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慧 陆道夫
郑州师范教育 2021,10(03),76-80
摘 要：
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小说代表作《白鲸》中的主人公亚哈是一个具有强烈复仇欲望的超级自恋者，他把自己当成了无所不能的神，世界必须按照他的意愿来运转，一旦意愿受挫，他就会在心中产生要摧毁世界的邪念。借助于海因茨·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理论及其他心理学相关知识，对亚哈的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特征、心路历程以及他最终复仇致死的原因展开分析，以期从中发现能带给小说读者的一些启示，引发读者进一步关注并重视健康人格塑造这类问题。
关键词：《白鲸》;亚哈;自恋型人格障碍;心理健康;人格塑造;
美国作家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的代表作《白鲸》（Moby Dick,1851）描写海上的航行生活及捕鲸故事，被《剑桥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1917）誉为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海洋小说之一。它讲述了捕鲸船裴廓德号船长亚哈（Ahab）在航行几乎全世界后最终找到并杀死了咬掉自己一条腿的白鲸莫比·迪克的故事。小说结尾，亚哈在经过整整三天的追踪后终于用鱼叉击中白鲸，但与此同时，白鲸也撞破了亚哈所在的船，亚哈自己也被鱼叉上的绳子缠住，并被顺势带入海里。最终，他和大部分船员都与白鲸同归于尽，只有以实玛利（叙事者）成为船上唯一的幸存者。
迄今为止，人们对《白鲸》的解读自然多种多样，相关的研究视角生成不同的文本，诸如生态批评、主题探索、叙事艺术、民族精神建构等，都已成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小说主人公亚哈的性格特点也理所当然地成了研究的焦点。有的学者从原型批评角度对亚哈进行解读，还有的学者对亚哈性格的双重性进行剖析，探究其中正义和邪恶的交锋。通过文献检索可以发现，从心理学角度对亚哈之死的原因进行探究的文献相对很少。值得一提的是，近30年来，心理学领域对自恋型人格有不少的探索，其中以海因茨·科胡特（Heinz Kohut,1913～1981）的贡献最大，他认为“自恋是在童年时期自体的心理结构的获得性缺陷及其后来的继发性防御与代偿性结构的建立”[1]77。作为精神分析治疗的一种形式，虽然科胡特的理论越来越被文学和文化学者们所重视和吸收，但把这一理论运用到对文学作品中人物自恋性格的研究和分析还不多见。《白鲸》中的主人公亚哈具有自恋型人格障碍，运用科胡特的心理学理论对其进行剖析，应该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一、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定义及特征
自恋（narcissism）一词源于有关水仙花（narcissus）的古希腊神话。美少年纳西索斯（Narcissus）是古希腊最俊美的男子，无数的少女对他一见倾心，可他却自负地拒绝了所有的人。一天，他在水中看到自己的倒影，便爱上了自己，每天茶不思饭不想，最终憔悴而死。在他死后，他的身体变成了一株非常美丽的水仙花。后来，心理学家便把人们心理上与纳西索斯相类似的状态称为“纳西索斯情结（narcissism）”，又称为“水仙花情结”，用以描绘一个人爱上自己，并陷入一种非正常自我专注的现象。1914年，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首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自恋的问题。他在著作《论自恋：一篇导论》（On Narcissism:An Introduction,1914）一文中提出“自恋的根源在于力比多（Libido）”[2]，认为人首先将爱的力比多投向自我及养育自己的人，并假设在婴儿身上有一个最初的自我投注，一个基本自恋；后来这个力比多投注的一部分重新定向于对象上，并在自我力比多和对象力比多之间产生了对立，自恋因此被视为对受自我保存冲动推动的利己主义力比多的补充。随着一个人的不断成熟，这种力比多开始投向客体（他人），在这种转变中如果遭受了挫折，这种外向的爱会折返回自身，从而形成病理性的自恋人格。
