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C. Thi Nguyen
翻译 / Nous
摘要
关于后真相和假新闻现象的讨论经常牵扯到社交媒体的封闭的认知网络。然而,近来的讨论混淆了两种并不相同的社会认知现象。认知气泡是一种社会认知结构,在认知气泡中,其他相关的声音可能以一种偶然的方式被人们忽略。回音室则是另一种社会认知结构,它主动地排斥并贬斥其他相关声音。认知气泡的成员缺乏对于相关信息与论证的接触。另一方面,回音室的成员则倾向于彻底拒信任何外部信源。在认知气泡中,其他声音仅仅是没有被听见;而在回音室中,其他声音则遭到主动的破坏。区分这两种现象是十分关键的。首先,回音室能够解释后真相现象,而认知气泡则不能。其次,回音室和认知气泡要求我们采取不同的干预手段。通过接触外部证据,我们就能瓦解认知气泡,但同样的手段却可能加固回音室。最后,相较于认知气泡,逃离回音室要难得多。一旦陷入回音室,主体虽可能仍然出于认知美德而行动,但是社会环境却能够扭曲这些行动。要想逃离回音室,主体可能得彻底重置自己的信念系统。
导言
我们信息的流通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近年来,对于脸书推送和推特网络的分析揭示了,用户的信息输入在很大程度上被过滤了,用户接触到的论证和观点大部分都是他们早已认可的 (Saez-Trumper et al. 2013; An et al. 2014 ) 。此外,我们国民中有许多大片人群将主流媒体贬低为腐化堕落且不可信赖的。由此许多人开始疑惑:我们陷入了自己造就的回音室中了吗?
近来的讨论实际上混淆了两种并不相同却有联系的社会认知现象,我将它们分别称为认知气泡 (epistemic bubble) 和 回音室 (echo chamber) 。它们都是有缺陷的社会结构,能够使其成员误入歧途。但是,它们具有不同的起源、起作用的机制,也对应着不同的应对策略。它们都是排斥的结构 (structures of exclusion) ——但认知气泡上通过忽略 (ommision) 进行排斥,而回音室则是通过操纵信任 (trust) 与可信度 (credence) 进行排斥。
粗略地说,认知气泡是这样一种社会认知结构,在其中某些相关信息由于忽略而被排斥。认知气泡的形成不一定包含坏的意图,而是完全可以通过社会选择与社群建构的一般方式形成。我们试图与我们的朋友保持联系,而我们的朋友往往和我们拥有相近的政治观点。但若我们将这种社交网络当作消息源,我们就给自己戴上了一种狭隘且能够自我加强的认知过滤器 (epistemic filter) 。这就令我们难以接触相反的观点,进而不当地抬高了我们的认知自信心。
另一方面,回音室则是这样一种社会认知结构,在其中其他相关的声音遭到主动地贬斥 (discredit) 。我的分析基于Kathleen Hall Jamieson和Frank Capella的著作,但也提供了一些哲学上的补充。根据Jamieson和Capella,回音室的成员共享一套信念,这套信念包含某些不信任外部人士的理由。回音室的运作方式就是将其成员彻底地与外部认知资源隔离开(Jamieson and Cappella 2008: 163–236) 。这种机制与某些对于狂热崇拜灌输 (cult indoctrination) 的解释有着惊人的相似。正是由于对外部人员的贬斥,回音室的成员就只能极度依赖于那些被认可的内部信源来获取信息。在认知气泡中,其他声音仅仅是没有被听见;而在回音室中,其他声音则遭到主动的破坏。(这是一种概念上的区别;这并不妨碍一个社群以不同的程度同时表现出这两种形式的排斥。)
