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与分离：发展心理学视角下的关系分析
张永洪 武汉忠德心理医院
心理学通讯 2022,5(01),66-74
摘 要：
文章初步比较了马勒的分离-个体化理论、斯特恩的婴幼儿心理发展层阶理论以及鲍尔比的依恋理论，认为：连接和分离是人类心理发展的两个侧面，一方的发展会促进另一方的发展。因此，“斯特恩理论的连接”与“马勒理论的分离”是相反相成、相互促进的，它们在心理发展效用上是等价的；依恋理论侧重于依恋和连接，但安全型依恋可以促进分离和个体化的发展。通过临床案例讨论，发现斯特恩理论的临床应用相对有限；分离-个体化理论和依恋理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精神分析的临床解释力，但需更进一步临床实践研究。
关键词：连接;分离;依恋;发展心理学;心理咨询;
1 引言
连接与分离以及依恋是人类生活和心理发展的重要主题。发展心理学领域的主要贡献者有：弗洛伊德、皮亚杰、埃里克森、马勒、斯特恩、鲍尔比等。马勒是开展母婴观察的先行者，其理论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近年来，多部关于母婴观察研究、依恋理论以及斯特恩理论的著作被翻译为中文出版，引起了国内心理工作者对这些理论的关注和热情。
涂翠平等人(2008)比较了马勒的分离理论与鲍恩(Bowen)的家庭治疗自我分化理论，并回顾了分离这一主题的研究现状，前瞻性地指出：未来对分离的研究方向将关注分离和连接的结合，并紧密结合临床实践。沃林(Wallin)(2015)在《心理治疗中的依恋》一书中充分地阐述了依恋理论的临床应用，但要区分书中哪些临床实践方法是由依恋理论发展出来的特异性方法仍有难度。
福纳吉(2018)将依恋理论分别与马勒和斯特恩的理论做了比较研究，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增加比较马勒与斯特恩的理论，主要从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哲学和框架性的角度对三种理论综合探讨，并未重点强调理论的细节之处。这三种理论虽然各有侧重点，但也有明显的内在联系。因此，厘清理论之间的宏观联系和区别，既回应了当前的理论热点，也能对未来研究方向有提示作用。
本文主要针对马勒的分离-个体化理论、斯特恩的婴幼儿心理发展层阶理论以及鲍尔比的依恋理论做简要的介绍和初步的比较研究，阐述其间存在的异同点。在临床应用上，本文尝试阐明斯特恩的理论给精神分析临床实践带来的变化有限，而依恋理论和马勒的理论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精神分析的“临床解释力”。
2 理论简述
2.1 马勒的心理发展理论
1938年，马勒(1897—1985)从奥地利维也纳来到美国纽约，成为纽约州精神病研究所儿童服务中心的咨询师。20世纪50年代，她在纽约开创了马斯特儿童中心(Masters Children Center)。马勒的理论是在临床工作和母婴观察双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将儿童的心理发展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正常的自闭(孤独)阶段(0至1个月)：婴儿处在“自闭的壳”(一个封闭的心理系统)里，从客体关系的角度看，婴儿处于“无客体的”状态。(2)正常的共生阶段(2个月至4～5个月)：婴儿与主要客体(母亲)的心理处于融合状态。(3)分离和个体化阶段(4～5个月至36个月)：自体与客体逐渐分化达成客体恒常性，儿童逐渐脱离与母亲的共生性融合并发展出拥有个体化特征的独立人格(Clair,2002)。
分离和个体化阶段可再度细分为四个亚阶段。(1)分化(孵化)亚阶段(4～5个月至10个月)：婴儿可以从母亲的膝盖上滑落至地板上(但仍然在母亲脚的周围)，从而开始与母亲分离；婴儿通过“返回核对”(check back)模式开始区分母亲和他人，其标志是约6个月大的婴儿出现“陌生人焦虑”；婴儿首次出现自体与客体清晰的感觉区别。(2)实践亚阶段(10个月至15～18个月)：从爬行到直立行走，儿童到达“热爱世界”的顶峰，马勒专门将“心理诞生”的出现定位于这个阶段；尽管儿童加快了同母亲分离的步伐，但儿童依然将母亲看作“总部”，不断回来寻求“情感补给”；在这个阶段母亲要能够恰当地回应并欣赏儿童日益增长的能力。