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第四章《图腾崇拜在童年期的再现》中提到：“人类道德始于图腾的两个禁忌……”，并因此提出了以下2个问题：1、道德是否像弗洛伊德提出的那样，始于禁忌的重建？2、如果乱伦禁忌是为了阻止人类相互攻击而制定的，那么它是否达到了目的？本文试图对以上的观点进行解读。
1、人类道德是否真的始于禁忌的确立？
如果想要通过道德来理解特定群体的习俗和传统，那么在图腾系统建立之前，以及在非人类物种之间，一定存在道德。所有生命都在社区中与其他人一起成长，并发展出与他人相关的特定形式。（有意思的是，第一批基督教哲学家认为道德是建立在宗教原则之上的，尽管他们的观点比希腊人要晚很多。）
弗洛伊德说道：
…在心理上不具有同等价值。
其中之一就是，不遗余力的保留动物图腾完全是基于情绪动机；事实上，在赶走父亲之后，也无法弥补这一点。
但除此之外，另一方面，乱伦禁令还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性需求并不能使男人团结起来；它会将它们分开。尽管兄弟俩为了战胜父亲而联合起来，但面对女人时，彼此都是对手。每个人都想像父亲一样把她们都留给自己，彼此的斗争导致了新组织的灭亡。
因为除了父亲之外，再也没有更强大的人能够成功地扮演父亲的角色了。因此，如果兄弟俩想住在一起，除了制定乱伦禁令——也许是在经历了许多艰难的经历之后——他们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通过这项禁令，他们都平等地放弃了他们想要的女人，而且，他们一开始就是因为这些女人才把父亲赶走的。
实践不同于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践行知识是不可能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知识有三类：理论知识、实践知识、诗意知识。
第二种知识以行为为对象，尤其是道德行为（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也是“政治”）。第三种知识以生产为对象。可以说，实践知识不是一门科学，而是“践行智慧”，其目的是为社区中的每个人实现共同利益和幸福“实践智慧”与个人有关，而“民意智慧”与社区有关。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有“实践原则”和“理论原则”。
对康德来说，（与“道德”相同的）“实践”与所有适合自由意志的东西有关——即，被理解为特定欲望的自由意志，而不考虑敏感的冲动。这种欲望是由理性决定的，由“实践理性”来决定什么应该是理性的、“道德的”行为。
如果康德的绝对命令是基于理性原则，那么我们会问自己：图腾主义在哪里？如果一项原则具有实际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如果亚里士多德认为实现共同利益很重要——而康德认为它遵循自由意志，那么禁止乱伦为什么要成为禁忌呢？
真实的目的没有理由被压制；如果它被压抑，那就是禁忌。禁忌就像一种症状，是压抑的欲望和压抑之间的交易。
在《图腾与禁忌》的结尾，弗洛伊德重申，伦理有一部分建立在兄弟社会的客观需要和内疚意识所要求的赎罪之上。但他很快澄清说，由于人类历史上发生的重要文化变化，兄弟之间的民主平等无法持续。图腾般的父亲被提升为神的类别，直到基督，儿子被献祭。儿子自己成为了神，与此同时，女人也被彻底抛弃了——儿子们最初是为了女人反抗父亲。儿子的宗教信仰取代了父亲的宗教信仰。因此，在这一点上，最终，其起源中的实践成为了一种禁忌。
2、禁止乱伦是否达到了团结人类的目的？
实际的目的必须导致人类之间的和平——不可否认，和平的存在也有性欲。我们同意阿纳尔多·拉斯科夫斯基的观点：当我们把我们的儿子送上战场时，杀害父母的行为不断发生，最终演变成了杀害子女的行为。那么乱伦禁忌是合理的吗？
导致禁忌制度的历史以及确定禁忌是基因传播的历史值得讨论。道德是性欲的一种表现，它后来会变成爱神。如果在原始部落中，仅当侵略性占主导地位时，人类就不会生存下来。除了侵略性（侵略性是改变自然所必需的，也是物种生存所必需的），自我保护和性本能也是那些为实现生存而采取具体行动的本能。禁忌应该被现实原则所支撑的伦理原则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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