體驗。他的說法：「我們不關心托兒所的事」，因此會讓人猜測，榮格排斥這個話題有充分的理由。在《神話和解放》（Mythos und Emanzipation）一書中，埃弗斯（Evers）正確地指出，這種「托兒所事件」的意象背後還有更多的意義，但榮格沒有揭示它的內涵。埃弗斯只提到榮格對性的「再禁忌」。其他作者們認為他的性禁忌是由他的新教父母造成的。我個人對佛洛伊德和榮格之間往來書信的深入研究，使我確信，榮格不得不強烈地壓制自己曾是性剝削受害者這一事實。根據榮格自傳當中描述的個人經歷，榮格莫名其妙地抵制一個「在他的內心深處非常正派的人……因為這個人卻把陰險的動機強加於人，用不自然的痛苦來取代天然純潔的動機。」
榮格自己還是孩子時，曾是一個「正派」同性戀誘惑者的受害者，那是位他非常尊敬的長者。在回憶錄中榮格並沒有提到這種虐待；目前為止，據我瞭解，榮格從來都沒有透露過這個人的身分。在一九○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的一封信中，他試圖向佛洛伊德解釋自己懶於寫作的原因是什麼。他說那些情感性的東西、那些佛洛伊德稱之為「自我保護情結」的東西，像一個惡魔，阻礙他寫作。榮格寫道：「這種自我保護的情結，是基於我對你的敬仰具有『宗教的』、狂熱的特徵，雖然它並沒有給我帶來進一步的煩惱，但由於它具有明顯的色情色彩，讓我感到厭惡，覺得可笑。這種令人反感的感覺源於我小時候曾經受制於一位我非常崇拜的人的同性戀行為。在維也納，女士們的談論（『他倆〔指榮格和佛洛伊德〕終於可以單獨在一起了）已經引起了我的反感，但我當時沒有意識到這件事。
現在，我不完全是單身了，但是這種感覺仍然阻礙著我，也直接讓我厭惡我和同事們間的關係。（男）同事們洞察到我的心理（暗指同性戀倾向），對我有強烈的移情。因此，我也害怕，在我跟您說到我的親密關係時，您會有同樣的反應。因此，我盡量迴避這些……」
值得一提的是，他和佛洛伊德關係中愛的基調，立刻被誇大為具有宗教性的狂熱。榮格在這封信中非常明確地提到了他跟男人親近時內心的恐懼。事實上，這種恐懼似乎有雙重含義：害怕自己信任的男人會利用自己的信任來滿足他的性需求，同時對親近的恐懼也是對自己情慾衝動的恐懼。
榮格在給佛洛伊德的信中非常明確地指出，這種虐待對他的影響非常大，以至於他不得不壓抑它。顯然，他也飽受罪惡感的折磨，因為在以下的信中，他表達了對「懺悔可能帶來的後果」的恐懼和擔憂。人懺悔的是罪惡和對戒律的違背。懺悔包括赦免，也包括罪惡感的解脫，羞恥感的救贖。榮格成長的家庭環境不允許他透露性虐待的祕密。作為一個男孩，他獨自一人，獨自面對男性身分的不安全感和受傷的自尊心。他在回憶中所描述的退縮與此相吻合：「我的整個青春期都可以在『祕密』概念下來理解。我幾乎陷入了難以忍受的孤獨。」非常打動人的是，榮格把他童年這種矛盾的感受描述為：「被拋棄還是被選擇，被詛咒還是被庇佑。」榮格幾乎沒有談到過他早期的經歷。「從兒時起幾十年來，我心上都壓著一個絕對的禁忌。」
在對性虐待所造成的後期影響的研究中，這種情緒上的退縮、陷入孤獨、羞愧和內疚並保持沉默，是我們熟悉的狀況。榮格所列舉的他人生的第十二個年頭（他稱之為「命運之年」）的所有癥狀，也可能與他受到的性引誘有關。解離、分裂（Dissociation）或裂變（splitting-off）成兩種不同的人格；暈厥、疑似癲癇發作、承擔負罪感、認同加害人、記憶力喪失、失眠、折磨人的念頭等，往往被描述為虐待的後果；「從那時起，我就開始出現暈厥的情況」，醫生們認為是「癲癇」，「我生活在兩個時空中，是兩個不同的人」。他的許多表述都指向了在上學途中被同學撞倒的事件，然而以我們今天所知道的事實和研究結果，讀起來意思完全不一樣。這些描述就像一個轉移，來隱藏一個非同尋常的創傷。「神經衰弱也是我的祕密，但這是個可恥的祕密，是一個失敗」，「我對自己有一種憤怒，同時又為自己感到羞恥」。榮格把自己這段時間「奇怪」的失憶歸結為事故後的神經衰弱。他沒有責怪那個同學推了他，而是把責任都攬在自己身上。「不怪別人」，「是我的命運有個惡毒的安排。」