(3)和解亚阶段(15～18个月至24个月)：儿童(学步儿)在越来越远离母亲时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很大的世界中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人，这导致儿童体验到全能感的下降和分离焦虑的上升，于是儿童对母亲产生了“矛盾情感”。这个矛盾情感在依恋和离开母亲之间摆荡，导致“和解危机”。和解危机时期是分裂机制的作用达到顶峰的脆弱阶段，因此，和解危机的成功解决对避免之后出现严重心理病理状态以及促进儿童心理成熟发展极为关键。母亲(当然还有父亲)要能够理解孩子的矛盾情感并予以恰当回应。(4)客体恒常性阶段(24个月至36个月)：儿童获得自己个体化感觉并达成内心分离感，形成稳定的自体概念和客体概念并持续终生(格林伯格,米歇尔,2019)。
2.2 斯特恩的婴幼儿心理发展层阶理论
斯特恩(1934—2012)于1985年提出了婴幼儿心理发展的层阶模型。他认为他的工作是在“临床婴幼儿”和“观察婴幼儿”这两个视角的相互协作下开展的。这个模型假设婴幼儿的自我感(senses of self)、社会情感能力以及与他人相处的方式处于渐进式累积发展的过程中，并且是终生保持的。新形成的结构不会消失，而是保持活跃并能够与其他结构进行动力性地相互作用，每一个结构促进了后续结构的发生(Stern,2017)。
虽然主要形成期(敏感期)处于不同阶段，但以下3种自我感是婴幼儿从一出生就开始发展的。(1)显现自我感(主要形成期为0至2个月)：婴儿体验到“组织”正在出现，故称为“显现”自我感；好似一种“脉冲”，不断确认在体验过程中活着的自我。(2)核心自我感(主要形成期为2个月至7个月)：由三个相对恒定的体验构成：自我能动性、自我统一性、自我延续性；与此同时，在这个阶段也出现了核心他人感。(3)核心自我与他人共在感(以下简称“共在自我感”，主要形成期为7个月至9个月)：婴儿与他人共在的体验逐渐形成“概括化的互动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interaction that have been generalized，RIG)。当不同的RIG激活时，婴儿会再次体验到不同方式的与他人共在。在前述3种自我感之后依次发展的自我感是：(4)主体间性自我感(主要形成期为9个月至15个月)。(5)言语自我感(主要形成期为18个月至30个月)。(6)叙事自我感(36个月左右开始发展)。在此说明一下，每一种自我感的主要形成期属于发展敏感期，因此，这些时间段不一定是连续的。以上6种自我感是终生发展和保持的。在斯特恩看来，这些自我感的层阶式累积发展促进了婴幼儿与他人的连接(Stern,2017)。
2.3 鲍尔比的依恋理论
鲍尔比(1907—1990)的核心贡献在于，他认识到儿童对其照看者的依恋具有生物基础的进化需求，婴儿要存活，就必须寻求依恋的对象。因此，依恋行为系统是一种生物本能。下列三种行为类型(系统)证明这种对威胁和不安全的反应是天生的。(1)依恋行为系统：寻求提供保护的依恋对象并保持亲近。尽管可能有其他照顾者，但儿童更喜欢接近的对象通常是母亲。(2)探索行为系统：儿童将依恋对象作为“安全基地”来使用，从这个地方开始，去探索其他陌生环境和体验。(3)恐惧行为系统：将依恋对象作为“安全港”，在面对危险情境和受到惊吓时逃向此处(Wallin,2015)。这三种行为系统(依恋、探索、恐惧)调节着孩子的发展适应性。同时，在依恋对象离得不太远或离开时间不长的情况下，这三种行为系统为孩子提供了学习与发展的途径(福纳吉,2018)。尽管鲍尔比最初关注的是婴幼儿的行为，但他后来逐渐相信，有生物需要驱动的各种依恋表现，很显著地贯穿了人的整个生命周期(Wallin,2015)。
鲍尔比(2017a)将依恋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1)阶段一(0至2～3个月)：婴儿区分依恋对象的能力有限。(2)阶段二(3个月至6个月)：婴儿可区分一个或多个依恋对象，对母亲的反应会比其他人更明显。(3)阶段三(6～7个月至24～36个月)：婴幼儿形成对母亲形象的依恋，将母亲作为安全基地；某些人会被婴幼儿选中，成为次要的依恋对象。婴幼儿对陌生人越来越谨慎。(4)阶段四(36个月以后)：婴幼儿开始与依恋对象形成目标调整的合作关系。鲍尔比认为这些阶段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他强调，依恋行为发展的最关键时段是在孩子6个月到5岁之间，这个时段也是对依恋对象可得性的期望发展的敏感期，随后敏感度逐渐下降直到成年(鲍尔比,2017b)。