绝大多数前沿的讨论都关注认知气泡的现象。在其对群体极化、极端主义以及互联网的著名讨论中,Cass Sunstein便主要关注受阻的信息流通与被忽略的观点(Sunstein 2001, 2009a, 2009b) 。Eli Pariser 的《过滤气泡》 (The Filter Bubble) 也只讨论基于个性化技术——例如谷歌搜索——以及自我选择的信息网络——例如脸书——的过滤效应(Pariser 2011) 。大众化的讨论亦倾向于追随Pariser,更关注基于技术的过滤。而在当下的使用中,「回音室」一词则被视为这种认知气泡或者受阻的信息流通的同义语。当人们讨论回音室特有的信任操纵时,也常常将其与认知气泡混为一谈,被当作是同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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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区分这两种现象是至关重要的。认知气泡作为一种认知结构,起源于信息和论证来源的信息供给结构,包括社群、社交网络、媒体等等。认知气泡是一种受损的信息拓扑结构,即一种具有糟糕的连接性 (connectivity) 的结构。另一方面,回音室作为一种社会认知结构则是起源于对于信任的操纵;只需借助某种贬斥和权威的上层建筑,它完全可以存续于一种健全的信息拓扑结构之下。与近来关于认知气泡的讨论相反,我意在表明,回音室能带来一种显著且独特的威胁,甚至可能是一种更具危险性的威胁。它的威胁要求我们采取一种与认知气泡极为不同的补救方法。此外,回音室还能解释一些认知气泡所不能解释的现象。例如,从表面上看某些群体——包括气候变化否认者以及反疫苗群体——似乎拒斥显而易见的证据。
人们可能倾向于将回音室的成员视作全然如绵羊般的人,进而指责他们对认知权威的默许是有问题的。但是这种指责实际上依赖于某种对彻底的认知自主性 (radical epistemic autonomy) 的不当期待。当代的认识论尤其是社会认识论告诉我们,对于他人的信任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正如John Hardwig所说,我们天生就在认知上互相依赖 (Hardwig 1985, 1991) 。回音室正是利用了我们在认知上的互相依赖。因此在某些条件下,回音室成员对他们的信念并没有完全的认知责任 (epistemic responsibility) 。一旦人们陷入回音室中,他们就可能在做出好的认知行为的情况下仍然误入歧途。此外,有些人还可能由于一些超出其控制的环境因素而陷入回音室中。例如,他们可能就在回音室中长大。这引出了最为重要的问题:我们如何分辨自己是否处于回音室中?我们又该如何逃脱回音室?我将论证,对于那些业已陷入回音室中的人而言,发现这一事实的希望是渺茫的,逃脱回音室的办法是困难的。要想发现并逃脱回音室,其成员必须彻底重建自己与其认知历史的关系。而这可能并不是我们合理期待常人能做到的。
1、认知气泡
我们首先观察一下我们当下是如何安排我们的认知生活的。我的许多消息都是通过脸书获取的。我基于社交的理由选择我的脸书好友——他们是我的朋友或者同事。他们会转发他们认为有新闻价值或者有意思的短文,这构成我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重要渠道。
这个过程将某种过滤器强加于我的信息获取活动上。选择与排斥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这个世界总是充斥着所谓的信息源,其中有很多还非常糟糕。我的过滤器越好,就越能使我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相关的、有用的且可靠的信息上。但是,系统中每个成员自身是可靠的这一事实并不能保证系统覆盖范围的广泛性 (broadness) 或者完备性 (completeness) 。例如,假定我的社交网络完全由聪慧且可靠的美学教授们构成,他们主要对喜剧、芭蕾以及当代前卫艺术的最新发展感兴趣。借助这个系统,我能够获取几乎所有关于纽约艺术圈的新鲜信息,但它完全不能帮助我了解说唱圈的新进展,或者我的国家正缓慢滑向纳粹主义等事实。所以,这个系统缺乏Goldberg所说的「覆盖可靠性」(coverage reliability) ——来自整个认知社群的相关证言的完备性 (Goldberg 2011: 93–4) 。有缺陷的覆盖可能不仅会遗漏相关事实和证据,也能够阻碍我们注意到相关的论争。因此,有缺陷的覆盖会阻碍我们接触到足够的相关论证。值得注意的是,有缺陷的覆盖是认知系统而非个体的一种缺陷。