海因茨·科胡特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做了很大的改进，并对自恋问题重新研究，“他将自恋描述为自体代表（而不是自我）的投注，将其定义为负责关系议题的人格代理”[3]。他的临床研究《Z先生的两种分析》（The Two Analyses of Mr.Z.,1979）反映了他在此问题上从自我心理学向自体心理学的转变。科胡特认为，一个自恋的人并不是将力比多投注给了自己，而是将自恋力比多投注给别人，因此自恋者只是在自恋地体验着别人，也就是说把别人作为自己的一部分或者一方面——自体客体（self-object）来爱恋，而自恋型人格障碍正是个体需要不断从外部获得认可的一种人格障碍，主要表现为患者对自己过分的自我肯定，自我喜欢到偏执状态，甚至对周围、对外界都漠不关心。海因茨·科胡特认为，具有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人往往会将他人潜意识地看作自己的一个部分，以维护自己自恋的心理机制；他们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早年的经历导致他们的自恋失衡，于是，当与别人沟通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潜意识中通过像控制自己的身体一样去控制别人以达到满足他们自恋的目的。自恋型人格障碍的本质特征是自我夸大、需要被人羡慕和缺乏移情能力，具有这种障碍的人常常夸大自我重要感，沉浸在无止境的对成功、权力和美貌的幻想中；他们通常相信自己是出众的、特别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同时期望其他人也这样看待自己。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人通常需要他人给予自己持续不断的关注，他们的权力感很明显，这使得他们缺乏对他人需要和感受的敏感性，有利用和盘剥他人的倾向。除此以外，他们通常缺乏移情能力，喜欢嫉妒他人或者认为别人在嫉妒自己。
二、亚哈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特征及其表现
“高贵”的船长身份使得亚哈对特权、地位以及成功有着很高的幻想，表现出较强的优越感。作为一个叱咤海上四十年的捕鲸老手和船长，亚哈取得的捕鲸成就令人敬仰，使人敬畏。他是整条船的核心人物，拥有绝对的权威，“捕鲸船裴廓德号是一个有着上下尊卑等级的社会，而等级社会的顶端即是亚哈”[4]。小说开场，并没有呈现任何亚哈的语言或声音，但仅从对他那一身打扮的描述就足以展现出让所有船员对他瞬间肃然起敬的精神气场。作为一船之长，亚哈自然拥有无限权力，他甚至可以整天不露面，与船员之间的距离也渐行渐远。甚至连单身汉号船长热邀他去参加庆功宴，亚哈也表现得了无兴趣，甚至果断拒绝了邀请。亚哈身上总是洋溢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权威感和神圣高洁的贵族感。
卓越的捕鲸能力使得亚哈认为自己很特殊，只能被一些特殊的或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所理解。长达40年之久的捕鲸生涯，使得亚哈当之无愧地成为捕鲸业界的一位高人。精湛一流的捕鲸技术加上丰富的航海经验使他对各个大洋的海况和鲸鱼的分布都了然于心。40年中，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漂在海上，与捕鲸船相依为命，在岸上的时间甚少。长期的航海经历自然使他清楚海洋生活的艰险与无情，然而大海似乎有一种魔力，给他带来了无限的快感，使他总是沉溺于航海和捕鲸事业之中，即使遇到险情，他也能游刃有余地处理。“亚哈从来就不思考；他只是感觉，感觉，感觉。”[5]在暴风雨来临之际，船上的罗盘针被雷电击毁，此时所有船员都惊愕万分、不知所措。然而，危急关头的亚哈却显得格外沉着冷静，他井然有序地交代船员们各守岗位、做好自己的事情，使整条船安然无恙地度过了危机。甚至没有罗盘针的指引，亚哈也能根据太阳的位置及时调整船只的航线，体现出高超的航海技术。毫无疑问，亚哈此人的的确确是特殊的，而且他的特殊也不需要被常人理解或认可，他自己就是内心的精神领袖。