根据安斯沃思(鲍尔比的合作者)的“陌生情境实验”，婴儿的依恋类型分为以下3种：(1)安全型依恋；(2)回避型依恋；(3)矛盾型依恋。后来梅因(Main)发展了第4种依恋类型：(4)混乱型依恋。这些依恋分类具有广泛的影响和应用(Wallin，2015)。
3 理论之间的比较
3.1 三个理论的共同基础
人类存在的一个根本处境是：我们既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又要和他人建立联系。所以，我们实际上处于一个悖论之中：既要连接又要分离，既要依赖又要独立，既要能够融入人群又要能够独处。因此，人类个体的心理发展既包括连接能力的发展，也包括分离能力的发展；两者相反相成、缺一不可。自从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理论范式(广义上包括：客体关系理论和自体心理学等)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以来，大家比较公认的观点是：人类要在心理环境中存活就必须与他人建立连接(自体-自体客体关系)，就如同生物需要氧气才能存活一样(科胡特,2011)。因此，依赖是绝对的，独立是相对的。当然，比较好的情况是成熟的依赖。费尔贝恩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将人类情感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的婴儿依赖阶段、过渡阶段、成熟依赖阶段。与婴儿期极度倾斜的对父母的绝对依赖不同，成人成熟的依赖是相互的、有条件的、可选择的。成熟的依赖也意味着个体可以承受一定的分离。马克思在早于费尔贝恩大约一个世纪前就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每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格林伯格,米歇尔,2019)。他如此先见地指明了人类生活的关系本质。
马勒、斯特恩、鲍尔比的理论是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处境。马勒理论的侧重点是分离和个体化，斯特恩理论的侧重点是连接，依恋理论的侧重点是连接和依恋，它们共同诠释了人类生活的既连接又分离的客体关系本质。它们在理论上可以看作“客体关系”理论范式(广义的)或其延伸。内部客体是客体关系理论中被广泛讨论的议题。自体心理学通过“自体客体”这个概念巧妙地架起了内部客体和外部客体的桥梁，早期(主要是六七岁以前)非共情的、创伤性的自体客体常常导致孩子形成非安全型依恋模式以及孩子的分离和个体化进程受阻。因此，精神分析理论将研究重点向外部客体关系延展是必然的，这三种理论恰好承担了这个任务。与其说依恋理论架起了普通心理学与临床心理动力理论之间的桥梁(福纳吉,2018)，不如说这三种理论架起了人类心理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桥梁，这将有利于心理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的发展。
3.2 斯特恩理论与分离-个体化理论的比较
斯特恩宣称他的理论与马勒的理论有很大的不同：对马勒而言，连接是自体与客体分化失败的结果；对斯特恩来说，连接是心理功能发挥成功的结果(Stern,2017)。两个相反的理论如何共存?
斯特恩认为，婴儿从出生开始就是与他人分化的，因此，婴幼儿的主要发展任务就是建立与他人的连接，即增进关系(Stern,2017)。连接能力是随着婴幼儿各种自我感(显现自我感、核心自我感、共在自我感、主体间性自我感、言语自我感、叙事自我感)的逐渐层阶式累积发展而得以加强的。与斯特恩的理论形成对照，马勒认为，婴儿最早期处于自闭和共生阶段，随后婴儿开启了分离和个体化的发展进程：孩子逐渐脱离与母亲的共生性融合并逐步发展出拥有个体特征的独立人格。所以，这两个理论看起来是：马勒理论的开始点是连接(实际上是自闭和共生关系)，结束点是分离和个体化；斯特恩理论的开始点是分化，结束点是连接。但是，自闭和共生关系并非真正的连接，它是指婴儿最早期与母亲的想象中的融合，婴儿处于对母亲的绝对依赖状态，婴儿和母亲之间的互动交流比较少，因此，并没有建立足够的真正的连接(或者说斯特恩所定义的连接)。所以，对马勒而言，“病理性的连接”(阶段不恰当的、退行性的自闭和共生关系)是分离失败的结果；对斯特恩来说，“真正的、健康的连接”是心理功能发挥成功的结果。