根據心理治療經驗，我們知道，人們會試圖掩蓋自己童年時遭遇的自戀上的虐待或性虐待事實，並反過來責備自己。榮格也給人這樣的印象，他非常害怕面對這童年時期的創傷。但是，被堵塞了的情感因為無法整合，又必須以某種方式表達出來。榮格不像愛麗絲．米勒描述的那些人一樣，在處理童年的創傷時可以得到「律師」或「證人」的幫助。他生長在一個無法提供情感保障的家庭。在回憶錄中，他描寫到，早在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一提到「愛」這個字，他就滿是不信任。
也許，榮格在「事故」發生後產生的幻覺，可以理解為他的無意識試圖處理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寫道，在接下來的失眠夜裡，他覺得自己不得不「去想一些我不知道也不願意去想的東西，一些我根本不允許自己靠近的東西」。榮格在這裡指的是這樣一種幻象：上帝坐在金色的寶座上，將大量的排泄物落在明斯特教堂五彩繽紛的屋頂上，使教堂的屋頂被震碎、牆壁倒塌。教會的精神世界，這個道德、虔誠和信仰的代理機構被動搖到了毀滅的地步。榮格也坦言，當時他對父親所說的一切開始產生深刻的懷疑。榮格的許多與這「命運之年」有關的言論，如果放在性「謀殺」的背景下來看，就會呈現出不同的色彩。而否認自己的童年創傷究竟對榮格的理論有多大的影響，還有待進一步的仔細研究。烏蘇拉．鮑姆哥特（Ursula Baumgardt）在她對榮格的阿尼姆斯（animus）概念的批判性省思中，提到了榮格「對我們一般理解的精神或靈性有冷嘲熱諷式的貶低」，這種貶低是否和榮格被（那個「父親和其他權威們聚會」裡的代表）性虐待的經歷有關，還有待調查。
從榮格的夢境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早期的性虐待經歷給他留下了長久的陰影，並鮮活地佔據著他的夢境，而他卻沒有真正理解該如何解釋這些夢境。他在「懺悔」後寫給佛洛伊德的信中報告說，直到現在他才明白夢中看見佛洛伊德作為一個「年老的、極度虛弱的老人」走到他身邊的意義。「我的夢安撫了你對於我的危險性！我當時沒想到這一點，當然想不到！希望地下的神靈現在能讓我不再受這樣的折磨。」榮格在他的回憶錄中報告了一個非常類似的夢境，他夢見一個精神無法死去的老人。我不打算在這裡解釋這些夢境和男孩的性經歷，我只想指出，榮格的圈子主要由女性組成。而且，很顯然，地下的神靈終究沒有停止對他的折磨，因為他和男人間的關係始終存在問題。
我想，從這些分散的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出，榮格經歷過的性剝削對他的影響比他自己所能承認的要大得多。不可否認，這種創傷影響了榮格的思想和他對性的態度。他在回憶錄中寫到，他主要關注於探索和解釋性行為在「超越其個人和生物功能意義」之上的「靈性意義」。也許，他對親身經歷的性虐待實際上的壓抑促成了這種重心轉移。紐約的馬文．戈德沃特（Marvin Goldwert）認為，榮格的靈性化以及他轉向宗教——靈性世界，和他被性引誘的經歷有關。