敢于献身的勇气使得亚哈自负、傲慢，缺乏同情心，喜欢支配别人。在被白鲸莫比·迪克夺去一条腿后，亚哈便发誓一定要找到它报仇雪恨。经验丰富的亚哈不可能不知道捕捉白鲸的难度。白鲸莫比·迪克如无敌一样的存在，任何与其有过纠缠和对抗的人的结局都很悲惨，轻则缺肢断腿，重则丧失性命。遭受过亚哈这种在与白鲸莫比·迪克的较量中惨败断腿的沉重打击，一般人或许由此会听天由命，再也没有勇气与信心去挑战那个水中巨兽。然而亚哈却不同于常人，他决不接受命运的安排，更不肯善罢甘休。他将自己关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也没有家人的陪伴，却肆意支配着船员们。亚哈一心只为集全部的力量置白鲸于死地。这种内心坚定的信念和异于常人的毅力，使他全身都散发出一种可以击败世间任何自然力量的强悍之光。不管对与错、生与死，亚哈的心中只有不妥协和不惜牺牲的决心。
三、自恋型人格障碍下亚哈悲剧之成因
从上文的简要分析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亚哈船长算得上一个敢于挑战自然但又注定失败的悲剧式人物。一方面，他刚毅坚强、敢于挑战命运，而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刚愎自用、自私自利的人。“这个世界有多少种性格、野心和必然产生的幻觉，不可穷尽的疯癫就有多少种面孔。”[6]34亚哈认为自己是全能的神，当他的身体遭到伤害之后，他便义无反顾地向白鲸莫比·迪克展开复仇。然而，“自恋是愚蠢在其舞蹈中的第一个舞伴。其原因在于，它们具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自恋是疯癫的第一个症状。其原因还在于，人依恋自身，以致以谬误为真理，以谎言为真实，以暴力和丑陋为正义和美”[6]31。亚哈的悲剧性结局不是平白无故的偶然事件，如果他不去选择报复白鲸，而是能够正视事实、就此罢手，或许他的捕鲸之涯还会有不错的前景。然而，他最终却将自己带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第一，“自我”意愿的主宰强推。“捕鲸船是美国社会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集中体现着美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帝国意识形态。”[7]94如果将裴廓德号捕鲸船比作一个小小的王国，那么亚哈则无疑是这个王国最冷酷无情的君主。亚哈甚至对进餐这样的事都有着明确清晰的流程规定，比如在进餐之前，大副斯达巴克以及二副、三副需要按照相应的流程接受他的“赐食”[8]；在进餐的过程中，他们需要遵守各种行为规范；离座时，他们还需要得到亚哈明确的指示和命令，按照罗列的相反次序走出船长室。“亚哈就像是整艘捕鲸船的主宰者，船员们都是他手中可以任意摆布的棋子。”[9]在亚哈看来，他是船员们唯一的主人，他的仇敌就是大家共同的敌人，于是，杀死莫比·迪克的任务也就成了船员们必须听从的死命令。
亚哈自认为自己有“全宇宙中最神秘的力量”[10]。他以完成自己的复仇计划为中心，不惜牺牲掉船上三十多人的性命，将捕鲸这项本来就很危险的工作变得更加残忍可怕。此时的亚哈处于一种全能的自恋当中，他崇尚自我，反抗自然，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将其他人和事物都看作无所谓的存在。他想征服白鲸的野心和欲望不仅使他自己异化为“一台没有心脏的机器”[11]，也将裴廓德号上的水手异化成了一台为达到他自己目的的机器。在其复仇过程中，亚哈将自己看作“正义的化身”[12]，而他所面对的却是一元世界的东西。推动他冒着生命危险一往无前的不是理智判断和逻辑分析，而是他自己的意志，因为他才是全能的神，世界必须按照他的意愿运转。