斯特恩与马勒的理论并没有矛盾，因为对婴幼儿以及之后的儿童、青少年和成人而言，连接与分离的能力都需要得到发展，并且一方的发展会促进另一方的发展。这两个理论恰好反映了人类心理发展既连接又分离的两面性。因此，“马勒理论的分离”与“斯特恩理论的连接”是相反相成、相互促进的，它们在心理发展效用上是等价的。十分明显的是，随着婴儿的茁壮成长，个体与他人的互动能力在增强，也就是连接的能力在增强；与此同时，个体离开他人的能力和独立能力也在增强。
3.3 斯特恩理论与依恋理论的比较
这两个理论的侧重点都是婴幼儿与他人的连接。斯特恩理论是从自我感的构成维度来观察和理解婴幼儿连接能力的发展，尽管必然会涉及婴幼儿与他人(主要是母亲)的互动交流，但研究重点是自我感的结构的发展；而依恋理论则从生物本能行为的角度来观察母婴关系和研究人类依恋行为模式，更侧重外显行为模式的研究。尽管斯特恩宣称这些自我感成分是终生发展和保持的，但很难借此描绘人类个体心理的发展变迁。然而，依恋理论却可以。比如，依恋行为并不会随着童年结束而消失，而会持续终生(鲍尔比,2017a)；早年的依恋模式具有长期持续的影响；不安全的依恋模式(尤其是混乱型依恋)可能是导致一些心理疾病的风险因素(福纳吉,2018)；咨访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提供一个安全的依恋关系(安全基地)来帮助来访者面对曾经不敢面对的情感。
3.4 分离-个体化理论与依恋理论的比较
马勒的视角主要放在个体心理发展的分离和个体化的方面，她从婴儿的绝对依赖状态(自闭和共生关系)出发，来描述个体走向独立的过程；依恋理论的视角是连接和依恋；这两个理论反映了人类心理发展既分离又连接的本质以及个体心理关于独立与依赖的关键性冲突。鲍尔比(2017b)在《分离》一书中特别提到，依恋理论使用的“分离”概念不同于马勒理论使用的“分离”概念；前者指母亲的不在场(包括身体和心理情绪两方面)，后者指一个心理成长过程。然而两者也有联系，如果分离(不在场)超过了孩子可以承受的阈值，则会妨碍分离和个体化发展；反之，如果分离和个体化发展顺利，孩子则更能承受分离焦虑；当然，如果分离(焦虑)在孩子可承受的阈值之内，则构成了“恰到好处的挫折”(科胡特用语)，这有利于分离和个体化发展。分离创伤远比人们想象的普遍。
马勒细腻地描绘了在实践亚阶段儿童将母亲作为“情感补给总部”向外探索的情景，这些描绘与依恋理论对“安全基地”的描绘非常相似。在马勒看来，孩子将母亲作为向外探索的支持系统；在依恋理论看来，孩子将母亲作为安全基地去探索，遇到威胁再回来寻求保护和安慰。在和解亚阶段孩子感到在离开和依恋母亲之间的矛盾情感，也与矛盾型依恋颇具关联：矛盾型依恋可以看作父母未能恰到好处地回应孩子的矛盾情感的结果。不过，在马勒的理论里，这是发展的必经过程，父母要理解和正确应对；但在依恋理论看来，这是不安全依恋模式导致的结果之一，需要父母避免。这些相似性提示这两个理论具有较高的同源性。
分离与依恋是相反相成、相互促进的。安全的依恋模式能够促进分离-个体化进程，不安全的依恋模式可能妨碍分离-个体化进程(涂翠平 等,2008)。这也提示：在亲子关系中提供给孩子安全的依恋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对于生命早期的婴幼儿而言(孩子6个月至5岁为依恋发展最敏感期)；孩子早年依恋发展得好，后来才能更好地独立。鲍尔比深情地写道：在稳定发展的人格中，高水平的自主性与能够信任他人、依赖他人的能力是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安全的港湾和强大的家庭支持可以极大地促进孩子自立性的发展(鲍尔比,2017b)。
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借助依恋理论从个体早期的依恋模式预估后来的依恋特征以及与他人的关系模式，而分离-个体化理论则倡导父母为早期的孩子提供适应阶段发展需要的恰到好处的照顾，犹如“过得去的母亲”(good enough mother)(温尼科特用语)。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发展心理学体系，并且对精神病理学、精神分析情境等方面也可能带来新的理解。因此，要想充分了解个体心理的发展，需要整合分离-个体化理论和依恋理论(福纳吉,2018)。分离-个体化理论和依恋理论是打动人心的、有前途的两个理论。
4 临床咨询应用