我现在就可以对我使用的「认知气泡」一词进行更为精确的刻画。认知气泡是这样一种社会认知结构,由于某种基于忽略的排斥,它的覆盖范围并不充分。认知气泡的形成是由于对相关认知资源的忽略,而非主动地贬斥它们。存在两种促进这种忽略的主要动力。首先,认知主体本身就倾向于寻求志趣相投的 (like-minded) 信源。这种现象有时候被社会科学家们 (Nelson and Webster 2017) 称为「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xposure) 。在许多当代的案例,例如脸书当中,忽略的过程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我通常基于一些社交理由——比方说,我喜欢他们或者认为他们很有趣——而选择脸书推送的人群。但社交选择并不保证覆盖的可靠性;实际上,社交选择的典型依据对于好的覆盖可靠性甚至是有害的。我们通常喜欢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而这种相似性更容易造成覆盖的空缺。好朋友可能有助于搞一场有趣的聚会,但却意味着贫瘠的信息网络。因此,我们现在就得到一种对于认知气泡之形成的直截了当的解释:我们经常为了某些包括维持社交关系在内的目标而建立一个结构,随后却用这个结构去追求一种完全不同的目标——信息搜集——而这并不是它所擅长的事情。
第二,在另一些过程中,认知主体的信息图景受到其他主体的塑造。比方说,这些起到塑造作用的过程可能包括全面的审查机制,或者国家与其他主体对于媒体的控制。然而当下最令人担忧的外部力量似乎是对人们网络经验的基于算法的个性化过滤 (algorithmic personal filtering) (Pariser 2011; Watson 2015) 。例如,互联网搜索引擎会追踪每个用户的个人信息,用来调整它们的搜索结果,使其符合每个用户的兴趣。固然,报纸和其他传统媒体科技也会对其读者产生外部过滤效应,但过滤器的最新体现形式则远为有力且令人担忧。正如Boaz Miller和Isaac Record所论证的,互联网科技创造出过度个性化 (hyper-individualized) 且隐秘的过滤器效应。它的这种隐秘特征尤其具有威胁。许多用户并不知道基于算法的个性化过滤的存在。即便那些知道其存在的用户也多半不清楚这些执行过滤的算法的细节;因此,这种过滤过程的不透明性令主体难以成功评估这种过滤的效应,并在认知上作出相应的补偿 (Miller and Record 2013) 。因此,绝大多数用户会显著地低估他们借由搜索结果获取的信息被量身定做的程度。
选择性接触的主体驱动过程以及算法过滤的外部性都有助于认知气泡的形成。我的「认知气泡」一词意指更大范围的现象。Pariser的「过滤气泡」特指基于技术的过滤,特别是基于算法匹配的过滤。认知气泡则指的是那些凭借技术及其他东西而忽略相关声音的结构。认知气泡包含过滤气泡,但也包括非技术的选择过程,例如物理上将自己置于一个志趣相投的社区中 (Bishop 2009) 。