第二，自恋暴怒的复仇计划。作为一个在海上叱咤多年的风云人物，失去一条腿的事实可以说在亚哈的心头蒙上了奇耻大辱的阴影。用鲸鱼骨制作而成的假肢，时不时地会在他的心灵深处激荡，刺激着他紧张的神经。当亚哈意识到自己无法掌控这种折磨时，自恋性暴怒就会使亚哈想要摧毁点什么。于是，亚哈将莫比·迪克视为邪恶的根源，他将自己与白鲸的战斗当成拼死一搏。自恋而暴怒下的亚哈早已没有了对船员生死的关心和顾忌。他像是裹上了一件强力塑身衣，全身都时刻紧绷着，脑袋里似乎总在萌发出一些让人不可预料的东西，随时都有可能会做出一些丧失理智的事情，不惜采取各种险恶手段去捕杀他的仇敌。失去的一条腿打破了亚哈的自恋人格，他的暴怒使他以最极端的方式应对白鲸。
亚哈之所以产生一种自恋性的暴怒，其逻辑过程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他失去了一条腿，令他非常扎心，而这恰恰挑战了他的自恋性格；其次，不管这种不如意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在他看来，莫比·迪克必须为之付出代价；再次，亚哈因为自己的意愿得不到满足，由此产生的暴怒导致他必须杀死莫比·迪克。为了保证达到这个目的，亚哈最终采取了多种方法，甚至对所有船员进行欺骗和蒙蔽。对于亚哈而言，不管采取何种方式何种手段，“对白鲸的追杀成了亚哈生活的全部，为此他愿挑战任何阻拦他实现这一目标的东西，不管是人还是神”[13]。
第三，自恋暴怒的复仇行动。小说中的亚哈站在船上时，总是一只胳膊抓着一根护桅绳索，身体笔挺挺地站着，同时双眼直盯着颠簸不停的船首正前方，专注的眼神和细微的表情动作变化都透露出他心头的痛苦和不安。他的焦躁不安来源于他内心暴怒无法缓解的事实。怒火中烧的他，每天总是心事重重。他一天最多睡三个小时，即便是这三小时，他也很难安然熟睡。他的吊床总是一团乱，枕头也十分烫，像一块刚烧过的砖。他在睡觉时也都双手捏紧拳头，醒来时指甲已将掌心掐得鲜血淋漓。他将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一个难以达到的复仇欲望上，这种力量不断使雄心勃勃的亚哈不惜一切代价去复仇，并且复仇的决心与日俱增。心情忧郁的亚哈那满脸的痛苦在备受煎熬中更表露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他不仅对自然的客观真相全然不顾，也对人类用血泪换取的惨痛教训置若罔闻。”[14]他以为躲起来就能好受些，但等到天亮他又会再琢磨一下烦心事，不知该怎样去了结。
当亚哈发出渴望爆发的欲望之火时，他希望他的复仇欲望能够被实现，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就能体验到生命的感觉。然而，当欲望长期无法得到充分满足，暴怒就转而内化为反噬的力量攻击他自身。长时间追踪不到莫比·迪克，亚哈的内心总是充斥着愤怒、失落、烦恼与不安，又不断增强着他的暴怒，使他饱受遭遇挫败后精神的无助和尊严丧失后羞耻感的折磨。小说中的亚哈经常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不断从嘴里冒出烟雾，有时甚至一直逆着风抽烟，还惊慌失措地喷着烟雾。这样的亚哈看起来就像一条死到临头的鲸鱼，想把那饱含苦楚的烟雾也给喷完。由于难以确定能否最终毁灭掉白鲸，焦虑中的亚哈心中自我折磨的能量与日俱增，他也只能靠自己去消解、压抑这种不安情绪。然而，“任何需要的满足其实都需要时间和空间以及努力才能完成”[15]。如果一个人能逐渐体会到他的世界基本是可以掌控的，那么他的愿望基本也是可以实现的。但可悲的是，暴怒成瘾的亚哈显然缺乏这种自我掌控感，一旦他的愿望得不到回应和满足，那些充满能量的渴望就会变成一种绝望与无助，这种感觉对于亚哈来说无异于周围世界的一道铜墙铁壁在一直阻挡着他，更要命的是，铜墙铁壁背后还存在着一个更加充满恶意的力量在处处与他作对，而他既无能为力，也暴怒无果，只好以一种逐渐内化的方式慢慢消化，饱受痛苦的煎熬，直到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并最终导致自己的毁灭。