分离-个体化理论和依恋理论之所以打动人心，是因为它们贴近真实体验。比如，在临床工作中有时会体验到某个来访者的一个曾经发生的分离创伤，与此同时，分离-个体化进程也受到了阻碍。近年来，依恋理论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临床工作中。比如，将成人依恋访谈法(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AAI)与陌生情境实验结合起来，父母与孩子的依恋类型可以相互预测，这种相互预测可有助于临床工作(Wallin,2015)。斯特恩理论则相对枯燥一些，因为其6种自我感缺乏心理发展纵向感，在临床工作中很难让人体验到动力学意义，所以其临床应用相对有限。接下来让我们先通过斯特恩的一个临床案例来阐明他的理论在临床应用上的局限性，再通过一个临床案例来阐述分离理论和依恋理论的临床应用。
4.1 对斯特恩的一个临床案例的再讨论
为了阐明斯特恩理论在临床应用上的局限性，采用他本人的案例展开论述。
4.1.1 案例简述
这个案例摘自斯特恩(2017)的著作《婴幼儿的人际世界》(第209～210页)：来访者为一位30多岁的女性，职业为律师，主诉为感觉自己不能处理、不能发起行动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目标。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中她扮演着被动的角色，遵从着对她而言阻力最少的、由别人怂恿或发起的道路。以这种方式她成为律师并结了婚。当前她最急切的痛苦是在律师职业中的瘫痪感。她感觉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目前的状况和未来进程，她感觉她的人生掌握在别人手里。她感觉无助和愤怒，她频繁地过度反应，这危及她的工作。谈到工作状况时，她总是沉溺于与自己躯体能动性相关的细节，特别是躯体动作的发起和躯体动作的自由：她想要重新装饰办公室，几盆花、一些书、一个咖啡桌，她还计划必须去做的事情，但她无法落实行动。一位高级合伙人把一个公共房间变成仅仅对高级合伙人开放的特别会议室，她对此人非常愤怒，因为她不能像以前那样逛进这个房间看城市风景了。
4.1.2 斯特恩的分析讨论
斯特恩认为这位女士关注躯体行为自由，这涉及核心自我能动感方面的问题，她在主体间性和言语自我方面没有问题。在8岁至10岁之间，因风湿热和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她大部分时间卧床不起。她记起来曾经被命令不许到处走动，由于身体太疲乏，什么都干不了。任何躯体动作她都必须等待母亲或父亲出现才能完成，她感觉好像花了一辈子去等别人的指令。
斯特恩认为正是这个经历构成了这位女士的治疗性“叙事起源点”：她在工作中不能发动就如同她在8至10岁之间因生病而没有能力发动想要的动作一样。因为自我能动感受损，所以界定为核心自我感方面的问题。所谓“叙事起源点”，就是那些为理解和改变来访者的生活提供关键治疗性隐喻的、强有力的生活体验，一旦找到这个隐喻，治疗会从那个起源点出发在时间上向前和向后进展(Stern,2017)。
4.1.3 再讨论
斯特恩认为，正是通过将这位女士的问题“界定”为核心自我感问题并对其进行“探索”，帮助她“想起”8至10岁生病时身体受到限制的情形(Stern,2017)。然而，在咨询中促进或妨碍自由联想的因素很多，这些因素包括：来访者的阻抗、防御机制以及咨访互动关系等。因此，自由联想并非真正自由(桑德勒 等，2004)，就像咨询的进程有其自然发展的节奏一样，自由联想也会有自己的步调。很显然，这位女士的核心冲突是：她的生活一直是被安排、被控制的，她想要摆脱控制、实现独立自主。她关注躯体行为自由仅仅是其核心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它表现形式包括瘫痪感、过度反应等。咨询师注意到来访者核心冲突的各种表现形式并进行相应探索是常规工作，当咨询师与她探索躯体行为自由时，她感到了被共情和理解，所以她想起了那次生病的情形。因此，促进这位女士自由联想的因素是她被共情的理解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将她的躯体行为自由受到限制“界定”为核心自我感的能动性受损是否增强了对她的共情和理解?核心自我感(以及其它自我感)对婴幼儿心理的描述具有“描述性”特征，不具有动力性特征，这些描述并没有扩展咨询师共情的范畴(scope of empathy)。这说明，将来访者的问题界定为何种自我感并没有扩展咨询师共情的范畴，因此，也不能促进自由联想。