他指出，榮格在十一歲、「可能正是開始被性誘惑的年齡」時，就開始向上帝禱告。榮格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出了這樣的理由，「因為在我看來他是沒有矛盾的。上帝並沒有因為我的不信任而變得複雜。」據戈德沃特說，這種轉向宗教—靈性的行為可能部分是由性創傷造成的。在他逃離動物性的過程中，榮格過早地落入了上帝原型和靈性神秘主義的懷抱。」
戈德沃特還提到了奧托．蘭克（Otto Rank）；蘭克在七歲時受到性引誘，並將這一經歷描述為他「快樂的墓碑」，也是他後來痛苦的基礎。他的社會化讓他同樣無法談及這段經歷，從而退回到孤獨中。我認為，耐人尋味的是，亂倫對蘭克來說也是一個極具張力、讓他為之奉獻於創作、成為創作動力的主題。榮格在一九一二年收到蘭克的《詩歌和神話中的亂倫主題》（Das Inzest-Motiv in Dichtung und Sage）一書，並給佛洛伊德寄去了關於此書的評論，意欲在《年鑑》（Jahrbuch）中發表。然而，這篇評論一直沒有出現；榮格認為這本書極有價值，但不同意蘭克對亂倫問題的理論立場。
榮格也反對佛洛伊德處理亂倫問題的方法，認為其太過倒退（regressive）和壓縮（reductive），並就此提出了他自己更進步、更綜合的觀點。對榮格來說，亂倫是一個與完整性有關的意象。它與人永恆的願望有關，即重新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回歸最初的合一狀態。臍帶在生理上被切斷之後，在心理上卻難以割斷，這是所有人都熟悉的體驗。對榮格來說，固著於亂倫，意味著一種人類根深柢固的幼稚願望，希望自己仍然是個孩子。尼采（Nietzsche）所說的「褻瀆殿堂的執取和回望」（tempelschänderischen Griff und Blick rückwärts），就是性慾對最早的童年客體之固著。但這種倒退渴望的實現將意味著一個人個體化的結束。所以亂倫被認為是一種暴行，帶來心靈的死亡。將亂倫視為禁忌的作用就是要防止這種倒退。
當亂倫本能在「肉體」上被剝奪了實現的機會時，由於人不能直接滿足自己的慾望，這種本能就會精神化。因此，人的本能就會創造出意象，象徵性地表達與對立面的結合。榮格參照神話和煉金術思想，將「coniunctio」解釋為對立面統一的原型形象：國王與王後的婚禮、太陽和月亮、天與地的結合，以及「Hierosgamos」，即神聖的婚姻。榮格沒有寫家庭中真實的性虐待，沒有寫社會內在結構中的暴力，而是寫亂倫原型，他把亂倫理解為「神祕結合（unio mystica）的一種猥瑣的象徵」，從而把性結合和神聖的行為聯繫起來。
在此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是，「禁忌」這個詞來源於波利尼西亞語動詞tapui，意思是「使之神聖」。禁忌的事物於是充滿了神力和聖祕（numinosity）。也因此，違反禁忌也就意味著褻瀆；那些受到性剝削的人，再也無法體驗到性結合是種神聖的行為，而是被性的超越層面欺騙了。
對榮格來說，真實發生的亂倫其悲劇性在於，心靈最深處所追求的東西，不可能在形而下層面找到。在亂倫中，男女對立面結合的煉金術主題被深深地扭曲誤解了。追求完整性在亂倫行為中以變態的軀體形式出現，而陰陽結合的心靈任務卻根本沒有被意識到。沒有這種內在的主體性的整合過程，個體化是不可能的。
