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个“容器”或提供一个“涵容性环境”就足够了吗？
术语解释
比昂于1963年总结了他提出的治疗师就像一个容器（container）的观点，在他看来，作为容器的治疗师可以涵容（contain）人们的情绪。
温尼科特也讨论了一些孩子在混乱家庭中的成长方式——这些孩子对自己缺乏信心，并期望坏事发生。他们成为了典型的悲观主义者。
Winnicott将抱持环境（holding environment）描述为一所房子（当然，通常是房子里的人）。温尼科特借此宣布，抱持环境（也被成为“安全背景”或“幸福感”）促进了儿童思维结构的发展，减少了孩子的焦虑。
相对而言，Bion的方法是为那些“更不安”的人设计的，当代客体关系理论认为这些理论比较宽泛。
布莱克曼认为，比昂提供的是支持性的理论，即，一个人倾听另一个人的感受，并以某种方式“吸收”这些感受。
这一概念在约翰·格雷的畅销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中得到了推广，这本书中的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是：女人希望自己的需求（needs）得到理解，而男人则希望自己的成就（accomplishments）得到赞赏。
涵容和抱持的概念，在任何支持性治疗中都是标准的配置——为你的来访者“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简短回答
无论治疗师面对的情况是怎样的，倾听都是一种有用的方法，但是，倾听往往是不够的。对于一些患有精神病或接近精神病的人来说，治疗师秉持理解、吸收的态度是有用的，但是，对于治疗师而言，他们可能必须采取行动，以保护患有这些疾病的来访。
分析性倾听（analytic listening）从涵容开始，同时又需要治疗师在干预前（运用防御和发展阶段理论）对来访做出回应。
治疗中的仔细倾听对每位来访都很有用，但在治疗精神病和边缘人格时却成为一个关键因素。不仅如此，现实检验中的中断与整合的纠正、对非理性想法的质疑，对失调看法的面质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详细解释
虽然倾听通常是一种合理的方法，但是，如果来访者欺负治疗师，或者有超我缺陷（内疚、羞耻、正直或道德方面的出现了障碍），那么简单的“理解”可能会给治疗带来问题。因此，治疗师在面对超我缺陷的来访时，就有必要进行面质、纠正来访，并且尝试着找出这种伤害和干扰的背后的原因。
如果来访能够观察自己，并有能力组织自己的思想，那么，治疗师首先要仔细的倾听，然后指出心理状态中的不正常的因素——这些因素就包括了病理性防御（例如投射和否认）。
治疗过程中的“共情”往往会让治疗师陷入被动的境地，破坏治疗的能动性。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治疗师会认为他们的干预是有害的和“非共情的”——并且导致治疗师在进行任何干预时，都会有负罪感。
如果治疗师感到共情=被动、不灵敏=能动，治疗师就会觉得压抑、无法进行必要的干预。这种情况在治疗师管理阻抗时尤为重要，因为管理阻抗需要治疗师的活力。
治疗师需要对来访的无意识叛逆敌意进行讨论，这种敌意来自父母，导致他们迟到、缺席治疗，并下意识地挑起治疗师的批评（青春期的重复模式）。
在这些情况下，被动的“涵容”不太可能帮助有此类问题的人。另一方面，如果来访正在哭泣，最好不要打断他们。
哭泣的人最终会停止哭泣；当来访被情感吞没时，最好不要试图向他们解释事情。此时，让来访持续的呈现自己的梦境而不打断来访的情绪，往往是最好的方法。
治疗师可能会让来访重复报告自己的梦境，同时留意第二次中的不同，保持警惕、成为“一个容器”并且深思熟虑是好的。当人们退行时，通常意味着治疗师“涵容”了一段时间。随后，治疗师可以尝试着“趁热打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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