当然，不管什么因素导致这位女士记起了这个事件，咨询师都要不失时机地探索其动力学意义和情感意义，并将这些意义与她当前的状态和现在的事件联系起来。这就是：她在生病时受到的限制和工作中的限制以及那个高级合伙人改变房间用途所带来的限制都是如出一辙的，她对这些限制感到非常愤怒。而这个愤怒来源于她的核心冲突：她感到被控制与想要摆脱控制之间的冲突。如此对她的动力学理解是贴切的。如前所述，她的核心冲突的表现形式包括：关注躯体行为自由、瘫痪感、过度反应等。接下来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将关注躯体行为自由界定为核心自我感，那么瘫痪感和过度反应应该界定为何种自我感?我们尝试回答如下：瘫痪感意味着能动性受损，所以界定为核心自我感；过度反应属于未被理解的愤怒反应，所以界定为主体间性自我感。第二个问题是：如此界定自我感类型对个案能带来更有意义的临床理解和解释吗?如前所述，这些自我感分类对婴幼儿心理发展的描述具有“描述性”特征，不具有动力性特征，就我们的观察而言，这些描述并没有显著提高精神分析的临床理解力和解释力。比如，主体间性自我感的“情感调谐”是否从本质上扩展了共情的范畴呢?并没有。当然，它确实让人注意到深度共情的可能性。在临床工作中咨询师尽可能共情地理解来访者，偶尔出现比较深度的共情，然而，如果来访者总是渴望深度共情这本身就是需要理解的一个方面。挫折(不共情)是不可避免的，较好的情况是“恰到好处的挫折”。
一般情况下，通过咨询师共情地理解和回应，咨询同盟得以建立。一部分来访者在自由联想的漂浮状态下自然会谈到过去的一系列事件，其中有些可能是套叠(telescoping)事件。所谓“套叠事件”，是指某个事件变成了较早的和较晚的一连串意义相似的事件的代表(科胡特,2015)，包括正性(促进心理发展)和负性(阻碍心理发展)事件。科胡特(2012)在早些时候发展的概念是负性套叠事件，他写到，与起源体验相似的套叠事件(telescoping of genetically analogous experiences)叠置于早期特定的致病体验之上，它不应只被视为防御，反而应该被视为利用更接近次发过程(secondary process)与语言化沟通来表达的“早期创伤”。在科胡特(2012)关于心理发展的构想中，潜伏期的开端仍然被视为儿童精神脆弱易受伤害的高峰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因此对心理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时期是：从出生到潜伏期的早期，大约为0至6、7岁，在这个阶段发生的创伤即为“早期创伤”，更接近原发过程(primary process)；在这个阶段之后发生的叠加在早期创伤之上的相似事件就是套叠事件。在科胡特(2015)记录的关于Z先生的案例中，Z先生回忆起9岁(潜伏期)单独与父亲外出度假时与父亲的“成功相遇”：他为父亲展现出通达的人情世故和老练的商业才能等正性特质而自豪，代表他早年(6、7岁以前)与父亲、外祖父甚至母亲的一系列连接所形成的核心自体可以在分析工作的后期展露出来。这个“成功相遇”是指：Z先生与父亲的理想化连接。这个经历属于正性套叠事件。这个之前深度压抑的记忆是随着Z先生在分析工作中理想化移情的修通而浮现出来的，这个记忆的浮现代表Z先生正在接近完成早期未完成的对父亲的理想化过程。
套叠事件与治疗性叙事起源点的含义比较接近，它们都被视为治疗进展的关键隐喻。但它们有两方面的区别：(1)叙事起源点没有所谓的早期“原始版本”，因为每一种自我感都是终生发展和保持的，创伤可以在任何时间点发生，当然，各种自我感的早年形成期是脆弱的敏感时期；套叠事件则有早期“原始版本”，尽管有时难以追溯。(2)叙事起源点通常指负性事件；而套叠事件则包括正性和负性事件。这两方面的区别表明，斯特恩理论将叙事起源点作为临床工作探索的重点，其范畴并未超出且小于精神分析对套叠事件的探索。套叠事件是在精神分析实践中呈现临床材料的一种常见方式，这种方式非常具有动力学特征。咨询是在咨访互动关系中推进的，通常通过来访者的讲述和咨询师的回应(基于共情的理解与解释)以及“活现”(广义的，包括：在移情关系中激活的个体早期体验等)来呈现，来访者会讲述现在的事件，也会讲述过去的事件，某些事件(尤其是套叠事件)的记忆浮现往往意味着咨询到达某个地方了，当我们可以将来访者早期的事件与套叠事件和现在的事件连成一串时，常常意味着对来访者的理解到达一定的程度，有时意味着来访者在某个方面的修复已接近尾声了。对套叠事件的探索只是精神分析治疗庞大工作的一部分(虽然是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庞大的工作包括：共情的理解、工作同盟的建立、移情解释、起源学构建、涵容和抱持等。