第四，外界的魔鬼诱惑。有趣的是，“莫比·迪克是一条带有传奇色彩的白色巨鲸，小说就以这条巨鲸的名字来命名”[16]。作为亚哈复仇的对象，白鲸莫比·迪克就是一个凶猛的存在，强大的力量使所有的捕鲸人都深知妄想捕捉到这样的海中巨兽有多么的异想天开。塞缭尔·恩德比号船长布姆在为白鲸所伤后，不得不接受了肢体残缺不全的残酷事实。而亚哈却完全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他认为自己所有的遭遇和伤痛都要归罪于一个魔鬼——莫比·迪克。“疯癫已变得使人有可能废除人和世界，甚至废除那些威胁这个世界和使人扭曲的意象。它远远超出了梦幻，超出了兽性的梦魇，而成为最后一个指望，即一切事物的终结和开始。”[6]270然而，自然界的力量是无善恶之分的，更不是人的感觉意识所能兼容的。亚哈并没有认清这一简单的客观事实，相反地，他把积聚在自己胸中的满腔仇恨强加给自然界，把莫比·迪克对他的偶然伤害看成一种不可测知的恶意。于是，他再无心继续他的捕鲸业了，转而全身心地开始一项复仇行动，甚至将自己和身边的人投入一场殊死的与海中巨兽的较量中。由此，一艘由感性之光照亮的捕鲸船就在一片黑暗的海上一意孤行，即使明知航途吉凶未卜，亚哈仍义无反顾，最后也以船覆人亡而告终。
为了避免自我攻击导致自我瓦解，亚哈不得不把引发自己崩溃的责任推卸到外部世界，推给莫比·迪克。极度自恋的亚哈在被白鲸伤害后，感觉到的是有一个强大的恶势力在针对着他，并且认为这种“主观恶意”并非来自客观因素。于是，亚哈这种“魔鬼品质”[17]致使他将满腔怒火和仇恨转嫁到白鲸身上，执意要杀死这个破坏了自己全能自恋感的“他者”。亚哈把围绕在自身的无助、暴怒的破坏力投射到外部世界中，因为他的自我还没有能力容纳自己的不成功，一旦他认为无法实现自己的目的，他的内心自我就会变得分离。更不可思议的是，亚哈偏执的“自我中心”逻辑使自己也变得近乎冥顽不化。他把追杀白鲸作为出海的唯一目的，自从他登上裴廓德号的那一刻起，亚哈自己就做好了与白鲸斗争到底的各种准备。殊不知，在昼思夜想与“魔鬼”莫比·迪克的决斗甚至噩梦中，亚哈本人也变成了一个恶魔。
四、结语
美国著名精神分析家肯伯格（Otto F.Kernberg,1928～)1和赛明顿（Neville Symington,1937～2019)2都曾明确指出，自恋是一切心理问题的根源。自恋者爱自己就像他们爱他人一样无能。正常的人格塑造至少应该表现为关心他人、愿意帮助并保护他人，这种关心不仅是自觉自愿的，而且要求行为者本人具有与他人共情的能力，否则，如果一味沉溺在以自己为中心的自恋偏执认知模式中，又或耽于“老子天下第一”的迷思中，一旦梦碎，自恋型人格障碍者就会处于“无所不能”神话泡影破灭后的沮丧中而不能自拔。而一旦心中的“上帝”死去，他们就会瞬间陷入精神崩塌，且一时间也很难排解内心的困顿或无法抗拒任何外来的打击，最终不得不沦为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牺牲品。所以，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完成个人心理的现代建构，走出“自我中心主义”的迷局，实现与世界的和解，是走出人格悲剧的不二之路。
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经历被伤害或被忽略的时候，因此每个人都有隐藏在自己心中的阴影甚至创伤，并且这些阴影和创伤常常会在日后隐隐地影响着人的生活和思想。自恋型人格障碍者也不例外，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甚至承受着成倍的创伤与痛苦。此时，了解自己创伤的过程便是探索和解脱自我的过程。哈佛医学院的朱迪思·赫尔曼（Judith Herman,1942～）曾在其著作《创伤与复原》（Trauma and Recovery,1992）中写道：“解脱的最佳指标是创伤患者恢复能力，它可以使自己享受生活的乐趣，以及彻底投入人际关系的建立中。”[18]创伤也许永远无法被抹去，唯有正视创伤，才能真正与创伤和解，待到一个全新的自我重建之后，创伤患者的下一个任务便是开创未来；由于从前给予生命意义的持久信念受到创伤的挑战，因此他们就必须寻找一个新的信念。这些任务被完成的时刻，即是创伤患者的重生之日。
