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心理学家埃德·迪纳（1946~2021）
尽管关于幸福的学术文章现在是老生常谈，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埃德·迪纳帮助建立了这一日益增长的重要研究课题。2021年4月27日，他在犹他州盐湖城的家中去世。埃德在社会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方面尤其有名。在他去世时，他有超过350种出版物，他令人印象深刻的引文索引证明了他巨大的学术影响力。他获得了APA杰出科学贡献奖和心理科学协会的威廉·詹姆斯研究员奖。
1946年7月25日，埃德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格伦代尔，在一个偏远的农场长大。他经常被留下来自娱自乐，小时候，他用骰子绘制概率图，用焊炬制作火焰喷射器。他特别好奇农场工人的生活质量，其中许多是来自墨西哥的移民工人。埃德试图将此作为他在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Fresno）的论文的主题，但被他的学术顾问劝阻，不去追求这样一个“模糊”的主题。讽刺的是，他反而写了一篇从众（conformity）的论文。
埃德搁置了对幸福的兴趣，在华盛顿大学读研究生期间继续从事社会影响的研究。他专注于去个体化（deindividuation），即，在群体中失去自我意识的现象。埃德对研究方法表现出了早期的热情。在此期间，他尝试了一种名为“击败和平主义者”的模式，在该模式中，他告诉参与者，他们可以通过用泡沫棒殴打他们来帮助训练一名非暴力的越战抗议者。Ed统计了参与者单独和分组时的罢工次数。作为和平主义者，他曾在一分钟内被击中60多次。他还对一个研究参与者向另一个参与者泄露汇报信息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方法论的精华是他的万圣节研究。使用万圣节服装作为去个性化的代理，埃德能够调查匿名或身份不明的儿童的诚实行为。在人群中失去抑制的专业知识最终将埃德带到了南非，在那里，他代表一名被免于死刑的少年在人群暴力审判中作证。埃德于1974年获得博士学位。
研究生毕业后，埃德接受了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份工作，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埃德在维尔京群岛度过了他的第一个假期，在那里他每天都在海滩上阅读各种哲学和心理学。在此期间，他给他的研究生兰迪·拉森发了三封信。第一封信揭示了埃德钻研政治心理学的愿望。第二封信否定了这一观点，转而对进化心理学感兴趣。最后一封信中带着一条神秘的信息：“我想我找到了一件余生都想做的事。我回来后会告诉你。”当埃德回到伊利诺伊州时，他宣布他将研究幸福。
Diener实验室拥有包括兰迪·拉森（Randy Larsen）和鲍勃·埃蒙斯（Bob Emmons）在内的优秀研究生，在这项努力的前5年里，该实验室非常富有成效。埃德于1984年发表了一篇题为“主观幸福感”的《心理心理学公报》文章，开启了主观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研究。第二年，埃德和他的学生发表了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这是使用最广泛的幸福感衡量标准之一，该论文被引用了30000多次。从1984年到1986年，埃德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九篇文章。
Diener, E. (1984).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5(3), 542–575. doi.org/10.1037/0033-2909.95.3.542
埃德意识到人们对幸福科学有着潜在的怀疑。他早期的大部分努力建立坚实的科学基础上。这包括对测量（可靠性和有效性）、概念问题（情感结构）的关注，以及对描述科学（调查年龄、性别、宗教信仰、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其他人口统计学变量与SWB的关系）的重视。埃德特别喜欢使用不同的方法，包括经验抽样法、每日日记法、临床访谈、消息报告、记忆测量和纵向方法，以及自我报告。
除了建立了幸福的科学研究外，埃德还为人-情景课题的争论做出了贡献。他在一项早期研究（参与者在6周内，在蜂鸣器每天随机响起两次的时候报告自己的情绪感受）中发现，社交情境和独处情境之间积极影响的单一场合、跨情境中的一致性为.10，这与沃尔特·米谢尔的早期研究结果相同。相比之下，社交情境（social situations）和单独情境（alone situations）之间的积极影响的总体跨情境一致性分别为.58（未修正）和0.72（因测量误差修正），这与西摩·爱泼斯坦（Seymour Epstein）的早期研究结果相同。在一种典型的“教育方式”（即非正面）中，他认为“变化很大的人的一致性（consistency），取决于反应领域、所考虑的情景以及所涉及的特定人员。鉴于这种复杂性，似乎应该停止争论人的一致是否存在，并开始探索控制一致性的因素。”
当埃德牢固地确立了幸福科学之后，就开始提出更广泛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与普遍性有关：“世界上谁幸福？”埃德使用来自55个国家的国家概率样本探讨了这个问题，他发现，国家财富（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和个人幸福感是国家幸福感的两个主要预测因素，埃德和玛丽莎表明，与集体主义国家不同，个人主义国家的自尊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两篇论文都发表于1995年，为随后二十年的文化和幸福研究铺平了道路。20世纪90年代末，埃德在办公室门上贴了一张海报，上面写着“地球是我们的实验室！”他鼓励他的学生走出去，在真实世界中收集数据。他充分意识到依赖美国大学生样本的潜在偏见，早在WEIRD（西方、受教育、工业化、富裕和民主）一词流行之前，他就提倡使用非WEIRD样本。此类公开的例子包括对无家可归者和马赛部落居民的SWB调查。
埃德对“幸福会通向何处？”（而不是“什么会导致幸福？”）这个问题特别着迷。他和他的同事评审了研究证据后证明幸福是广泛有益的，因为频繁的积极影响往往会导致更好的健康、关系和工作成果。他在接下来的15年中复制并扩展了这些发现。这项研究对埃德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它有助于证明幸福对于社会而言是重要的事情。
埃德和他的学生解决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享乐适应（hedonic adaptation）。早期的相关研究强调了对不同事件的完全享乐适应。然而，大多数研究都依赖于横断面比较。埃德使用了纵向设计，发现近期的生活事件（在过去3个月内）预测了生活满意度、积极和消极的情感，超出了外倾性和神经质的影响，而更久的事件则没有这些影响。后来，埃德和他的合作者分析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纵向数据，并测试了离婚、丧偶、失业和残疾等重大生活事件的影响，发现对重大负面事件的享乐适应往往是不完整的，而且在适应上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
关于适应生活环境（adapting to life circumstances ）的研究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并导致了一本主要的合著书于2009年出版，书名为《公共政策的福祉》。
福利政策是埃德后来的兴趣所在。随着幸福科学在21世纪初成为主流，埃德开始倡导建立国民幸福账户，以补充GDP等更成熟的经济账户。他认为，居民满意的社会是好的社会。埃德向联合国大会、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新西兰议会等机构介绍了福利政策，以帮助将幸福作为国家政策来实施。
埃德将留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是一位开拓性的研究者，他以好奇心、开放性和复杂的方法学解决了重大问题。他对心理学的影响一直存在于他帮助创办的期刊《幸福研究杂志》和《心理科学展望》，以及他的许多合作者、研究生和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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