综上所述，将来访者的问题界定为斯特恩理论的自我感类型在临床上既不能促进自由联想，也没有显著提高精神分析的临床理解力和解释力，而叙事起源点的范畴并未超出且小于精神分析套叠事件的范畴。因此，斯特恩理论给精神分析临床实践带来的变化相对有限。
4.2 临床案例：周先生的分离和依恋
以上阐明了斯特恩的理论在临床应用上的局限性，下面通过周先生的案例来阐述分离-个体化理论和依恋理论的临床应用。
4.2.1 案例简述
周先生来咨询时已经40岁出头，未婚，目前和父母居住在一起。大约20年前，他大学毕业后来到一家大都市的国有企业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工作稳定、待遇不错。这个大都市相距他的家乡小城仅有90公里左右。周先生妹妹的一个女同学也在这个大都市工作，由于放假一同回乡等机会，他和这个女同学变得很熟悉，在他的心目中和这个女同学发展为恋人是理所当然的。有一次过节前夕，他准备相约这个女同学一同返乡，但这个女同学说已经约了其他人而婉言拒绝，周先生因此“垮掉了，崩塌了，情绪一落千丈，他在床上躺了三天”。一年后，周先生在父亲的帮助下调回家乡工作。他在5岁之前是和母亲、妹妹、外公、外婆生活在家乡，父亲因为在外地工作而常年不在家。
周先生的主诉是，尽管工作稳定，但他觉得自己生活“不正常”，他希望能过上正常的生活：恋爱，结婚，甚至生孩子；尽管情绪相对平稳，但他感觉不到真正的快乐。“卡在哪里?”他问道。
除了第5次咨询前中断了两个月以外，周先生规律地按照一周一次的频率来咨询。下面呈现咨询进程的几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生气。他第1次来咨询是因为母亲嘲讽、贬低他，他很生气，所以前来。第5次咨询是中断两个月后再回来的，原因是他对父亲做饭超量而生气，这次生气导致他一个月没有在家吃饭，直到大年三十才回家吃饭。当然，这个“生气不在家吃饭”的版本在上一年春节前夕也上演过一次，而在四年前他因为生父母的气在外面租房住了一个月。这些生气事件串在一起表明他的核心冲突：他想要离开父母，但他又离不开。
第二条线索：是否再去外地工作?他父亲的好友是某省会城市的一家大型股份制企业的领导，他在犹豫是否请父亲的好友帮忙调到那家企业工作。但至今他未有行动，有时这个想法强烈，有时微弱；有时他害怕父亲会拒绝他；有时他害怕自己难以适应外地的工作；有时他担心去外地会旧病复发；当然，他最害怕的是万一行动失败后的理想破灭，他担心会因此垮掉，就像20年前那个女同学拒绝他的反应。总之，他害怕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但他也向往独立生活。
第三条线索：梦。第1个梦是在第9次咨询时报告的20天前做的梦。他梦见20年前在这个大都市工作的科长，他在这个大都市碰见科长，想上前说话，但又没说。第2个梦是第23次咨询时报告的：他来这个大都市咨询，在等候区域碰到熟人，是堂妹，形象很清晰，双方很惊愕，梦中他以为是真的，睁开眼才发现是梦。第3个梦是第25次咨询时报告的，他梦见高考前夕，他在备考，她(周先生暗恋的妹妹的女同学)笑话他学得吃力，她和她的母亲在笑话他，还是在说别的事，内容不清楚；后面周先生和他的母亲整理床上棉絮。第4个梦是第33次咨询时报告的，他梦见以前看过的一个中医师，这个中医师嘱咐他要按时服药，他没有洗澡，中医师强行往他身上贴膏药。中医师抱着儿子，旁边是中医师的老婆，中医师现在过得不怎么好，寄住在老板的家里。中医师周日的病人少，所以不看病，周先生只好要求他们代煎中药寄回家里服用。
把这些梦串起来可以看到以下几个方面。(1)周先生与他人的互动越来越多，表示他的连接能力在缓慢地增强：第1个梦，他与科长欲说还休；第2个梦，他吃惊地碰到堂妹，象征与妹妹的连接；第3个梦，他把一个具有贬低、嘲笑特征的客体表象(母亲的表象)投射给那个女同学和她的母亲，和母亲整理棉絮象征与母亲的连接；第4个梦，他和中医师的互动增多，中医师强行贴膏药，近似于肢体接触，这表明他几乎可以和他人亲密接触了，虽然有被迫的感觉。(2)他对中医师的理想化在降低：中医师过得不怎么好。(3)梦的情节越来越丰富，表明：梦的象征、整合能力在提高。(4)梦的内容越来越接近现实，表明周先生越来越接地气。
4.2.2 讨论
周先生的核心冲突已经很清晰了，很容易用分离-个体化理论来理解他：当妹妹的女同学拒绝他的时候，他感到了分离的焦虑，而这个焦虑在早年因为父亲的缺失(或许还有母亲早年照料上的缺陷)就埋下了；因此他难以承受，崩塌了、垮掉了。当崩塌的时候，他就回到家乡，寻求对父母的依恋；但他内心又想着离开父母。所以，分离和依恋就是他的核心冲突。这两年春节前与父亲的冲突以及几年前在外租房住都反映了他想要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但又无可奈何的回家的矛盾情形。这非常贴合马勒描述的儿童在15个月至24个月之间的对母亲的矛盾情感，也很像青春期离家出走的青少年。