至於真實亂倫對人的心理生活的影響，榮格根本不屑一顧。我在治療實踐中處理的個案，在榮格看來只是「胚胎期的、發育不全的世俗問題」。「認為亂倫受害者個人是神經質的」這種「歇斯底里的觀點」，他也不當回事。「這和歇斯底里病人所謂的性創傷一樣是不可能的。」
我明白為什麼榮格不能理解亂倫受害者具體的創傷經驗。在一九○七年五月十三日給佛洛伊德的信中，榮格寫道：
「我現在有個六歲的小女孩，在分析治療中過度手淫和撒謊，聲稱她被養父（性）引誘。這件事很難辦！你有跟這麼小的孩子做分析的經驗嗎？除了她在意識層面對性引誘創傷毫無情感色彩的描述，我沒有獲得任何來自小女孩自發的、提示性的情感反應。目前看來，創傷就像是一個騙局。但孩子是從哪裡知道所有那些跟性有關的事情的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榮格並不認為是孩子親身經歷了這些事情，而是將這些事情轉移到孩子的想像中。顯然，榮格甚至考慮過是否應該把這個女孩診斷為思覺失調症，因為他寫道：「沒有失智的跡象！」
榮格對這女孩的痛苦有多視而不見，從下面的評論中也可以看出：「催眠做得很好也很深入，但孩子完全無關痛癢地迴避了所有讓她描述創傷的建議。唯一得到的結果只有這個：在第一次治療中，她自發地說出了『香腸，女人說它會變得越來越大』的幻覺。當我問她在哪裡看到香腸時，孩子很快就說：『在醫生（您）那裡！』」這裡，我們能想到的只能是話題轉移。從那以後，性愛的話題就完全關閉了。這女孩再也不談論性愛，在我看來並不奇怪。她可能感覺到，即便自己說了別人也不會信。
佛洛伊德對這封信的回應是其所處年代處理性虐待個案的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寫道：「就那六歲的女孩而言，你一定已經在分析中經常發現並瞭解到，性侵是一種意識化了的幻想，以及這種幻想（在我看來）是怎樣導致了普遍的童年性創傷。治療任務包括找到兒童獲得性知識來源的證據。孩子們通常提供的資訊不多，但會對治療師猜對了的內容和跟他卅她們情況相符的內容給予確認。排查親戚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成功查到了，會有最刺激的分析……孩子不說話，也是因為他卅她很快就完全地進入了移情，你的觀察也表明了這一點。」
榮格願意這麼快就把性引誘當成騙局，這似乎令人吃驚，因為他自己在童年時也是性引誘的受害者，甚至多年後還把自己的被引誘說成是「暗殺」，即謀殺未遂（我前面提過針對「靈魂謀殺」的論述），這是種暴力行為。然而，另一方面，榮格欣然同意佛洛伊德否認性引誘理論，這一點也可以解釋成是榮格對自己曾經被性引誘這一創傷的防禦。
因此，透過否認真實的早期兒童創傷的重要性，並將其歸結為幻想，榮格一直在掩蓋自己真實的幼年創傷。愛麗絲．米勒也曾對此提出很嚴肅的批評，「在榮格概念創造的叢林裡，找不到早年受虐待的兒童。」我想，經歷過的暴力，在信任中失望、感到被剝削——尤其是被一個父親世界裡的代表、一個受人尊敬的男人所剝削，而這個人「你什麼都不能說」的警告，似乎在榮格身上特別奏效。「猶太人的兒子佛洛伊德用性驅力理論來替代他對禁忌的見解，信奉新教的兒子榮格把所有的惡都歸在了沒有童年的無意識中，從而找到了他和神學父親們的統一。『你什麼都不能說』的警告，讓這兩位思想家在晚年的時候仍然言聽計從，就像（伊甸園裡）帶來認知的禁果樹不曾被觸碰過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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