我对于认知气泡的解释更关注它忽略相关信息的方式。但是这种忽略可能进一步带来自继式确证 (bootstrapped corrobration) 的威胁。社交网络和个性化搜索技术的用户会更频繁地遇见与自己相一致的意见,因而倾向于过度抬高自己的认知自信心。这之所以是一种威胁,是因为一般而言确证是提升对于相关信念的信心的非常好的理由 (Nguyen 2010, 2018a) 。但是,只有当确证提供了某些认知上相关的东西,而非仅仅提供复制品 (copy) 时,它才真正具有重要性。借用维特根斯坦的例子:浏览一叠相同的报纸,并且将每份报纸的标题p都当作提升关于p的信念的理由 (Wittgenstein 2010: 100) 。这显然是错误的;报纸对于p的断言固然有一些认知上的权重,但是某人看见的相同报纸的数量并不具有任何额外的权重。类似地,想象你与一伙Guru Jane的追随者聊天,这些追随者会不假思索地复读Guru Jane所说的任何话。所有这些追随者都重复Guru Jane的话的事实并不具有任何额外的权重。因为,既然追随者重复任何Guru Jane说的话——既然他们仅仅是信息的渠道而非信息的来源——他们就仅仅是另一种复制品而已。
但是复制品并不是唯一一种有问题的非独立确证。假定我相信某种史前饮食是最好的饮食。据此,我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我对他们的信任完全是因为他们也相信史前饮食就是最好的饮食。在这个情形中,我们群体关于史前饮食之好处的意见完美一致,但相较于并非在此基础上组建但仍然达成意见一致的群体,前者的价值要小得多。即便所有群体成员都独立地得出他们自己的信念,他们的意见一致也已经由我选择群体成员原则得到保证。既然我已经基于我的某些信念预先选择了我认知网络的成员,那么他们对这些信念本身及其所蕴含信念的认可就应当在认知上被赋予低一些的地位。如果我们没能赋予其低一些的地位,那么我们便忽略了隐藏在我们确证过程中的某种有害的循环。由于时间的流逝和相互作用常常会模糊这种自继性,我们很容易会忘记赋予其较低的地位。但是,针对气泡中更容易出现的意见一致,我们必须主动作出调整,否则我们就会不当地自我加强自信心的程度。
做个总结:认知气泡就是这样一种认知网络,通过由忽略而排斥的过程,它的覆盖性并不充分。这种忽略不一定是恶意的,甚至无须是有意的;但是该社群的成员不能获得任何被忽略的相关证据,所接触到的一系列论证也不具有代表性。
2、回音室
幸运的是,认知气泡相对而言还比较脆弱。在认知气泡中,相关的信源纯粹是被忽略了;它们并没有遭到贬斥。只需让认知气泡成员接触他们所忽略的相关信息或论证,认知气泡就可能被打破。然而,回音室则显然要更加顽固。
人格 (charismatic personalities) 而构建的回音室,包括Rush Limbaugh与福克斯新闻 (Fox News) 的新闻团队,以及其他的保守主义电台。他们的数据和分析表明,Limbaugh利用各种方法将其追随者社群与其他认知资源主动地隔离开。Limbaugh对「主流媒体」进行持续的攻击,以贬斥任何与Limbaugh本人和一小撮受认可的骨干信源不同的任何潜在知识或证言资源 (Jamieson and Cappella 2008: 140–76) 。此外,Limbaugh还开发出一种所谓的秘密语言,这种语言中充斥着被赋予不同含义的常见词语,以及许多新造的黑话(例如,"SJWs") 。此举的目的是使群体内成员更加与世隔绝。最后,Limbaugh对所有反对意见都提出针锋相对的解释,这些解释不仅试图挑战每个特殊的反对意见,也试图破坏任何反对者的一般意义上的可信性与道德正直 (integrity) 。在如此造就的世界观中,世界上充斥着高度对立的势力;一旦人们接受了Limbaugh的观点,人们就有理由认为任何不接受他观点的人都是主动地与正义为敌,因而在道德上不健全故而一般而言并不可信 (Jamieson and Cappella 2008: 177–90) 。Jamieson和Cappella认为,这就使得他的追随者依赖于某个单一信源或者一组特定信源,并极其抗拒任何外部信源。他们对回音室提出了如下定义:回音室就是一个有边界且封闭的群体,该群体夸大内部的声音,并且使其免于反驳 (Jamieson and Cappella 2008: 76) 。
我在此处的分析结合了Jamieson和Cappella对于右翼回音室之本质的经验研究和分析与近来社会认识论提供的洞见。Jamieson和Cappella研究了基于特殊的卡里斯玛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