除了用分离-个体化理论来理解周先生的核心冲突外，还可以采用依恋理论来理解他。当那个女同学拒绝他的时候，他感到她不要他了，他好像失去了依恋的对象，于是崩塌了、垮掉了。他难以承受这样的分离焦虑，于是回到了他幼年的“安全基地”，寻求对父母的依恋。回去之后，他又想着离开，但至今没有离开。因此，周先生的依恋类型属于混乱型依恋：他似乎卡在“两难困境”里缺乏解决方案导致依恋策略崩塌。
用分离-个体化理论和依恋理论来理解周先生的核心冲突并进行早期动力学的构建是最贴切的。福纳吉(2018)认为，马勒的“重大贡献”是她使治疗成年病人的临床医生对病人的前语言阶段(以及之后的早期阶段)进行了更准确的重构，从而使病人更容易接受精神分析的临床干预。自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情结的描绘以来，马勒关于生命早期儿童与母亲在融合与独立之间的基本挣扎的想象是最令人信服的(格林伯格,米歇尔,2019)。同样地，依恋理论也提供了一个生命早期儿童将母亲作为安全基地向外探索的真实图景并着重提示早期儿童的脆弱性以及建立良好依恋关系的重要性。这就是说，分离-个体化理论和依恋理论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临床解释力。临床解释力的提高所带来的结果是：来访者感到更多被共情的理解；促进了移情；来访者感到被涵容；来访者在建立了依恋关系的咨询情境中得以转化和修复等等。周先生的咨询进行到第5次时他说，以前生气他会头晕、炸裂甚至倒下去，但这次(对父亲)生气这么轻松，因为咨询师总是站在他的角度给予支持。“这就是共情吗?”他问道。抛开其他因素，咨询师应用分离-个体化理论和依恋理论做出的理解和解释显然起了作用。此刻似乎说明：移情产生了；也可以说，周先生和咨询师已经建立了新的依恋关系。这无疑推动了后续的咨询进展。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分离-个体化理论和依恋理论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临床解释力，因为类似周先生的案例除这两个理论外没有更贴切的理论来理解了。然而，对案例的临床探索在此要按下“暂停键”了，因为更进一步详细讨论个案的咨询进程以及分离-个体化理论和依恋理论的临床干预策略及其特异性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和篇幅。后续的临床研究可能涉及将精神分析传统技术与依恋焦点治疗(attachment-focused therapy)(Wallin,2015)、心智化治疗(mentalization-based treatment,MBT)以及主体间性心理治疗等进行比较研究。
5 结语
连接与分离是人类心理发展的两个侧面，它们是相反相成的。马勒的分离-个体化理论侧重点在分离和独立，斯特恩的理论和依恋理论侧重点在连接和依恋，它们都没有逃脱“客体关系”的范畴。斯特恩的理论和依恋理论在婴幼儿的观察研究、(发展)心理学与精神分析的实证研究以及提供丰富的育儿知识等方面颇有贡献并且应用广泛。但斯特恩的理论在临床应用上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而分离-个体化理论和依恋理论则在临床应用上相对广泛。更多临床应用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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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茨·科胡特.(2015).Z先生的两次分析.2021-08-13 取自 https://www.psychspace.com/psych/viewnews-11725
杰伊·R·格林伯格,斯蒂芬·A·米歇尔.(2019).精神分析之客体关系理论(王立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Stern,D.N.(2017).婴幼儿的人际世界(张庆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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