《周易》中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19]在处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关系时，人们必须顺应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注重和谐、协调、平衡，做到不偏执、不过激，从而达到趋吉避凶。亚哈在其捕鲸生涯里，和白鲸发生接触乃至发生争斗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然而，亚哈却竭尽全力去挑战莫比·迪克这个庞然大物，最终的死亡悲剧也就难以避免了。亚哈试图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其自恋型人格却让他错误地高估了自我的力量、忽视了自然的法则，由此产生的暴怒、自我毁灭欲望也为他的最终死亡埋下了种子。这对于当下共建和谐心理、缓解社会中存在的一些戾气乃至暴力是否可以有所启示呢？
参考文献
[1] 科胡特.自体的分析[M].刘慧卿，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77.
[2] 童俊.精神分析学中的自恋及其自恋性障碍[J].医学与社会，2001(6):49-51.
[3] DE M A. The Input Hy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Psychoanalysis[M].New York:Thomamson Gale,2005.
[4] 周玉军.服从或反抗：《白鲸》中的社会关系初探[J].外国文学评论，2012(1):201-215.
[5] 麦尔维尔.白鲸[M].曹庸，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6] 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7] 毛凌滢.论《白鲸》的民族形象与帝国意识形态的同构[J].国外文学，2017(3):94.
[8] B W. Moby Dick:A Nasty Night for Hats and Men[J].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2017(4).
[9] DE B D P.Call Me Shamu:Moby-Dick as Post-Humanist Whale’s Tale[J].American Studies,2020(1).
[10] 聂庆娟.羞感与亚哈之死[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11):29.
[11] 央泉.英雄还是恶魔：《白鲸》主人公亚哈形象新解[J].外国文学研究，2014(3):110-118.
[12] 白凤欣，吕京，郝士芳.正义与邪恶的化身：论《白鲸》中亚哈船长性格的双重性[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179-182.
[13] 邹渝刚.两善两恶的冲突：《白鲸》的悲剧解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6):130-133.
[14] 刘艾云，黄小华.悲剧世界的两位巨人：亚哈船长和李尔王：《白鲸》与《李尔王》作品比较[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2(6):44-48.
[15] 容新芳，李晓宁.人生·悲剧·启示：论《白鲸》中的死亡象征[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2):25-29.
[16] 陈秋红.《白鲸》象征意义的文化阐释[J].外国文学研究，1997(2):96-99.
[17] 韩德星.谈《白鲸》人物形象的“圣经”原型[J].外国文学研究，2000(2):81-85.
[18] H J. Trauma and Recovery[M].New York:Basic Books,2015:212.
[19] 傅佩荣.解读易经[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76.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